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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农业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只有提高作物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确保粮、棉、油、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充足供应,才能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尽快成为经济强国.
自上世纪袁隆平研制杂交水稻成功后,我国的农业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袁隆平的指引下,2010年9月,湖南邵阳隆回县羊古坳乡农技站站长、农艺师肖利民获得第六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成为全国6个获此殊荣的一名基层农技工作者.
肖利民,39载倾情农技推广工作,用辛勤和智慧先后为袁隆平院士实现了第一期、第二期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攻关目标.2010年,他在该乡雷锋村为袁隆平院士实现了超级水稻亩产872公斤高产目标,创全国历史记录,创造了超级稻示范种植的奇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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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3)
1925年,金陵大学邀请康奈尔大学的洛夫教授来中国订立了一项五年期的作物改良合作计划。从1925年至1931年间,康大的洛夫、马雅斯、韦根斯三位作物育种学教授共计来南京六次合作实施这项作物改良计划。计划中金大与康大作物育种人员协力合作,选育了包括小麦、大麦、高粱、玉米和棉花等大量高产抗病的作物品种,推广应用,赈灾济民。同时,合作计划也训练了一批专业的作物育种和推广人员,以继续推进中国的农学事业现代化。作为近代历史上中美首次系统性的作物育种合作项目,该计划为中国农业第一次带来了先进的科研、教育、推广三结合的科技合作模式,在推动中国农业近代化历程中的成功意义和国际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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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学科首席专家、蔬菜研究所所长，中国园艺学会理事、番茄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园艺学会副理事长，浙江省蔬菜产业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这些光环都环绕在一位在蔬菜遗传育种研究领域辛勤工作30年的科技工作者身上。30年来，他主持培育了10余个番茄新品种。而今，他仍然在番茄育种的科研道路上风雨兼程、坚毅跋涉，他就是浙江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所长杨悦俭研究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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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受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项目“水稻钵形毯状秧苗机插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2011GB23260004）、浙江科技重大专项“水稻秧苗机插技术研发应用及病虫害数字化监测研究（2010C12026）”等资助，针对我国稻作技术转型，及传统毯苗机插技术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水稻生产特点，发明了水稻钵形毯状秧苗机插新方法，创新了水稻机插新技术，建立了机插高产栽培技术体系。项目主要创新内容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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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科学》2016,(2)
植物病害严重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是危及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祸患,在防控过程中发生的农药滥用则危害食品安全。发展绿色、高产和精准的抗病新策略、培育推广作物抗病新品种是解决技术障碍的根本途径,而这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依赖于在植物免疫机制基础理论和抗病基因系统发掘方面做出重大突破。通过对模式植物拟南芥免疫机制的研究,本领域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突破。近年来,以水稻、小麦等作物为模式的抗病机制研究,直接为作物抗病分子育种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力地推动了基础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的转化速度。面向学科基础前沿和抗病育种中的关键问题组织重大项目研究,将会为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做出卓越贡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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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科学技术术语,实现科学技术术语的规范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性工作,是支撑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统一科技术语,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科技文献情报的检索传递,特别是对计算机的推广应用,数据库的建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科技术语的现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产生新学科、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也相应地不断产生大量科技术语需翻译或定名。但长期以来,中国科技术语不是由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负责定名,而往往是由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自己翻译或定名,加之许多外来术语本身就不统一,因而造成汉文术语不统一的现状,有些甚至达到相当混乱的程度。如ergonomics一词,其外文就有约六个同义词而中文译名竟有21个之多。同一概念的外文译为不同的中文例子是很多的,如redundancy就有羡余性等8个术语。complex就有长期争议的络合物和配合物两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中同一概念的外文具有不同汉文术语也是很多的,如vector在物理中为“矢量”,数学中为“向量”。不同概念的外文译成同一汉文,如quality及mass均为“质量”。而质量mass和重量weight的单位也被混用。还有的同音异义词如声呐sonar和声纳acoustic susceptance也常被混淆。还有中、外文都不一样的术语如vasopressin血管升压素和antidiuretic hormone抗利尿激素,而概念完全一样。