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之由来

文章主要目的是研究惰性气体元素中文名词氦、氖、氩、氪、氙、氡的形成。在19世纪末,这些元素名词是以意译方式出现,如(氩)与曦(氦)。在1907年《化学语汇》第一次提出氩、氦、氪等音译名词后,惰性气体元素中文译名便开始往音译名词上发展。而氖字,可能最早出现于1908年。氙字是首次出现在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然而在此前一年在化学讨论会所通过的是。至于氡字,是在1937年教育部所举行的化学名词审查会议中所决定的。     

郑贞文与中文化学命名

摘要 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过程中,郑贞文是贡献最多的其中一位,在无机化学命名方面,影响最深远。在有机化学名词上,用天干符号来表示有机化合物中的碳数目也是由他提出的。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成果——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他是重要整理者之一。在化学命名上,郑贞文在1919年发表了《化学定说名略》,次年,他又完成了《无机化学命名草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这本书在无机化学命名上影响深远,被誉“对于化合物之命名,特能推陈出新,诚为命名之圭臬矣”^[5]。至于在有机化学名词上,从1919年开始,郑贞文便提出了一些有机命名原则,次年,他参加了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会议,并且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可惜,他的有机名词几经修订,在1932年1月脱稿时,“适值上海抗日之役,竟遭一炬,并多年搜集之参考资料,亦荡然无存。”^[6]不过,至今依然能在《化学定说名略》及他与杜亚泉合著的《有机化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一窥他最原始有机命名的想法与原则。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将郑贞文在元素、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中的想法及原则分开讨论,以便深入了解他在中文化学名词上不凡的贡献与成就。一、20世纪的中文化学名词在元素名词方面,从1908年由清朝学部所编译的《化学语汇》中,便可以知道,傅兰雅和徐寿在《化学鉴原》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即以一个偏旁与一个西文第一音节造字而成,已经为我国化学界普遍接受。在无机名词方面,在甲午战争之后,便逐渐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许多无机名词中插入一个化字,尤其是在二元质无机化合物的名词上。如calcium oxide(CaO),在此之前,大部分的名词是依据它的化学式来翻译为钙氧,1895年之后则翻译为氧化钙。而在有机名词方面,中国人就必须重新建立一套有机系统名词。一来,19世纪大部分所翻译的中文有机名词是以傅兰雅音译的名词为主,如迷以脱里以脱里阿美尼(methylethylamine),如此四个字以上的音译名词,为数不少,便很难引起中国人的共鸣。至于丁韪良(1827～1916)、嘉约翰(1824～1901)及毕利干(1837～1894)等人虽然翻译了一些意译的有机名词,然而数量有限,也无法造成流行;而日本有机名词也是以音译为主,自然也无法形成广泛的使用及传播。直至1908年,虞和钦出版了《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才开始了中文有机化学系统命名^[7]。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的过程中,早些时候,是由科学名词审查会来主导,国立编译馆与中国化学会的成立,更加速了中文化学名词规范化的脚步。不论是科学名词审查会或者国立编译馆,郑贞文都参与其中化学名词制订的工作。尤其是1933年出版的《化学命名原则》,几乎是仰赖郑贞文的热诚与毅力。在前一年召开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上,“译名组提案”是由郑贞文起草的,已成为《化学命名原则》的蓝本^[8]。二、元素名词20世纪初,元素名词受到日文名词的冲击,有些日译化学翻译书则是直接使用日文名词,如水素(氢)、酸素(氧)、窒素(氮)^[9]。有的则是将“素”字放在傅兰雅名词上,如锂素和铍素^[10]。与此同时,江南制造局所翻译的元素名词也蔚为风潮。除了益智书会或者博医会所使用的元素名词外,大部分的元素名词还是采用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名词,如《化学语汇》和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等。自科学名词审查会成立(1916)到《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在元素名词方面,争议比较多的是氧、氢、氮、氯和砷的翻译^[11]。在氧、氢、氮和氯的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提出了两种版本。一种是不含“气”偏旁的养、轻、淡和绿,另外一种则是冠有“气”部的昜、巠、和。养、轻及淡是否能简化成羊、巠和炎,进而转变成氧、氢和氮是一个争议的地方^[12]。至于科学名词审查会所比较属意的冠上“气”偏旁的昜、巠和也备受争议,郑贞文则认为,“所造之字,骤观之似极其机巧,细察之则全涉牵强。”^[13]郑贞文认为,oxygen、hydrogen、nitrogen和chlorine等名词,应该翻译为冠上“气”部的养、轻、淡和绿,但可以简化成氧、氢、氮和氯。至于在砷名词上争议,则是在于采用音译的砷,还是传统的砒,或者是由信石所拼成的新字。至于其他元素名词上的译名,由于常常牵涉到是否会与其他元素名词相似音造成混淆,而建议修改^[14]。三、无机化学命名在甲午战争之后,中文二元质无机名词便受到日文的影响,即在两个元素名词之间插入一个“化”字。在早期,谈到二元质无机化合物命名原则,最详细的可能莫过于郑贞文所提出来的方法：拟联缀根名以名之,根名既定,则根与根相结之化合物,可加化字于根名之间(而略根字),称曰某化某,阴根之名居前,阳根之名居后。^[15]至于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共有三篇,则是包罗万象巨细靡遗,各类化合物命名包括齐全。第一篇为元素命名。第二篇则为根基及其化合物命名,涵盖单根及二元化合物、复根及其化合物、错根及其化合物。至于第三篇,则为错化合物的命名。虽然,其中“尚有不易而不便于通行之处不少,为最有系统而有价值之著作”^[16]。事实上,1932年所举行的教育部化学讨论会决定：“单根二元化合物,照郑贞文先生译名商榷乙法之规定命名。”^[17]另外,在无机名词上,比较困难的是错化合物的命名,郑贞文的名词更是独占鳌头。四、有机化学名词《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的出现,开启了中文有机系统命名的时代。因此,虞和钦被誉为“替我国制定有机化合物名称的第一人”^[18]。虞和钦的名词看来有些繁琐,如异性二个一炭矫基易轮质(xylene,间甲基乙基苯)和壹﹒参﹒伍﹒三个一炭矫基易轮质(Mesitylene,1.3.5三甲苯)。另外,他所使用的字也比较深涩一点,如矫质(烷)、羸质(烯)和亚羸质(炔)。郑贞文便针对这些缺失提出一个更简单的有机名词命名,即以完质、欠质和缺质分别来表示虞和钦的矫质、羸质和亚羸质。至于一碳、二碳、三碳等名词,郑贞文则是以甲、乙、丙等天干符号来表示,如此的有机名词看来就比较简洁^[19]。 1920年7月,郑贞文代表丙辰学社出席科学名词审查会有机化学普通名词的会议。由于科学名词审查会的正当性及权威性一开始便受到质疑^[19],再加上有机名词复杂繁琐,所以郑贞文便在会后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20]。 即使受到许多批评和质疑,科学名词审查会还是奠定了有机化学系统名词的基础,现今所使用的烷、烯、炔、醛、酮和醚等有机名词便是他们所制订的^[21]。另外,虽然科学名词审查会没有采用郑贞文的天干符号,不过之后的中国化学会还是将它纳入有机系统名词中。五、结论在20世纪中文化学名词发展中,在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命名系统中,似乎没有人能够一枝独秀。不过在这过程中,科学名词审查会、国立编译馆、化学讨论会和中国化学会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郑贞文都参与其中,甚至有些时候是主导整个局势的发展。在元素名词上,19世纪由傅兰雅和徐寿所提出的元素名词已经流行多年,虽然有些名词被建议修订,但使用的习惯已经形成,所以20世纪元素名词能够变动的空间非常有限。然而无机及有机名词的情况截然不同,19世纪的名词并未流行。在无机名词上,早期时候,郑贞文就提出较完整齐全的无机命名原则,加上积极地参与这类名词的编译,使他的无机名词成为不可或缺的。在有机名词上,科学名词审查会中所编译的烷、烯和炔三个名词是否受到郑贞文的完、欠和缺的影响,是值得再讨论的重点。至于天干符号的使用是否与郑贞文担任国立编译馆化学名词审查会的主任委员有关,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中文无机名词之"化"字:1896-1945年

