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祖逖北伐及其失败原因浅析

两晋之交，我国北方人民不堪忍受匈奴等少数族贵族的蹂躏，纷起反抗，东晋以司马睿为首的统治集团只图荀安江左，根本不关心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祖逖坚决主张北伐，以期恢复统一局面，在诸多不利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北伐最终失败了，但是，其统一思想的坚定，统一行为的坚决，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的风格特征

东晋政治格局的典型特征就是门阀政治,士族在各个领域都掌控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不例外.玄言诗“淡”之风貌与门阀政治下士族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建构以及门阀政治营造的社会环境有深切的关系.     

东晋门阀政治与玄言诗

东晋以其门阀政治的格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形态发展完备的一个朝代。士族在各个方面都掌握着话语权,文学领域也深深烙印着士族的痕迹。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决定了玄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也相应地导致了玄言诗在东晋流长久远。而且,玄言诗能够在东晋文坛上几乎一枝独秀,也与门阀政治格局下,政权的掌控者与文学话语权的掌控者合一这种形态有关。     

刘义康谋反事件探析

刘义康谋反事件是刘宋政治史中的一件大事，它开启了南朝宗室内讧的序幕。刘义康事件是刘宋初年徐羡之、傅亮事件的延续，是次等士族不甘心失去辅政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又一次激烈斗争。本文从刘义康事件双方阵营主要人物的阶层分析入手，分析事件性质。刘义康事件是晋宋之际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反映了晋宋政治格局转变的复杂性。     

略论两晋南朝门阀士族在文化上的特点

两晋南朝时期,是门阀士族当权的时代。他们是地主阶级中极少数拥有各种特权的一个阶层。在政治上独占各种清要官职;在经济上,多是占有大片土地的大地主,对农民实行农奴式的压迫和剥削;在社会地位上,“士庶”等级又区分极为突出,等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史学界已有不少同志作了专题论述。而门阀士族在文化学术思想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目前还少有专篇论及,本文拟就士族在文化上所表现出的文才相继、学术家传及其儒学、玄学和宗教思想的混合等主要特点作一略论。     

从“占田制”到“占山制”看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东汉以来,在地主阶级中,以世传儒家经典的许多家族,逐步控制入仕作官特权。曹魏行“九品官人法”,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特权,正式形成魏晋来的士族门阀制。门阀士族大量兼并掠夺土地,影响封建国家租赋力役征收。晋初颁行“占田制”,意在肯定士族既得利益前提下,对其适当限制。东晋南朝时,由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他们占地所及不但尽有良田沃土,且还占国有的山林川泽。于是刘宋时又颁“占山”制,其意仍在肯定豪强既占山泽前提下,略加限制。故从“占田”到“占山”制的颁布,深刻反映了大土地私有制的急剧发展。     

东海何氏家族论略

两汉以来的门阀制度,到东晋南北朝得到了充分地发展。门阀士族拥有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特权,他们在皇权不振时,不以维护正统为念,只以家族利益为务。随着刘裕登上帝位,皇权政治得以加强,那些东晋以来依然具有为家不为国思想的士族,显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同样为了巩固皇权,刘宋王室仍需扶持一批一心为国的士族,东海何氏家族即兴起于此期。东海何氏家族自东晋何无忌始,都以忠君为国著称。何氏家族以武功起家,后渐以文学闻名,秉承儒家传统,为性耿介,成为南北朝时期新兴起的士族。     

隋文帝统治基础之计量研究——隋史研究之三

隋文帝统治的基本力量是什么?即其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及阶级属性如何?本文试用计量方法作一粗浅探讨,以祈求教。首先,我们关陇士族集团的演变来探讨。隋是继西魏北周而来的封建王朝。众所周知,西魏宇文泰创立了以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为核心的关陇士族集团,这是个新兴的士族集团,故《周书》说“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下将该集团主要成员后裔情况表释如下:     

魏晋嬗代原因再探

曹氏三祖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思想界儒学回归的趋势,以及以极端理想主义的道德对抗权力的倾向,都促使正在形成的门阀士族中的士大夫群体向司马氏集团靠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魏晋嬗代过程中的选择。     

唐代官修谱牒与庶族地位变迁

谱牒编修伴随着宗族的产生而出现,随着世族门阀的兴起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唐代,谱牒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修谱,而且是统治者用来打击士族,提高庶族地位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唐代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官修谱谍,使士庶二族的地位逐渐趋于合流,加之科举选官制度等其它方面的原因,盛行于晋唐时期的门阀制度也渐趋衰落,官修谱牒不再盛行,谱牒编修也逐渐向私家转变。     