还有把不同的品种译成同一汉文如crayfish与fresh water prawn均译为“淡水虾”曾导致一对外合同的作废。至于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术语也十分混乱。如物理学家Kelvin就有三个译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大陆和台湾的术语,如计算机术语约80%不一致。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很重视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为主任,组织了全国各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第一次较系统地审定了一批自然科学名词。这批名词对我国近三十年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完全中断了。进入80年代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出现了新局面,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统一科技术语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为了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它标志着我国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全国名委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双重领导下,并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同组成常委会,负责理、工、农、医及交叉科学各学科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全国名委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教授任主任,聘请了全国各学科专家学者80余人担任委员。委员会成立后,到目前为止,已根据学科划分与有关学会共同组织了天文、数学、力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古生物、地球物理、土壤、大气、测绘、海洋、动物、植物、微生物、生化、生物物理、生理、细胞、遗传、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农学、林学、医学、电子、自动化、计算机、石油、公路、铁道、航海、土木、建筑、煤炭、水利、化工、电工、船舶、冶金、自然科学史、自然辨证法等43个学科分委员会及交叉学科和外国科学家译名两个协调委员会,组织了千余名专家参与术语审定工作。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书面审查、座谈讨论等各种形式的审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学术上有较高水平,又有权威性的审定队伍。全国数千位科学家组成一个整体从事系统的术语审定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到目前为止,已审定公布了20个学科的名词。它们是天文、大气、土壤、地理、地球物理、物理、微生物、林学、医学、遗传、生理、测绘、海洋、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自动化、古生物、人体解剖、植物等。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对科技术语的统一工作十分重视,如李鹏、方毅、严济慈、钱伟长、宋健等曾先后多次书面或当面给予指示,给术语工作者极大鼓舞。1987年当第一个审定完成的《天文学名词》即将公布时,国务院又批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去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单位又联合发文要求全国各有关单位要贯彻使用全国名委所公布的各学科领域的规范的科技术语。三、科技术语审定的原则科技术语是反映科技概念的一种形式与意义结合的语言符号(词或词组)。根据术语学理论,结合我国科技术语规范化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术语审定过程中遵循以下主要几项原则：1.按概念定名。即按科学概念的内涵定出规范的汉文术语。配以相应的尽可能规范的外文(主要是英文)术语。2.单义性。科技术语应是单一的,专用的。即“一词一义”。在审定术语时,对一个概念具有多个术语的,应据与概念相符的程度,选取较贴切的词,只定一个术语。如ergonomics的21个译名现统一为“工效学”一个术语,并给出较明确的定义。对于跨学科的同义词一时难以统一的,可推荐一个规范词,保留一个同义词,如electric potential定为“电势”,又称“电位”。对“一词多义”的术语,特别是概念易混淆常被混用的术语需区分开并分别定名。如constant有“常数”和“常量”两个常混用的术语,现将无量纲的常量称为“常数”,带量纲的称为“常量”。pressure有“压力”和压强”两个概念不同的术语,压强专指单位面积上承受的压力,现分别定名。对一个外文在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涵义的两个汉文术语还是不少的。均应分别定名。如plas－ma在物理中为“等离子体”,在医学中为“血浆”。3.科学性。科技术语应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而严格地反映所指事物的特征。这次审定中,一方面对过去定名错误的予以改正。如lagoon一词长期以来多被称为“泻湖”,实为“潟湖”的误写和误称。这次地学界一致认为应予纠正定名为“潟湖”。又如bombesin曾称“蛙皮素”,但据动物分类学的划分确定为铃蟾,而不是蛙,现正名为“铃蟾肽”。另一方面,过去有些术语定名不准确,不科学,这次审定时也予以纠正。如uncertainty relation原为“测不准关系”,实无测的含义,现定为“不确定度关系”。又如“心肌硬塞”一词,实际上血管可以阻塞,肌肉只能坏死而不能阻塞,因此应定名为“心肌梗死”。4.系统性。科技术语在一个学科内或相关领域中不是弧立的,随机的,而应遵照学科概念体系和逻辑相关性。包括上位与下位(属与种)概念关系、整体与部分关系,部分与部分关系,以及时间、空间和因果联系的关系。同时还应考虑术语的构词能力。如化学的命名原则的系统;动、植物中门,纲、种、属、科、目的分类系统等。5.简明通俗性。指科技术语应简单明了,使人易懂、易记、易写、便于使用。如radar为“雷达”,optica1 fiber为“光纤”等。但应注意勿过于简化以至词义不明。如“数控”是指数字控制digital control还是数值控制nu－merica1 control。又如“电工”是指电机工程electric engineering还是电力工程electric power engineering还是电子工程electronic engineering还有电气工程以及电器工程等。6.习惯性(或约定俗成)。即有些术语的定名虽不尽合理,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习惯,则宜继续延用,而不轻易改动。否则会造成新的混乱,而不利于统一。如mechanical motion并非指简单的机械运动,天体运动也是重要的方面。一些专家建议改称“力学运动”,但多数专家认为这一混乱源于外语,国际国内延用已久,不宜再改动,现仍定名为“机械运动”。又如robot译为“机器人”,并不准确,因本质上不是人,有人建议叫“拟人机”或“智能机”,考虑到大家已习惯了,暂不改。7.尽量采用惯用并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如天文学中已定名的“金星”、“木星”就具有中国特色,而不采用外来术语的“爱神Venus”和“大力神Jupiter”。又如中医中的许多术语都是中国古代医学家所创用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传统,外国则鲜有。又如Kaschin－Beck disease曾为卡—贝二氏病,现未按外国人名音译定名而按中国的惯用名定为“大骨节病”。8.对外来术语和缩略语的译名,应按意译为主、音译为辅的原则。如servo定名为“伺服”,gene为“基因”,这是个音译与意译结合的较好的例子。