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皇家学会原始会员研究

本文是针对英国皇家学会原始会员所进行的一项群体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史研究者通常认为,学会成立初期面临着两大难题:研究经费不足,以及非科学家会员占大多数。根据皇家学会的会议记录,对成立初期的115位原始会员的活动进行分析发现,在皇家学会初期,绝大多数的原始会员都曾从不同方面对皇家学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非科学家占大多数的情况,对早期的皇家学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并不显见。而且,在科学体制化尚未完成的时候,以"科学家"职业作为学会会员划分身份的标准,亦并非妥当之举。     

博物学在皇家学会中地位的演变

以英国皇家学会为载体,考察博物学在近代地位的起伏变化.学会成立初期,会员受到培根理论的影响,特别重视博物学,并将它视作通向新形式自然哲学的基石;随着自然哲学地位的提升和数学、实验研究方法逐渐得到认可,博物学传统不断受到贬损;从18世纪中叶起,由于雷和林奈等分类体系的出现与传播,博物学重新得以繁荣.学会内部,博物学家与自然哲学家两大派别冲突不断.     

关于清朝乾隆时期中英之间的一次科学交流——1792-1794年英国使团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及其幕后策划者

1792-1794年,马嘎尔尼率英国大使团访问中国,这是世界近代以来两大帝国之间发生的首次大规模外交活动。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希望借此增进对中国博物学的认识,实现对中国动、植物资源的科学与经济价值使用,以增强大英帝国实力,于是便主动帮助使团制定在中国的博物学活动规划。抵达中国后,以斯当东为首的博物学团体记载下大量博物情报,采集了许多植物标本,并多次与班克斯通讯,报告在中国的博物学见闻。英国使团的博物学活动体现出该时期中英科学文化交流与"西学东渐"十分不同的特点。     

宗教、科学社团和航海:17—18世纪英国的皇家学会和科学航海

17世纪,英国宗教与科学的联盟关系为英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科学因此获得社会高度赞许,科学活动成为中产阶级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中产阶级通过参与和主导科学社团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社团,皇家学会贯彻了实用的科学哲学观,并对科学航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8世纪,与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竞争促使英国积极参与航海探险,从中获取科学优势,进而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皇家学会为科学航海提供资金和研究人员以及观测研究的专业性指导,而航海家们的积极合作使得学会和航海之间产生了良性互动,并推动着18世纪英国航海获得比同时代其它国家更大的成就。     

科学成为“公众知识”——18世纪英国的科学与文化

18世纪"显著地"成为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科学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获得了稳固的地位。通过出版物和巡回讲座,科学被传播到空前广泛的范围。通过皇家学会和皇家工艺学会、外省科学学会、非国教学院、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科学学会等组织化渠道,科学与工业得到了有效的结合。作为文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科学成为英国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科学知识成为"公众知识"。这种科学融入近代文化所产生的飞跃与科学革命本身一样重大。     

科学知识生产的权利保障——试析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权利

皇家学会是英国近代早期兴起的第一个科学社团,它发端于17世纪伦敦知识分子群体自我组织意识的觉醒,并凭借国王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依据特许状的规定,皇家学会获得了社团法人的自治权。这种作为主体权利的自治权使得皇家学会可以抗衡政治和教会势力逐渐发展壮大。对皇家学会外部权利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近代科学团体的兴起和发展特点,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17世纪英国知识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等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科学的制度规范之兴起与演变——伦敦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的历史贡献

17世纪左右,以伦敦皇家学会为代表的科学组织的相继成立,使科学活动组织化,为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本文考证了伦敦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亨利.奥登伯格在学术信息交流的演变和学术讨论的开展、学会的建立和理念的传播、学术期刊的创立、优先权的确立和同行评审制度的建立等科学的制度规范方面的历史贡献,探讨了17世纪科学的制度规范的兴起与演变。     

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

葛利普是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自1920年来华后,不仅对中国的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教育与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生物学的发展也十分关心。在他的号召下,1925年成立了北京博物学会,吸引了当时在北京及部分外地所有重要的相关学者。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演讲、年会、野外考察,颁发"金绍基奖章",并出版很有影响的《北平博物杂志》,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生物学的发展。在民国时期北京的科学界,形成了一个以葛利普为中心的科学团体,其中既有他的中国同事和众多学生,同时亦凝聚了当时北京内外的外国学者。通过对北京博物学会和《北平博物杂志》的分析,可窥见当时北京科学界的国际化程度和学术水准。     

从"科学为科学"到科学为人类

"在科学获得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牢固基础以前,它需要合法化的外部来源."([2],p.18)17世纪的科学家们不得不为其工作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中一个最有力的理由是为了"赞颂自然的伟大创造者"上帝而工作.这种"科学为上帝"的观念在很多科学家的言行上体现出来.玻义耳在其临终遗嘱中,他祝愿皇家学会的会员"在其值得称赞地致力于发现上帝杰作的真实本性的工作中,取得快乐成功".([2],p.127)而当时最著名的动物学家弗朗西斯·威鲁比,由于过分谦虚而不愿发表他的著作,只是当他的同仁一再坚持说发表这些作品是赞颂上帝的一种方式,才答应发表它们.     

