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与重构——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与周女性观的关系

学界存在着一个神话,认为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悲苦＂女性形象,如祖母以及杭州花牌楼的诸妇女,激发与促进了其＂哀妇人而为之代言＂的女性观的生成。这个神话不仅在周作人自己那里被一再言说,后来的研究者如钱理群先生等也延续了周作人的这种误识。实际上,所谓的＂悲苦＂更多的是强加给那些女性形象的标签。悲苦女性形象对周作人的影响,在周少时并未显现,它主要是周在后期回忆中的＂重构＂。并非这些悲苦女性形象促发了周＂哀妇人＂女性观的形成,而是在其已成型的女性观的视阈中,她们经过扭曲和过滤而呈现为特定的符号表征。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现代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确立：《知堂文集》

一　为什么要选讲《知堂文集》周作人一生编过许多散文集 ,大多是编年体的文章结集 ,而《知堂文集》却是他亲手编辑的一本自选集。 1 933年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上海书店出过影印本。 2 0 0 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止庵策划的“周作人自编文集”系列 ,《知堂文集》亦在其中。止庵在《关于〈知堂文集〉》中有如下评说 :“三十年代初 ,周氏在完成文章路数变化的同时 ,还对自己此前一个时期 (从五四或更早些时候算起 ,不妨称之为周作人创作生涯的前期 )加以总结 ,讲演《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为一例 ,几种自选集性质的作品 (除本书外 ,还有《儿童…     

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

“人的文学”是公认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大中心理论之一,周作人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周作人从达尔文进化论出发,将“人”定义为“从动物中进化而来的”,人性等于“神性 兽性”;他的人道主义就是代表“神性”的博爱型人道主义与出于“兽性”的个人主义的结合,人道主义文学是“人”的文学”。由于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加以对尼采学说的扬弃,周作人坚持自由与宽容;随着他更多的返回传统和对古希腊、日本人对自然与美的热爱之情的向往,周作人倡导生活艺术化,其文学观也随之更突出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是身兼启蒙者与文学家的周作人在特定时空里融合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学观。     

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相背与相向—论周作人与成仿吾对文学艺术性追求的坚持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周作人与成仿吾似乎有着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在文学的内容与形式表达上,周作人由人生关注转向艺术园地,成仿吾则由艺术之“美”走向人生之“善”之“真”;在文艺的表现自我上,周作人由社会大我而一己小我,成仿吾则由小我而转向大我：两人相背而走,殊途亦不同归。而且在追求道路上,两人好像作了一个方向上的置换,似乎是对自己前期选择的一种背弃。然而,深入表象下的本质,我们发现的是他们对艺术追求的坚持。     

中庸主义、个人主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影响--以周作人及与鲁迅的比较为例

周作人在<谈龙集·上海气>中说"我终于是一个中庸主义的人."看来周作人对自己的了解是很深的.对于周作人的复杂人格,任何一种简单化的说明都是有害的,因此,以矛盾分析的办法以及与鲁迅进行人格对比的方法,论证鲁迅的人格是殉道的、苦行主义的,而周作人的人格则是中庸的、现世主义的,对于探讨周作人的人格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在矛盾,并以此关照中国现代社会条件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以及人格分裂问题,也许不无意义.     

周作人与新潮社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北大的教师,新潮社是以北大学生为主创办的新文化社团。周作人在写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文章之后,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思想家,新潮社在思想上成了他的忠诚的追随者。周作人是新潮社的最后一批社员和最后一任主编。但是,在抗战胜利后,新潮社的主要缔造者傅斯年,却因周作人抗战中的附逆表现,毫不留情地与当年的老师划清了界线。周作人对新潮社的感情也就此断绝。     

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有过近似＂隐逸＂的经历,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出一种＂隐逸＂的理想和精神。周作人的这种隐逸倾向影响了同时代甚至当代作家的创作,因此探讨周作人的＂隐逸＂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试论现代转型期周作人的另类选择

在历史上，周作人给我们一个别扭而尴尬的印象。周作人的一生，可说是刻意为文与无可无不可做人的一生，活在一个转型而又动荡的时代，周作人站到了歧路的中间，面对道路的两歧性，周作人在为人上、学问上、大节上，作出了很不一致的选择，似乎是一切满足个人主义的选择。我把这称为另类选择，周作人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选择，有其时代、家庭、本身性格、所受教育、以及心理的原因。本文从周作人的人、文上分析了周作人的这种选择及其理由。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女青年会

基督教青年会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成立后不久即传入中国.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本着基督精神,提倡德、智、体、群四育,培养了一大批有益于国家和社会的男女青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致力于宣传宗教文化,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引入中国,为社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应予以客观的评价.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面对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关心社会文化生活,热心于公益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和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甘博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看唐、宋洗儿风俗

