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界限与权利限制

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界限与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是不同的概念,知识产权权利行使的界限是法律对知识产权人行使其专有权的范围的一种界定,是伴随着知识产权的出现就存在的问题,而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是知识产权存在以后在行使过程中出现的对其权利进行的一定的限制。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     

论对司法的传媒监督之性质

从美国的制度变迁来看，传媒对司法的监督经历了一个从禁止，限制，发展到理性化的过程，因此，传媒监督既不是权力，也不仅是一种社会功能，它是一种权利，如同所有权利一样，传媒行使对司法的监督也要受一定限制，即不能损害公正审判，这正是传媒权利与司法权力的理性均衡点。     

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以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为视角

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法律背景、司法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往往受到司法机关的忽视甚至侵犯。为合理构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不仅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加大司法领域内的反腐败力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正当行使。     

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执业权利之构建——以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为视角

基于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法律背景、司法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权往往受到司法机关的忽视甚至侵犯。为合理构建我国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不仅需要司法机关转变观念,加大司法领域内的反腐败力度,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使司法活动中律师的执业权利能够正当行使。     

论教育考试惩戒行为的司法审查

长期以来我国法院排除对教育考试惩戒行为的司法审查。对此,本文首先从权利保障的角度阐明了对教育考试惩戒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再结合国外立法与实践论证了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最后提出了司法介入考试惩戒事务的审查标准,合理划分了司法审查与大学自治的界限问题。     

小议限制公权下的私权保障

人们常说“限制公权以保障私权”。但公权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私权,因此对公权的限制便是对私权保护的削弱。掀开这看似矛盾的面纱,其实质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不能超过“维护公共利益”的界限,一旦超过了这个界限就是对私权的恣意侵害和践踏。我们就应该对公权力超过的部分加以限制以此来保障私权的正常行使。公权来自于私权,是私权对无法独自维护利益的公共领域的让度,没有公民出让的权利就不会有公权的存在。我们限制公权力超过“维护公共利益”的界限的这一部分权利其实从实质来说只不过是把从私权借来的东西又还给了私权而已,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平衡关系,并不是对私权的削弱。     

公民名誉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与对策

侵犯名誉权,主要有侮辱、诽谤两种表现形式,视其行为和严重程度,分别承担民事、行政或者刑事责任。由于中国犯罪构成的闭合性,导致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界限不能明晰界分。为司法滥权和权利保护乏力留下了制度空间。在分析司法滥权和权利保护乏力的原因后,从实体法律完善、司法机制健全以及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交叉处理机制三方面提出对策。     

侦查讯问程序公开化探析

在刑事诉讼领域,侦查讯问程序动态地体现了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围绕口供而进行的互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如何通过公开化的程序设计来平衡国家追诉犯罪与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促成权力与权利的合理张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且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从侦查讯问程序公开的必要性分析入手,在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与侦查讯问权的行使之间追求和谐与平衡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的必要性浅析

知识产权具有私有性和公共性双重属性。知识产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权利限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都是为了平衡知识产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保障公众合理接近和利用知识产权产品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本文就从对知识产权权利限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论述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的重大社会意义。     

小议我国刑事赔偿的原则和范围

刑事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个有机部分,刑事赔偿从无到有,反映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和对人权保护的重视。自1995年《国家赔偿法》颁布以来,国家刑事赔偿的审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在司法实践中,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相关法律的更新,在新的形势下刑事赔偿制度也出现了一些急需改进的地方,文章从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角度就刑事赔偿的原则和范围提出个人的认识,供大家参考。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政治与制度保障

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司法权运行的基础性问题。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实现,党的领导是政治保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制度保障。两大保障体系的建设应当齐头并进,不可错置和偏移。政治保障要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入手,制度保障要从司法管理体制、司法人员管理制度、落实司法责任、推进阳光司法、加强监督机制等方面发力,共同筑成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保障体系。     

从民生保护论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的强化适用

强化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的司法适用,对于民生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徇私舞弊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的公务员、学生招录制度,又侵犯了公民的公平就业权和受教育权。司法机关应当全面打击在招收公务员、学生的各个环节发生的徇私舞弊行为。如果考录者与徇私舞弊的招收者相勾结,并且考录者实施了反常的、过分的参与行为,对实施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起到了明显作用的,应当对其以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论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实践中的区分认定

实践中运用传统理论很难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真正区分开来。本文区分了实践中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认定易混淆的两种情况，对于准确认定罪名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现状与立法再完善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相关条文作出了修改、完善,但是,现行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理解和认定上的困难。《刑法》第143条和第144条还需要进一步界定"食品安全"的内涵,细化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其他严重情节"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便于司法机关准确界定罪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现实中仍存在司法认定的困难,不能适应新的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要求。在对刑法作出新的司法解释时,要注意严密刑事法网。另外,再次修订刑法时,应当增设生产、销售妨害食品安全器具罪等罪名,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对象,扩大对"掺入"罪状的描述。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救济

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日益受到重视。在我国，立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是诉讼当事人，但司法实践表明，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不仅承受着实体权利的丧失，程序权利也未得到有效保护。我国应通过保障被害人的司法信息知情权、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扩大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和被害人救助制度等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     

关于不能未遂犯含义的探讨

不能犯问题由于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争议,侵犯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针对我国刑法理论关于不能未遂犯的含义、本质及存在的不完善之处等几个问题的研究,得出我国不能未遂犯的应有含义,即不能犯并非均构成犯罪,而可分为不能犯未遂与不可罚之不能犯。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论私权神圣

我国在立法中并未确立私权神圣原则,因此而导致了实践中的诸多问题。私权神圣在我国是应当被确立的,应当属于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笔者立足我国实际在同西方国家的对比和我国的现有制度,探讨了私权神圣的内涵,私权与公权间的私权神圣、不同主体间的私权神圣、同一主体的不同种私权间的私权神圣,以及私权神圣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