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人文维度--多侧面认识科学的人文蕴含

作为“人为”的和“为人”的科学，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结果，也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科学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表现形态上都与人文文化有相通之处，这正是科学与人文沟通与融合的基础。从科学的精神文化功能，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思维方法，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等方面阐述科学的人文特性将成为科学问题研究的新维度。     

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

“术语”的通常释义是“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这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该学科的专用术语，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如此。“术语”是知识的桥梁和纽带，正所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需要使用术语，科学研究的发现与创新需要创造新的术语，这些术语统称为“科技术语”。     

“科技与社会”：哲学抑或其他

尽管“科技与社会”早已成为科技哲学中一个相当活跃的研究领域，然而，关于它的学科性质迄今依然未见辨明。本文认为，“科技与社会”既与科学社会学迥然相异，也与STS界限分明。“科技与社会”的学科定位当是哲学性质的。主要理由有三：（1）“科技与社会”是科学观的主要组成部分；（2）保持“科技与社会”特点的需要；（3）增加“科技与社会”理论深度的需要。     

女性主义科学批判进路解析

女性主义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展开其科学批判与科学研究,在传统科学观、建构论与科学实践论三种视域中形成三条不同的研究进路:(1)在传统科学观视域中,女性主义主要以“概念分析”为进路,试图通过对理性、客观性等概念的男性中心主义批判,揭示科学中的性别歧视与男性气质,并以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新客观性等概念构建其理论;(2)在建构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理论建构”为进路,试图通过对建构表征与反身性困境的批判和反思来构建女性主义科学衍射新模式与科学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3)在科学实践论视域中,女性主义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其进路,使其科学研究视域转向性别、种族、阶级等异质性因素与科学的动态作用研究,揭示性别差异的多层次性与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科普宁：苏联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拓荒者

2022年是苏联著名科学哲学家科普宁诞辰100周年。科普宁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他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逻辑的研究成为苏联哲学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之一。科普宁是坚定的认识论主义者，反对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科学；他促进了苏联科学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指出科学研究就是科学认识的过程，即感性与理性、经验与理论、知性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他坚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研究的逻辑”和“观念”的范畴，与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相得益彰。在任何艰险的环境之下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随波逐流，是科普宁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哲学遗产。     

约瑟夫.亨利的哲学思想与科学观

本文介绍了美国19世纪物理学家约瑟夫·亨利对科学研究活动本身、科学和宗教的关系、科学的社会作用、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许多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抽象研究”与“实用研究”关系的一系列论述。他的一些观点是当今流行的“研究”与“发展”关系理论的重要源泉。     

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

"术语"的通常释义是"某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1].这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该学科的专用术语,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都是如此."术语"是知识的桥梁和纽带,正所谓"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们从事科学研究,需要使用术语,科学研究的发现与创新需要创造新的术语,这些术语统称为"科技术语".科技术语是科学研究与科学技术文化传承的桥梁和纽带,没有科技术语就没有科技知识,这与"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是同样的道理.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八) 现代科学研究: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干预之间

"科学与技术:是天使抑或魔鬼?"对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蕴涵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 是科学与技术本身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判断以及判断的理由;其二是怎样才能使科学与技术成为天使而 不成为魔鬼。这两方面都关涉到科技与社会和人,而从社会和人的利益或价值上看,第二方面似乎比第一方 面更加重要。 不言而喻,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都是一个"多面体",对科学与技术的探究自然就可以进行"多维度透 视",对"科学与技术:是天使抑或魔鬼?"的讨论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这里,我们不妨从科学研 究过程,尤其是从现代科学研究过程中个人自由与社会干预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第二方面。 长期以来,关于科学研究的传统看法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事实,科学家的天职是探索真理,科学活     

基础科学研究前沿领域的国际大科学研究计划

一、大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大科学”(big science or megascience or large scine-ce)是国际科技界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但就其研究特点来看,主要表现为:投资强度大、多学科交叉、需要昂贵且复杂的实验设备、研究目标宏大等。根据大型装置和项目目标的特点,大科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巨额投资建造、运行和维护大型研究设施的“工程式”大科学研究,又称“大科学工程”,其中包括预研、设计、建设、运行、维护等一系列研究开发活动。如国际空间站     

另一种“科学”——论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

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面临着自然科学所不曾遇到的三个“科学”困境，即本体论困境、认识论困境和方法论困境。实证主义、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是社会科学摆脱困境而成为“科学”的三种选择，它们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本质分别持不同观点。由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为“共同”科学呈现出新的可能性。     

自然科学取向意识研究的贡献与困境

自然科学界近年来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研究意识问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物理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科学范式的约束与启发,使当前意识科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及问题类型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了对意识解释的不同水平、层次与性质.蓬勃发展中的意识科学研究也面临着不少困境,需要进一步确立适合于意识研究的新的科学现,提高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大基本向度的整合水平,加强对关键性的基础问题研究的理论力度.     

