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江形象,看《水浒》对儒家权变思想的突破

儒家思想,是在长期的封建伦理政治下面逐步发展起来,得到官方认可并具有御用性质的正统思想,它和佛道思想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主张“入世”还是“出世”因为统治者需要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儒家思想鼓励士子“用世”,即把自己的忠诚和本事贡献给社会。因而士子也把“立德”、“立功”、“立言”视为古今不朽之事(见《左传》),以期经邦济世,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儒家的创始人孔丘就是如     

李泽厚“儒道互补”论探析

李泽厚的“儒道互补”论不能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儒家和道家的相互补充，而是主要指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补充。“儒道互补”的理论前提是“巫史传统”，互补的关键则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依据对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道家居于儒家的补充地位，但这种补充使儒家获得了提升。李泽厚从自身思想体系出发审视道家，其结果是以儒家作为去取道家思想的标准，导致道家的价值实际体现为对儒家的补偏救弊，从而忽视了道家思想本身的意义。     

举世皆醉我独醒——浅析韩非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

当百家争鸣中的那些“仁义辨智之士”正沉醉于脱离现实的政治理想追求或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之中的时候,韩非以清醒的眼光洞察世事,选择法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本文主要从《五蠹》为出发点,综合韩非的诸多著作,考察他对“仁义辨智之士”的批判以展现韩非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特性。     

对《道德经》“术用说”实质的解析

“术用说”以法家“君权”思想为主导，自韩非子《喻老》《解老》始即成为解老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术用说”并非是对老子思想的误解，而是一种有目的的曲解。老子学说当是合道为德之法，守“道恒无名”，“空其心”，“弱其志”，消除主观意识，不以志为。其旨，无志而已。以“志”为关照，可见“术用说”以“术”纵志偏离老子无为之旨的实质所在。老子举事理以“观复”，“知常”以归，不离道朴；“术用说”见事理以为术用，纵志妄作，之向无常。为“道”与为“术”正逆两途，反其志以观，可以去伪见真。     

《论语》中的“智德”思想研究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语录体著作。“智”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德目,这一思想在《论语》一书中有具体体现。从《论语》一书中可以看出,“智”包涵“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两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追求两种理想人格：“知者”与“仁者”,因此“智德”与“仁德”并列成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两种德行,两者相关但是不等同。仁智兼备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圣人。儒家在道德修养上追求仁智双修的路线。     

曾国藩的生命观研究

曾国藩的生命观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加上其仕宦经历与家人亲友际遇,使得曾国藩看淡个体生死,超越世俗物质享受,专注精神追求,追求家族功业长盛不衰和立德立言三不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

两千余年的士传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现象。“士志于道”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参与意识的渊源；“出仕”是士为社会而政治的积极参与方式；“诤谏”是士不治而议的间接参与方式；“抗争”是士淑世卫道的被动参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当代政治发展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试论《论语》中的“士”

《论语》中曾多次提到“士”，对“士”内在思想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孔子所追求的文化品格和行为境界，因此对它的研究很有必要。通过对“士”这一阶层的梳理，从“士”的“志于道”、形成意义的道德自律、广博的胸怀和精神上的尽善尽美等四方面来准确把握“士”的思想特质。     

从儒家的心性修养看《白雨斋词话》之“沉郁”说

儒家的心性之学直接关系到《白雨斋词话》的理论品质及其立论的内在肌理.“沉郁”作为一种深怀儒家道义信仰的贤人君子在道不可行、身处困境之中而依旧从善固执、忠爱缠绵的悲剧性情感,它即是一种极为难得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高卓的词艺境界.由此可以得出“沉郁说”本身就潜藏着对“怨慕”之情和“弱德”之美的内在关涉.     

王者以道治天下——马一浮儒家古典名言的政治观

马一浮纯用儒家古典名言表达的政治观,会通《六艺》,俱出《六艺》,悉遵圣言,是地道的《六艺》政治观,亦就是王道政治观。它是在以《六艺》为一体、内圣外王为一体的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谓王道政治,从历史观点上说,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其义,一言之,就是“王者以道治天下”。王道政治为万世开太平,垂法万世。马先生的王道政治观的首出原则是儒家传统的正名。他以正名哲学·正名政治哲学直接推导出王道政治观的主旨是建皇极,行王道。行王道即是君道。（上篇）     

"道之以德":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

区分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基础的前提,也是解读儒家道德教育原则的前提;"道之以德"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原则,是其它具体教育原则的基础,"道之以德"教育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士德”学说及其现实价值