又如laser,全文是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曾有过10多个译名,有的很长也很难记,现按钱学森教授推荐的名定为“激光”,既是意译,又很简明,深受欢迎。但有些缩略语复合词如译全文则很长,目前又未能找到相应的且简明的汉文术语,则可按国际上已惯用的缩略语直接采用。如DNA为脱氧核糖核酸,而complementary deoxyribonucleic acid则可定名为“互补DNA”,transfer deoxyribonucleic acid则可定名为“转化DNA”。9.对以外国科学家命名的术语应尽可能采用意译定名。如Bastholin cyst不采用巴多林的译音,而采用意译定名为“前庭大腺囊肿”。但还有许多人名需译名。其音译定名应遵守“名从主人、尊重规范、约定俗成、服从主科”等原则。其中主要的是名从主人。即以本人的国家民族语言和习惯为准。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著名科学家,既使发音不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也就不宜再改。对于新出现的科学家的译名则要求尽量规范化,即参照新华社编的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的译音表。10.各学科之间交叉重复的术语必须协调统一。在协调时应本着“副科服从主科,主科尊重副科,民主协商统一”的原则。如probability在许多学科中称“几率”或“或然率”,但主科是数学,现均按数学定名为“概率”。又如coefficient of stiffness和coefficient of rigidity曾有多个译名,物理定为劲度系数,但广大工程学科习惯用刚度系数,故物理定为劲度系数,又称刚度系数。但涉及人名的译名,协调时只能统一为一个,不能有同义词。此外,涉及国家标准中的术语,除必须改动的以外,应尽量协调一致。11.定名中除上述原则外,在用字(或词)上还应注意学术性。应尽量避免采用生活中普通名词。如化学中的术语cow“母牛”,根本不是牛,现按学术性订名为“放射性核素发生器”。计算机中的术语menu“菜单”,根本没有菜,也应订一学术性术语。如一时难以定名必须借用普通名词的则需附以专业定义或注释。四、我国科技术语审定工作规划1.按自然科学体系(包括理、工、农、医及交叉科学)分学科进行术语审定。在学科安排上遵循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科后副科等原则。在内容上除术语外,还包括命名原则及符号等。2.分批进行审定公布。第一批审定各学科基本词,对有争议、易混淆的术语及新术语加定义注释。交叉学科的术语则普遍加定义。争取2000年完成第一批各学科名词审定近100本的任务。3.第二批将在第一批术语公布5年左右的基础上修订、补充、普遍加定义注释。4.为加强与港、台、华语地区及外藉华人之间的交流,为今后的统一创造条件,同时出版各学科的繁体本术语。5.对不断出现的新术语,将单独进行审定并尽快以草案本形式公布,以广泛征求意见。待条件成熟时再正式审定公布。6.组织编制与港台科技术语的对照表或手册。7.筹建并不断完善规范的先进的科技术语库。五、加强与国际术语学界的交流合作我们十分重视学习国际上各术语学派的理论及术语工作的经验,并与许多术语学组织及术语学者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关系。自1985年以来,我们三次参加ISO TC37全体会议,并参加了一些国际术语学术讨论会。和与会各国学者建立了联系。交流了经验。我委员会曾邀请奥地利的H·Felber教授、加拿大的A·Landry和R·Dubic教授,捷克斯洛伐克的J·Holecky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委员会的C·Galincky及Budin先生来我委员会访问并作学术报告。我们还应邀访问了加拿大,学习其术语数据库及术语工作经验。我们特别注意探索与港、台、华语地区及华人之间的科技术语交流。通过委员会派人到这些地区访问、通过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大批专家学者的关系、通过参加国际会议或华人学术会议与之交流,为汉字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创造条件。组织翻译出版一些国际术语学家的著作。六、加强中国科技术语学的研究探讨中国科技术语是以汉字为基础的词或词组。汉字与拉丁化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特点。它使人一看而知其意,有望文(或字)生意的鲜明特点;遣词用字又极为精炼;构词能力及其信息能力均很强,辨义能力也很强。科技术语更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等特点。许多学者认为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当前世界上使用汉字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汉字又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文字之一。汉字不仅限用于中国,许多东南亚地区、国家也用汉字,因此加强中国科技术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们正在借鉴国际术语学理论,结合汉字理论及我国科技术语的工作实践,探讨并促进中国科技术语体系的建立。科技术语的规范化,统一科技术语是一项艰巨的,严肃的,百年大计的科技基础性工作。在统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也会有定名不当的,需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与支持,并不断修订补充,以最终达到较理想的统一的规范的定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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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技术语的继承性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科学技术上曾占据光辉的地位,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数千年,后经唐代的贞观之治的繁盛时期,特别是到明代,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已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体系,一些学科超过了西方,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正像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许多发明、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光辉篇章”。[1]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自己的独立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记科学和技术以及生产、生活的各种概念交流(事物与现象),显示着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2]中国古代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形成的,体现了汉字、汉语的特征。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帜的概念意义,就是说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形成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3]人们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危机,许多研究汉字编码的专家们还进一步论证了汉字属于声调语言系统,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同时也指出：汉字单体书写,千姿百态,具有方形矩阵空间。