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社会契约与后常规科学

科学的社会契约描述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是政府以经费资助和给予科学家自治权来换取科学发现及技术创新。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科研方式、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契约的两个隐含前提——科研诚信与线性模式——受到了理论的和现实的不同方面的冲击,使原契约关系受到了挑战。后常规科学描述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状况中科学知识质量标准的转变以及对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方式的扩展,为科学的社会契约的调整方向从理念上提供了启示。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工程共同体的本性

不同于“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工程共同体”是现实工程活动所必须的特定人群共同体。该共同体是有结构的，由不同角色的人们组成，包括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等利益相关者。从工程共同体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工程活动共同体”与“工程职业共同体”，前者比后者更为基本，没有工程活动的共同体，也就没有工程职业共同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工程活动共同体，工程职业共同体就是亚共同体。从工程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来看，工程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因其类型不同而异，即“工程活动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为各类企业、公司或项目部等，它们是工程活动共同体的现实形态，并以制度的、工艺的、管理的方式或者以“物流”为基础的“人流”，表现为一定的结构模式；“工程职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或实体样式则为工程师协会或学会、雇主协会、企业家协会、工会等，其显著的功能在于维护职业共同体职业形象和内部成员的合法权益，确立并完善规范，以集体认同的方式为个体辩护。从工程共同体的特征来看，则表现在组织性质、动力机制、结构分层、主体构成、获得承认的路径、制度性目标等多个方面。     

科学的多元规范论何以可能?

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到科学实践民主化,科学的规范结构处于多元化的不断增殖中。多元规范论是对科学规范演变新阶段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规范性的。科学实践的介入性标准所引发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逆性,这要求演变结构中的"内核"、"纽带"、"新介入者"之间能够保持必要的张力,而不是厚此薄彼。因此,多元规范论又是一个适度的分离主义框架,从差异性出发重塑科学的内核,以及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     

“变”与“不变”:后学院时代科学规范重构的核心问题辨析——基于默顿规范合理性的思考

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出于更好理解科学的本质、有效组织科学社会运行的需要,科学规范的重构和完善成为当务之急。鉴于默顿规范在科学规范相关研究中的权威性,正确认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很有必要。结合可行性和可接受性分析,阐明默顿规范对保证科学制度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后学院时代应当坚持科学基本精神不变,从协调不同类型的科学规范、立足复杂多样的科学实践、补充调节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外部规范等方面探寻科学规范的拓展空间。     

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基本界定及其成因分析

“民间科学爱好者”是一个在科学共同体之外从事所谓科学活动的特殊群体,与“业余科学爱好者”相比。其最大特征是不能与科学共同体进行正常的交流。大规模民间科学爱好者的存在是某种社会问题的反映,它与1980年前后的社会氛围有关,与大众语境和大众传媒对科学活动的误读有关,也与其自身偏执的心理倾向有关。对此问题的研究,既有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又可以为科学传播提供借鉴。     

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的成因及“反转”氛围的形成机理分析

涉及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转基因作物推广争议,是政府、科学共同体、媒体与社会公众等多主体多元叙事的结果。政府对科普工作的主导不力、科学共同体单向叙事的失效、媒体对信息层级化的编码与操控以及社会内部社群分化的加剧,合力促成了这场社会性的科学争议。在现代性的心理焦虑下,公众对以转基因育种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风险的恐惧与拒斥,在激进的心理对抗、文化对抗和社会对抗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反转"氛围。整个社会迫切需要一场科学精神的启蒙,在理性中审视和适应常态化的不确定性风险。     

中国学术和教育：存在问题与救治之方（六）——中国科学：亟需从规范走向创新

194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针对纳粹德国出现的“科学政治化”运动对科学自主性所造成的危害提出四条“科学规范”，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理性的怀疑主义，意在防止和抑制特定的社会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干扰和侵蚀，“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促进科学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000年以来，我国科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科学行政化”对科学自主性的负面影响，强烈要求变革科技体制、重建学术规范、重振科学的“精神气质”、“以科学的方法管理科学”。     

“科学共同体”在近代中西方的形成与比较

该文首先对西方科学哲学家托玛斯·库恩提出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作了分析,然后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在近代西方（欧洲）的形成以及它的作用,同时对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指明“科学共同体”未能于明末清初出现是中国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的内在原因之一,最后以中国科学技术在20世纪10～40年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例,得出“科学共同体”是将科学技术向前推进的有力杠杆的结论。     

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之间的纽带

本文首先从观念与境的秩序之网自古希腊到中世纪、近代变迁过程的角度，论述了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的内在联结；从一致性形成的合理性结构，讨论了科学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在一致性形成机制上的异同之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合理性与宗教合理性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