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法律思想评析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指导了清末的修律实践,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促进了中西方法律制度的融合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其法律思想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西法律差异及其文化溯源——《中国文化要义》法律与文化关系思想探析

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梁漱溟认为,西方与中国法律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法律与礼俗、权利与义务、法治之有与无、民治制度的有与无、好讼与厌讼、和奸不为罪与为罪等方面。这些差异的形成有浅层与深层文化根源,浅层文化根源在于中西的社会构造不同,深层文化根源为西方是宗教文化,中国是道德文化。浅层文化根源由深层文化根源所决定。这种法律思想为梁漱溟寻求近代以后的中国法律发展出路奠定了基础。     

浅析西方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以《大清新刑律》为例

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一直是法学界的争论热点,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在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争执也由来已久,虽然至今仍未得出统一看法,但在法学界移植西方法律却已成为不争事实,在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中,刑法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以《大清新刑律》为代表的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过程确实非常艰难,但却推进了中国刑法的近代化进程,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进一步吸收西方先进的法律文化,并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法律文化体系。     

儒家法律传统之近代命运

自汉以降至清末,儒家法律传统从未遇制度理念的正当性危机,然而近代以来,固有的法律传统和制度体系已不能给出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作为帝制正统之儒家法律传统,其思想观念仍渗透到各个领域并发挥作用,难免使中国法律的近代化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与激烈的斗争。儒家法律传统在近代的命运嬗变,伴随本能的抗争最终走向解构。儒家法律传统向近代化、现代化发展与转型之路是坎坷的,其在近代之复杂命运是国人对自身法律文化与思想体系进行现代意义重建的艰难过程,其在近代的困境亦是后人重构制度儒学的历史借鉴。     

领事裁判权对晚清中国法律运行的影响

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客观上也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和制度.列强侵华中所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领事裁判制度之下,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该制度也冲击了中国原有的法律运行模式.在这种背景之下,近代的开明之士纷纷开始了对新的法律运行模式的探索.     

中外图书馆文化比较

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图书馆文化深受西方社会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情的不同,中外图书馆也存在着应用、立法、准入制度的差别。     

刘勰“神思”说新探——从比较文化的角度

"神思"被刘勰认为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在《神思》篇中对艺术想象、灵感、意象等问题作了独到的探讨。在中国文化比较的视域中,对刘勰的"神思"进行新的研究,刘勰对"神思"的理解与西方美学家可谓不谋而合,这些都揭示了某些艺术规律性的东西,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对艺术想象的理解也存在着一些重要差异,如在科学型的西方文化中,想象的地位曾长期地低于思维到了近代才有改变。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文学翻译的解释力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对文学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根据该理论分析可得出:理解的历史性视文本理解总是局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完成的;视域融合是文本视域和理解者视域差异性的相互交融,文学翻译是译者努力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效果历史视理解对象为历史的存在,为同一文学文本重译提供了理论诠释。可见,文学翻译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译者竭力使理解者视域和文本视域相融合的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离婚法律制度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的离婚法律制度对中国传统的离婚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变革,既体现出西方法文化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反映了转型时期社会的变化。虽然其超前的法律相比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实施上脱节的情况,但其所表现的某些进步的价值观念,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建构和人们思想意识的重塑,仍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     

近代中国市制的变迁及其特点

自晚清以来,建立以民主自治替代封建专制、以分权体制替代集权体制的新型城市管理制度,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趋势。无论是晚清政府或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不得不将近代市制建设作为城市管理的目标。然而市制变迁要受更大的制度环境的约束,表现出渐进性、粘连性。市制的变异或逆流,亦反映了近代市政制度演进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近代西方市制要扎根于中国,还有待于政治理念和文化的认同。     

从东西方文化看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争论在东方和西方产生了相似的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持续了约 30 0 0年并将继续。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道德是法治的环境。对于当代中国来说 ,法治和德治都不可或缺 ,不可丢弃。要建设一个文明、民主和强大的中国 ,依法治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人治社会主义的终结与启示

前苏联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人治社会主义,苏联解体是人治社会主义的必然结局.苏联解体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迪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普遍而坚定的法律信仰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策略.应当把法律信仰教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迅速实现改革中心的转移,将我国改革的重心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并在改革方向、改革策略以及改革手段上做必要的调整.     

论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异同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代法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王权的绝对权威。现代法治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它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使社会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其目的在于保护民主制度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区分两种法制的不同,才能澄清思想混乱,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现代法治的真意。     

先秦时期德治与法治关系辨析

德治与法治本源于西周时期的礼治,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渐从礼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儒家虽重"德治",但也承认"法治"的重要作用;而法家虽特重"法治",然亦不排斥"德治".     

论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异同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古代法制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维护王权的绝对权威.现代法治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它的基本理念之一是使社会最高权威非人格化,其目的在于保护民主制度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区分两种法制的不同,才能澄清思想混乱,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现代法治的真意.     

对法治社会的反省

当前学界大多以为我国传统政治之流弊,在于主张人治而不重法治,因此,建立法治社会,乃是现代化建设中极重要的工作。这当然是切应时弊的确论。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对于法治社会的质疑也很多,尤其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像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对此问题有最为集中的讨论。他们基本上认为法治是必要的,但并非治国之充分条件,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主导法的仍是人的因素。故制法者应以百姓心为心,谋天下人之福利,勿立一家之法。执法者应宽仁、不忍、哀矜,勿以刻察为得意。对于民众,除了以法律督察纠课以外,更应注意教育。钩稽整理这些人对“法治”的反省状况,对当代法理学及政治学之建设,仍有相当的意义。     

农村法治建设的制约与促进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农村法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农民主体意识不强、农村法治环境不健全、农幸寸经济基础薄弱、农村民主管理水平低等仍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障碍，在新的时期，必须正确认识这些制约性因素的存在，并找准农村法治化建设的着力点，促进农村法治与农村发展和谐共进。     

试论道德的法律化

将适当的道德法律化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现阶段推进道德法律化应当在立法环节中弘扬社会主义法的时代精神,加大道德法律化的立法和执法的力度,强化道德法律化执法监督机制.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分析了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指出法治和德治作为治国方略中的二个子系统,法治是治国的基本方略,德治能够有效降低法治的成本,二者优势互补,具有密切的关系。认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时要注意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妥善谨慎地处理道德法律化问题,使法律的正义、秩序、人权等价值得到彰显。     

依法治国背景下道德与法律关系研究

就法的历史发展而言，法律起源于道德。就现代社会而言，法律也应以道德为基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为了增强法律的实效，要充分认识道德与伦理的重要性以及法治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神，重视对法律与道德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