[4]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4]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汉字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清晰地分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表达出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但也应该了解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上受到一定局限,而更重要的是它的直观性影响人的认识过程的深化。尽管如此,中国科技术语历经几千年的演化与发展,继承和发扬了传统科学技术特点,构成了确切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独特语言风格,在人口众多的东方汉语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自然科学与技术术语,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大量而丰富的记述。1.在西周(B.C.1066－B.C.770)时代的《诗经》,据考证仅化学知识方面就有600余条,其中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5]2.战国(B.C.468－B.C.376)时代的《墨经》中,早有力和力矩的概念和术语;在应用方面有杠杠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名词术语,书中还提出了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提出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了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和术语概念,在声学方面,《墨经》还是最早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和相应的术语。[6]关于《墨经》中的古代物理现象的考证与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过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3.中国古代数学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有光荣地位,反映汉代到唐代数学成就的就有著名的算经十书[7],最先使用了一批术语,诸如分子、分母、开平方,开立方,以及正负数、方程等,至今仍在沿用。这十经是：《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经》、《辑古算术》、《缀术》。此外,还有数书九章、数学九章、数学大纲等。其中《周髀算经》更为人们所熟知,书中最早使用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术语,像盖天说和浑天说的辰极和极下术语,反映战国时期中国宇宙学说的概念,其次像勾股定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数学中的精僻的概念。三国时吴赵爽(223－280)撰有《勾股方圆图》,总结了东汉以来的数学成就,采用“弦图”对勾股定理的证明,这是研究二次方程得出与西方韦达(Viète,Franois,1540－1603)定理类似的结果,但比韦达早300余年;在分数研究上将运算法提到了理论高度,逐即创出了“齐同术”。4.北魏郦道元(472－527)的《水经注》,记载大小河流1252条[8]对河流的发源和去向,各个流域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作了详细叙述,包括源流、主流、支流及所经地区的地势、山陵等,是一部早期的地理名著,是研究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5.《尔雅》是我国最早的释义性辞书,书中收入各科术语;包括了人文科学、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分类编排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器》等,其中科学技术占有一大半,各条都表达有一定概念,具有自己独立概念体系,代表当时人类思维活动中,认识事物的深度与广度。像《释地》中对地形的分类就精僻地表达出地理的基本概念。如“下湿曰阴,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这可能是最早的陆地、平原、丘陵术语的来源;《释水》中对泉也做了分类。关于《尔雅》一书,正像《经典释文》所述：“《尔雅》者所以训释五经,辨章同异,实九流之通路,百氏之指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博览而不惑者也。”《尔雅》一书真不愧为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传增益之作,乃辨章术语、严加诠释的第一部辞书。[9]6.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山海经》,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五方之山,八方之海,山川道里,金石矿产,鸟兽昆虫,殊国异域等;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描述我国大山五百多座,河流三百多条,记述各类矿产七十余种,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10]7.我国以农立国,古代农业科学发达,反映农业科学技术的论著颇多,选其对世界农学史上有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对农学术语有继承性的论述,诸如“土”和“壤”以及“土壤”名词。早在3000年前,公元前11世纪时的《周礼》一书中就有明确的科学概念,提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其含义是“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义和形象。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11]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的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8.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12]是我国一部宏伟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提倡土壤改良等农耕措施,论述的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和染料作物,此外,还有畜牧、渔业等,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的科学知识的论述。在宋代就传入日本,现有日、德、美多种文字版本。9.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13]是中国古代综合性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地质、医学等,共计200余条目。书中第一个提出太阳历与农历相结合的论点,引起当时的重视;在地质方面提出水流侵蚀作用、冲积作用的理论,是世界最早地质外力作用的论述;在数学方面提出了“隙积术”、“会圆术”,是算术中求体积大小的方法,象“立方”、“圆锥”物体的测量等,所谓“隙积”就是指有空间的堆积体而言,这是数学史开辟高阶等差级术求和的方向,是“堆垛术”的先导。在物理学上还有磁偏角的发现(1492年),比贝特里(Bertelli)早四百年[7](1893年)。《梦溪笔谈》是科技史上的珍贵遗产,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称该书作者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10.