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本研究采用复合指标测度法,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对城镇化指数进行适当修正后,对福建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2000-2014年的协调发展差异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4年期间,福建省整体上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且土地城镇化过度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0-2002年为严重失调阶段,2003-2007年属于轻度失调阶段,2008-2013年发展到濒临失调阶段,至2014年福建省整体协调发展度达到勉强协调,综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城市城镇化质量的两个重要子系统。采用2009—2018年呼和浩特市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极差法、熵值法计算城镇化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及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关系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10年中快速增长,城镇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从时序看,呼和浩特市人口城镇化滞后型与土地城镇化滞后型交错发展,综合发展指数总体呈增长趋势,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从演化趋势看,呼和浩特市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过程历经失调期、过渡期和协调期三个阶段,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土地城镇化仍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呼和浩特市应注重各区域间发展的协调性,促进产业调整,在提高人口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同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山西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研究

本文重新定义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的内涵,认为人口城镇化水平应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两方面衡量,土地城镇化水平应从城镇建设用地变化量和以城镇建设用地与城乡建设用地比重表示的土地城镇化率两方面来衡量;在对山西省2001年~2010年人口、土地数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定量测定了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发展水平,并用比较分析法定性分析了两者的协调性.研究结论:2001年~2010年山西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不断拉大;2006年、2009年、2010年城镇建设用地新增量超过其他年份的一倍,但土地城镇化率在经过2001年~2008年的稳定增长后出现下降趋势;2001年至2010年,户籍假设化可以使土地城镇化率提高约2.68个百分点,常住假设化可以使土地城镇化率提高约8.16个百分点.     

湖北省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空间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性研究

建立湖北省"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空间统计和数理建模,对城镇化及其空间分异和空间格局、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湖北省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较高,经济城镇化质量整体较低,人口城镇化区域差异明显;2)"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质量呈现区域间不均衡、城镇化不同步的空间格局;3)人口-经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但空间差异明显,城镇化子系统内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高的地区集中在武汉城市圈、宜荆荆地区和襄十随地区等经济发达、产业集聚、空间联动效应较强的区域.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演变研究

以四川省作为研究区域,建立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四川省及各地市2003—2014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各地市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四川省的协调发展度同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阶段式增长,2014年总体上达到高度协调发展水平;各地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并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类型,其中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了高速增长型、波动起伏型等4种类型,土地城镇化发展呈现出了高快高、高慢低等6种类型;在空间视角下四川省各地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地市协调发展度平均水平由2003年的0.36增长至2014年的0.58,并且所有城市在2014年都已达到中等磨合协调发展及其以上水平;不同区域间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区域同质化"带动作用显著且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影响较大;2007年为四川省各地市协调发展速度的分界点.     

武汉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研究

以武汉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协调发展模型以及回归分析模型评价2002年～2015年武汉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并预测二者2015年～2019年的协调发展状况.武汉市2002年～2015年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不断上升,经历了人口城镇化领先且差距先缩小后扩大、土地城镇化领先且差距扩大以及土地城镇化领先差距缩小3个阶段.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协调性经历了从不协调阶段到协调发展阶段的转变.武汉城市圈,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武汉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通过回归模型预测,2015年～2019年武汉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将继续升高,但二者差距将缩小.     

新型城镇化对张家界旅游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张家界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值法、线性加权法、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及DEA模型等研究方法,探析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旅游效率的演化特征,进而借助Tobit模型从人口、经济、土地、生态、社会5个维度辨析新型城镇化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水平均值为0.481,综合水平由0.061上升到0.920,呈稳步上升趋势;土地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趋势大致相同,经济城镇化发展最快,人口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较为滞后,但各维度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对差异逐渐缩减;(2)旅游综合效率均值为0.883,亟待优化;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967,资源配置水平较高,而规模效率较低,是限制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3)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及生态城镇化均对旅游效率产生显著影响;而土地城镇化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影响有待深化.     

江苏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及区域差异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城镇化过程中两个重要方面,健康的城镇化需要两者相互协调.利用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了2009~2014年江苏省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度及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协调度演变的原因,最后提出提升江苏省土地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水平的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与就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探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

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构建了乡村旅游与就地城镇化互动协调模型及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安吉县2010—2017年乡村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协调等级及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10—2017年,安吉县乡村旅游与就地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由乡村旅游滞后型向就地城镇化滞后型转变,均处于较好水平;耦合协调度经历了2010—2013年的失调状态后,由2014年开始逐渐转向协调状态,并在2016—2017达到初级协调状态,但耦合协调度提升速度放缓.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了具体对策,以期为实现旅游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双赢提供参考.     

