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孙光宪的词及其生平的几个问题

一、对孙词的评价问题谈到唐五代的词,有的人往往举温(庭筠)、韦(庄)两大家为代表;有的人则以温、李(煜)为其杰出代表。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唐五代词”这一章中说:“在唐五代词人中,无论从作品来看,或从词的发展意义上看,最有成就的当推李煜。”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况”中说:“温庭筠是词的创始者,李煜则是词的扩大者。”其实,孙光宪的词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家,他的词无论在数量上和     

传统模式的"结穴"与新"范式"的探索--评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

当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撰写即将走近“僵死的终点”^[1](P70)，接受美学的引进为“重构文学史”指示了新的方向。运用自觉的接受史意识重新撰写文学史，不仅能深化对文学家、文学理论和文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成为一个具有无限潜力的学术研究领域。在文学史的个案如辛弃疾研究中，当我们审视其词     

不幸的国主 有幸的词人——简论李煜

李煜前期的词风有些“花间”脂粉气,以柔靡香艳的主色调。经历了“沧桑之变”后,他的词风变得自然朴实,大胆率者,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     

南宋雅词之探

雅俗之辨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宋词作为一代文学样式，在雅俗的演变上更有其特点。南宋词坛经过自北宋以来的长期探索与辨析，在词的雅化之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内容上反对淫艳猥亵，提倡骚雅；风格上“涉谐谑”、“鄙俗”、“侧艳”则去之；在词体源头的探求上，认为诗词同源，推尊词体；语言和音律求雅，反对俚俗。姜夔、张炎、王沂孙等是南宋雅词的代表。通过南宋词学的雅俗之辨，词的创作发生了根本变化，词人的创作规范化、理性化了，人们认可了词这种文学体裁，并使词体定型，渐成为与诗比肩的一种文体。     

浅谈唐宋歌妓词的创作内容与特点

在我国文学史上，词以它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巨大的艺术魅力，既深深地吸引过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大听众和读者，又为后世人们所肯定和传诵，被誉为文学史上的“一代之胜”。当我们提起词时往往想到的都是一些大家，其实歌妓词的创作也是别有特色和韵味的。歌妓地位低下却才华横溢，她们与唐宋文人士大夫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她们是较早的觉醒者，有强烈的悲愁和自主意识，她们也留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词，用真情和聪慧，展现了一副别样图景。     

“旦曰”及其他

在我国古代文藉里,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的文藉里,有个常见的时间词“旦日”,历来被许多专家和学者释为“明日”。目前,我国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的教本及其参考书里,都毫无除外地把“旦日”注释为“明日”。如《先秦文学史参考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建国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个人写作

自建国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写作就存在两种方式 :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在“个人写作”范畴中 ,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一批著作带着鲜明的国家集体话语首先出现 ;到 80年代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与钱理群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出版 ,“现代性”视角在文学史写作中出现 ;90年代 ,陈思和与洪子诚各自完成一部当代文学史著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在启蒙立场上对当代文学流程进行反思 ,从文学史个人写作由“集体话语”到“启蒙话语”嬗变的动态过程中 ,我们可感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对文学史写作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宋代理学家对词的态度

宋代理学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而在文学史上却一直是备受嘲弄的角色。他们重道轻文,以诗文为雕虫小技,不仅自己摒弃不为,而且认为文人是玩物丧志。自甘堕落.他们看不起文人,文人也看不起他们,这是很自然的。但是要说他们“对于词恨之入骨”,或“用种种手段压迫词”,则近乎莫须有的冤案。宋代理学家谈诗论文的很多,而对于词却很少涉及。即使是他们高傲得连眼珠也不屑转过去,也不能据此说他们如何地反对与压制。所谓“种种手段”,其实近乎捕风捉影。但由于这些说法出于一些词专家之口,故而影响甚广。大学讲坛上讲到宋词的发展,往往以此为宋代理学家的一大罪状,因此有分剖辨明的必要。 一、理学家扼杀词的罪状种种,完全是出于附会     

“and”在句中的位置功能及翻译

“and”一词在英语中随处可见,由于在句中位置不同,其充当的功能和表达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从位置上对“and”一词的功能和翻译进行讨论,有助于全面正确理解“and”一词含义。从而避免一见“and”就译作“和”、“及”的现象。     

