探寻法律的内在道德——兼论富勒《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的道德性》的创作动机源自富勒与哈特的论战,同时,这部经典著作也是富勒自然法思想的巅峰之作,在书中富勒充分展现了他的新自然法思想及其理论建构,尤其是在全书中富勒围绕法律内在道德而展开的论述及其由此而引发的学界激烈讨论,使我们对法律本身的理解乃至对整个法学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啻引起了自然法思想的一次重大理论变革。     

杜威“做中学”与“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之关系浅析

今日中国,教育改革轰轰烈烈,其核心目标就是强调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与美国教育家杜威重视学生的实践经验,提出"做中学"这一命题有着重大关联。因此,探究杜威"做中学"与"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刍议社会道德感情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以我国法律为例

该文主要目的是说明在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活动中,“社会的道德感情”这一因素的价值以及其所起的作用.文章从此三方面切入:第一,在法律活动中,—人权利的解释”；第二,这种感情虽然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保守的特点,但是这并不构成否定其存在的理由,第三,“社会道德感情”虽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素,但是观念之冲突中,个人权利主张者需要自己承担论证的义务.从而指出“社会道德感情”是一项法学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道德：人们幸福感的“源头活水”

道德与人们幸福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践领域中的古老问题,其核心在于如何解决道德行为与人的幸福的不一致问题,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冲突。如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手中的金钱也多了,可是人们却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了。现代人幸福感悟能力的弱化源于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的缺失,忽视了道德对幸福的重要作用。     

试论道德法律化

道德和法律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永恒的话题。近几年，许多学者都论述了道德法律化的相关问题。道德法律化就是一定的道德观念或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的事实和过程。本文通过对道德法律化的概念及表现形式；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在于道德功能的局限；道德法律化的可能性在于道德与法律的共性；道德法律化的现实性在于人类社会的需要的分析来揭示了道德法律化问题。     

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道德和法制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道德是法律得以顺利推行的基础,健全法制并严格执行,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和道德得以发扬的重要条件。但道德的要求比法律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建设比法制建设更根本,“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     

论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道德与法律的界定和关系总能随着时代的不同、理解者角度的不同不时生发出新意,人们也总会遇到道德与法律选择的困境和险境。在目前法治建设的语境下,法官在面临道德与法律的困境时,应坚守司法逻辑,区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     

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隙论

法律道德主义者把“法律强制执行道德”视为“法律对不义行为的镇压”,认为法律强制本身具有正当性.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法律与道德有明显的界限,法律不得对任何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进行干涉,力图捍卫私人的道德自由.然而,法律道德主义的论断从理论预设到论证过程都不够周全并且可能掉入“道德民粹主义”的漩涡;而后者未将不道德行为进行区分而一味否定强制,则有鼓吹“道德冷漠”之嫌.事实上,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者之间存有间隙.     

试论道德建设的法律基础

道德与法律的内在联系以及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和法理性，要求在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借助法律的力量。但在长期的道德建设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基础和忽视法律手段的辅助作用，以致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建设出现软弱的局面。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强化道德建设的法律基础，从而提高道德的他律意识、增强道德规范的他律作用和优化道德实施的外部环境。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与道德回报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以“义”为核心，围绕义利之辩展开，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苟子在百家争鸣中充分阐释了他们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等义利思想。通过分析儒家的义利观，我们看到建立在“义利合一”基础之上的道德回报对于提高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建立道德回报的有效机制有着重要意义。     

布兰特道德权利的内涵

准则功利主义代表布兰特首先通过对比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及对道德义务概念术语的分析得出了道德权利概念的深层含义；其次，布兰特对道德义务中社会道德准则与动机问题进行了简析，并认为遵守道德准则将成为人们尽义务的重要保障；最后，布兰特借鉴罗斯显见义务理论来指出了道德权利的相对性这一核心问题，使其成为化解功利与权利之争的一把利剑。     

浅析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道德和法律有着严格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产生的时间和条件不同,道德比法律规范产生得早,法律仅存在于有阶级的社会中,而道德则在无阶级社会中也存在;表现形式不同,道德是自发形成的,法律则通过具体的、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调整范围不同,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要广泛得多;作用机制不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等非强制形式发挥作用,法律则是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对人们行为的要求程度不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行为要求比法律规范高。     

唐君毅论“道德自我”

 唐君毅认为，“道德自我”与“现实自我”属于同一“自我”，是“自我”的两个方面。“现实自我”是现实具体的自我，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自我，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自我，易受外在他物限制，是有待被超越的自我。而“道德自我”是内在于人自身的，不受时空限制的自我、精神的自我、主动的自我、具超越性的、形而上的自我，具有辨别善恶、趋善除恶的“道德意识”与“道德理性”。道德生活便是根据“道德自我”的应当意识（合乎“道德理性”的“道德意识”），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去破除“现实自我”的限制，超越自我，创造出真实的自我。这一思想构架显示了唐君毅传统儒家“尽人之性以立天之命”的情怀，突显了人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机制与效力。     

论哈特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哈特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他认为新分析实证法学之所以坚持自然法的最低限度,主要是由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的社会属性成为人的首要属性,因此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主要还是分离的.并通过分析、比较、演绎的方法,阐述为什么坚持分离的理由.     

谁更忠于法律——我看哈特与富勒论战

哈特与富勒为了同一个忠于法律的目标,提出了完全相反的主张。从表面上看,哈特坚持的"分离说"与富勒所辩护的"结合说"是两种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理论主张,但如果仔细分析哈特所坚持的"分离"与富勒所坚持的"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会发现他们不仅有共同的目标,而且在"如何实现目标"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     

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发展探析

道德作为调节人们行为的非法律规范,它的发展应适应人的需要;在价值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构建合乎人发展需要的“适然”道德应当是以“底线道德”为标准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道德。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道德向个体道德发展。     

简论“道德滑坡”

“道德滑坡”现象不容忽视。“道德滑坡”的主要原因:一是价值观的“错位”;二是执法不力;三是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和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四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滞后和政治思想教育的乏力。而解决“道德滑坡”问题,促进道德进步的主要途径应该是:一、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本质教育;二、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分析,以发展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四、加强道德建设的法制化;五、严惩腐败;六、建立,健全“扬善惩恶”机制;七、加强执法力度等。     

依法治国背景下道德与法律关系研究

就法的历史发展而言，法律起源于道德。就现代社会而言，法律也应以道德为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为了增强法律的实效，要充分认识道德与伦理的重要性以及法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重视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     

非道德主义的道德——评韩非子的政治道德观

韩非子在历史上饱受非议，其著作《韩非子》使其背负了“刻薄寡恩”的千古恶名。然而，“非道德”并非完全“不道德”。“轻道德”更不能等同于“无道德”、“反道德”，故不能一概而论韩非子完全摒弃道德。事实上，道德在其政治统治思想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作用。从厘清“非道德主义”概念出发，剖析其政治道德观，提炼出其中内含的道德“实然”因素和“应然”作用，批判加之其身的“政治无道德”的传统论点，以期还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本然面目，并从中获得治国之道的有益借鉴与启迪。     

试论忽必烈“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

“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是忽强烈在吸取儒家伦理思想基础上对祖宗“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问题的改造，亦是对当时理学家、法家“义”“利”对立观点的解决。从“拯民者莫如实惠”的道德实践活动可以管窥包容性和实际功用性是忽必烈伦理思想的两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