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尔维屈罗诗学思想分析

卡斯特尔维屈罗诗学思想既有对古希腊罗马文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与发挥，其主要之点是：诗的目的不在教益而只在娱乐，诗的特征是创造性的想象虚构，初步地确立悲剧三一律的观念，用娱乐重新阐释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说。本文对上述要点作出了具体分析。     

司马迁文学思想体系及价值评述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有着丰富而独到的文学思想。就丰富性而言，他有着汉代一般文论家不具有的理论的体系性；就独到性而言，他的文论思想，不仅在汉代文论中是一种深刻而卓越的见识，即使对后代中国文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发展，如“诗骚”传统的建立、文学创作论等，都有不可限量的深远影响。     

汉代咏侠民谣的侠文化意义

汉代咏侠民谣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的源头,它们与史书的记录互为补充互为印证,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游侠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民间社会对游侠这一特殊群体的评价,不仅对我们全面认识汉代游侠,甚至对研究中国古代咏侠诗的起源与发展流变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汉代《诗》学编年研究刍议

汉代《诗》学是我国《诗经》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已在多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的叙述方式多是纪传体式的，对汉代《诗》学进行编年体式研究的著作还暂告阙如。由于编年体研究与纪传体研究相比具有“事实的陈述先于评价分析，客观的呈现先于价值判断”的特点，因此对汉代《诗》学这一失传较早，存留材料零散的研究对象来说编年体式研究意义重大。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通之处,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具有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鲁迅与《文心雕龙》

"摩罗诗力"和"现实战斗精神"是鲁迅文艺思想之核心,它们既是鲁迅在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影响和新文学发展实际基础上的独特创造,也是对<文心雕龙>中"风骨"这一民族审美理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之间既有差异又存在相通之处,证明现代文学批评与传统文论之间具有割舍不断的历史连续性.     

《中国文学史》“孔子删诗”说之教学鉴赏设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论及“孔子删诗”说,但对“孔子删诗”说的提出、流布、影响等问题都未曾论述。通过清理相关材料,可知汉初陆贾首次提出孔子编定《诗》一说,而司马迁则在陆贾的基础上,从编《诗》方式、标准、目的等方面提出系统的“孔子删诗”说,但还未提出“删《诗》”一语。西汉末东汉初,《论语讖》在删减《诗》《书》章句文献的风气下,首次提出孔子“删《诗》”一语,此说得到王充、班固、应劭等东汉学者的接受而成为学界共识,并对汉代《诗经》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对人生与艺术的执着追求──胡风诗论初探

胡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他的诗论是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诗的特质,对诗与时代、生活和情感的关系,对诗的风格等方面的见解主张,都充分表现出对人生与艺术的执着追求。不仅对当时新诗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今天诗歌以至整个文艺的发展繁荣,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是经学内部之争，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但更应统观；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诗大序》与汉代美学

<诗大序>即<毛诗序>首篇,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提出了儒家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和若干美学原则,是中国传统主导美学思想的总论.本文拟从"经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艺术的本质、诗的政教功用、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等几个方面阐述<诗大序>与汉代美学思想的内在渊源.着重论述<诗大序>的根本文学观--"美刺说"对后世文论的深远影响.     

当前儒学热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前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倡导的儒学盛行于中国和世界，在中国和世界掀起儒学热时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本文探讨了五个问题：儒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回顾；儒学热盛行于世界的根本原因；孔孟学说的研究中存在什么问题；当前国内儒学热的成就和不足；儒学思想对广西区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人格"的发展与影响

儒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儒学文化的“人格”演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中的“人格”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前儒学时期是“自然人格”;儒学形成时期是“理想人格”;儒学发展时期是“神化人格”;儒学教条化时期是“工具人格”;儒学解构时期是“批判人格”;后儒学时期是“寻根人格”。     

论后启蒙时代的儒学复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主义”在中国遭到新的质疑而呈现出蛰伏之势；与此相应的则是儒学的复兴。这两者此消彼长的相关性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有过类似的表现。在这一波儒学复兴中，“生命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的次序大致上表现出了儒学从学理探讨走向政治诉求的过程。当然，它们也受到来自启蒙主义与儒学研究者的批评；而我们在讨论这一时段儒学复兴现象时，也须注意以下前提：一、启蒙主义在今日世界受到严重的挑战；二、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三、意识形态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转变；四、儒学本身也发生了诸多变化。     

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儒家饮馔政治学新探

古代儒者之学重在礼乐养民.儒家的政治学,具有浓厚的饮食思维.所谓礼教或王道,基本上乃是甘饮美食以养民.这样一套政治哲学,不是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及概念所能理解或掌握的.也非仅从道德实践、心性修养方面论儒学者所能知.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应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从社会生活中全面活起来.     

朱子《论语》集注中的“仁”之论辨析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仁学思想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如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熹等在仁学思想的发展中均有卓越的贡献。朱子在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尤为突出。整理和研究朱子对儒家仁学思想的承继和光大,对当今海西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海西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儒学之本与儒学的当代意义

人类的文化创新之关键在于开发出新的最根本的人性本体与生活世界之原理,而儒学正逢其时。要创新和复兴儒学,需要深刻认识儒学之本。从中国文化之本源出发,可以引申出一个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创造理论：无极而太极的层级创化论。此亦儒学的基础及其开始。儒家的开发建立在周易哲学的创造思维与人性自觉的基础上。儒学为知本之学,亦为本体用之学。     

现代化价值体系中的儒学二重性问题断想

儒家思想本身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内容复杂殊异的矛盾统一体，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显得感情用事或狂妄无知。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伦理文化的角度看，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相抵触的，但它却可以成为现代伦理文化整合的基本材料．儒学的这种两重性，是我们具体分析其价值的基础和前提。     

论《墨子》研究中援墨注儒现象

春秋战国,儒墨颉颃,百家争鸣。即使是在《墨子》兴盛一时的战国,《墨子》研究亦未完全脱离援墨注儒的藩篱。儒学为宗,《墨子》绝而不息,牢固的儒家正统观念更使得后世的《墨子》研究者很难跳出援墨注儒的窠臼。以致于后世学者立足儒家学说,看墨必提儒、说墨必比儒,赞墨必赞儒。     

试论张之洞的经学思想

在晚清经学史上,张之洞是位重要的人物。他以经学入仕,其治经学先倾向古文经学,崇尚汉学,后主调和汉宋之学。在"中体西用"的思想中,亦有其经学思想的体现。他的经学思想在晚清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博物馆化”说与“游魂”说——对两种儒学困境观的比较和反思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提出的儒学“博物馆化”说认为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列文森认为儒学的“博物馆化”是儒学人文精神与现代工业社会之冲突导致的必然宿命。余英时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儒学“游魂说”则重在反思当代儒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脱离,从而导致了儒学仅仅成为知识理论化的存在。儒学的人文精神并不与现代工业社会存在根本冲突,恰恰相反,儒学人文教化的精神适足以为解决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问题提供文化资源。儒学的复兴必须是学术理论层面的突破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建设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