“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早期汉语的“遭”类被动句——兼论“被”字句的胜出机制

早期汉语中“遭”类词在语义和语法特征上存在诸多相似性,“遭”类词作为被动标记的词;12来源也具有普遍语言学的意义。早期汉语中存在一组以“被”为代表的“遭”类被动句,但“被”和其他“遭”类词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导致“被”胜出而成为后世汉语的强势被动表达法。     

转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试论苏东坡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苏武是我国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他在诗、赋、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词作，激昂排宕，转一代之风气，在文学史上独放异彩。词自《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艳科”的范围，这些花柳之词，冶荡之音，与正统的言志、载道的诗文相比，品位甚卑。宋初以词为“小道”“小技”。文人作词，不过是为消遣，故词又别称“诗之余”。作词或被视为有才无行，有玷令德。苏武开始作词时，柔媚香软的柳词正风靡一时，时谓凡有井水处，人皆歌柳词，柳词影响之大，传播之广，于此可知。但这种流行曲只在民间有市场，登不得大雅之堂。东坡一…     

张惠言与周济词论之比较

张惠言、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的两位代表。张氏标举风雅比兴、力矫浙派弊习,开派基于前;周氏起为再传、主寄托、创词统、纠偏失、阐幽微、发扬光大于后。然二家词论实同中存异,精粗有别。在其理论的三大支点,即“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上,张氏创说,然未免矫枉过正,容有未密;周氏取其精华,纠其偏颇,后出转精,但仍有值得商榷处。其理论核心“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不可视为唯一标准,其词统说与其理论亦有相矛盾处。但总体上看,二家词论各具真知,不乏灼见,应予关注。     

张说文学史地位之再认识——写在《张说集校注》之前

张说诗、文、词、小说等作品的创作,与同时代作家相较,成就突出;其文艺主张的先进性、科学性与系统性,也超过了“四杰”、陈子昂;这一切都说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崇高,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但目前的中国文学史,除一两种以外,绝大多数均未能予以正确评价.     

“墩笃”考

“墩笃”一词在古文献中常记作“敦笃”。翟时雨先生在《重庆方言志》中对“墩笃”一词释为“男性长得帅”。有待商榷。本文通过考察一组同源词,对该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证,认为以“敦”为声旁的一组同源词在意义上都有“厚实、敦实”之意,即可证“墩笃”解释为“”男性长得帅”义欠妥。     

独立苍茫醉不归——析辛弃疾写醉词之境界、意蕴

辛弃疾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在诸多的词作中,他的写酒写醉词作也别出心裁有所托,为人称道。因为在醉词中,其醉态是假,醉意是真,同样抒发了壮志难酬、立功无名的悲怆情怀,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世界观和蓬勃向上的人格精神,具有独特的美学意蕴。     

淮海词的艺术成就

在宋词发展史上,秦观及其《淮海词》的地位很高,他的老师,开一代词风的苏轼称他为词手,他与黄庭坚并称“秦七黄九”,而且人们公认黄不及秦。又与柳永并称“秦柳”,与周邦彦并称“周秦”。被誉为“婉约之宗”。作为“婉约之宗”的秦观,其词在艺术上确有很高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试论“上”与“下”的对称与不对称现象

对称与不对称现象是存在于语言世界的普遍规律，理应为语言学界所关注并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从理论上说“上”与“下”应为一一对应的关系，有“上”即有“下”。但语言在受语言内部调节系统制约的同时，也受到语言外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上”的构词能力远大于“下”。“上”和“下”构成的词和短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其语义也在发生变化。这些都是导致对称破缺的因素。主要以“上”“下”构成的各类词和词组为例，用归纳法描写、分析其对称与不对称性。旨在以显性对称与不对称的实例为依据，找出它们发展演变的规律，科学地预测其演变方向，研究开发潜性对称与不对称的空间。     

谢章铤之"词史"意识初探

有清一代，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大量的以词存史、以史入词、以“词史”品词的情况。而闽中词人谢章铤继陈维崧，周济之后不仅在词学理论上对“词史”意识进一步发挥，而且在词的创作中也体现出极为强烈的“词史”意识，为我国古典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是我国晚近词坛上不容忽视的一位重要作家。     

两种容易混淆的同音词

<正> 同音词指的是读音完全相同的词即声韵调完全相同,如“别离”“别针”“别去”“分别”中的四个“别”字;再如“工事”“公式”“攻势”三个词也是同音词。 同音词通常是就两个词或多个词而言的。有时它也可以理解为在语言形式上与某个词相同的词。现代汉语的同音词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偶同的,并非造词时有意在声音上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