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理论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

指南针产生以后,中国学者对指南针之所以能够指南,从理论上做过探讨.这些探讨大都是从阴阳五行学说出发,结合当时人们对大地形状的认识而展开的.万历年间,传教士来华,带来了西方的指南针理论、地球学说以及相关的科技知识,在这些知识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开始从新的视角探讨指南针理论问题.在这些探讨中,阴阳五行的作用淡化了,而从力学角度做的分析却增加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传教士中,南怀仁的指南针理论最为系统,但他的理论仍然局限在古代科学的范围,并非吉尔伯特的磁学理论.南怀仁的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中国学者用南怀仁理论解释指南针问题.     

超越善恶对立的两极--科学价值中立论申论

自从进入近代以来,科学就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有关科学的争论此起彼伏,近年来科学善恶的争论也经常见之于出版物.有人根据科学的现实有用性,断言科学在本质上是善的,有人则根据科学在工业、战争、医学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得出科学本质上为恶的结论.他们之间尽管看似尖锐对立,但在否认科学的价值中立性上则是共同的,都认为科学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这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也是对善恶的一种误解.     

从中国古代思想观念谈李约瑟命题

本文对“李约瑟命题”所涉及的科学思维因素这一层次,从中国古代思想观念方面加以论述。主要涉及墨,名两家,阴阳五行,元气,《易经》中的思想,对时空观念。     

论道教与科学

道教特有的长生成仙理想和因此形成的重视生命及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使其与中国科学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密切关系。道教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构成性的作用，在科学发展史上有重要贡献。道教的宗教文化特征注定它将科学作为服务其终极关怀的“工具”，因而使它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产生内在的制约作用。中西文明差异，尤其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科学”概念，导致西方学术界——进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道教与科学关系的简单否定。重新认识“科学”，是对中国科学、进而道教与科学关系在真质层面进行把握的前提。     

李约瑟难题一解

西方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异，探寻一事物所特有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中国科学的显著特点是察同，探寻自然界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基本规律（气阴阳五行规律）。以察异为特点的科学是累积性的，并且是按指数规律发展的。以察同为特点的科学则是相对静止的。东西方科学的不同特点是中国科学在早期比较发达，而西方科学却能后来居上的根本原因。传统技术以实践为基础，从实践经验中概括总结出技术。中国传统社会人口众多，生产规模庞大，是其技术发达的基本原因。近现代技术的发展，科学的指导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在科学上的领先地位，必然导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科学原创与科学积累

我国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匮乏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积累上的弱势，就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而论，中国科学正处在一个积累的，而非原创的时代，科学积累不单纯是知识的积累，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学意义，积累是取得的原始创性成果的前提与基础，充分重视科学积累在原创性研究中的作用对我国的科学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重建科学划界标准

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曾试图用一种特征作为标准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他们过于简单化的做法都归于失败.后现代科学观消解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反对科学的本质的做法是与科学精神相悖的.本文试图避开以往科学划界标准的缺陷,根据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研究活动的特征,提出多元的科学划界标准.     

论科学与伪科学

什么是科学指出一个事物属于某一类,但又同属于这类中的其他事物有相区别之处,是给它下定义通常采取的一种方法。因此我想在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时,可以而且应该这么做。科学属于知识。它属于“知识”这个“类”。它包括在“知识”的外延之中。然而“科学”不等于“知识一般”。     

《救荒本草》科学思想略论

《救荒本草》蕴涵的科学和创新思想,是作者所处的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当时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共同作用的结果。该书中植物学、农学、物理、化学、医药学、资源开发利用和救荒等科学思想应被系统研究。将它与西方科学比较,找出其科学特征,总结它在中外学界的影响,并借此阐明中西方科学或察同或求异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的思考-兼论古代中医的科学性

科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和演变过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形态和标准.西方学者习惯以近代科学作为衡量历史上科学存在与否的标准,并以此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科学.笔者认为,这种非历史性地以现成标准反注历史上某一区域和民族"文本"的做法并不合理.事实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了不同形态和特征的科学.尽管古代西方科学中公理化方法和实验初具雏型,但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即便是在近代西方社会,牛顿力学在严格的定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完整、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在其他领域并无如此鲜明特点,医学尤其如此.但人们并不因此否认古代西方科学和近代西方牛顿力学之外科学的存在.评判某一区域或民族存在科学与否,应深入考察该地区或民族把握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方式及其表现形态.古代中西医相异的发展源流与模式典型地说明了科学有无的衡量标准不是惟一的,而是历史的、多元的.本文拟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深入发掘科技史料,探索衡量古代科学的基本标准及不同地区或民族科学的特殊标准,兼论中医的科学性.     