甲午战争之后，中文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明显受到日文无机化学名词命名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地方便是其名词上有一个“化”字，而且元素的顺序恰巧与它们的分子式相反。从法文化学名词的角度来看，这并无不妥之处．但自鸦片战争之后，英文是中国人翻译外国名词的最主要来源，从英文化学名词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名词便显得有些不恰当。有趣的是，这些与分子式相反的无机名词早在1868年便在《化学入门》中出现过，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20世纪后，含有“化”字的无机名词便大量出现在中文化学书籍中，这其中也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化学出版物，例如，1907年的《化学语汇》及1920的《化学术语》。大量与“化”字有关的化学名词及来自翻译日本化学书籍是促进这类中文无机名词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文苯及芳香族名词历史研究:1875-1945

主要讨论了芳香族名词苯、甲苯、二甲苯、1,3,5-三甲苯、萘、葱与菲中文译名的形成.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有机名词基本是以音译名词出现,如偏西尼、偏苏里.从1908年虞和钦的<中国有机化学命名草>出版之后,往后绝大部分的有机名词又以意译名词被提出,如轮质、环炭化轻、六炭环.1931年<屠阝>恂立为这些名词,除了苯外提出了冠上草部单字音译名词,如艿、萎与芰.1932年在南京举办的化学讨论会采用了他的命名方法.一年后,苯、甲苯、二甲苯、1,3,5-三甲苯、萘、葱与菲出现在<化学命名原则>中,成为官方标准有机名词.     

