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之比较

何谓人性?孟子的看法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离娄下》),人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以下引言只注篇名)“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性恶》)人性是生而自然的本能、欲望。可见孟、荀二人所言人性的差异。孟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的社会本质属性,荀子所谓的人性是指人的生理本能,自然属性。孟荀对人性的理解各执一端,都是片面的。但在对人的自身本质的认识上都包含着真理的颗粒。不过孟子比荀子更高明之处在     

释“床”——兼说“床前明月光”、“绕床弄青梅”

“床(牀)”,历来字书、词书和古注的解释大致有四:一为坐卧之具。如《说文》:“安身之几坐也。”《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广雅·释器》:“栖谓之床。”《广韵》:“箦也。”(箦亦床也)二为井干或井栏。一般皆引古乐府《淮南王篇》“后园凿井银作床”为证,诗词中多作“银床”或“玉床”。三为“凡安置器物者,多名曰床。如笔床、琴床、茶床、印床。”(见《中华大字典》)四为“凡荐居物下者,多谓之床,如乘齿牙之骨曰牙床,产朱砂之白石曰牙床。”(同上书)此义新版《辞源》改训为“底部”,增补“河床”、“矿床”二例。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小知不及大知”新解

《庄子·逍遥游》中“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二语,曹础基《庄子浅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二书均为中华书局出版)解“不及”作“赶不上,比不上”、“不了解”,这等于说庄子认为“小不及大”,“短不及长”,有“贵大贱小”之旨。此解符合庄子本意吗?《逍遥游》本旨,郭象注为:“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     

龟的寿命有多长?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龟一直被作为长寿的象征,民间就有“千年王八万年龟”的传说。在古书中关于龟长寿的记载和描述可谓层出不穷。汉代刘向说:“龟之言久,千岁而灵。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也。”说的是只有寿达千年的神龟,才能预知吉凶。《庄子·逍遥游》中也说:“楚之南有冥灵,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冥灵即龟,也就是说龟有千年之寿。南朝《述异记》中说:“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曰灵龟。”三国时期曹操的诗《龟虽寿》,至今广为吟诵。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称:“龟、鹿皆灵而有寿。”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     

敦煌遗书《刘子》残卷校证补

敦煌遗书《刘子》残卷,笔者曾有《校证》之文,刊出二十五条。兹再迻录二十二条刊布之,纰谬浅陋之处,伏祈识者正之。 1.周鸡断尾,获免于牺;山狙见巧,终必招害。(伯3562《韬光》) “获免于牺”,罗本、吉府本“牺”后有“牲”字,余本并作“获免牺牲”,《集校》:“法藏敦煌(甲)本夺‘牲’字。” 按:牺犹牲也。《说文》:“牺,宗庙之牲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牺双觡抵之兽。”《集解》引《汉书音义》:“牺,牲也。”《淮南子·说山》:“生子而牺。”高注:“牺者,牲也。”《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宋公肉袒执牺。”高注:“牺,牲也。”是皆牺、牲义同之证。《国语·周语下》:“宾孟适郊,见雄鸡白断其尾。问之,     

寓言界说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寓言”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中期道家学派的代表著《庄子》一书中。《庄子·杂篇·寓言》中说:“寓言十九”。晋人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见信。”唐朝人成玄英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为猜忌,闻道已说,则起嫌疑,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信九矣。”清人王先谦集解云:“寄寓之言,意在于此,而寄于彼。”前人的这些解释,虽然还不全面、不确切,     

汇释“书籍”

什么叫“书籍”：《史记·礼书》“礼书第一。”唐人司马贞《索隐》注释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正字通·日部》解释说：“书，几载籍谓之书。”书、书籍，作为文化载籍的总名，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要问“书”字、“籍”字的最早字义（即本义）是什么？“书”字、“籍”字的书籍义是怎样演变形成的？这就需要有一些文字学、测站学的专门知识了。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解释说：“著于竹帛谓之书。”许慎又在他的《说文解字·幸部》中解释说：“舍，着也。从章，着声。”“书”字属于“幸”部，幸字正是“笨（笔）”…     

评王国维曲论、词论中的“自然”说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对元代戏曲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以“自然”来概括。他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王氏评元代杂剧、南戏之自然特色,是避开剧本的思想内容而专指其曲词、宾白而言的。元代戏曲的“自然”何诠?王氏“亦一言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宋元戏曲考》)王氏举例以证:“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马致远《任凤子》第二折《正宫端正好》)他评之为:“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     

