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阐释范型及其局限

工程、技术与科学是人们实证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们与宗教、艺术等共同构成人之生存的基本建构。因此,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考察不能脱离现实的人之生存实践和历史性境遇。西方学者在基督教背景下,依循总体性原则,形成既有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解读范型:一是基于科学、技术与工程的内在关涉,延伸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到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中来的"冲突说",指认工程技术与宗教分属于经济和文化领域;二是试图为工程技术寻找宗教文化根基的"相融说",强调基督教直接支撑了现代工程技术的发展,而工程技术是深层宗教文化准则的物理表达形式;三是在上述两种观点之间保有调和立场的"调和说";四是立足"协同"概念之上的工程技术与宗教的"协同说"。这些解释模式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面对当代全球化所创生的文化多元性与复杂性样态,上述寻求解释范型的普遍有效性的努力必然受到挑战与解构,与此同时,昭示出对工程技术与宗教关系的考察有待在不同文化处境化下结合特定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作出具体说明。     

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及其功能关系

宗教和科学关系在现象层面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从本质上看，宗教和科学则存在世界现和方法论的对立。宗教神学本质上是以信仰超自然方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近代以来的实证科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中断了自然和上帝之间的传统联系，只要科学继续沿着这一道路走下去，那么，宗教与科学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鸿沟。但是，宗教与科学的本质对立，只是就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作的形式逻辑判断，并非对人所作的价值判断。人是决定宗教价值和科学的价值的主体和关键。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人类的“自我设计”，都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认识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我们将发现宗教和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客观需要的两种相互补充的文化力量。     

宗教的科学解释——以宗教认知科学为例

作为宗教科学解释的典型代表,宗教认知科学将宗教起源与传播的原因归结为人类复杂的认知机制,在保持客观性与实证性的同时,构筑了一种超越历史与文化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宗教认知理论。笔者以为,作为一门以"解释宗教"为学术旨趣的学科,宗教认知科学应更广泛吸纳文化等因素以确保其解释的科学性。尽管宗教所寻求的合理性不会因宗教的科学解释而消解,但在科学的语境下,宗教转换存在方式并寻求与科学兼容是一种现实选择。     

从社会系统机制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本文从社会系统机制的新角度，较有独到见解地分析知了宗教与科学的三大社会历史关系及其特征。认为宗教与科学这两大社会子系统在社会大系统中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作用机制，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载体，它与科学之间即有相互竞争，排斥一面，又有彼此依托，互相促进的另一面。     

“科学”与“宗教”概念的演变——评彼得·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

"宗教"和"科学"这两个文化范畴对于理解现代性的本质及其遗产最为重要,但我们现在理解的"科学"与"宗教"都是相对晚近的观念,是在过去三百年里在西方出现的,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和"宗教"这两个概念起初都是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者说"德性",到了16世纪则渐渐成为首先通过教理和实践来理解的东西,成了命题式信念系统,这种客观化过程是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的前提。关于科学与宗教的传统叙事,无论是冲突、独立、对话和融合,都无法刻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是因为,"科学"和"宗教"并非划分文化领土的自明方式或自然方式,它们既不是人类的普遍倾向,也不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特征,而是因为独特的历史情况而形成的。无论是持冲突观点,还是持融合观点,都同样巩固了"科学"与"宗教"的现代边界。     

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

如果说，作为独立哲学学科的现代科学哲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则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只是正在形成。对于这门新学科的性质及其存在条件的认识，依赖于我们对科学与技术的区别与关系如何理解。如果我们只将技术理解为应用科学，是科学的一个分支，或理解为科学的应用，是科学的外部扩张，则对技术的哲学分析就可以纳入对科学进行哲学分析的范围。这就使得技术哲学被看作是科学哲学以及科学伦理学的组成部分。幸而上世纪末，人们逐渐抛弃了50年代和60年代科学社会学界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式，承认技术发展有自己的独立生命，有自己的特别语词和逻辑，有自己不同于科学的认识论结构和社会规范，有自己特殊的本体论地位。这就为技术哲学这门学科建立铺平了道路。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个基点。来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     

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看科学与宗教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国学术界虽不乏探讨,但迄今尚未见到从宗教社会学新范式的视角探讨科学与宗教的论著。启蒙运动以来世俗化理论框架下的宗教认知一直在东、西方广为流行且影响深远,近二十年确立起来的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则揭示了一种新的宗教认知和新的宗教观。认识宗教社会学新范式对于全面、客观地理解科学与宗教、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乃至对于科技与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拓展意义。本文首先阐发了为"范式"一词重塑辉煌的思考以及相遇"新范式"的机缘之幸;继而简要介绍了宗教社会学新、旧范式的主要差异,新范式中的科学与宗教之观点;最后就新范式对于科学与宗教以及科技与社会(STS)研究可能的启示进行几点思考。     

科学与宗教:自然、社会与实践

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上,科学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持两种极端的态度.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活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领域,科学研究自然,而宗教则管辖着人类的精神与道德生活,两者毫无相关性.社会建构论认为,如果自然科学是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式,那么创世科学则是圣经基要主义者宗派的范式,两者之间尽管不可通约,但具有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据此导致了两者的激烈的冲突.关键问题在于双方脱离了人类的生活经验去谈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怀特海哲学表现了他试图在人类生活经验中用动态来综合静态,把价值输入事实,用潜能来组合现实,用宗教来调和科学,从事件走向实有再到机体的基本思想趋势,所有这一切,目的在于消除由自然的二岔性所导致的科学危机.     