约翰·雷的地球博物学及其意义

在早期的科学编史纲领研究中,近代地学研究一直被视为科学与宗教冲突模式的典范;地学研究与宇宙论的分离被视为现代地质学诞生的标志。随着新的编史纲领的出现,早期地学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英国17世纪博物学家约翰.雷的地球博物学具有反理论性与整体性的特征,在他看来地球上各部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这种地球观念对今日的地学研究仍然有启示意义。     

阐释自然：19世纪英国动物学知识与图书的发展探析

时至19世纪，博物学的发展态势颇为良好。其中，人们对动物的关注不断深入，积累了可观的动物知识；而随着伦敦动物学会的成立，专业的动物园、博物馆也日益成为动物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中心。在当时学者们的书写成果通过各种方式发表或出版，被加工成插图精美的博物学著作，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动物学知识的积累与扩散，既体现了英国传统文化基底的部分特质，也促使19世纪的英国人更多地思考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专门科学团体的崛起——以中国化学会为例

20世纪30年代,各学科专门人才一定程度的聚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资助为专门科学团体的成立创造了适宜的条件.以1932年中国化学会的成立为发端,全国性的专门科学团体相继成立,从而开创了科学团体在中国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化学会在创建时期,设立并完善了各种领导机关,制订并修订了会章,在国内外设立了分会并大幅度扩充会员,创办了3种期刊并形成了年会制度,从而凝聚了中国化学家群体,并使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始得到国际化学共同体的认可.同时,会员齐心协力共度经费难关.专门科学团体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

18世纪,地理大发现、帝国扩张客观上为欧洲带来了海量的异域物种,促进了博物学的发展,要求博物学范式的统一。林奈和布丰当时最重要的两个博物学家,二者均致力于自然秩序的理解与探寻,在对自然秩序的理解上却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后人。林奈的贡献在于性分类体系、分类、命名、植物学拉丁语等方面的改革,为博物学统一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的体系简洁、明了,更重现实应用及传播,契合了帝国博物学所需;布丰的体系则强调自然的多样性、连续性,却在体系之争中略逊一筹。但无疑,二者对自然秩序的探寻共同为博物学的发展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威廉·格罗夫与19世纪英国皇家学会的“科学化”变革（英文）

19世纪初期的英国皇家学会曾面临严重危机,这场危机被学会通过内部长期的改革最终消解。威廉·格罗夫在此项长达27年的改革历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踢出的“临门一脚”直接促成了19世纪中期皇家学会科学化改革的最终成功,并间接导致了皇家学会在19世纪末期的虚体化转向。     

林奈自然经济理念的缘起与实践

18世纪的博物学体系奠定了此后自然界分类和命名的基础,细究之下,博物学的发展与欧洲诸国的殖民扩张、经济战略密切相关,林奈体系则是这一背景下的标志性成果。在林奈看来,自然是一个经济体系,每个自然物种都在其中扮演着特定角色,但自然资源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衡,人类通过研究自然秩序、挖掘自然潜力,可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林奈的这种做法立足于当时欧洲、瑞典的政治经济背景,具体手段包括物种引进、驯化等,处理的是博物学、自然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     

从数学到博物学——布丰《博物志》创作的缘起

在近代西方博物学史上,布丰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但是,布丰起初并不是博物学家,而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并因此被接纳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布丰为什么要放弃藉以成名的数学而转投博物学,并创作出了启蒙时代的代表性巨著《博物志》?本文从布丰所处社会背景和布丰本人哲学风格的变向两个角度出发,对布丰的这个转变做了一番考察:布丰将真理区分为数学真理和物理真理,数学真理只是心灵的建构,自然界中只有物理真理,后者用概率来表达;博物学的目的就是为自然建立一座物理真理的大厦。     

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在日本：从万叶博物学到里山模式

如果说帝国型博物学的发展局限于近代西方文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则出现在人类诸文明的博物学传统之中，其共同特征是天人和谐的乌托邦理念。对日本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的考察有助于从非西方视角丰富其理解。17世纪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东传刺激其形成了以辨物为核心的本草学传统。19世纪初，本草学与国学的交汇促进了万叶博物学的兴盛，幕末本草家畔田翠山可谓集大成者。万叶博物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感受、认知和体验自然的方式。日本近代化所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激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抗议，博物学家南方熊楠在反对运动中集中论述了神社周围的镇守之森的重要性，回应了如何在现代社会维持日式自然的挑战。战后高速成长导致日本环境问题丛生，19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使得里山模式成为备受推崇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实践方案之一。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研讨会

<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探讨科技工作者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等问题。2014年12月18日,在中国科协直属全国学会举办的会员日活动期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部分在京理事、会员,在中国科技会堂举办"科学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研讨会。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农学院、河南     

玛丽·米特福德的村庄：性别视野下的阿卡迪亚博物学

玛丽·米特福德延续了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其代表作《我们的村庄》是文学与博物学完美融合的又一经典之作，以她生活的三里口村庄为背景，描述了乡村生活和大自然。她博览博物学书籍，以博物学家的好奇心和诗人的审美观察、欣赏和描述身边的自然世界，对自然充满真挚朴实的情感，从中得到慰藉和快乐。她拒绝采用18、19世纪女性博物学普及者青睐的书信体写作，但《我们的村庄》让读者与其一道漫步乡间，同样营造了浸入式的体验。她有着传统的性别观念，谦逊地对待自然和学识，拒斥学术化的自然写作。米特福德及其作品表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女性的阿卡迪亚博物学实践在博物学文化、生态伦理观、自然写作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7世纪的自然哲学猜想和植物移植项目：茜草的案例（染色茜草）（英文）

近些年，科学史中的园艺学和植物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博物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近十年来颇受关注的知识形态，用于解释近代科学的、定性的、活力论的自然科学到18世纪机械物质观和生物分类议题的转变。许多研究18世纪的历史学家特别提出，作为全球生物分类枢纽，植物园为殖民科学和帝国管理而服务。本文论证了在早期现代的植物学项目中，包括殖民地的植物学项目，自然哲学持续的重要性以及自然法术和炼金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本文强调，在此期间自然哲学猜想的不确定性支持某种促进知识的观点，即增加人类驾驭自然和世界的能力需要冒着巨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