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对明代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体系诸因素的研究、分析,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明代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或称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表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发达,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涌现出像宋应星(1578－1662)、李时珍等一批有影响的古代科学家,他们的不朽著述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占据有重要地位。记举其有代表者,从明代科技成就中,反映我国古代科技术语的以明确概念的科学性[14]及传统体系。以“天工开物”一词而论,丁文江在《喜咏轩丛书》“跋”中说：“盖物生于天,不开于人,曰开物者兼人与天言之耳”;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天工意味着是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件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李约瑟博士认为：自然力功力的开发利用,天工是根本,顺应天工制造出有应用价值的器物,则存在着人的技术,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明代宋应星(1587－1662)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百科全书,古代科技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典籍不仅早已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极为重要的文献,对世界科技史也具有深远的影响。该书自1637年刊刻问世后,最先在日本流传(1694年),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翻刻本。1783年传入朝鲜,18世纪传入法国,1830年始,巴黎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教授相继将《丹青》、《燔石五金》等译成法文,1832年转译成英文,1847年转译成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欧洲文字,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以明版为底本全文译成英文,并作了译注[15],书名是：《天工开物——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据有关资料[15,16,17],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曾读过儒莲译本,并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一书中,称赞中国古代养蚕技术,足可见《天工开物》在西方科技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不愧为世界科技史一部经典性著作[18]。11.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19]是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全书六十卷,包括农本(经史典政、诸家杂论),田制、农事、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农器具,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种植(经济作物),牧养等。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记述了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古代农业科学家的农业科技理论。乃集古代农学之大成的著述。12.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是一部最早的药物学和医学的巨著,是医药宝库中的珍贵的遗产,不仅代表了我国明代的科学发展的水平,对世界医学发展影响深远,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0－1882)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原始及类择》(1871年)等著作中,曾经十多次引用《本草纲目》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20]。《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按自然类别分为十六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虫、鳞、介、畜、禽、人类,每部又分若干类,总计六十二类[21]。无机药物是以水、土、金石三部,如金石部分为金、玉、石和卤石四类[22],大体又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为顺序排列。如石之三,是以汞的化合物、砷化物、钙的硫酸盐及碳酸盐为顺序排列等,化学组成,包括了钠、钾、钙、镁、铜、银、金、汞、锌、铅、铝、锰、铁、硼、碳、硅、砷和硫19种元素,在化合物方面,有氧化物、氢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盐、硝酸盐、硅酸盐及硫钠盐9种,包括许多近代所采用的无机药物。在金石部关于各种矿物的记述中,包括：矿产地、形色、采掘方法和鉴别方法,有的还探讨了矿物的生成理论[22]。在有机药物方面,以生物形态为主,先植物,后动物;先叙述低级生物,后述高级生物;在植物描述中,以根、茎、叶、花、果实及其演化系列,在动物描述中,分虫、鳞、介、禽、兽五部,最后为人类,基本上是按照由低等到高的进化顺序排列,大体上符合现代动物由单细胞至多细胞,由无脊椎动物至脊椎动物的进化观点。反映这些科学概念的术语,有许多沿用至今,这正是我国科技术语蕴藏着历史性和传统性的内涵所在。参考文献: [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光明日报,1991.4.2。[5]李素桢、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第10卷,第10期)。[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元、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十一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4]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5]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6]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52,1(1)。[17]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1981。[18]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吴凤鸣,几个科学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1]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2]王嘉萌,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二、我国科技翻译历史与术语的溯源(一)古代翻译与术语传承性以上对术语的继承性,从术语,特别是科技术语的演变历史方面,做了概括,可初步看到汉字、汉语在华夏灿烂文化中的地位。