孔子视域中的“士”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有知识、有抱负、志于仁的政治人才。孔子为“士”建构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和明确的政治规格。主要包括：树立正确的“为政”目的；掌握必要的“为政”知识，培养高尚的政治情操；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加强修养，提高道德境界；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等。这些思想有着突出的现实价值。     

试论老子关于“道”与“学”的区分

老子以“道”为核心构建了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因此，如何理解“道”的涵义就成为解读老子思想的首要前提，作者从“道”与“学”的对比中对“道”的涵义进行了简要疏理，从而初步探讨了老子对于知识和德性的安排，并进而指出老子“立道”的根本目的在于关照人的精神生命。     

孔子的“君子”思想

君子是孔子在《论语》中树立的理想的人格典型。孔子对“君子”这个概念的含义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认为，君子是求“道”，学以致其道的人。由于仁道很难直接把握，但礼乐、忠恕之道与仁道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君子是通过克己复礼，掌握礼乐和忠恕之道来达到“道”的人。最后，求道有得——“德”——就成为了真正的君子，所以君子最主要就是指有德之人。这样的得道君子是符合道、与道为一、以身体道的人。在孔子看来，这才是获得了人之为人之本质的真正的人，真正的存在。所以，“君子”在孔子这里已经被赋予了存在论、本体论的意义。孔子的“君子”思想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前提。     

德与德不形--略论庄子道德哲学语境下的“德”之内蕴

庄子以游心于德之和为基点，以德兼于道为理路，以辩德之本末，以论德之立修，以别德形关系，不仅表达了他对当时之世的不满与批判，而且也揭露了当时世人的伪善与狡诈。当然，在庄子崇尚自然无为的哲学语境下，也洋溢着对自然素朴之世的向往与对单纯和谐社会的企慕。尽管我们有时会认为庄子的这些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是乌托邦式的诉求，但是我们却无法漠视他建立的形而上的道德哲学体系。     

儒玄兼宗 以礼闲情──三论陶渊明“新自然说”与东晋士风及佛教的关系

陶渊明“不佯狂任诞以积极抵触各教”的放达风度，既是东晋儒玄思想相互冲荡融合的结果，亦是重新抬头的儒家礼学对老庄玄学影响的反驳和校正．故不是陶渊明个人思想的“革新”或“创获”。     

熔铸整合 扬弃创新──欧阳修文论思想简伦

欧阳修尊古而不泥古，从其所处时代出发，熔铸整合，扬弃创新，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文道关系上，力主“道以充文”，重道却并不轻文。他以为文与道相互依存，“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可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他从“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评断文学的价值，非常关注现实，尖锐抨击“弃百事，不关于心”脱离现实自我封闭的谬说。充分揭示了“穷而后上”的丰富内涵，指出文学个人风格的重要，强调作家对客观现实感悟之“心得”。以强烈的理论创造的勇气，首创文学批评新品种诗话体，对碑传文系统的理论阐述及其实践成为后人师法的楷模。     

传承老子“以道蒞天下”促进干部的理论学习

针对多年来很多公务人员不熟悉马克思主义,不重视理论学习,提出公务人员应传承和恪守老子“以道蒞天下”的管理哲学思想.老子的“道”是指客观规律,就是指理论包括管理哲学.老子的“以道蒞天下”,就是认为要用“道”（客观规律）来指导国家社会的管理,并普及之.重新阐述老子经典著作《道德经》关于“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以道蒞天下”与学理论用理论的价值,特别是学习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管理的价值.     

关于孟浩然诗歌的“清”

为了深入探讨孟浩然诗歌“清”的特色和形成原因,通过对其诗歌“清”之蕴涵和意象、意境的分析,以马克思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理论观照,认为孟浩然诗歌“清”是其对隐逸生活长期向往之清高思想情感的表现,而此思想情感主要受其出身经历、家乡地理历史背景和儒、道、释之超脱世俗的思想以及仰慕陶渊明和魏晋风流等的影响形成.     

“象”:《周易》美学的基本阐释单位

“象”是《周易》的思想内核。《周易》中“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方式以及“立象以尽意”的说理方式,使得“事象之宜”“万物杂象”等一切事物都被纳入“象”之范畴。“象”作为《周易》的基本阐释单位,从文学意义上进行考察,其内容主要分为三类,即“卦有事象,有物象,有图象”。卦爻辞中借“物象”以明人世之事,借“事象”以明抽象之义,借“图象”以明天地之道,形成了一个逐层递进的整体性象征结构。在描述各“象”的过程中,不仅融合了对自然的观察、对社会的品评、对规律的把握,还有意识地追求语言、韵律、修辞等语象方面的文学性。历代学者对于周易之“象”的“仰观俯察”,凝聚了先哲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更为今人留下了内容丰厚的文学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