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困境及影响探析——基于乡村治理权力构建及运行的视角简

从乡村治理权力构建及运行的角度分析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困境,并对由此引发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乡土融入磨合性、能力决策可行性、自我价值认同性、队伍建设持续性等危机提出可行性建议.     

村委会权力特性分析

村委会权力是乡村社会内部实现自主治理与生成秩序的权力,不是以科层制为基础的政府组织权力。为了匹配乡村社会不规整性、乡村问题的整体性和乡村治理的综合性以及诉求政府的合理性等乡村社会性质,村委会权力就必然会具有非科层化、综合性、灵活性、配置性的特性。     

论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的实用性与有效性

乡村的空间多元、价值多元、治理多元，导致“多规合一”的村庄规划必然面临多元困境。为了避免失实、失效和失衡规划，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地区国土空间治理必须兼顾实用性与有效性。实用的村庄规划要做到指标系统实用、治理策略实用和实施路径实用；有效的村庄规划要做到刚性传导有效、规划组织有效和蓝图动态有效。注重因地制宜的乡村建设实践，注重因时制宜的乡村治理重构，注重因人制宜的乡村新型经营组织培育，建构多元共生的空间系统并为乡村社会注入再生产能力才是注重实效的村庄规划。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要充分尊重农村特点

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提高乡村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形成领导有力、运转有序、治理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机制,着力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切实增强村庄自治功能和发展能力,走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之路,确保农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     

苏南新农村绿化景观价值的综合评价

探讨了新农村绿化景观的内涵, 提出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应对其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美学价值和地方文化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利用层次分析法和 Delphi 法建立了综合评价模型, 并选取常州市武进区城镇型村庄、城郊型村庄和乡村型村庄各2个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6 个村庄绿化景观的综合评价值中3 个村庄属于“良好”, 3个村庄属于 “一般”, 影响综合评价值的主要因子是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 3 种类型村庄绿化景观的综合评价值均值大小是乡村型村庄 > 城镇型村庄 > 城郊型村庄, 其中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均值大小是乡村型村庄 > 城镇型村庄 > 城郊型村庄, 地方文化价值是城镇型村庄 > 乡村型村庄 > 城郊型村庄;单个村庄绿化的美学价值和地方文化价值波动较大。此外, 分析了各类型村庄绿化景观评价值高低的原因, 总结绿化工作得失, 对未来新农村绿化建设提出建议。     

能人愿为:皖北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基础——基于安徽省谯城区十河村的个案研究

社会治理需要依托于治理主体。在传统时期的乡土社会,乡村能人成为了村落治理的主体。通过对安徽省谯城区十河村的形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乡村能人参与村庄治理也是有条件的,必须具备四大要件:能力优先、服务自愿、村民认可和分工合理。四大要件的功能各有侧重,能力优先和服务自愿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充分条件,村民认可和分工合理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条件。而只有满足了充分且必要,乡村社会治理才会有效,否则即会陷入治理难为或治理失灵的困境。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大学生村官价值观培育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活力,而且也将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选择当一名村官进入农村或社区服务,为农村与社区的发展出谋划策。但是,一些大学生对村官的认识和理解的局限性,导致不同地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效果不同,也导致社会各界对大学生村官的看法不同。为此,应从大学生村官个体出发,着重在"乡村振兴战略"国家政策的统领下培育大学生科学的价值观。     

韧性语境下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村庄规划

 乡村人居环境的韧性是抵御突发公共事件的重要能力。基于乡村生态韧性、经济韧性和社会韧性的概念，阐述了乡村突发公共生态事件、经济事件和社会事件的类型特征，提出了在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中，村庄规划要综合考虑乡村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策略，强调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三生空间”的规划协作，将乡村应急自救和预防控制相结合，以乡村人居环境韧性的能力提升作为村庄规划的建设目标，从而为实现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韧性”“乡村突发公共事件”“三生空间村庄规划”三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以指导村庄规划和乡村建设行动。     

基于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乡村干部能力素质模型构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干部的能力素质必须适应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要求。乡村干部岗位具有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承担着政务与村务的管理职能,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下,乡村干部应在政治、法治、文化、科技、管理等方面具有较高素养。本文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乡村干部的素质要求为依据,参考"能力素质冰山模型",构建乡村干部能力素质模型,为乡村干部的选拔、培训提供参考。     

论村庄家族派系的演进路径、表征与意义

村庄家族派系正在由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向具有利益性质的现代家族派系演进;精英主导、利益驱动、文化支撑成为现代家族派系的时代表征;现代家族派系的演进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的民主推进、道德重构与乡村治理。     

