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形成

中华文明体系价值现的核心可以用“和谐“来概括。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组织形式，依靠协作性生产进入农耕文明，促进了中国先民和谐价值观的产生；以血缘、氏族为纽带，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等社会公共工程客观上要求中国形成宗法制国家形式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国理念，和谐思想进一步深化；政治上的“大一统”，经济、文化的交流互补，中华民族的形成既是各民族相互依存、长期融合的结果，也进一步丰富、发展着和谐思想；宇宙万物是大化流行的整体，自然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而且有至善至美的品格，这种有情的宇宙现促进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价值观的形成。     

论《周髀算经》的推类思想

考察《周髀算经》以及赵爽注,可觉察:中国古代逻辑的“类”概念、“类以合类”推类思想的反映。这说明中国古代逻辑的推类思想在中国古代数学形成时期就开始产生了影响。     

民族研究中亟待廓清的几个概念——兼论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斯大林的“民族构成四要素”一说解释不了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华民族与56个兄弟民族，是对中华民族不同层次的称谓，这是一对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的辩证统一的概念；用“多元一体格局”来概括中华民族族体结构是非常恰当的；世界华人是中华民族在海外发展的苗裔；中华民族是我国古代各个民族不断混融互化的产物；“同种”、“同根”、“同文”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     

“大一统”视域下明代西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华各民族,在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融汇,但对国家“大一统”的不懈追求却成为中华各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并形成了对历代中央政权、正统、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这些认同均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内容,不仅成为中华各民族联系、融合与携手前行的桥梁和纽带,也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得以巩固和发展的核心凝聚力量。自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勤劳勇敢的藏民族,在与周边地区和民族进行广泛而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明一代,藏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员,不仅为维护明朝的“大一统”政权和正统、治统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渊源简论

“意”“象”在早期的古代文论中本是单独的概念，随着文学批评的逐渐丰富发展，二者也不断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它们以不同的内涵对文学现象进行品评，并最终形成“意象”这样一个抽象的文学批评理念，“象”、“意”、“意象”作为一种文学特征和美学现象，影响了整个古代文论。本文即对这三个重要的文学批评理念进行一个追本溯源的简论，以求教于方家。     

“道”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道家哲学以“道”为核心范畴和最高范畴。哲学乃美学之母。道家哲学主要是以“道”为本体的思维观、宇宙观、人生观对中国美学产生影响的。把握了“道”与中国美学的关系，也就说明了道家哲学与中国美学的关系。“道”决定了中国人对艺术的本体认识；“道”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思维定热；“道”的思维促进了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的发展；“道”奠定了中国艺术风格的审美取向。     

中国人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中国文化独特的创造,具有非常丰富的涵义,“天下观”认为天下由处于文化发达的“中国”和四方未开化的“蛮夷”组成,这样独特的世界理念孕育了中国的“大一统”意识,形成了几千年来东亚的朝贡体系和册封体制,这种“天下观”既具有积极的方面,也有其消极的因素。重新梳理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理念对于当今世界制度的构建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儒家思想对中国诗学影响二三题

就儒家大一统观念、实践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国诗学影响的利弊之所在,分别探讨人们过于推崇“意境说”和唐诗、明清诗话根植于现实创作沃土、“温柔敦厚”的诗教和古代诗歌感情收敛等问题。     

中国古代“和同”思想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对史伯“和”“同”思想的由来及其发展的描述,指出,史伯“和”“同”思想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古代利、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正式产生。今天重提这一思想,不仅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更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在经济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中加强和改进工作方法,为中华民族胜利迈入二十一世纪提供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论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味”

“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对中国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味”本属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范畴。“味”进入中国美学领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秦诸子第一次将味概念引进精神领域，而孟子和庄子首先把味与审美联系起来，形成了“味诗”的审美传统。“味诗”既指诗本体，又指对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判断，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审美观。     

