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失衡及其预防对策

量刑是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在刑事审判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量刑失衡的现象相当普遍,严重干扰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解决量刑失衡问题迫在眉睫。探讨量刑失衡现象的原因和防治对策,实现量刑均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量刑规范化方法的思考

量刑适当与定罪准确一样都对司法公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普遍存在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量刑不规范的现象。量刑进行规范化就要确定量刑基准,把"中线论"与"案例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均衡各种量刑情节,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实现司法公正。     

构建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程序立法上量刑证明标准的缺失是造成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确立独立的量刑证明标准既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指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开展举证及辩论活动的现实需要。我国应确立以罪行轻重程度为依据的多元化的量刑证明标准,量刑证明标准的确立及适用离不开对刑罚目的的准确把握以及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障。     

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研究

现代刑事司法中被奉为圭臬的三方构造与被害人的地位与是一个悖论,我国学者关于限制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论述与扩大被害人权利的论述存有矛盾,也与其他国家被害人地位和权利的发展规律不符,定罪与量刑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制度逻辑,在量刑中,不存在限制被害人权利的基础,我国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应当以定罪前的阶段和量刑阶段作为区分的基准,量刑中应当引入诉讼化机制,这也是在现有制度下解决量刑问题的一个相对合理的作法.     

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必要性研究——以死刑案件司法实务为视角

我国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核心在于量刑而不是定罪,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决定是否适用死刑上前所未有地发挥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传统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     

论量刑适用的民主化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核心内容，量刑民主化的目的就是保证法官实现量刑公正，避免枉法裁判。量刑民主化的实现可以从人民陪审员制度，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受害人及其亲属的量刑建议、量刑辩论环节、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多方面展开。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中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是与定罪证据相对,用于证明刑事案件中量刑事实的材料。由于我国司法实践采用定罪量刑混合模式,"重定罪、轻量刑"成为思维定势,量刑证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使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得以区分,量刑证据的独立性得到了立法肯定。然而,新《刑事诉讼法》却没有为量刑证据的适用设立独立的量刑程序和量刑证据规则,这使量刑证据的作用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和立法,完善我国有关量刑证据的制度构建。     

关于“阳光量刑”问题的理论研究——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践综述

"阳光量刑"是我国当代司法改革的直接产物,它是人们对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喻称。"阳光量刑"可界定为: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置量刑活动于公开透明之下,使法官的量刑权受制于公正的量刑制度,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量刑公正、均衡。"阳光量刑"的实施既是解决司法实践中量刑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法治进步、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需要。"阳光量刑"的实践探索过程包括萌芽、正式提出与试点、全面试行和总结升华四个阶段。"阳光量刑"的实践在量刑制度建设和规范量刑的实际效果方面都取得了好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加以解决。     

职务犯罪量刑热点问题探析

近几年,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起刑点调整、量刑失衡和刑罚设置诸问题引起了学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对职务犯罪量刑轻缓化产生的原因、本质、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关系、起刑点调整的价值取向、起刑点调整对政治伦理基础的影响、起刑点调整的范围、量刑失衡诸问题应有清醒、科学的认识。建议确立浮动性起刑点,完善自由刑量刑幅度,实现量刑标准的科学化、规范化、动态化。通过假释、减刑制度来调整职务犯罪分子的实际服刑期。通过设立职务犯罪的罚金刑,完善资格刑等手段,实现主附刑的科学配置,建立完整、科学的职务犯罪刑罚体系,更好地实现我国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     

试论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的博弈

量刑建议制度是量刑建议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动态运作过程及其相关一系列程序制度的总称。其核心是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制度引发了量刑建议与量刑裁判之间的博弈,有助于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判进行监督,实现量刑公正。     

职务犯罪轻刑化实证研究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普遍存在着轻刑化的现象，突出表现在非监禁刑比例偏高、财产刑适用数量少、法律监督比较困难等方面，其原因主要是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审判机关量刑存在失范、检察机关办案存在偏差，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完善法律规定、规范量刑行为、强化检察职能三个方面入手。     