《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公布出版

2005年5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由化学名词分委员会高分子化学专业组撰写制定的、我国第一次系统公布的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其内容参考了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的推荐文本，而有些内容则超前于IUPAC的进度。它是参加起草和审定工作的全体专家的贡献，也是参加审查的专家的贡献。     

氧氢氮的翻译:1896-1944年

ｏｘｙ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是近代化学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名词，它们在１８５５年由英国传教士合信以“养气”、“轻气”和“淡气”介绍到中国来。从字表面上，“氧气”、“氢气”和“氮气”这三个中文元素术语要比英文的ｏｘｙｇｅｎ、ｈｙｄｒｏｇｅｎ和初ｎｉｔｒｏｇｅｎ看来更具规则性，但这规则性并不是反映西方化学意义或理论的规则，而是中国自然哲学现和造字规则的呈现。     

元素名称考源

元素的名称早期是由各国根据自己民族使用的语言厘定的,直到1839年,瑞典化学家贝齐里乌斯(J.J.Berzelius)提出应当摒弃把专门术语建立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上,将元素名称拉丁化、国际化,倡议在原有元素名称的基础上添加-ium或-um等,并创造出一套用拉丁字母表示的元素符号。他提出的这些建议为国际上所采用。国际上对元素的命名大致可以归纳为以星球名、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人物名、科学家人名、大洲名、国名、地名、矿物名、元素的特征等来命名。这些名称大部分是由发现人或单位命名的。目前使用的1～103号元素的英文和拉丁文名称都是经“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推荐的,国际上并无争议。而104号和105号的元素名称,当时美国和苏联分别给出了命名,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名称。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办法,以期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如104号元素可命名为unnilquadium,符号Unq。这套命名方法虽得到使用,但仍不断有人提出意见。中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的元素名称,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麻烦。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按以往的命名方法制定新元素名称,并提出了讨论稿。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目前元素周期表中列出了111个元素的名称和符号。中国最早的元素汉译名称出现在《格物入门》(1870)和《金石识别》(1871)中,但当时采用的是将西文名称全部音译,如：51号元素锑(Sb)是按英文名称antimony音译为：安的摩尼。使用单个汉字命名元素名称始于《化学初阶》(1871)和《化学鉴原》(1871),在《化学鉴原》中首先提出了元素名称的译名原则。一直到1932年中国公布第一部《化学命名原则》,才将这个译名原则确立下来,元素名称译名方法得到认识上的统一。一 较早发现和应用的元素的命名中国古代人们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就已发现的元素有：金、银、铜、铁、锡、硫、铅、汞等,这些元素在自然界中大部分是以单质或游离状态存在,因而是人类发现和应用比较早的元素。在中国,它们多以固有汉字命名,在其他国家也都用各国原有文字来表示。金：79号元素,符号Au。《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这里的“金”泛指金、银和铜。金的英文名为gold;拉丁名为aurum,源自于拉丁文aurora(灿烂),以金呈现出的颜色而定名。银：47号元素,符号Ag。《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银的英文名为silver;拉丁名为argentum,源自于希腊文argyros(明亮),以银的光亮色泽而定名。铁：26号元素,符号Fe。在地球上很难找到天然单质状态的铁,它是以铁矿石的状态存在,是地壳的主要成分之一。在《正字通》中注释：“驖”俗称“鐵”。铁的英文名为iron;拉丁名为ferrum。锡：50号元素,符号Sn。在自然界中多以锡石(SnO₂)矿物形式存在,可以直接用碳还原得到。在《大雅》中记载：“玄衮赤舄,钩膺镂锡。”锡的英文名为tin;拉丁名为stannum,源自于梵文sthas(坚硬)或stannine(黄锡矿)。汞：80号元素,符号Hg,俗称水银。