“三日洗儿”是我国育儿风俗之一,包含洗浴、赠赏、宴乐等内容,主要是为小儿祈福,保健因素较多,对于体质弱小的婴儿来说,则是一种考验。这一风俗至迟在唐贞观初年就已出现,到开元时已基本定型,此后盛行不衰。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所出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绢画部分再现了唐、宋时期的洗儿情景,为研究唐、宋洗儿及其仪式提供了极为丰富可靠的形象资料。洗儿风俗的盛行有其合理因素,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渗入了一些消极、落后因素,比如奢侈、夸富之风等,渐渐背离了洗儿礼的本质,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东盟国家文化”课程设计研究

在全国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和东盟与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越来越多领域的深层次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下,开设"东盟国家文化"课程并将其纳入大学英语后续课程体系,通过英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让学生在了解东盟各国社会与文化的同时,开阔其视野并提高他们对英语的兴趣。"东盟国家文化"课程作为大学英语后续课程的开发,从教材选定或编写、课后学习资源的建设、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积极性的激发、上课方式的酝酿到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都需要教师付出难以计量的时间、精力和汗水。     

论中国古代的刑罚观念

通过对中国古代刑罚的嬗变及刑罚制度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刑。罚与观念密不可分。从刑罚的起源来看，刑罚既不是“出于天”，也不是“起于兵”或“源于苗”，更不是由“象刑”演变而来，刑罚只不过是观念的产物，并随着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髡刑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被认为比笞刑还重的刑罚，只能从古人对头发的不同观念来解释。而族刑作为极其残酷的刑罚制度，也不过是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产物，其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论是“秋冬为刑杀”的“顺天行刑”思想还是“灾异赦宥”的行刑思想，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四季及天象异常的相应观念在行刑制度上的反映。     

公司的合同解读

《公司法》、《合同法》是我国两部有着特定历史背景、扮演重要角色、肩负重要任务的民商法律。公司合同理论是经济学界对公司性质的一种解说，它把公司看做法律的拟制物认为它是一系列合同的联结，发挥着联结公司有关合约的功用。该理论提供了一套新的关于市场经济的思维训练和研究范式。     

焦裕禄治理兰考“三害”对于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发展理念的提升与创新,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日益加剧,已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势在必行。焦裕禄治理兰考"三害"的做法使兰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这给我们加快"美丽中国"的建设带来了诸多启示。     

国家免疫第三道防线：社会系统抗逆

社会系统构成国家免疫系统的第三道防线,社会经济系统抗逆能力取决于社会分配公平、社会腐败、通货膨胀、就业状况和社会凝聚力等敏感因子。本文对45个样本国家的抗逆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与分析,研究表明：在45个样本国家中,有9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较强国家”,有15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一般国家”;有11个国家属于“较差国家”;有10个国家属于社会抗逆能力“脆弱国家”。中国在45个国家中排第16位,属于“一般国家”之列,说明社会抗逆是我国免疫系统中相对薄弱的一道防线,有针对性调控社会抗逆敏感因子,是快速提高国家免疫能力,保障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南海问题中的日本因素与我国的安全环境

冷战期间日本承认中国对南海的主权,冷战后日本追随美国开始介入南海争端。新世纪,为维护其海上“生命线”安全的需要,保障其经济利益,争夺地区主导权并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上牵制中国,日本开始介入南海争端,其战略措施有：舆论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并进一步巩固日美同盟,包括拉拢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日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从军事战略上谋划介入南海地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意图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增加问题解决的难度,阻遏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严重地威胁中国领海主权的完整。在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日本因素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     

工科院校实施创造教育的途径

作者提出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创造教育 ,其途径是 :给三年级学生开设《普通创造学》课程 ;各专业任课教师要自修《普通创造学》课程 ,并结合各自专业开展本创造学的研究 ,研究成果要在专业课教学中展示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刘师培“正名”思考的乌托邦瞬间

“正名”问题贯通了刘师培“变节”之前的思想脉络。刘师培一方面看到中国的意义系统在西方冲击之下需要依照“公例”来修正，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西方所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此一公例只会将中国置八这一霸权性关系，因而他的“正名”冲动意在同时“克服”中西弊端．也引导他走向无政府主义革命。刘师培的“正名”冲动呈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回应中西古今冲突的独特方式．此种冲动的兴衰起伏正相符于刘前后变化的轨迹。“正名”可以说激发出一个新的“起源”瞬间名物之间的关系的重新整理与确认，而且这一“视野”的边界不单是中国，甚至涵括进整个世界。刘师培激进的“乌托邦”政治观正是更大的“正名”问题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刘师培、章太炎和鲁迅关于“语言”问题思考的同异也暗示着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不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