重庆市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

在总结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为切入点,构建了两者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直辖以来重庆市人口城镇化指数与土地城镇化指数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且从2001年开始土地城镇化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在2008年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与此同时,协调发展水平也从1997年的极度失调衰退阶段上升到2009年的优质协调发展阶段.     

基于熵值法的关天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目的建立关天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空间差异进行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收集关天经济区相关数据,利用熵值法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测度,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土地城镇化、社会发展、生态环境5个方面,建立了衡量关天经济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Pearson法对各指标与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关天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划分为5个等级:高质量地区(西安)、较高质量地区(宝鸡)、中等质量地区(铜川、咸阳)、较低质量地区(渭南)和最低质量地区(商洛、天水)。结论 1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总体存在差异,呈现出两端发展低,中间突出的特点;2西安作为省会城市,经济、社会城镇化发展迅猛,但生态环境建设水平最低,其他城市各项指标发展水平的整体差异不大,但总体上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3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相关性最显著。     

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研究

基于人口、经济、土地和社会城镇化概念与内涵构建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线性加权模型和离差系数法得到河南省18个市的2011年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得分和协调度,之后对评价结果的地区差异和协调度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以期为城镇发展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出现局部"低洼",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存在西北向东南倾斜的特征,土地城镇化在东北和中西部偏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总体较高,相互之间差距大,空间上存在由西北向东南倾斜的格局.最后基于18个市所属的协调度类型提出河南省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相应对策.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进人的城镇化

结合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现状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分析了当前城镇化建设中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突出问题,提出从优化空间发展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以及推进政策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推进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路径。     

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对就地城镇化促进作用研究

在分析了中国农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的特点与实践的基础上,从提升农民收益、助推乡镇经济发展、打造多产业融合的县域经济环境三个角度就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对就地城镇化促进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就地城镇化进程实际提出了关于新型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几点建议。     

中国地级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分析

在分析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人口城镇化子系统与土地城镇化子系统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藕合协调度模型,以289个地级(以上)市为研究对象,测度地级(以上)市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并采用泰尔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1)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平均值为0.709,超过62%的地级市处于勉强协调级、濒临失调级和失调级,这表明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总体不高,提升空间很大.(2)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呈现由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地区递减的阶梯状分布态势,总体来说,东部地区(0.761)中部地区(0.717)西部地区(0.681).(3)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呈现空间正相关,其空间集聚状态可以分为4种: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高值异质区域(零星分布在西南地区)、低值异质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中部地区)及低值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陕甘地区、云川地区的部分地市).这个结论能够为区域之间城镇化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城镇化视角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探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被开发利用的速度越来越快,由于现有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剽窃"传统知识现象屡见不鲜,保护少数民族传统知识迫在眉睫。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知识,随着贵州城镇化的推进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价值得以凸显。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权保护研究,细化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产权属性,结合当地城镇化和旅游发展状况,推动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进程,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已成为贵州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川省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在全国推行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以四川省为研究区域,选取14个评价指标,建立四川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分析四川省2003—2013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状态,并预测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1)四川省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可分为失调阶段—过滤阶段—协调发展3个阶段;(2)总体上,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指数为上升趋势,两者的发展水平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优质协调发展。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兼顾人与地,实现人口与土地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分析

从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生活四方面选取17项指标构建了评价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各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以综合得分为变量对福建省县域城镇化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福建省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即城镇化水平高的县域之间相邻,城镇化水平低的县域在空间上也相邻:同时福建省区域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县域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不强.     

灾后重建背景下古镇保护与开发的新型模式探讨——以青木川镇为例

灾后重建背景下的古镇,处于历史与时代、继承与发展的交叉口,如何恢复古镇经济、变灾难为机遇、修复灾后人们的心灵家园并寻找到一个保护与开发之间的新模式是一个亟待思考的问题。以顺应历史、改变民生与环境为基础,结合中国成功的古镇(城)保护及开发案例,从绝对保护、开发保护、新区开发3个方面展开对新模式的研究及论述,并以青木川古镇为例,探讨新模式在实际中的应用。规划提出将保护作为开发的目的之一、将开发转变为古镇保护的途径,在保护与开发的相互促进中,实现古镇的建设与历史文化的延续并行。灾后重建的古镇在未来保护及活力复苏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保护与开发新模式的探索为古镇原真性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并行甚至互融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与政策取向建议

典型国家城镇化模式比较及借鉴,认为各国城镇化是将自身比较优势与全球分工结合的过程．新时期中国城镇化进程所面临的环境主要是传统的城镇化动力正在减弱,金融危机加速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以及面临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约束等等。中国城镇化发展面临城镇化主体转向流动农民工、城镇化由东部拉动转向以中西部拉动为主、以农村土地为栽体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等等。,当今,中国的城镇化形成了城市群模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模式以及就地城镇化模式,分析三种模式的特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取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