是唯一不用金字旁的金属元素。但以水字为底表明其液体性质。在中国古代医书《神农本草经》中曾提出：“丹砂能化为汞。”汞的英文名为mercury;拉丁名为hydrargyrum,源自hydor argyros(水银)。铅：82号元素,符号Pb,在中国《说文解字》中曾提出：“铅,青金也。”古代人对铅和锡的分别并不是十分明确,中外均如此。铅的英文名为lead。拉丁名为plumbum,源自于罗马人的叫法plumbum nigrum(黑铅)。硫：16号元素,符号S。《神农本草经》中有明确记载：“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在明朝《天工开物》中讲到：“凡硫黄,乃烧石承液而结就”。硫的英文名为sulfur;拉丁名为surphur,源自于古梵文sulvere(鲜黄色),因硫的晶体呈黄色而得名。磷：15号元素,符号P。“磷”字原形为“燐”,在东汉《论衡·论死篇》中有记载：“……人夜行见燐,若火光之状。”后在元素命名中,因其属于固态的非金属,因此将“火”旁改为“石”旁。磷的英文名为phosphorus;拉丁名为phosphorum,源自于希腊文phos(光)和phero(携带)两词。碳：6号元素,符号C。在自然界中广泛分布,很早就被人类发现和利用,中国最早使用“炭”字,后因其为非金属,汉文定名取“石”字为偏旁加“炭”而会意。碳的英文名为carbon;拉丁名为carbonium,源自于拉丁文carbo(煤、木炭)。砷：33号元素,符号As。三氧化二砷(As₂O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砒霜。在1932年《化学命名原则》中对当时存在的“砷”和“砒”两种名称作了选择,“砷”为英文arsenic的谐音,“砒”字为原有之字,但因砒系指砒之三价氧化物,故选用“砷”字。砷的英文名为arsenic;拉丁文为arsenium,源自于希腊文arsenikos(强有力的),表示砷的化合物在医药中的作用。锌：30号元素,符号Zn。中国在唐宋之间已能冶炼金属锌,当时名称叫“倭铅”。1871年《化学鉴原》中已用音译字“锌”了,一直沿用至今。锌的英文名为zinc;拉丁名为zincum,源自于德文zinck。锑：51号元素,符号Sb。中国有丰富的锑矿,在古代因为锑缺乏实际的应用,而且与铅、锡相混不易识别,在《化学鉴原》中创造了音译字“锑”,沿用至今。锑的英文名为antimony;拉丁名为stibium,源自于拉丁文stibnite(辉锑矿)。铋：83号元素,符号Bi。铋在自然界中有单质状态存在,发现的早期和锑一样也被误认为是铅或锡。直到1530年德国冶金学家阿格里科拉(G.Agrieola)出版的《柏尔曼努斯》(Bermannus)一书中才给它定名为bismuthum,源自于德文weisse masse。铋的英文名为bismuth;拉丁名为bismuthum。二 会意造字氢：1号元素,符号H。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汉文曾叫轻气,后改为单音节词,用气字做字头取轻的半边造新字氢。1784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L.Lavoisier)在实验中发现水能分解成氢气和氧气,明确了可燃性气体(氢气)与水之间的关系。因而确定了氢的名称。氢的英文名为hydrogen;拉丁名为hydrogenium,源自于希腊文hydro(水)和gennao(产生、源),即“水之源”。氮：7号元素,符号N。汉文名表示在空气中因它的存在而使氧被冲淡了,曾称淡气,后改为单音节词,用气字做字头取淡字的半边造新字氮。氮的英文名为nitrogen;拉丁名为nitrogenium,源自于英文nitre(硝石)和gene(源)。氧：8号元素,符号O。汉文名表示空气中的氧气是呼吸和物质燃烧不可缺少的,曾叫养气,后改为单音字,用气字做字头取养字造新字,后来改作氧。氧的英文名oxygen和拉丁名oxygenium均源自于希腊文oxys(酸)、gennao(产生、源),即“酸之源”。氯：17号元素,符号Cl。汉文名表示氯的单质是黄绿色气体,曾叫绿气,后改为单音节字,用气字做字头取绿字半边造新字氯。1774年瑞典人谢勒(C.W.Scheele)首先制得了氯气,但未能给出正确的名称,直到1810年英国化学家戴维(H.Davy)通过试验确定了这种黄绿色的气体是一种新的元素。氯的英文名为chlorine;拉丁名为chlorum,源自于希腊文chlōros(绿色)。溴：35号元素,符号Br。在通常状况下是棕红色发烟液体,蒸气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溴”字汉文定名从水从臭,是比较典型的会意字。1824年法国药学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巴拉尔(A.J.Balard),在研究从家乡盐湖水中提取的结晶液时,发现了“溴”,当时他把这个新的元素命名为muride。1826年法国科学院肯定了他的实验结果,并根据这个元素的特性气味定名为bromine。英文名bromine和拉丁名bromium均源自于希腊文brōmos(臭)。硅：14号元素,符号Si。1823年瑞典化学家贝齐里乌斯(J.J.Berzelius)将制得的硅在氧气中燃烧,生成二氧化硅,因而确定它是一种新元素,命名为silicium。硅的英文名为silicon;拉丁名为silicium,源自于拉丁文silex(石头)。