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

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一个是各路诸侯争霸的时代，一个是中国大一统的时代；一个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奠基时期，一个是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成型的时期。所以研究这两个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的联系及其升华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巨大的意义。     

“因俗而治”型政区：中国历史上“一体”与“多元”的空间互动

任何政权条件下的行政区划都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要求的表现，是为当时的统治集团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提供组织保障的空间格局。古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大一统政治结构的持续追求，正是这一追求导致了其政治统治区域内多元性的存在。“因俗而治”型政区的存在、发展和演变，为“政治一体”与“社会多元”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构架。也使“一体”与“多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实际的共生关系。     

重读李、杜

由于长期受大一统的儒家文化以及伴随封建制度发展而派生出来的封建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影响,造成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特殊的“从仕”观念。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品格上形成严重的单一性倾向,在社会角色上,由于作为一种权力的话语的拥有者”,具有较严重的“救世主”及“代言人”观念,杜甫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近体诗”,又称“律诗”的集大成者及最高成就者,也是唐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仕文化”的典型代表,又由于其伟大的诗歌创作成就,其思想影响了以的的历代诗人和作家。李白则是一个例外.他亦以其创作和生活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一种另类的文化品格,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游离的分子,从严格意义上讲,李白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他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而言只是一个过客。本文试以李白和杜甫的部分作品及其生活经历,对两位诗人不同的文化品格进行探讨。     

我国古代文论“移情说”探索

数十年来，学术界一般认为“移情”这一概念是从西方美学移植过来的，因而往往以西方美学的“移情”概念来规范或比较中国古代文论的移情现象与移情作用。那末我国古代文论到底有否“移情”的概念或“移情说”?本文特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资商讨。     

试论“美丽中国”的生态文化价值内涵

“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是新世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诗意化”的语言表达，其生态文化内涵价值厚重，特质明显，主要体现在：其一，注重人本情怀；其二，强调和谐发展；其三，追寻民族复兴；这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内涵价值体现，是我们党执政兴国为民理念的最新阐释，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大一统”简释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确切地说，是儒家经学，特别是今文经学中的春秋公羊学的一个专门概念。它构造了一个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而绝非一种纯粹的情感或事实的判断。由原典出发，对其进行一简要的分析阐释。公羊家们通过对于《春秋经》的阐释，由“王”、“正月”、“公即位”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形而下的实际政治建制；由“元年”、“春”、“王”建立了一个批判的形而上的理念。然后一总统于一超验的“元”。而此超验的“元”又可为一良好的理性所认识。这一学说乃是真正理解儒家政治哲学的关键所在。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论纲

珠江三角洲文化形态的性质是务实求利;其特征是商业俗文化;其结构由岭南文化、中原文化、港澳文化和西方文化四因素构成;其地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曙光”,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中介”。     

从观念调适到疆域整合：晚清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塑

“天朝大国”形象陨落后，清政府在“中国”观念的调适中，一度重塑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伴随传统大一统外围屏障丢失和国家主权危机加深，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随着“民族国家”话语霸权的形成，中国“国家形象”的构想出现了“汉民族”国家和“大民族”国家的分野。基于“大民族”国家观念，清政府在整合东北和藏区疆域过程中，重塑了近代中国整体国家形象。     

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概念演变研究

以军民融合的概念演变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计量和探究历史来把握概念，系统地呈现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概念演变的进程。从古代中国的“耕战结合”“寓兵于农”等，到新中国的“军民两用”“军民结合”等，再到现代中国的“军民融合”“军民一体化”等一系列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烙印，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之路提供支撑。     

中国传统科技文化迟滞现象探因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辉煌，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但近代科技革命未能在中国发生。省察历史的症结须从文化自身的特点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入手。中国古代科技具有直观经验性、实用性和整体性等特点，由此折射出的早熟与先天不足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的滞后。“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人封闭保守、自我满足的文化心理，政治伦理型文化等也是造成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滞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