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冲突中康熙心态析——从“扬汤之争“到“礼仪之争“兼论中国近代化问题

康熙亲政的半个世纪,中西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遭际.康熙对西方文化既有亲和致用心态又存“体““用“矛盾的心态,当西方文化之“用“危及封建清王朝之“体“时,即行禁止,他对“扬汤之争“和“礼仪之争“的处理反映了他这种复杂变化的心态.中国在康熙时代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由初始的开放趋向封闭,终未能涵化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中国没有主动地走向近代化,从而落伍于世界近代化潮流.     

林纾的认同危机如何形成——从民初的“新旧之争”谈起兼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对林纾进行了大肆的贬损,后来林纾发表小说对新文化派给予回击。林纾的双重角色导致了他在新旧之争中的认同危机：小说翻译和创作显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文化身份上的“重合”,但他的观点一开始就与新文化派相背离,而新文化派又拒绝从文化身份上认同他。认同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清末民初多数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身份：既是传统士人又是现代文人;二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心态：面对西方文明的调和或激进态度。民初的新旧之争是关于文化话语霸权的论争,“新”和“旧”的问题导向的是“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一字之争”

“一字之争”,非同小可,成则维护国家主权,增进民族利益,败则丧权辱国,贻害无穷。中国文坛向有“一字师”的佳话。其中较著名者有:唐代诗僧齐己作《早梅》诗,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改“数枝”为“一枝”,齐己叹服下拜。时下称郑谷为“一字师”。一字贵如明珠,易之诗文生辉。在外交上,则有“一字之争”。为一字、一词之存易,外交家唇枪舌剑,斗智斗勇,鏖战不休。在我国古代外交家中,北宋大臣富弼堪称佼佼者。他身处弱宋,但能刚强对敌。1042年,他出使契丹,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的要求。契丹主自恃强     

严王之争与王世贞心态的发展变化

严、王之争不仅彻底影响了王世贞的政治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后半生人格心态之发展。随着严、王之争的展开，王氏以文章垂名不朽的人生志趣逐渐确立；严、王之争也改变了王世贞的文化心态，庄禅思想对王世贞文化心态的渗透使其形成出禅入玄的人生态度。心态的转变使王世贞的眼光更开阔，对于复古与创新、尊雅与尚俗之间的关系理解得也更为透彻，这使他超越了前后七子的其他成员，成为复古派中转变最大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梁启超的“新民”说与“君子儒”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广泛接受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对儒学传统既有所继承又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创新观念,即便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中体西用”与文化传播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及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它的提出和实践,使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契机。它是中西文化交流方式的一种尝试,但其影响却至为深远。     

"科玄之争"与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

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从这一视角反思20世纪初期的"科玄之争",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科玄之争"作为一种文化象征,预示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主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必须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展开,要解决好中西文化的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融会和个体与人类的统一这样一些关键性课题.     

从《校邠庐抗议》看冯桂芬的中西文化观

《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的著名代表作。集中反映了冯桂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改革主张。本文主要从《校邠庐抗议》看冯桂芬的中西文化观，其中西文化现集中体现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上，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的溢觞；重要的还在于他承认了西方诸国的“富强之术”，对于采西学比前人提出了较多的内容。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之比较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激变，强势的西方文化把整个中国都卷入到“西化”的浪潮中。面对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高举中国传统文化，以复兴传统文化来振兴民族精神。他们与新文化派展开了一系列的论战。中西文化之争便成了世纪之初我们民族精神生命层面的主流。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乡”叙事浅探

中西文化的对话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重大思想主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出走——返回”的模式“还乡”叙事,具有深厚而特别的文化意蕴,是对中西文化对话与互审的表象诠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乡”叙事留存着历史各个进程中新旧思想不同板块对撞进发的思想火花,记载着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关系的艰难持久而又不断深化的认识。     

科学与良知之争——以“科玄”论战为中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伸,“科玄”论战的主题由新旧文化的核心范畴良知与科学之争得以确定.玄学派试图通过划界方式,主动将“知”划归科学,以图保留良知之“良”(仁)性.这个策略一方面背离了仁知统一的儒家良知传统,使良知失去了“知”这个根基.另一方面,科学派趁势追击,以理智破除直觉、情感,以因果律破除自由意志,以科学之知破除良知之“良”(仁)性,从而使良知既失“知”性也失“良”(仁)性,良知彻底破产.如何在科学时代重建新良知,这无疑是科学与良知之争给中国哲学界留下的难题与重要理论财富.     