中国原根据音译为“矽”,后因与“硒”“锡”同音易混,于1955年改称为“硅”。钾：19号元素,符号K。1807年英国化学家戴维从电解碳酸钾中获得金属钾。钾的英文名为potassium;拉丁名为kalium,源自于kali(阿拉伯文中海草灰中的碱)。钾也是会意字,在当时发现的金属中化学性质最为活泼,故汉文以甲字加金以表示。三 谐声造字采用传统的造字方法,在通常状态下,“气态者从气,液态者从水,金属元素之固态者从金,非金属元素之为固态者从石”。(一)以气字头和石字旁的音译字命名的元素氟：9号元素,符号F。1812年法国科学家安培(A.M.Ampere)建议把氢氟酸(hydrofluoric acid)中存在的一种新元素,按照盐酸中含有氯一样,命名为fluorine,他这一建议得到欧洲化学家的广泛赞同,直到1886年由法国化学家莫瓦桑(H.Moissan)制得了气体氟。氟的英文名为fluorine;拉丁名为fluorum,源自fluo(流动)。氦：2号元素,符号He。1868年法国天文学家詹森(J.C.Janssen)和英国天文学家洛克耶(J.N.Lockyer)分别在太阳光谱中观察到一条不属于任何已知元素的黄色谱线,最后把这一新的元素命名为helium。英文名和拉丁名均为helium,源自于希腊文helios(太阳)。氖：10号元素,符号Ne。1898年英国化学家拉姆赛(W.Ramsay)对氩重复液化,并对易挥发的组分用分光镜检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了一种新的气体元素,并命名为neon。氖的英文名neon与拉丁名neonum源自于希腊文neos(新的)。氩：18号元素,符号Ar。1894年英国物理学家雷利(R.J.S.Rayleigh)报告他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当时英国的科学协会主席马丹(H.G.Maden)的建议把他新发现的元素定名为argon。氩的英文名为argon,拉丁名为argonium,源自于希腊文aergon,a-(不)＋ergon(工作)二者结合就是“懒惰”“惰性”的意思。因为它不与其他元素化合。氪：36号元素,符号Kr。1898年拉姆赛(W.Ramsay),研究了高沸点的液态空气蒸气光谱,发现其谱线中有一条略带绿色的黄色谱线,这个谱线与氩和氦都不同,他确定发现了新的元素,并把它定名为krypton。氪的英文名为krypton;拉丁文名为kryptonum,源自于希腊文krptos(隐藏)。氙：54号元素,符号Xe,读音为“仙”。1898年英国化学家拉姆赛和特拉弗斯(M.W.Travers)在分离液态空气时发现了一种新的气体元素,并将其命名为xenon。氙的英文名为xenon,拉丁名为xenonum,源自于希腊文xenos(陌生的)。氡：86号元素,符号Rn。天然放射性气体。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道恩(F.E.Dorn)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惰性气体,当时称为镭射气(radium emantion),1918年德国化学家施密特(W.Schmidt)又把它改称为radon。氡的英文和拉丁文均采用了这一名称,源自于拉丁文radius(射线)。该元素汉文名称曾用“氭”。硼：5号元素,符号B。天然含硼的化合物硼砂早在古代就用作药物,中国宋朝《日华本草》和明朝的《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1908年英国化学家戴维和法国化学家盖吕萨克(J.L.Gay-Lussac)、泰纳尔(L.J.Thenard)分别获得单质硼,戴维将它命名为boron。硼的英文名为boron,拉丁名为borium,源自于希腊文borax(硼砂)。硒：34号元素,符号Se。1817年贝齐里乌斯发表报告说：“在制取硫酸的铅室中发现的沉积物,其中存在一种未知元素,具有与碲相似的性质。因此把它命名为selenium。”硒的英文名和拉丁名均采用了selenium,源自于希腊文selēnē(月亮)。碲：52号元素,符号Te。碲在1782年由奥地利人牟勒(F.J.Müller)发现。但它的命名是在1798年,德国化学家克拉普罗特(M.H.Klaproth)在柏林科学院宣读一篇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金矿论文中讲到,将这种矿石,去除金和铁等,在沉淀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元素,他将其命名为tellurium。碲的英文和拉丁文都采用了这一名称,该名源自于拉丁文tellus(地球)。碘：53号元素,符号I。1811年法国药剂师库尔图瓦(B.Courtois)在用硫酸处理海藻灰的母液时,因为硫酸用量过大,意外地发现放出一股紫色气体。这种气体冷却后凝结成暗黑色带有金属光泽的结晶体,经当时法国的化学家的研究鉴定,是一种新的元素,盖吕萨克将它命名为iode。英文名为：iodine,拉丁名为iodium,源自于希腊文ioeides(紫色)。砹：85号元素,符号Pa。人造放射性元素。1920年科学家们根据原子序数和玻尔理论推断出砹的存在。1940年美国科学家科森(D.R.Corson)用α粒子轰击铋制得砹。砹的英文名为astatine,拉丁文名为astatium,源自于希腊文astatos(不稳定)。该元素曾称“”(alabamine)。(未完待续)     