论我国量刑证明标准的构建

在独立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下,我国有必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证明标准体系,其有助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实现以及诉讼效率的提高。西方国家量刑证明标准的引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量刑证明标准应作层次性设计,其中法定量刑情节中的从重、加重、免除情形宜采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从轻、减轻情节宜采清楚且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对酌定量刑情节应采优势证据标准;基于生命权的重要性,对死刑案应采确定无疑的量刑证明标准。     

刑法谦抑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刑法的谦抑精神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量刑的规范化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在量刑的过程中贯彻刑法谦抑精神,通过非刑罚化和轻刑化措施,有利于实现量刑公正。量刑谦抑与量刑规范化改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量刑谦抑不是凭感情判案,不能一味追求重罪轻判,而是在刑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减轻犯罪分子的责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量刑规范化的实现。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倡导

罪刑相适应原则作为体现刑法基本精神内涵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是报应刑与目的刑的结合,已经成了现行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念,而此为传统的罪刑相适应原则所不能完全概括,故应在新刑法修订的基础上将其演变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通过对＂刑事责任＂概念的分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涵应为：刑不等于罪,责不等于罪,刑等于责。     

管制刑的若干适用问题探讨

管制刑不属于附加刑中的资格刑,并不能完全按照附加刑来适用;管制刑与其他刑种的关系是协调的,它的存在不仅不会破坏现行刑罚体系,反而是刑罚体系完善不可或缺的刑种;管制刑引入刑罚易科制度,有利于解决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或又发现漏罪的并罚问题;作为独立刑种的管制刑不宜由不属于独立刑种的缓刑来取代。     

关于行政处分的几点思考

行政处分作为管理机构对其内部成员违反法律法规或者纪律规定追究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无论在国家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工作中均普遍存在。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如果适用不当，必然会对被处分人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并产生负影响。现实管理工作中，管理机构性质不同，对内部成员的行政处分的依据则有所不同，处分责任类型也有差异，容易引起管理者在行政处分与政纪处分以及行政处罚之间的认识混淆。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价值探析与制度回归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当前规定的适用条件模糊,核准程序较为严格,造成了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适用困境,使这一制度并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甚至几乎被闲置.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协调、司法能动和个案公正以及刑罚轻缓化和量刑规范化的角度透视这一制度的价值向度,进而从明确其适用条件、简化审批程序、严格判决书说明义务等方面促进该制度的落实和回归实有必要.     

论中国古代的刑罚观念

通过对中国古代刑罚的嬗变及刑罚制度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刑。罚与观念密不可分。从刑罚的起源来看，刑罚既不是“出于天”，也不是“起于兵”或“源于苗”，更不是由“象刑”演变而来，刑罚只不过是观念的产物，并随着观念的转变而发生变化。髡刑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被认为比笞刑还重的刑罚，只能从古人对头发的不同观念来解释。而族刑作为极其残酷的刑罚制度，也不过是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产物，其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不论是“秋冬为刑杀”的“顺天行刑”思想还是“灾异赦宥”的行刑思想，都是当时的人们对四季及天象异常的相应观念在行刑制度上的反映。     

一种非均匀包对序列带宽测量方法

在分析现行带宽测量算法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包对带宽测量算法，并从理论上加以证明，针对带宽测量中普遍出现的瓶颈拥塞现象，提出了一种非均匀包对序列带宽测量方法，首先设置基本的包对发送后退时间，再根据带宽估测结果的变化动态地调整后退时间，使得包对序列能有效地适应网络运行状态的变化，所得到的估测序列结果更接近实际的瓶颈带宽，其具体实施验证了它的有效性。     

小议内部审计的处罚权

就内部审计被赋予处罚权是否能有效保证审计工作目标的实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在实践工作中内部审计行使处罚权弊大于利的结论,认为处罚建议权更适合于内部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