关于“鹅湖之争”的年代小考

“鹅湖之争”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因认识上的分歧而产生的一场论争。这件事发生在今江西省铅山县鹅湖书院,又称“鹅湖之会”。近阅任继愈同志著的《中国哲学史》,见其关于鹅湖之争年代,做了这样的记载:“他们的分歧在公元一一七六年鹅湖之会时.已发展成为公开面对面的斗争。”关于“鹅湖之争”的年代,下列几种古     

中国传统文化的“后发优势”

谈论中国的文化传统,常常使人陷入一个悖论环境。但是若对这个问题加以变焦处理,可以看出不同侧面：从虚实分,西方文化其用在“实”,中国文化其用在“虚”;在某个历史阶段,西方文化其优在“先”,中国文化其优在“后”;从“段位”看,西方文化段位在“中端”,中国文化段位在“高低两端”。在中国国力日渐强大的今天,物质进步与我们的精神气质显得有些不相称,这是我们追讨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大中华”/“大西方”日本观的终结

检讨起来，两种东西深刻地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日“大中华”，一日“大西方”。从文化心态上说，前者表现为华尊夷卑、崇内鄙外的文化自大，后者表现为崇洋媚欧、“月亮也是西方阿”的全盘西化。从思维方式上说，前者一切皆从中国寻找根据，以中国的尺度对日本加以裁剪，按照这种逻辑，日本的一切来自中国，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翻版；后者处处从西方寻找根据，以西方的标准对日本的一切作价值判断。其共同之处，就是都不把日本当作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对待。     

中国上古文献与圣经中的“上帝”

中国与西方文化迥异,但经常也存在有趣的相似。“上帝”一词多让人联想到《圣经》,但其实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上帝”早已多次出现。本文就《圣经》中的上帝、中国上古文献中古人对上帝的崇拜进行阐释,并对中西文化中的“上帝”概念进行比较。     

由“龙”之争看英汉互译中的译词原则

本文剖析了中西方（dragon）的差异,认为将中国“龙”译成英语“dragon”一词,违背了英汉互译词语翻译的三个原则,导致了西方对中国“龙”的文化误读。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     

明清“左右旋”之争的涵义转换

探讨了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梅文鼎间的知识流传,指出四人的宇宙学说实则承袭西学。四人普遍关注西学中的“一时两动”之问,该问题由阳玛诺引入并引发长久争论。自方以智与揭暄后,“一时两动”之问则被表述为“左右旋”之争。由此,明清“左右旋”之争借“一时两动”之势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实际内容已与传统的“左右旋”学说无关,被替换为运动合成与分解的问题。     

"礼仪之争"与康熙禁教

发生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最初是从文化层面展开的,它表明的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如何相互理解、相互阐释的沟通问题.但随着罗马教廷和康熙皇帝的先后介入,"礼仪之争"成为他们争夺中国教会控制权和受教信徒的工具."礼仪之争"最终导致了康熙晚年的禁教.     

浅谈严复的“群己权界”观

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无疑是一位会通中西文化的先驱人物。由于其自身早年蒙受国学和后来留学英法等教育经历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社会思想时常在严复身上交织密切并发生碰撞。这体现在严复在引进和译述西学之时,时时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以期所引进之观点更符合中国实际之国情,易于被国人所接受。其中,他在翻译传播西方政治哲学家斯图亚特·密尔的政治学著作《论自由》时,用"群己权界"四个字的核心概念来解释liberty(自由)、right(权利)等概念,第一次将关于自由的理念引进国门,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