郑贞文与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

摘要 郑贞文是我国化学名词统一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就致力于该项工作;国立编译馆成立后,担任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主任,起草的《化学命名原则》是我国名词统一工作的一大成就。统一化学名词的确立,是中西两种文化融合的重要表征,为化学的中国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化学名词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并为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郑贞文(1891～1969),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人。13岁应童子试,中福州府秀才。15岁赴日求学。1915年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攻读理论化学。1918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一直到1932年。在商务15年中,编译出版了大量物理、化学和数学教科书;积极参与化学名词统一工作,是我国化学命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为民国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郑贞文仅有少量传记,多为总体介绍,从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角度的专题研究几乎阙如^①。本文以化学命名为个案^②,探讨郑贞文在我国化学名词统一工作中的贡献。一、有机化学命名的紧迫性自1918年“医学名词审查会”改为“科学名词审查会”之后,审查有机化学名词成为该会的重要内容。在化学元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三者之中,后者命名的难度远远大于前两者,所以有机化学译名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有机化学名词命名与元素、无机化学名词命名有很大差别,它们并没有按化学式翻译,自1868年有机化学被丁韪良正式介绍到中国时就如此。^[1]20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名词分歧迭出,给化学教育造成诸多混乱。《学艺》杂志曾刊登读者王确临来信,陈述当时化学教学面临的双重困难,从中可以感受到教育界对统一有机化学名词的强烈愿望：炭属化合物构造式的译名,颇不一致：马君武先生多译音,如CH₄、C₂H₄译为一炭、二炭之类(见该氏所著《实用有机化学教科书》)。梁国常先生多造字,如C_nH_2n+2译为充,C_nH_2n-2译为少之类(见《北大月刊》第一卷第七号)。现教授生徒,大感困难。课本定名之外,兼释英文于其右侧,以先生(指郑贞文——笔者注)及杜亚泉先生之定名为之补。即此可见读书之难处了！务望科学先生们速将名词审定出来减少一点痛苦咧！^[2]二、郑贞文与北京科学名词审查会1920年夏,科学名词审查会在北京开会,讨论有机化学名词命名,国内各高等学校和学术团体均有代表列席。据郑贞文回忆,该会审查有机化学名词的大略情形是这样的：会议委员会“每天推举代表三人临时起草,议定大纲若干条。闭会之际,复推北京大学俞同奎、陈世璋、沈溯明诸先生,整理本届议案,并继续起草芳香族篇,以资明年讨论。”^[3]单靠科学名词审查会来审定名词,代表范围太狭,不能集思广益、充分吸收会外人士的意见。郑贞文一贯主张化学命名标准有三项,即严、简、有系统^[4]。而符合这三项原则的命名法事实上已经存在,那就是1892年瑞士日内瓦万国化学会通过的日内瓦系统学名。所以郑贞文提出,“我国有机(化学)名词,尚未确定。既无相沿之习,自应舍短从长,迳取占尼哇^①学名,为命名之标准,以期与各国一致。至中外文字不同处,酌加增减可矣。”^[5]学术思想的分歧,实际利益的驱使,郑贞文和其他代表的意见自然无法统一。所以郑贞文在会议之末提出的方案,引起代表的激烈反对。由于本届会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所以会上审定的名词虽经教育部颁布,始终未能普遍推行。事实上,本届会议的争论可归纳为两派势力之争,即中国科学社与商务印书馆之争。审查会重要人员,大多是中国科学社社员,凡与该社接近者,先后采用此项名词。而反对力量最强烈者,则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之所以不采用该名词,部分原因是郑贞文反对,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利益的驱动。商务印书馆长期使用郑贞文所定的无机及有机化学名词系统,猝然改从他种系统,很不经济。商务印书馆是著名的出版企业,所以教育界一般采用该馆所用的化学译名,而不是科学名词审查会公布的名词^[6]。审定名词不仅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它是现代国家标准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统一,政府有威信,是实现标准化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反之,政权分立,审定名词成为民间出版机构和学术团体基于经济利益的争夺,所谓的“科学”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北京政府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名词统一事业虽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根本无法实现。本届科学名词审查会结束后,郑贞文借助《学艺》杂志,继续进行有机化学名词命名的讨论,主要参加对象是中华学艺社社员和杜亚泉。《学艺》第二卷第六、八、九、十期分别刊登一篇题为《有机化学命名的讨论》同名文章。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贞文主编的《学艺》杂志是化学界商榷、讨论和发表化学命名成果的主要专业刊物之一。三、在国立编译馆时期的贡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名词统一事业提上议事日程,遂于1928年成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王云五为主任委员。委员会广泛搜集近期出版书籍,调查科学界采用化学术语的情况,分别统计,以观察大众对命名工作的意向。从1928年直到1932年国立编译馆成立,教育当局主要从事档案资料的搜集工作,为后来审定译名打下基础。1932年6月,国立编译馆成立,郑贞文主持化学名词档案的整理,并参照各家意见,研究具体方案。1932年8月1日至5日,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化学讨论会”,全国各地的化学代表共45人聚于一堂,讨论国防化学、化学课程标准及化学译名三大要案。化学译名方面,会议在郑贞文拟定的《化学命名商榷书》基础上,讨论通过《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原则》。会议结束前,代表们提请国立编译馆尽快成立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详细制订有机化学名词,清理无机化学名词及仪器名词。