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演绎推理的传入看儒学的开放性——兼论儒学与科学的关系

格物致知是儒学认识论的核心。明末中西会通过程中,徐光启等人将演绎推理引入,与朱熹的即物穷理观念结合,形成独特的格物穷理观念,发展了格物致知学说。儒家学者借此大大拓展了关于自然与社会事物的知识,在明清时期形成"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等人进一步引入天主教伦理道德与神学,冀望强化明代没落的封建统治理论。儒学的开放性及其与科学的相容可见一斑。     

科学的创造者与文化的迷失者——徐光启历史角色新探

徐光启墓前的石坊上,镶刻着一副对联: 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 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撰文。人们历来认为,对联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徐光启不平凡的一生。就徐光启一生的科学活动与仕宦生涯而言,这副对联确实不失为一个精练的概括。但是,这只是对其事业的表层描述,若是探索徐光启一生事业的深层文化意义,便会有另一种颇为不同的评价:徐光启既是科学上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文化上的迷失者,二者恰成鲜明的对比。徐光启生当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的明末。当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因经受过灾荒的困扰而产生浓厚的农学兴趣,又因感染过父辈对倭寇的仇恨而萌发强烈的军事意识,成年以后的徐光启,又因与西方传教士的密切交往而深谙西方近代科学技     

明末中西认识论观念的会通

明末中西学术会通不但在知识层面上展开，而且，在认识论观念层面上展开，提出了格物穷理原则。作为一般认识论观念，格物穷理原则不但接受了中国传统格致要求——“即物穷理”和诉诸直觉的认识方法，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对于概念和命题的明晰准确的要求以及通过演绎推理获得涵义明晰准确的概念与命题的方法。由格物穷理原则产生了直觉认识方法和演绎推理方法。在具体的运用中，前一方法不能形成通用的具体规则，难以使用，而后一方法则被广泛使用。格物穷理原则在当时的知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认识论指导作用。     

再论科技术语汉译方法的变迁

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科技术语汉译特点分明。西汉至宋元时期，有零星的术语翻译现象。明清时期，西方科技著作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利玛窦、徐光启、傅兰雅、徐寿、严复等中外学者创造性地研究利用汉字或汉字系统，奠定了科技术语汉译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大量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西方术语也进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科技术语的汉译方法形成了五种常用方法：意译、音译、形译、意音兼顾和创新译法。     

科学实在论的另类代表——T.托伦斯科学哲学思想略述

英国著名神学家T．F．托伦斯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得益于宗教改革之后的新神学，终极原因从自然的研究中被排除出去，承认自然具有真正的偶然性。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神学都是严格的科学，科学研究的方法必须要符合研究客体的性质，因此自然科学必须通过实验，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进行，而神学则只有在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中才能实现。     

《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

19世纪中叶编译自林德利植物学著作的一部图书--<植物学>在中国出版,对中、日植物学发展均有重要影响.<植物学>中有丰富的但以前不大为人们重视的自然神学思想.<植物学>所依据的林德利的那部植物学著作中其实并不涉及自然神学,但<植物学>中的自然神学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约翰·雷到达尔文的自然神学传统.从更开放的心态来看,自然科学与自然神学的捆绑或科学与价值的结合不是一种缺陷反而是一件好事或者一种要求.     

从司马贺的“人工科学”观看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其理论基础却呈现复杂的“未决性”,只有深入反思人工智能哲学基础及其历史演变,才有可能把握人工智能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贺所提出的“人工科学”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分析视角。一方面,人工科学作为一种复合性的科学观对于推动经典人工智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科学观对于“总体性”地认识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仍然不乏可资借鉴的意义。     

试论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形态--从哲学和文化的观点看

本文以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发展事实为依据，提出区分古代技术、近代科学、现代技术、现代科学和当代技术五种历史形态。详细阐明了各个历史形态的史实及其分期、特征和发展模式。着重探讨了各个历史形态的哲学和文化的本质和规定。从哲学和文化层面区分开科学和技术，区分科学和技术的不同历史形态，对于认识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和现状，尤其对于认识技术创新和知识文明的时代精神，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简论近代自然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内在联系

在“基督教的中世纪”，哲学存在于基督教神学中。在以哲学确证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一系列根本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逐步将理性从其宗教信仰引向自然，促使哲学同神学分离。分离出的哲学经基督教神学的重铸，获得了起初被融入神学时所缺乏的经验内容和方法，形成近代自然哲学，从思想上开辟了由中世纪通向近代的道路。     

天时、地利、物性、人力的四位一体——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农业生态观及其思想史意义

中国传统农学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既体现了农业活动中对于天时、地利、物性等自然条件的基本遵循,又充分强调和凸显了人力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天时、地利、物性、人力四位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徐光启的农业生态观与明清实学经世致用的观念相辉映,代表了生态哲学的一种实学路径。在中西文化会通的背景下,徐光启的农业生态观还体现了其以儒家立场对于融通西方科技文明所做的初步尝试。其对于当前人类生态危机的应对以及中西文化融合,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和普遍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