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辩护制度探究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辩护权行使的充分与否,不仅关涉被追诉人的切身利益,更影响着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现阶段我国刑事案件辩护率低且逐年下降,辩护人的缺席导致控辩力量对比失衡,控辩平等对抗近乎空谈,被告人的正当权益屡遭侵害,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为突破这一困境,提高刑事案件审判水平,借鉴引入强制辩护制度尤为重要,通过强制辩护制度,制衡控方公权力行使,规范刑事诉讼活动,切实维护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死刑的立法与司法比较研究

中美死刑的立法差别很大。中美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差别也很大。中美死刑立法与司法比较研究的启示是:在立法上缩减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刑法中既要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又要明确规定不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取消刑法中的绝对死刑,调整刑罚结构,构建死刑替代措施;在诉讼程序上建立死刑案件定罪和量刑分离程序,贯彻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死刑的裁量模式,完善死刑案件的辩护制度,实行死刑案件的强制上诉制度,构建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制度研究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是实现庭审实质化,因此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着力推进我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是题中应有之意。正确理解"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和意义,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前提和依据。尽管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出较大修改和完善,强化了对辩护权的保障,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结合我国《决定》和《意见》的文件精神,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背景下,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充分保障律师履职权利,健全和完善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切实提高辩护质量,实现有效辩护,从而进一步推进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完善我国指定辩护制度之思考

指定辩护制度是在司法民主化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基础上构建的一项司法救济制度。但我国现行制定辩护制度仍存在许多不足,与现代法治要求不相适应。因此,为实现实体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指定辩护制度研究

一、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指定辩护制度解读指定辩护制度作为辩护制度中的救济手段,新《刑事诉讼法》(以下均指2013年1月1日适用的《刑事诉讼法》)对其做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标志着我国法律在对人权的重视和保障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一)指定辩护制度概述对于指定辩护的含义,目前理论界通说的观点是:"指定辩护是指人民法院为因经济困难或者     

"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简评--兼议我国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

通说认为,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案的影响意义重大,主要体现为"政治问题"与司法关系的矛盾冲突.对该案进行分析,并对我国行政诉讼与"司法审查"现状进行考量,应当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与美国等国家的"司法审查"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论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兼评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

非婚生子女强制认领制度应当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与身份安定为原则.强制认领主要包括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婚姻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填补了我国亲子关系强制认领制度的空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条文规定略显粗糙,于具体适用仍存在诸多困难,如主体范围不明,适用推定缺乏明确标准以及未对子女进行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等.基于“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与“身份安定原则”,适用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应把握以下三方面：限制提起认领之诉的主体;应当有基础的证据;对子女进行成年与未成年的区分.     

刑事辩护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新刑诉法和《律师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与完善，但从法理、立法、司法、比较法角度，刑事辩护制度仍不够系统、全面、具体，缺乏操作性，有待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分析，以期达到科学化、民族化、文明化之目的。     

我国刑事强制医疗制度之建构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依法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对精神病犯罪人的处罚规定,这为司法实践中处理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提供了合理根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程序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其性质定位上仍存在着认识偏差,适用对象范围及决定主体方面过于狭窄和单一,费用负担及事后监督机制也不尽合理。因此,完善对我国强制医疗制度的建构是当前迫切的任务。     

论我国指定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指定辩护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帮助一些特殊的被告人行使其法定的辩护权。这对保障这些被告人的权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的不足和制约因素,从而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我们应对这项制度认真研究,并逐步加以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反思--以预防性羁押为例

刑事强制措施设置和发动的目的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该目的是程序性而非实体性的。包含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地区都存在刑事强制措施实体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不仅反映在理念上，而且体现于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实体化倾向，本文以预防性羁押为例加以说明，并试图提出从实体化走向程序化的刑事强制措施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反思：从刑罚到刑事政策

在我国,社区矫正诞生于刑事司法实践.社区矫正的早期试点被视为回家服刑,社区矫正的性质被认为是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活动.对此,我国学者质疑之声不断,一种新的观点应运而生,即从社区矫正教育改造罪犯、预防犯罪和防卫社会的视角出发,主张社区矫正是一种社会防卫或保安处分措施.但前者存在拘泥于传统刑罚的强制性、严厉性之嫌,而后者又有社区矫正被泛化、扩大的倾向和司法实践操作难题.因此,理性的社区矫正性质界定应基于刑事政策的视角,即我国社区矫正是一种刑事政策.     

台湾刑事诉讼法对中国辩护权的建议

由于台湾辩护权发展较早,且受实务上法官造法的承认,其体系远较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完整,各种构成要件和违反的效果都有明白规定.其中尤以强制辩护、侦查与羁押中的会见权的实务经验值得大陆地区参考.     

论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

论述了我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存在的不足之处,为完善我国商业秘密的刑法保护,解决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进行重新分类、设立专家陪审团制度、规定重大损失的拟定计算方法等。     

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探索

刑事司法救助实际上是扶贫、扶弱、扶残,它是实现司法公平和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重要措施。该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存在较大缺陷。文章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背景,论证了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初步构想。     

论警察出庭作证

警察出庭作证是刑事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现代庭审方式改革的新的突破点。本文从警察出庭作证的内涵入手,在分析国外这一制度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应采取的措施。     

“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对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冲击

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也是各国刑事立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作为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已广泛运用在西方的司法实践中,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也遭到该理论的冲击。我们应将“受虐妇女综合症”作为专家证言引入正当防卫的可采证据,以体现司法公正和对受虐者人身权益的保障。     

加强刑事立案监督的路径分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刑事立案监督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监督对象不周延、监督范围不全面、对立案监督案件缺乏后续跟踪措施;二是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案源不足、证据标准难以把握、对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的刑事立案监督乏力、人力普遍不足等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在立法上以及工作机制上予以完善.     

关于重构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思考

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出现诸如申诉难、申诉多、越级申诉、重复申诉等问题，既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又不利于保障人权。应把纠正错判和一事不再理理念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指导，重构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彻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新形势下对刑事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是我国刑事立法及刑事司法的灵魂。该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实施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但是,在我国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还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文章拟从诉讼程序上对司法机关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对策,以期对刑事司法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认识与贯彻实施方面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