此次大会中,郑贞文与李方训、曾昭抡、恂立4人负责整理提案。大会闭幕后,郑先生又邀请其他三位提案整理人和化学专家吴承洛,继续集中深入讨论他拟定的详细方案,遵照大会决议精神,加以讨论和修正。同年8月,教育部及编译馆函请郑贞文、王琎、吴承洛、陈裕光、李方训、曾昭抡、陈可忠、恂立等8人为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由郑贞文任主任委员。嗣后三个月,编译馆及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各委员,根据化学讨论会议决案,积极整理,反复讨论,并征求各处学术机关意见,编成《化学命名原则》一书,1932年11月呈送教育部,同月26日公布,1933年6月出版。这是国立编译馆出版最早的一本科学名词。《化学命名原则》的出版,凝聚着郑贞文15年的心血和智慧,书中第一部分“定名原则”,集中反映了他的命名思想,主要内容有：1.凡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而免混淆。2.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3.所取之字,须易于书写,但在可能范围内,应以选用较少笔画并避免三文(即三个独立偏旁)并列之字为原则。4.所取之字,须便于音读,且不易识别之字即易于行文冲突之字,皆应避免。同音之字亦以避免为原则。凡用同字为偏旁以表示不同物系统上之关系时,应以各定不同之音为原则,假借之字,得定新音。5.凡旧有译名可用者尽量采用,旧译有两种以上各有可取之处时,应采用适合于上列原则较多者之一种。6.化合物各由若干单位集合而成,以采用介字连接为原则,但在不致误会之范围内可以从略。^[7]《化学命名原则》出版后,新出的化学书籍,几乎都采用此项原则。1937年虽修改过一次,但改动不大。不过对于比较复杂的有机化合物,这项原则的推行,仍有不少困难。这次译名之所以能够迅速推行,理由有下列几点：(1)政府威信日益巩固,不遵守此项名词的单位和个人,所出书籍不予审定;(2)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大战役中,旧版全部被烧毁,所以不再反对改用新名词;(3)国内化学专家,渐渐转向专门研究,对于译名问题的争执,不像以前发生兴趣,只求迅速统一名词,以资应用;(4)此项“原则”制定以前,曾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5)审查委员大多系对名词问题夙有研究的专家,所定名词比以前妥贴。^[8]四、统一化学名词的文化意义近代化学要在中国安家落户,化学语言即术语的中国化是首要一环,因为国人接受化学要以符合中国的语言习惯为条件。这项艰巨的工作是由化学翻译家承担的。从科学史来看,民国年间是我国科学翻译的第三期。此间的翻译,已完全摆脱前二期对外人的依赖而纯粹“出自国人之手”^[9]。由于第二期的徐寿、傅兰雅等化学家已经为化学命名作了许多基础性工作^[10],所以,郑贞文等第三期化学翻译家的使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制定出与国际一致的命名原则。有了规范,化学才真正中国化,中国传统化学也才能真正如李约瑟所说,“朝宗于海”^[11],融入世界科学的进程。化学译名作为一种近代科学语言,是极其专门化的特殊术语。日本科学史家杉本勋说过,“在没有翻译成当地语的情况下,科学则成为上层贵族的垄断物,妨碍向民间普及和渗透。科学不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便被关在少数优秀分子的小圈子里。科学家作为世界主义者的特殊阶级,只是一味地模仿先进国的科学界,就不能从下面吸取新鲜的活力。而且使用欧语的高级文化和使用当地语的大众文化两者的差距日益扩大。”^[12]统一科学译名,编撰与外国科学词汇对应的中文规范词汇,是实现科学本土化的先决条件。化学名词作为一种科学词汇,它的统一,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化学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使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实现了融合,化学从此获得了在中国扎根的深厚土壤,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不再是少数化学精英的专利品,而成为大众共同学习和利用的科学文化之一。搞好化学译名统一,如同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一个好的翻译家要精通两种语言,能够“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13]。郑贞文先生留学日本13年,理论化学专业极为出色,深受导师片山正夫赏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15年,积累了丰富的编译经验。早年接受经典教育,是清末秀才,国文修养甚深,汉语水平为张元济所激赏^[14]。以上诸多主观条件,造就了化学翻译家郑贞文先生,使他适逢其会,成为我国化学名词统一事业的奠基人之一。语言和文化是一对孪生姐妹。文化是语言生存的根基和语言演进、发展的源泉。反过来,语言也创造着文化,它对文化有很强的渗透力,具有整合文化的功能。语言是载体,它以显性或隐性的状态把不同特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又通过对思维发生作用来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语言的整合功能来看,郑贞文等先辈化学家初始创建了化学译名的统一原则,标志着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融合的初步完成。新译名又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根据命名原则不断新造的大量名词,是对我国汉语词汇的一大扩充,为现代汉语的生长和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第40页① 笔者见到的传记性资料有：(1)王治浩等：《一代学人郑贞文》,《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3期(1991),第38-45页。(2)王治浩：《郑贞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化学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郭保章：《中国化学史略·郑贞文》,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② 关于化学命名,已有的研究有：(1)王树槐：《清末翻译名词的统一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0),第365-396页;(2)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第2期(1991),第9-19页;(3)张澔：《傅兰雅的化学翻译的原则和理念》,《中国科技史料》第21卷第4期(2000),第297-306页;(4)袁瀚青：《我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袁瀚青、应礼文：《化学重要史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4—215页。以上研究均未涉及郑贞文先生。---------------------------第41页① 即现在的日内瓦。     