伽利略与罗马教会

1633年罗马宗教法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是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冲突最为激烈的事件之一。它的发生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对西方后来的科学文化与宗教思想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本文在分析了《对话》的审查和获准出版的过程的基础上，结合教皇乌尔班八世的政治处境和伽利略的对手们的反应，来揭示伽利略受审的原因，并通过分析一波三折的审讯过程来揭示教会内部在伽利略案件上的分歧，加深对这一案件本质的理解和认识。     

默顿命题的理论贡献--兼论科学与宗教的统一性

中国社会迫切需要在宗教及其与科学的关系上进行"解蔽",应当从根本上弄清宗教的真正含义、社会作用,以及它与科学的关系,以期端正对待宗教的态度,充分而正确地发挥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重温"默顿命题"、了解有关争论,领略其理论意义,当是大有益的.     

覆盖律解释与意向性解释

在社会科学的解释模型中，意向性解释诉诸人的信念、期望等目的性因素；覆盖律解释旨在寻找规律。本文通过辨析这两种不同主张的根源，试图说明意向性解释与覆盖律解释的不同源于对社会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以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为平台使得覆盖律解释的努力失败，弥合意向性解释和覆盖律解释的分歧的可能性来自于突破逻辑经验主义的局限，重新看待社会科学的本质。     

美国社会中的科学、宗教与法律:"斯科普斯案"剖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反进化论立法运动,把法律、科学与宗教密切地联系起来。本文从“巴特勒法案”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对“斯科普斯案”涉及的科学、宗教和法律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法律、科学与宗教的独特性,为深入理解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案例分析。     

世俗社会环境中的宗教反弹--关于科学与宗教问题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分析

宗教、科学理性和世俗化趋势之间具有动态的、多样性的联系.世俗化的出现并非单纯地"击溃"了宗教,而是招致了宗教在多样性文化情境内以各种方式复活.宗教对于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是更为基本的活动,它有非常强的适应性和适度灵活性.实用主义探究理论既塑造作为探究样式的科学,又架构作为探究类型的宗教理论之翼.在允许宽泛地适用于具体探究的各种方法分歧的同时,它也以相同的方式建构科学和神学的理性.     

确定"理论与实际关系"的困境:政治指向与发展指向的冲突

追溯“理论与实际关系”如何成为科技政策讨论的公共话语,将这一时期关于“理论联系实际”不同文本置于中国独特政治结构与文化范畴,对其内在意义或指称做出理解与解释,我们发现,内化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双重功能预期,围绕“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讨论表现出的价值紧张,“理论联系实际”现实化引发的政治与发展间的冲突,使“理论联系实际”概念内涵在不断调试中变得模糊不清。最后,探讨了“理论联系实际”得以透过外在层面转化为科学家内在道德焦虑,进而转化为自我否定内在动力的独特文化与心理依据。     

阴阳思维对克服科学与精神冲突的意义

强调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以及和谐与过程重要性的中国传统,有能力解决西方令人困惑的二元论思维中科学和宗教的问题.科学和宗教能够相互增进,但如果研究者仅仅从真理在于认知的观点出发,似乎对立面是相互隔绝的.因此,中国的宗教传统对于促进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对话更是必要的.     

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

明末随着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中国士大夫开始学习欧洲科学和宗教。为消除接受西学的障碍,一些文人提出不同学说,为输入西学铺路,这些学说后来被清初学者所采用。文章试图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士人对西学的看法,特别是分析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发展的源流及其在西学传播中的作用,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明末清初士大夫接受西学的态度。     

国内科学文化研究与欧美后SSK“科学的文化研究”之比较

国内的科学文化研究是在不改变科学的客观性、真理性和表象论的前提下,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来研究,可划归为大众理解科学的科学传播视域。欧美后SSK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是SSK从科学的社会研究扩展到科学实践的文化研究,是从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转向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论,是对科学客观性和表象论的进一步背离和消解,强化和放大了各种异质性文化因素对制造科学的作用;背离了科学家的真实立场和科学的核心问题,成了反科学的帮凶,不会结出真正的果实。二者在研究内容、方法、理念和科学观上是根本不同的,他们都有自己亟需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在国外的历史与现状

与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解读相比,马克思传统的科学性解读在国内的处境及研究与它的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那么作为一种科学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外的研究处境如何呢?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国外访学期间,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发现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形成了如下共识:将实践范畴作为严整的(社会)科学探索;马克思传统中的科学研究与哲学升华的相互依赖;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及辩证法对于唯物史观的逻辑优先性;严整的(社会)科学探索作为哲学理解的基础性地位等。在此基础上,国外形成了几种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哲学在前苏联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延续;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初步探索等。     

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

后库恩时代的科学论的进展是从科学的社会研究走向科学的文化研究，其实质是科学观念的变迁，即以实践的科学观取代表象的科学观。宏观上对科学论的进展作出描述，提出科学的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以及解决进路，即强调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实践性与反思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