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森事件"及其影响

苏联物理学家格森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对牛顿力学的研究开创了科学史外史研究的新路向，对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了格森、“格森事件”及其影响。     

天文,巫咸,灵台—天文星占与古代中国的政治观念

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星占之学,外史方向上的研究在国内至今仍大体呈空白状态。本文选择了三个向来不太为人注意的切入点,尝试对古代天文星占之学与政治观念之间的关系及有关背景作初步接触。一、天文“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此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早期文献中作“天象”解之例甚多,这     

免疫学编史学研究述评

本文概述了免疫学科发展的历史，介绍了过去50年间免疫学史研究的概况。在免疫学外史研究中，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方法的引进扩展了免疫学史的视野，加深了我们对免疫学史上重要事件的理解。但是，后现代科学观有可能扭曲科学本质，并误导科学史的研究，必须警惕在免疫学史研究中的这种倾向。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发生的免疫学革命是20世纪生命科学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技术、解放与讨论--对哈贝马斯为何重视"讨论"概念的一种考察

作为日常生活惯用语的“讨论”这一词组，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是反复出现的重要概念，特别是论及到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关系问题时，更见他对“讨论’’的重视。这一现象值得探究。哈贝马斯之所以重视“讨论”，在于他通过语言研究，从意识哲学转向了交往哲学，从双重理性化的视野考察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关系，把“讨论”看作加强交往合理化的途径。     

李迪先生的大科学史观

本文探讨了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大科学史观。认为李迪先生的科学史研究一贯重视科学史理论与方法。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包括三个方面:注重综合史、注重通史和不认同科学内史与外史的划分。李迪先生大科学史观对我们今天的科学史研究有启发意义。     

略论技术试验方法

在技术方法论的研究中．人们越来越关注具体技术方法的考察，有按技术开发总体程序而进行的关于技术规划与设计方法、技术试验与试制方法、工程技术体系建造或实施方法、技术改造、技术革新及技术推广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有对技术方法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所作的考察；还有对发明创造思维方法所进行的较深入的探讨；从而打开了一个技术方法论研究的广阔领域。然而就方法论的“论”而言，需要把分别研究结合起来，使理论研究走向深入。纵观人类技术发展的历史．在技术方法的创造和应用中，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方法或“元方法”呢?这是应当注意的一个研究方向，作者认为技术试验是一切技术方法中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技术试验”是技术方法论中一个重要的范畴。本文试图从技术哲学角度对技术试验作一些概括性论述，以期引起讨论。     

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产业实践问题：略谈工程和工程实践

吴彤教授受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托，邀请了几位在科学实践、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产业哲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的正在成长的学生，对“科学实践”、“技术实践”、“工程实践”和“产业实践”及其“实践的规范性”进行讨论，组成了这组笔谈，现成组发表以飨读者。[编者按]     

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编史学的贡献

文章认为，对科学编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系统阐述是历史主义学派的两大学术成就之一。其代表人物关于科学史层次划分的思想对科学编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它为探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内史与外史的关系创设了新的理论平台，而科学发展的合理性模型的构建为科学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历史分析的基本工具。     

“科技”是一种汉语语言现象——与邹承鲁、王志珍二院士商榷

对汉语将科学和技术简称为“科技”的批评时有所闻，我也曾同意过。比如1999年《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征集意见时。我就建议将刊名直接叫做“科学技术术语研究”。但是后来，我又觉得这在汉语中其实不是问题。读中国科学院邹承鲁和王志珍二院士《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参见《科技日报》2003年8月5日）一文，由于文中涉及到“科技部”“科技处”这些建制的称谓问题，我同时认为还涉及到《科技术语研究》这个刊名问题，才感到问题有些大了，应该讨论讨论。下面，试从三个方面分析：     

论科学编史学的“苏(俄)学派”

20世纪出现的科学编史学“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虽然各自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科学的发展现象,但过于极端的做法并不能令人满意,对于科学发展也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而依托苏联(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三位代表人物形成的“综合论”学派,具有辩证且立体的学派理念、目标方向、特征表现,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学术眼界。对于学术界更全面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成果、科学活动、科学价值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