“风化”还是“粉化”?简

看到“风化冶两字,很容易想到地表的岩石在风吹、日晒、雨淋下逐渐破碎、分解的过程.这-理解是不错的.“风化冶是-个涉及面很广的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的《地理学名词》《土壤学名词》《地质学名词》中都收了“风化作用冶.《地质学名词》无定义.《地理学名词》中的定义是“地球表面的岩石受太阳辐射、温度变化、氧、二氧化碳、水和生物等的联合耦合作用,发生崩解破碎、化学性质改变与元素迁移的现象冶.《土壤学名词》中的定义是“地球表面或近地球表面的岩石,在大气圈和生物圈各种营力作用下所产生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冶.两个定义用语虽不尽-致,但内容大体相同,表述基本正确.     

对“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的再认识——兼论波义耳与17世纪的化学

“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是恩格斯的名论断之一，我国学 义耳在《怀疑的化学家》中提出了科学的元素定义，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但是，据对原始献的研究，发现波义耳根本就没有提出过什么科学的、近代的元素定义。他根本上怀疑元素的存在，因此，上述见解肯定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理解“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呢？本考察了波义耳的作《怀疑的化学家》和他的机械论哲学（或称微粒哲学）的主要论点，提出：波义耳建立了机械论化学，从而“把化学确立为科学。”     

再论科技术语汉译方法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术语汉译特点分明。西汉至宋元时期,有零星的术语翻译现象。明清 时期,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傅兰雅、徐寿、严复等中外学者创造性地研究 利用汉字或汉字系统,奠定了科技术语汉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也 进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术语的汉译方法形成了五种常用方法：意译、音译、形译、意音 兼顾和创新译法。     

染整专业术语翻译探讨

探讨染整专业术语翻译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为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应关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使专业术语翻译规范,需参照相关学科的规范名词,对物质名称的翻译应结合物质的化学结构及汉字的使用习惯;对可译为多个术语的词条,其翻译应视具体语言环境进行词义的选择或引申;应继承现有的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术语。     

染整专业术语翻译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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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余震更名为续震或后震

根据余震的词义、定义、余震的汉译英和英译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论证了为余震正名的必要性,提议废弃余震一词,改用续震或者后震来代替。     

Sinorhizobium meliloti应译为“草木樨中华根瘤菌”

在国内众多文献中均将Sinorhizobium meliloti误译为“苜蓿中华根瘤菌”,它的种加词meliloti是来自豆科植物草木樨属（Melilotus）,经拉丁化后而形成的,因此应译为“草木樨中华根瘤菌”才为正确。与它亲缘关系十分接近的另一种根瘤菌--Sinorhizobium medicae,种加词medicae来自豆科植物苜蓿属（Medicago）,因此Sinorhizobium medicae才应真正地译为“苜蓿中华根瘤菌”。     

规范科技名词在学术文献中的使用调查

为了解规范科学技术名词在科技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文章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英译和汉语科技名词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网络服务系统中进行了文献检索统计。检索结果表明英译规范名词在不同的文献类型和学科中的使用有较大的差异;汉语科技名词的检索结果从科技文献使用的角度说明了规范名词遴选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文章还对《地理学名词》中不同形式的名词在科技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文献检索统计。     

海峡两岸化学工程术语的差异及成因初探

基于化工术语译名的个案研究,分析海峡两岸科技术语译名表述差异的现状及其原因,从语义学角度探讨化工术语翻译与规范的可行性策略与方法,提出协调、统一科技术语译名的设想与具体举措。建议强化海峡两岸译名统一的现实意义,以提升汉语语言民族凝聚力,凸显汉语语言张力,力争汉语国际话语权。     

浅析严复《天演论》中的术语译名

严复译名是其翻译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尤其表现在术语翻译上。基于严复译著《天演论》中的中西术语译名,剖析严复在术语译名生成和创制方面的取舍,反思严复术语译名的去留,为今日术语译名研究、术语规范化使用等提供历史参照。     

对TRL中文译名“技术成熟度”和“技术就绪度”的探讨

TRL(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一词目前有两种中文译名:“技术成熟度”与“技术就绪度”。文章从该术语的提出机构、国际上使用该术语的重要机构对其含义的解释、两种中文译名含义的差别以及国内的使用习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TRL的中文译名应统一为“技术成熟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