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儒学研究之我见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儒学与科学关系上的"相斥论"一直占压倒优势,"相容论"备受冷落。为弘扬传统文化,亟待加强科技儒学的研究。近百年来,科技儒学的研究历经三个阶段而成绩斐然。当前,科技儒学应重视以下侧面的研究:从儒学与科学关系发展的历史论证二者的相容性;从"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关系看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从儒学的各侧面与科学的关系看二者的相容性;从儒学与科学精神特质的契合性看二者的相容性;扩展儒学与科学相容性的途径。     

明末清初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科学与儒学的关系,归根结底主要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既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选择以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为切入点,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科学对儒学施加作用,引发了儒学的相应变化:知识观点、理论内容和理论结构的变化,以及基本观念的变化等,也引发了主要从属于儒学的中国传统科学的相应变化。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儒学对科学的作用,主要是一种"选择"的作用,而选择的结果,又进一步表现为欢迎、拒斥、建构和同化等具体形式。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的历史演变表明:不断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融入儒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儒学排斥科学是局部的、非根本的,促进科学则是整体的和根本上的;科学与儒学协调发展的前景无限广阔。     

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格物致知是儒学认识论的核心。明末中西会通过程中,徐光启等人将演绎推理引入,与朱熹的即物穷理观念结合,形成独特的格物穷理观念,发展了格物致知学说。儒家学者借此大大拓展了关于自然与社会事物的知识,在明清时期形成"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等人进一步引入天主教伦理道德与神学,冀望强化明代没落的封建统治理论。儒学的开放性及其与科学的相容可见一斑。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     

朱熹科学研究之特色及当代启示

朱熹的科学研究颇具特色,主要体现为"主宾之辨"的认识论前提、"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基奠、"格物致知"的核心方法论以及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等几方面。这些研究特色成就了作为科学家的朱熹,而同时亦限制着朱熹在科学研究上难有更大的作为。通过对朱熹科学活动的个案研究,对人们正确认识评价朱熹及其科学研究、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乃至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科学哲学学科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试论把科学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精神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与民族精神密不可分。审视中华民族精神本身,为科学精神的融入提供了根据和条件。把科学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精神,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寻找科学精神的渊源,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而上"的伦理精神落实到"形而下"的科学事业上;转变教育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弘扬科学精神,促进科学活动与社会活动的良性互动;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保护激励创新精神和成果;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发展,营造更加民主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把科学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任重道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儒学认知伦理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创新

儒学以其突出的伦理精神和人文情怀从根本上区别于当代科学。在认知理论视角下对照儒学和当代科学,不但使儒学与当代科学的区别得以具化,而且使儒学对于当代科学观念更新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凸显。在具化和明确儒学认知理论与当代科学的根本区别的前提下,从基本理念、方法、尺度和发展归宿等方面把儒学认知伦理融入科学之中,使科学发展彰显出人与物一体的人文意蕴、真善美相统一的价值情趣,对于当代科学观念的更新,开创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气派的科学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研究断想

明末清初奉教士人与科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以及对科学译著文本的研究较为薄弱.为此,在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和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两个领域所表现出的有关儒学与科学关系的研究亟待加强.科学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存在着无意和有意两种变异可能,而无意变异又具体表现为传教士"理解变异"和"口授变异",以及中国人的"笔述变异".因此,对照翻译底本和今人译本钻研当时的科学译著并深入思考这些变异背后的文化含义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科学传播的社会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历法改革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复兴两大领域.研究儒学与科学关系拟应把握的主要原则是:(1)以儒学、科学、基督教的互动关系为背景;(2)区分科学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3)把握中国传统科学与西学冲撞与融合的主线;(4)以科学译著的文本研究为基础.     

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科学之于基督教与科学之于儒学的共同特征

当科学作为外来文化与基督教和儒学分别相遇时，基督教和儒学的捍卫者采取的反应十分相似：无论是基督教父的“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还是中国儒士的“西学中源”说都是先让科学“认祖归宗”，这在客观上确立了科学在本已文化中的地位；基督教父的“婢女传统”和中国儒士的“中体西用”说则进一步限定了科学与本己文化之间的从属关系。从“希腊哲学源自《旧约》”说和“西学中源”说到“婢女传统”和“中体西用”说，反映了一个从主观文化类同到文化利用的文化交流过程。     

亚相容方法论研究——以悖态科学理论为对象

亚相容逻辑是一种承认“矛盾”存在的合法性并试图严格刻画“矛盾”的新兴逻辑理论。通过圈禁“矛盾”,使之不能任意扩散而危及整个知识系统,亚相容逻辑可以建构容纳“矛盾”的亚相容性专家系统,从而使得亚相容性理论能够在有限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亚相容逻辑处理“矛盾”的方式对我们充分理解和挖掘处于悖论状态的科学理论的价值具有方法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