众所周知,语言与人类共存,特别是它的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词语的意义和内涵正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探讨词源,追究其造词的理据,可以追溯远古文明,窥见久远而隐征的中国文化。我国古代科技术语,早已成为光辉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占据光辉的篇章。而近代科学思想及其概念,多为引进、翻译西方科技论著而来,这是人们所共识的。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中,翻译活动是最重要的媒介和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人民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最为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后秦出现最早的翻译组织——译场[24],是中国古时专事佛经翻译的机构,晋代以后,这个组织分工较细,分译主、笔受(缀文)、度语(传语)、证梵、润文、证义、校堪、监护等项。汉时专设译长,是黄门所属主持传译与奉使的职官;出使国外或外国来中国负责传译的使者又称译使,见《汉书·地理志》、《汉书·西域记》。西汉张骞(？－B.C.114)奉汉武帝之诏两次出使西域(B.C.139,B.C.119),发展了汉朝与中亚各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及友好往来,载入历史的史册。也积淀了最为远久的语词和术语。唐代佛经翻译达到繁盛时期,唐代的玄奘(602－664)就是最早的著名的翻译家,他撰写的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7]。书中涉及他西抵伊朗、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对那里的自然地理条件、语言、历史等各方面做了详细论述。贞观二十年《大唐西域记》写成,先后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等流传世界各地,成为研究中亚、南亚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对东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佛经翻译中除神学、经文、哲学、文学、艺术外,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像医学、天文学、历算、地理学、金石(矿物)等。东汉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约二世纪中叶)翻译印度梵文的《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算法》三卷等,就是我国最早翻译天文、数学著作的代表,自然传承过大量科技术语。根据我国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从晶体学角度考证[25],有许多矿物名词是从佛经中翻译而来,像玛瑙初见于佛经,梵语叫阿湿揭波(asmagarbha),asma(阿湿)是马的意思,garbha(揭波)是脑的意思,从玉,故转译成玛瑙;瑟瑟与靺鞨出于波斯和康国;避者达是阿拉伯语避桀提的音转,据考证现称之为石榴石(garnet);金刚石一词,佛教术语中为“伐阇罗”(vajra),古希腊天文学家麦尼利乌斯(Manilius)最先称金刚石为阿达麦斯(adamas)刚硬之意,即是英语diamond一词的来源;祖母绿(zumurud)由波斯语转译而来,现为纯绿宝石(lemerala),在《博物要览》中说：西洋默德那国产祖母绿宝石。希腊语为柱马拉伽陶或马拉伽陶(Zmaragda or maragsos),梵文称摩罗伽陀(marakato);密陀僧(lithaige)由波斯文音译而来;卤砂有阿拉伯文(nushadur,努沙杜尔)译音而来;硼砂,系由波斯文burak演变而来,水精(水晶)源于佛经,其意为像水一样精莹透明,又称菩萨石,古籍中又称水玉,即指现在的石英(quartz),其种繁多;青金石(lapislazuli),波斯文为lazuward,阿拉伯语lāzurd,意大利语azurro;尖晶石(spinel),西方古称为balas ruby,简称巴喇,阿拉伯语称al－balachsh。从以上列举之从佛经翻译中有关自然科学名词,有许多仍沿用至今,无论在译音,抑或是译意,都显示了古代翻译家们用字的高超水平,在方法上颇值我们借鉴。唐宋时代海外交通发展,推动了中国同波斯、阿拉伯、东罗马的商业、贸易,以及文化交流。中国的四大发明——罗盘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就是通过阿拉伯人之手传到欧洲。蒙古帝国建立后,1219－1259年耶律楚材、常德、扫马的西部旅行及其《西游录》、《西游记》和《西使记》,早已是研究十三世纪西域历史和地理的珍贵材料。欧洲各国探险家、旅行家来中国者也络绎不绝,有代表性的要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及其《马可波罗游记》[26],真实地记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特别是中国的自然环境,物产等,内容非常丰富,其著作早已列为世界文献宝贵财富,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一定作用。由于元代的疆域扩展,与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印度、东罗马等国,在天文、历法、算术、医学以及地理方面的交流更为频繁,实际上这方面的术语积淀较多。明代经济上的发展,海陆交通发达,中西文化交流日趋繁盛。明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1371－1435)受明成祖朱棣的派遣,率领庞大舰队“维销挂席,际天而行”,历时28年,先后七次下西洋,路径37国,乃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航海,比葡萄牙人地亚丁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早81年,比哥伦布(C.Colombo,1451－1506)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采用形象、示意的方法,把在不同海域获得的对象图,一字展开式地绘制成《航海地图》又称《郑和航海图》[27],共四十面二十图,国内九图,海外国家十一图,其精确程度,早有“详而不诬”之赞誉,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教授把郑和的海图誉之为“一幅真正的航海图”。郑和的航海及其海图对国际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丰富了航海技术和航海的地理知识,沟通科学文化作出重要贡献。(二)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与科技翻译中的术语的创译崇祯年间,西方传教士来华[30],带来了西方的近代科学和文化,有名的像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1583年来华,曾与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28],翻译过程中,为更好表达原书含意,创译出适用于我国的一套数学术语,有的沿用至今,像：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直径、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等;此外,还有《万国舆图》(1602)、《测量法义》(1617)等颇有影响。