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浪商人"到噶厦政府的"商上"--邦达·尼江考

1906年7月,赵尔丰首任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大臣期间,将康区土司和呼图克图的统治权收归清中央政府,并接管当地军政事务,也办理了许多民事纠纷。判定偿杀“邦达昌”三人,就在此时出台。幸免遇难的邦达·尼江,为了生存、为了家族的复兴,离开了家乡,成为一名流浪商人。往返云南德庆与西藏芒康之间做生意,使邦达·尼江成了一名很小的“聪巴”,靠自己的劳动和汗水积攒了不少的财富。随着印度、西藏和云南跨国、跨地区商埠的开通,邦达·尼江开始在拉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建立了“邦达昌”商号。从此,该家族在西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西藏第一位以经商获得贵族地位的家族。     

"邦达昌"家族名称及有关问题研究

居住在现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邦达乡的"邦达昌"是原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于平民阶层,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期,因经商有功,被封为贵族。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探究了"邦达昌"名称的来源与演变及其他相关问题。     

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东部、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继而南京陷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出海口被日本人实行战略封锁,国民政府的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此时,邦达昌家族与康藏人民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等地,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与盟军开辟的"驼峰"航空运输线并驾齐驱,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从文化批评与经济思想史视角,总结评价近代邦达昌家族为首的康藏人民以商抗日对中国民族关系"命运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历史构建。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发展

印度在独立后妄图继承英印时期安全政策,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在表面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同时,暗中支持西藏分裂势力,维护印度既得利益。印度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以及不断侵占中国领土行径随中印关系的恶化而不断加深,严重损害了中印关系的发展。随着西藏地方民主改革成效明显、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印度对藏独势力的支持有所收敛,但由于地缘政治等的原因西藏问题依旧影响着中印关系的发展。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桂东南当代农村家族活动特点分析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迄今为止,家族势力仍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就桂东南(主要以玉林市为例)农村家族活动特点作一探讨。     

守护雪域:谢国梁、谭云山的爱国“接力”

<正>1930年11月22日,英属印度的噶伦堡,西藏著名商号邦达昌的一支商队向北进发,队伍中有两个特殊"旅客",老者骑在骡子上,中年人骑着一匹马,他们行进着看起来和普通的商帮成员没有多少差别,沿途也没有人注意     

集体经济规模与村民选举的竞争性——以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村民选举为例

在中国,江西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30年来.江西的农村没有出现经济水平高度发展、私营企业主涌现、由经济独立自主向政治平等民主发展的局面,村庄的集体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从而对选举竞争性有一定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不大的村落,家族势力会相对集中.家族之间的竞争也相对激烈.选举竞争更加激烈.然而,村落的政治文化仍处于传统型阶段.     

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西藏工作基本任务的论述与思想

章在全面系统研究有关电、报告、讲话等基础上，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解放西藏；二、巩固强加民族团结，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三、帮助西藏人民进行政治建设，走人民民主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四、发展经济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从西藏区内外、国内外、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分析了基本任务提出的依据。     

略考更敦群培与“西藏革命党”的关系始末

随着相关资料的相继问世,“西藏革命党”事件越来越被人所关注。文章认为从龙厦的“吉求共吞”到邦达绕嘎等人组建的“西藏革命党”的出现,是西藏近代社会的连锁奇迹,都曾经为藏族社会的发展提出过进步的革新思想,是西藏地方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     

清代嘉绒地区土司的婚姻初探

嘉绒藏族在清代受土司统治，中央王朝在嘉绒地区分封了18个土司，这18个土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导致嘉绒土司婚姻复杂性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嘉绒藏族土司的婚姻受嘉绒藏族婚姻习俗的制约，另一方面是因为嘉绒土司的婚姻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本从嘉绒土司婚姻对象的选择入手，对嘉绒土司的婚姻与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门巴族婚俗文化特征及其与藏族婚俗的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查找文本资料、调研、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对藏族与门巴族婚礼习俗、婚礼庆典礼仪、婚配形式、婚姻关系等方面进行探寻,力求通过对婚俗文化的阐述,展现门巴族婚俗文化特点及其与藏族婚俗的联系。     

宋代福建路的财婚现象

随着宋代门阀制度的衰落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论财成为当时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福建路的财婚现象相当突出。这种婚姻陋俗给福建路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官僚士大夫们对它的关注和批评并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     

从安娜和吉提形象谈婚姻与家庭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塑造了两个经典形象安娜与吉提，寄寓了作者对家庭与婚姻的思考和追问。安娜与吉提无论是在对待爱情、对待丈夫的亲人、对待孩子方面，还是在对待丈夫的事业、家务劳动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表明女性只有像吉提那样，承担起自己为妻为母的责任，遵守社会的公序良俗，社会才会安定，家庭才会和谐，个人才会幸福；如果像安娜那样，只求张扬享乐的权利而不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结果就只能走向毁灭。     

从平安时代婚姻和家庭形态的角度分析“摄关政治”现象

日本平安时代的婚姻、家庭形态——“访妻婚”和“妻方居住婚”与当时的“摄关政治”有着密切联系。通过对日本史料以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当时的婚姻、家庭形态中所包含的“小孩的归属”问题、“近亲婚姻”问题和“正妻地位的确立”问题对“摄关政治”的确立、持续和衰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婚姻伦理存在的问题及其矫正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龄未婚青年增多、婚外情和婚外性增多、离婚率上升、家庭暴力普遍。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研究我国婚姻伦理的现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婚姻伦理的现代演变

婚姻伦理是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婚姻伦理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历程。中国传统婚姻伦理的现代演变经历了近代中国婚姻伦理的变革、现代中国婚姻伦理的演进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婚姻伦理的确立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当代少女成长小说中的文化语境映射——以彭学军、陈雪、笛安的作品为例

以中国当代少女成长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彭学军、陈雪、笛安等作家的小说为例,借鉴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考察其中的少女形象、故事情节,从乡民文化、前工业文化、大众文化三个方面,解析中国当代少女成长小说文本中的文化语境特征,诠释其中的文化意蕴。作家们表现了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少女们各具特色的身心特质,揭示了她们真实的和潜在的生存境遇,给成长中的少女以引领和慰藉。     

滇东南彝族婚姻仪式变迁研究——以东山彝族乡为个案

从个人层面看,婚姻是个体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层面上看,婚姻又是形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基本途径。文章以东山彝族乡为个案,运用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对东山彝族配偶的选择、订婚仪式和举行婚礼等方面的探讨,揭示出彝族婚姻仪式的变迁。     

禹“娶于涂山”、“合诸侯于涂山”之历史文化探析

文献中有禹“娶于涂山”的记载,学者们一般认为该事件具有政治联姻或战争掠夺婚的性质.但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而言,其不过是对五帝时期族外婚状况的反映罢了,并不具有政治或军事上的深意.另外,研究表明,合诸侯符瑞于名山是五帝时期成为部落联盟主的一项固定仪式.禹“合诸侯于涂山”体现了各部落对大禹的归顺,以及大禹对各部落酋长的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