三峡地区古代少数民族与经济文化述略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必会产生特定的地域性文化。然则,影响某一地域文化特征的要素何在?就其大要,不外两种: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谚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等等,即是侧重强调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而《汉书·地理志》又云:“人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则在强调自然环境（即“水土风气”）之影响同时,指出了社会环境（即“君上情欲”）对一方风习的影响。由是而言,汉代张衡《西京赋》所言:“夫人在阳（指春夏）时则舒,在阴（指秋冬）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地者也。惨者少于欢,劳则褊（狭也）于惠,能违之者寡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指朝代更迭）,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不能不是我们当今治地域文化者的至理名言。当代大画家黄宾虹先生在《九十杂述》中说:“古今沿革,有时代性。山川浑厚,有民族性。”即道出其个中三昧。明乎此,我们始可言“三峡文化”矣！本文以下所述,亦奉此为圭臬,愿识者志之。     

贵在“情真”

作文写诗,要以情动人。《文心雕龙·情采》篇说:“五性(喜怒哀乐怨)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可见情感在写作上占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一篇《离骚》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如日月高照中国文学的史册,就是因为诗人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对党人的痛恨;对人民的同情,对昏君的哀怨;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邪恶势力的唾弃之情。这种     

文天祥诗歌的艺术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此处诗品是指诗的品性风格。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品出于人品。”这就是所谓“诗如其人”。一般说来,诗人的作品风格多与诗人的人品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山诗尤其是如此,它完全是诗人自我性情的真诚表露,可以说,文山诗的风格与文山先生的性情品格基     

“此之谓××”与“此之谓”的句式比较

“此之谓(或是之谓)××”的句式,在古文中,虽然不是每一篇都出现;但是在某些名篇中,却可以大量见到。例如,在荀子的《天论》中出现的这种句式就有十几处之多。一般说来,“此之谓××”这种句式多见于论说文体中。而在记叙文体中,如果插进论说部分,也可以用这种句式。因此这种句式常用在复句的末尾,起了结句的作用,有总结的意味。试举以下两例: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荀子·天论》)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偏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 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沿,其养曲适,其生不伤: 夫是之谓知天。(《荀子·天论》)     

析“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对荀子评价“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之说,可从两层蕴义进行剖析和理解.首先,荀子言“天”非指天命,而是指自然;荀子言“蔽”,意为庄子为自然所囿、所局限.但荀子的这种表述,显为并不了解庄子思想自然博大的完整体系所致.其次,荀子言“不知人”非指庄子不懂得人性和人生,而是指庄子不知人事和人治.然而事实上庄子是通达人事和人治的.此由可以从庄子社会性的思想中得到证实.故笔者以为,荀子之言含混而不妥.     

颛顼·景颇·古蜀国——《山海经》中的古蜀国先代考

颛顼为古蜀国的先代,最早可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其原文是: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成书稍晚的《世本》也有相同的记载,内容略有出入,说: 黄帝居轩辕之邱,娶四陵氏之子,谓之纍祖,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泯水,昌意降后若水。昌意娶于浊山氏之子,谓之昌仆,产颛顼。《大戴礼记·帝系篇》所记的内容与《世本》基本相同,但是将“浊山”写作“蜀山”,     

《野草》的意境创造

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曾把诗歌分成三境:物境、情境、意境(他说的“意境”指的是以内心意念来构成的意境)。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似乎也涉及到“三境”说:“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两位艺术大师在“三境”的具体含义的论述上固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对我们研究《野草》的意境创造形式,却大有启发。作为散文诗,较之小沈、戏剧等体裁的文艺作品,往往更具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更具     

庄子“物化”的审美观及其影响

“物化”是我国古代美学独特的范畴,最早发端于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包容关系并把它作为人生最高的精神境界,基本上是先秦时期“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如《达生》篇所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庚桑楚》篇郭象注:“灵台,心也。”,意谓人心中包含着天地自然,突出了“天”的自然含义。那么如何才能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认为必须通过“物     

汉乐府札记

班固《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同书《艺文志》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由于有这两条记载,后来便有人认为乐府是在汉武帝时才建立的,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便说:“武帝崇礼,始立乐府。”颜师古在注《礼乐志》那条材料时也说:“始置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但《汉书·礼乐志》另有一条记载说:“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萧管。”司马迁《史记·乐书》也有一条材料说:“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这又说明乐府之名在武帝前早已有之了。于是又有人认为班氏所记,显然自相牴     

屈原族别考辨

屈原的族别,古书无明确记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考证屈原的族别,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即弄清了楚的族别,屈原的族别自然就清楚了。一、楚的族别问题。屈原在《离骚》中这样自我介绍:“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帝是谁?不少书说高阳帝是颛顼。翻开《大戴礼记·帝系》,那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论《九歌》与楚越傩文化的关系

屈原的不少作品受巫楚文化的影响,这似乎已被人们所公认,但象《九歌》这样,直接借鉴楚越傩文化进行再创作的诗篇,却是不多见的。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乱,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南宋的朱熹在《楚辞集注·九歌》中也说到俗人“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王、朱的注解都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