意大利罗马耶稣会士高一志(P.Alphousus Vagnoni,1566－1640),以及龙华民(Longobardi Nicolas,1559－1654)相继来华(1605,1597),高一志主编《空际格致》,1624年龙华民在书中撰写了《地震解》,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球、地震概念和知识,创译了像地震、震中等术语[29];更值得提及的是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撰成一百三十五卷的《崇祯历法》[7],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总结性著作,在编译过程中邀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参与,他们是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Jaoquesde,1571－1618),1599年来华,瑞士出生的德国耶稣会士邓玉涵(Terrenr,Jean,1576－1630)1621年来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Schal Von Bell,Jean Adam,1591－1666)1622年来华,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1623－1688),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Benoist,Michel,1715－1774)1744年来华,他们除帮助编译历法外,也做过许多西方自然科学的介绍,像蒋友仁担任过朝廷的翻译工作,著有《坤舆全图》和《新制浑天仪》等,对我国早期自然科学均有启蒙作用[30]。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Trigzult,Nicolas,1577－1628)1611年来华,后赴罗马在欧洲筹划募集大量书籍,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文章[32],他于1621年率领22名教士再度来华,并携带西方著作七千部。杨建筠在1628年为《西学凡》撰写“序”中所述：“所称六科经籍,约略七千余部,业已航海而来,具在可译”。李之藻(？－1631)也在1625年指出：“七千部梯航嗣集,开局演译,良足以增辉册府,……故迄今有所待”[31]。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确有七千部西方著作,第二,当时杨廷筠、李之藻等确急切选译,虽然没有能及时按照计划献书,后来还是选译了一部分,像1550年出版的德人乔治鲍埃尔[Georg Bauer,拉丁文名Agricloa,(阿格里柯拉,1494－1555)]的《De re Metallica,Libri XⅡ》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名著崇祯十三年(1640)的译作《坤舆格致》,1983年潘吉星按书的内容则译作《矿冶全书》[32],这以前一般均译作《论金属》,这本书堪称是十六世纪欧洲一部采矿冶金技术方面的百科全书,对寻找矿脉、开采矿石、选矿,以及矿石中冶炼金属、分离和鉴别各种金属的方法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书中创译了硬度、透明度、比重等术语。全书共十二卷,实际为十二章,译为中文本《坤舆格致》为四卷本,参与译述工作的有邓玉涵、王征(1571－1644)、汤若望、李天经(1579－1659)等。原著1556年用拉丁文在巴塞尔出版,这部著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笔朴实流畅,并附有275幅精美插图,堪称图文并茂,被誉为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著作,现有德文本(1557,1621),意大利文本(1563),英文本(1912)以及日文本(1968),中文编译本为《坤舆格致》为1640年,是我国翻译西欧科技著作最早的一部,无论是在传播欧洲矿冶技术,抑或是创立一批矿冶术语方面均有深远影响,就是在我国科技翻译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三、近代科技翻译的活动与科技术语的发展鸦片战争(1840年)的惨痛教训,激励了中华爱国志士的奋发图强的精神,东方大地开始觉醒,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值得借鉴,于是兴起洋务运动,遂即推动了科技翻译活动的日益昌盛。1849年魏源(1794－1857)在《海国图志》序言中说：“为师夷之长技而制夷”。1860年洋务派提倡新教育,学习西学——“西文”与“西艺”,而西艺即为西方科学技术而言。为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首先要培训翻译和外语人才,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京师同文馆[33],英文名称为School of Combined Learning,隶属于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同文馆总教习为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1827－1916),开始仅设英文馆,1863年设法文馆,俄文馆,1867年恭亲王奕忻等奏设算学馆,继而成立天文馆、格致馆、化学馆、医学馆、制造测绘等馆,从此同文馆中一个仅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变为实用科学的学校。1892年设德文馆,1896年设东文馆,学生增加到120人,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开办的最早的新式学校,是一所文、理、工、医综合的大专学校,1863年设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均为该馆分馆)。从1862－1900创立40余年,共培训学生500余人,他们中有许多成为我国首批翻译人员和外交家,为我们科学技术翻译活动开创了新的局面。1902年该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成立译学馆。还有墨海书馆[34]也是以传播西方科技文化而享有盛名,像《博物新编》(1855年),英传教士合信(Hobson,Benjamin,1816－1873)所著,由墨海书馆出版,合信为医师,写过许多解剖、内外科及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编写一本《英汉医学词汇》(A Medica1 Vocabularyin English and Chi－nese,1858),可算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词汇了。值得提及的是当时徐寿(1818－1884)等参考《博物新编》,经反复研究,于1865年制成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鹤号”。广学会出版的英传教士慕维廉[27,29](W.Muichead,1822－1900)用汉文撰写的《地理全志》(1853年),最早使用汉字“地质”一词,并把近代概念引入我国;同文馆出版的有丁韪良的《格致入门》(1868年)等,就上述列举,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传教士起了媒介作用。据不完全统计[35]：1867年仅基督教出版著译20余种,其中天文4种,数学8种,物理学4种,植物学2种,医学2种,另外还创办了一些报刊,诸如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付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科学汇编》等,都传播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36],积淀了大量科技术语。在中国科技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翻译机构,就是1868年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组织一批专事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力量,像著名的徐寿(1818－1884)[37]、华蘅芳(1833－1902)[38]、李善兰(1810－1882)等[40],他们虽系少习举业,但“究察物理”,“推荐格致”,他们不仅在天文学、数学、化学等方面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翻译西方科学技术著作中,创译之术语方面也名载史册。