女性主义经验论科学哲学评析

女性主义经验论是女性主义对科学批判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形式之一.它继承了传统经验论的一些观点,同时又对其进行改造.它将科学批判的目标指向了"坏科学",对主流科学进行修正.在知识的构想中,女性主义经验论强调通过妇女运动努力实现"好科学"的目标.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传统的两个问题

本文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本文第一部分指出：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与主张“中国古代无科学”的逻辑与方法论要求是不对称的,言有易、言无难。本文第二部分以数学为例,论述与分析了中国古代数学算法传统的科学特点及其哲学启示。     

默顿命题的理论贡献--兼论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性

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在宗教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上进行"解蔽",应当从根本上弄清宗教的真正含义、社会作用,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以期端正对待宗教的态度,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默顿命题"、了解有关争论,领略其理论意义,当是大有益的.     

论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公民科学

公民科学是一种让公众直接参与到具体科学研究项目中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公民科学倡导知识论层面的科学民主,强调公众专长对知识生产的价值。在公民科学范式下,公众与科学的关系在重构,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消费者,又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是知识共生机制的重要力量。公众对知识生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共同创造。公民科学是开放科学的一种实践路径,通过让公众参与科学研究以理解和信任科学,这样,公众与专家在互动中实现互信,从而利于走出单向度信任机制的困境以重建科学公信力。因此,公民科学具有重要性和可能性,但其也存在限度,所以走向“负责任”“适度”公民科学具有合理性。     

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尽管认为传统中国因自身的价值标准而未产生出科学,但在撰写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冯友兰先生特别指出汉代人具有科学精神。首先,汉代人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将形而上的哲学观念转变为具有实际内容的科学观念;进而,他们以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为基础,建构出囊括人与自然界的"五行相生相胜"与"天人感应"学说,形成了系统化的、科学的世界图式,即汉代人赖以解释和改造世界的科学观。但是,汉代的科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观建立在主观联想的基础上,而主观联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曲解,并非真实有效的科学反映。所以,汉代人在依此科学观解释和改造世界时便具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成分。这种神秘性在冯先生看来主要受到巫术的影响。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趋向

后现代科学哲学意指的是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后现代趋向，而不是任何确定的“组织形态”或贴有标签的“理论模式”。事实上，它是一种“无形的”思想倾向或方法论趋向，它的存在性恰恰就在于这些倾向或趋向之中。本文将从对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现存性、趋向特征及其未来走向的分析和阐释中，揭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地位、发展趋向和本质。     

《科学》的科学--对《科学》的科学启蒙含义的考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的科学启蒙中,至少与<新青年>一样重要的<科学>杂志,从1915年创刊到1950年第一次停刊的35年中出版了32卷,369期,347册,千多名作者的近万篇文章,约3千多万文字.这3千多万文字包括了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应用、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社会建制等4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形象.因此,它所做的工作就是从科学的社会应用层面或器物层面(船坚炮利等技术产品)、科学的理论知识层面或解释层面(科学事实、定律、理论等)、科学的价值层面或精神层面(科学观念、精神、原则、方法等)以及科学的体制层面或社会建制层面(科学研究机构、科学传播机构、科学学会等学术组织及其存在和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等四个层面去帮助中国人理解科学是什么的启蒙工作、普及工作.这是一种超越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启蒙、维新运动在知识层面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代表的激进派在价值层面启蒙的全方位的科学启蒙.     

从“科学救国”到“科学建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三大贡献

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学术社团,它团聚了数千名学术精英,参与并促成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综括起来,它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有三大贡献:第一,不仅率先揭橥"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且致力于宣扬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研究与科学精神,区分科学与技术的差别,填补了自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科学以来中国科学发展的空白,丰富了国人对科学的全面认知。第二,在学术社团组织的创设发展、科研机构的创建、学术评议与奖励机制的创立、名词术语的审定与学术交流系统的建设及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等科学体制化方面有垂范和引领作用。第三,自觉地将自身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积极发挥自身的知识积累优势,介入具体的国家建设事业,并在"科学建国"的讨论中,促成了国家科学战略的初现。     

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吏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当代中国博物教育的内容建构与实施

博物学知识是古代科学的主要知识形态，近代科学概念的产生促使数理范式取代了博物范式。人类步入21世纪以来，在思考教育的深刻变革时，“新的博物范式”,即“博物教育”再次引发学者关注。在明确现今博物教育的本质和内涵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系统阐述当代中国以博物论为指导的博物教育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博物教育的内容选择与建构，以及具体实施中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