唐代官修谱牒与庶族地位变迁

谱牒编修伴随着宗族的产生而出现,随着世族门阀的兴起得以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唐代,谱牒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的修谱,而且是统治者用来打击士族,提高庶族地位巩固统治的政治工具。唐代经过三次大规模的官修谱谍,使士庶二族的地位逐渐趋于合流,加之科举选官制度等其它方面的原因,盛行于晋唐时期的门阀制度也渐趋衰落,官修谱牒不再盛行,谱牒编修也逐渐向私家转变。     

略论宋代宗族的经济活动及其影响

宋代宗族的登场与唐宋变革息息相关,在此社会历史环境下,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代之兴起的是官僚士大夫家族,中国宗族进入了大官僚宗族制时代。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宗族出于自身延续和发展的需要,必定会与社会进行互动。在宋代社会流动较快的背景下,家族会进行诸如置办族产、赡济民众和公共工程建设等经济活动,对自身的发展以及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弘辞官逊位与刘宋初期政局之演变

王弘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曾孙,是宋武帝的佐命功臣之一。以元嘉三年为分界线,此前他积极有为,此后则一再辞官逊位,退让无为。他的行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与此类似的大臣还有王敬弘、张茂度、谢弘微、谢瞻等。这种现象体现刘宋时期的政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伸张,皇权虽然还依赖门阀士族的支持,但对他们心怀疑忌,对他们的依赖性逐步降低,基本用他们来装饰门面;高门由于家境富裕,其家族荣辱对政权的依赖性不高,同时他们还受到皇帝的猜忌和皇室成员的排挤,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政权任用门第较低的士族和寒人来制衡高门,寒人参政积极性提高,与高门相比政局呈现彼长此消的态势。     

晋代“引礼入律”论略

晋《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儒家化法典,“引礼入律”是晋代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它在《晋律》中有突出表现：刑罚实用上“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保护士族、官司僚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经济立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等。其产生根源有：从文化根源看,是因为礼有区分贵贱等级、定分止争的功能;从政治学方面看,司马氏所建立的是门阀士族统治,所以任用儒家制订、解释法律;从经济方面看,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论“贫女诗”与唐代社会变革

“贫女诗”是唐代中后期较为集中地出现的诗歌主题。根据诗歌文本与作者的写作意图，“贫女诗”可分为白描“贫女难嫁”和隐喻“寒士难举”两种类型。“贫女难嫁”和“寒士难举”现象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并且都与唐代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贫女难嫁”是唐代社会结构变动、士族门阀走向解体对人们婚姻观念的影响，“寒士难举”则反映了科举制替代官僚世袭制的变革。     

论王导

王导(276年—339年),东晋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帮助司马氏集团开创了东晋政权,并先后辅佐元、明、成三帝,为东晋乃至南朝在江东的近三百年统治奠定了基础。然而,对王导其人,历代史家褒贬不一,毁誉纷纭。褒之者称他“提挈三世,终始一心,称为‘仲父’,盖其宜矣”。比之为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贬之者说他:“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乃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解放以后,史学界也多以其为门阀士族的代表,评价甚低。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史实,对王导其人作出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     

杨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

杨泉是魏晋时期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在认真研究天文、地理、工艺、农学和医学的基础上,写下了《物理论》等重要著作,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从庶族地主的立场出发,以唯物主义自然观为武器,对门阀士族的御用思想武器——玄学进行激烈的批判。杨泉反对玄学的斗争是这一时期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研究杨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对玄学的批判,对于了解今天自然科学战线上的现实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奢之风及其社会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以门阀士族为主体的上流社会中，在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奢侈腐化之风。这种风气，严重地败坏了封建吏治；影响了封建统治的行政效能；阻碍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但在导致手工业领域畸形发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刺激了某些生产部门的产品生产。     

科举视野下元载的政治活动及其文学影响谫论

唐代安史之乱之际,元载执掌唐朝权力中枢十五年之久,为肃宗、代宗二朝对时局有较大影响的大臣,他协助代宗铲除阉宦、维系中央财政体系支持平叛,建策抵御吐蕃、启用科举寒士、加强中央政权权威,展示了中唐科举士人卓越的政治才华。元载的政治生涯中对科举士人的提携和对门阀士人的排斥,肇端了中晚唐政治党争。元载贪腐致罪是社会个体的闹剧,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看,则是门阀士族围攻科举士人群体的悲剧。元载之死不但引发大历以后政局剧烈震荡,也引发了建中、贞元时期士人对此次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思和文学摹写。元载本人的作品虽然泯没无闻,但其政治活动和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大历以后的文学创作,元载、杨炎政治集团中的史学家、文学家沈既济的作品《任氏传》和《枕中记》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