量子力学的两个研究纲领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科学是靠不同的研究纲领竞争淘汰而发展的。这些研究纲领由指导性的“硬核”和保护性的“辅助假设”组成。本文借用“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在近年科学史家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爱因斯坦和玻尔不同的量子纲领及其对薛定谔波动力学和海森伯矩阵力学创立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早在拉卡托斯之前,爱因斯坦和玻尔就用过纲领(programme)来分析科学的发展,描述自己的科学目标和方法。爱因斯坦认为,从牛顿的“力学纲领”到麦克斯     

论科学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

科学研究的过程及科学成果的应用表明,科学的理性精神及其功利价值能够推动人类的道德建设。科学精神直接丰富和发展了道德主体的道德观念,而科技成果的应用,又为道德主体的全面发展和道德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科学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以其求“真”,求“美”的知识价值和文化价值,与人类“善”道德的动机融为一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高举科学旗帜,弘扬科学精神,是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从科学宣传到科学研究--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方略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在国家建设潮流影响下，“科学救国”成为时代思潮。创立学会团结同志是发展科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科学社循此在美国诞生。由于当时中国科学的落后现状及其社员自身能力所限，中国科学社最初选择了科学宣传作为科学救国的良方。然而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后，将社务重心从科学宣传向科学研究转变，不仅在舆论上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创建生物研究所，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这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最为特出的“科学之音”，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科学实践与科学实践哲学”专栏

<正>编者按: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组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实践哲学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问题作出了阐释与论述。吴彤的文章"论科学研究的哲学",从科学实践哲学视野出发,借助拉图尔关于缺乏研究哲学之语与讨论,区分了研究与科学概念,讨论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研究的关系,以及科学研究的哲学与SSK、科技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建立一种关于科学研究的哲学的可能性和可用的资源。黄翔与马丁内斯的文章"历史性知识论与科学实践哲学",提出科学实践哲学需要为地方性     

科学和技术：天使抑或魔鬼？（八）——现代科学研究：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干预之间

“科学与技术：是天使抑或魔鬼?”对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的探讨实际上蕴涵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是科学与技术本身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判断以及判断的理由；其二是怎样才能使科学与技术成为天使而不成为魔鬼。这两方面都关涉到科技与社会和人，而从社会和人的利益或价值上看，第二方面似乎比第一方面更加重要。     

变形记：反思《科学、真理与民主》（英文）

本文回顾了自2001年《科学，真理与民主》出版以来，我对科学、民主和相关问题的思考演变。本书出版后我很快意识到“良序科学”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延展，因为其只关注了科学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方向。气候变化的例子迅速促使我思考如何将科学信息合理地传递给公众。在阐述我的观点时，我发现古典实用主义的传统，特别是约翰·杜威的工作很有意义，我开始意识到在讨论科学时不应该事后才考虑到价值的问题，应该将我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嵌入对价值的精心描述中。到目前为止，我的研究基于一种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形成了：一个更宽泛的科学哲学概念、一种对所谓纯知识的怀疑论立场、以及对于“改造哲学”的重要性的信念。     

香山科学会议第332—335次学术讨论会简述

2008年10月26日至11月13日,香山科学会议先后召开了主题为“引力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的空间实验检验”、“西太平洋海洋环流与气候研究的机遇与挑战、“水科学研究中的若干基础前沿问题”和“高性能聚丙烯腈碳纤维制备的基础科学问题”的第332—335次讨论会。     

心理分析与划界标准——一个历史的初探

关于心理分析是怎样一门学科,分歧始终不绝。主要由于维特根斯坦和波普的介入,60年代以后,争论上升到哲学认识论层次,并采取了两种独特形式。维根斯坦开辟“原因——理由”战线,引发的讨论已超出科学哲学范围。鉴于其中包含对心理分析学科性质的界说,略加考察也是必要的。波普另辟“科学—伪科学”战线,反响激烈,以至在当代划界理论中,心理分析已成为不容忽略的标本之一。这是本文要考察的主线。虽然大多数科学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