村委会与党支部的互动关系研究

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体,涵盖了农村传统的宗族势力、所谓的"黑金势力"以及新崛起的经济势力等等。既然是多种因素共存的复合体,必然会存在权力的博弈,村民自治选举结果就是这些势力的博弈,但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博弈的结束,而是转化为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为代表的新博弈,是党支部和村委会"新关系"的开始。本文在引入"非体制精英"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处理村庄日常事务中的关系,试图对村庄选举之后的权力博弈进行梳理。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中的利益博弈

介绍"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从具有约束机制下的村民合作、县政府和村委会的委托—代理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模式中的利益主体,并建立相关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县政.乡派.村治"模式充分调动了村委会的自我激励特性,同时也让政府的监督能力得到施展。     

劳务输出背景下边境地区村庄治理的现状与思考——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边境地区村庄的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在劳务经济的强大推动下,村庄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分化进一步加剧。为实现村庄的善治,应分类加强村庄投入,丰富村庄治理的经济资源;应强化村组干部队伍,丰富村庄治理的人力资源;应完善村治体制机制,丰富村庄治理的权威资源;应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优化村庄治理的社会环境。     

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看村民自治的完善——以鄂西劳动力输出型村落为例

劳动力输出型村落目前面临村委会事务增多、经费不足、村民参与性不高的问题，应针对这种村落村民因获取资源的外部性而致社会治理的主要成分松动的原因，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的趋势和要求，合理配置村委会的事务与经费，通过加强服务来改善村委会和村民的疏离状态，夯实治理结构中的主要成分来实现村委会的有效治理。     

试析"村官"职务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

村委会作为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其主要干部肩负着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作用,“村官”的职务犯罪必然会阻碍和制约农村工作的发展,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充分认识“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成因以及犯罪预防,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乡村的空间转型

中国已进入城市化高速成长期,随着乡村城市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空间格局出现大幅度变动与调整.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型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差距扩大、乡村工业化引致分散城市化、村庄空废化趋向、村庄建设分散无序、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等结构和空间问题.当前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非农产业已成为塑造乡村经济空间的主导力量、乡村工业集聚区逐渐成为乡村工业布局的主要形式、乡村城市化全方位推进、城乡空间一体化是我国乡村空间转型的方向等.重构乡村空间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是:规划建设"中心城市-重点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三级农村城市化平台;以村镇布点规划为抓手重构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论近代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

184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家性质的剧烈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以及中间环节(乡村基层组织)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乡村出现了衰败动荡的局面。后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没有解决乡村治理和经济衰败问题,这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条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将现代政府权力下延到乡村、直接面对农民的乡村治理结构。"人民公社"虽能有效控制农民,但不能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在后来的改革中放弃"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2004年以来,中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新的历史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目标和职能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历史性的变化,要求我们在农村基层治理结构和政策方面做出相应调整,以保证国家"反哺"资金发挥出应有的效益,这也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治理研究——以安庆市大龙山镇为例

治理大龙山镇的乡村环境,需要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增强村民环境环卫责任意识;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法规制度,有效规范、约束村民行为;遵循"拆迁与整治并举"原则,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治理;规范、引导基层政府财政使用,加大乡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推进"多元共治",力倡政府、社会、公众等主体共同参与。     

乡村发展过程中的村民关联变化研究——以陕西省大荔县小坡村为例

为研究乡村发展过程中村民关联的变化情况,以陕西省大荔县小坡村为例,采用访谈的方法,对村庄发展过程进行了解,并对村庄发展过程中的四个村民关联维度进行分析,得出当前乡村发展过程中村民的情感关系、经济互动、认知水平及行动一致性的变化情况,为从村民角度思考乡村发展的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     

从乡村自治到农会专政:国民革命中的乡村民主政治实践

乡村民主政治实践在国民革命时期经历了从乡村自治向农会专政的嬗变。国民革命兴起后,由作为社会职业团体的农民协会和作为民选政府的乡村自治政权组成的乡村政治模式,意味着乡村现代民主政治的蓝图初步形成。然而,这时期乡村政治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制度融合和政治妥协方面的两大难题。一方面,农民协会的阶级斗争色彩和乡村自治的平民民权性质,遭到了以民团、宗族为代表的传统体制和势力的激烈对抗;另一方面,地主乡绅与农民农会之间,国共两党之间,都不能达成实质和制度性的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民主,国民革命中的民主自治思想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演变为民主专政思想。而这后来又被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