徐寿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化学鉴原》(1872年)、《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化学补编》(1883年)、《化学质考》、《化学求数》(1884年)等,为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精通数学的华蘅芳与付兰雅合作翻译了《代数术》(1874年)、《数学理》(1880年)、《代数难题》(1884年)、《微积溯源》(1874年)、《三角数理》(1878年)、《算式求解法》(1900年)等。付兰雅1861年来华,曾为同文馆英文教习,1885年创办了“格致书院”(The Chinese Scientific Book Depat)有一定影响。华蘅芳与美国医生玛高温合作翻译了《地学浅识》(1873年)、《金石识别》(1872年),是我国地学方面最早的两本书,书中创译了一批地质术语和矿物名词,尽管书中采用许多音译,诸如寒武纪译作勘孛里安(Cambrian),石英译作科子(quartz)等,但对近代中国地质思想的发展起了启蒙作用[29],当时(1898年)鲁迅、顾琅等中国早期学地质的先驱者们在南京陆矿学堂学习时,就曾使用这两书为课本。徐寿之子徐建寅[39]参与翻译的著作有《化学分原》(1872)、《声学》、《电学》(1881年)、《谈天》(1882年)等。当时的翻译形式主要是邀请外国人进行口译,我国学者笔录后进行整理而成书,像翻译馆初建时,只有英人付兰雅(Fryer,John,1839－1928)一人为专职口译,1869年增聘美国浸礼会牧师金楷理(Kreyer,Carl T.),原广方言馆英文教习林乐知兼事译书,关于美国人伟烈亚力(Wright,Harrison King,1815－1887)是否入翻译馆尚有争议,而玛高温(MacGowan,Danil Terome,1824－1893)当时在上海从医,他们确实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而不是翻译馆成员。至于术语的翻译,原则是按其科学含意,由整理者,选定汉语、汉字表达,弄不清者,也个别采用译音。翻译馆扩成翻译学馆,代表了进入繁盛时期,参加笔述的人员中,不可遗漏者,尚有翻译《开煤要法》的王德均、翻译《算法统宗》、《勾股六术》、《九数外录》以及《开方表》等的贾步纬,翻译《内科理法》、《保全生命论》、《儒门医学》以及《光学》等的赵元益,翻译《格致启蒙》、《产科》、《妇科》等的郑昌棪,翻译《行海要术》的李凤苞,翻译《物理学》(上、中、下编)的王季烈、舒高梯、汪振声、钟天纬等,他们几乎毕生献身译书。翻译馆主要口译人员此表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翻译馆主要笔述人员本表主要依据《江南制造局记》、《广方言馆全案》、《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疏稿》和上述各人的传记资料如史志、家谱等,参考李鸿章、丁汝昌等人的奏稿、函件(并见其全集或文集),并查考其译著而编成,本表不包括《西国近事汇编》、《翻译新闻纸》和《西国近事》的译者。录自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略》,《中国科技史料》第九卷,第3期,1988年9月。关于翻译馆译书的种数,各种文献资料记述不一,根据1909年该馆编辑之《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41],包括补遗及附刻12种在内(1868－1907年间),共为170种,见下表分科统计(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根据笔者所录全部书目共为176种。总之翻译馆如此大量翻译西方科技著作,不仅是我国科技翻译史上的创举,对我国科技发展更是影响深远。甲午战争后,中华大地曾出现戊戌维新,研究西学掀起热潮,维新派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1853－1921)[42]虽以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为主,但他翻译的《天演论》给科技翻译活动建立起信、达、雅的高标准、严原则,该书是根据美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Huxley,1825－1895)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ey,1898)译出,译意确切,文字流畅,层次分明,树立了科技翻译的典范。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奉为经典,号召选读。再以后的代表人物是实业家马君武(1882－1939)[43]翻译达尔文(1800－1882)《物种起源》中的第三四两章,即《物竞篇》(1902,《生存竞争》)和《天择篇》(1903年,《自然选择》),创译的术语,至今仍广为沿用。书中不仅宣传了进化论思想,也为科技翻译工作留下足可借鉴的范例。更值得提及的是中国新文化的先驱者鲁迅[45]对翻译工作提出过值得追念的指教,他曾指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的译著活动,诸如1904年译《北极探险记》[44]等为我们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45]。进入二十世纪后,我国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等各个专业,传播了西方各国的近代科学知识,创译和继承了大量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桥梁作用[46]。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术语的命名与审定工作,早已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参考文献[1]J.Needham,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and Cir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1954,1：3－4。[2]光明日报,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1991,4,2。[3]詹绪佐、朱良志,汉字与中国人的认识观,安徽师大学报,(3)。[4]吴凤鸣,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历史回顾和现状,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1)。[5]李素祯、田育诚,研究我国化学史应重视古籍《诗经》,化学通报,1983,(5)。[6]钱临照,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1941,[见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略》,《物理》,10(10)][7]麦群忠、魏以诚,中国古代科技要籍简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8]侯仁之、黄盛璋,水经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9]蔡声镰,《尔雅》与百科全书,辞书研究,1981,(1)。[10]袁行霈,《山海经》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1),上海古籍出版社。[11]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12]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农业科学知识,西北农学院,1955。[1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上),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8,(1)。[14]李群,梦溪笔谈选读(自然科学部分),科学出版社,1975。[15]吴凤鸣,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术语学,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2)。[16]清华大学机械厂,《天工开物》注释,科学出版社,1976。[17]潘吉星,《天工开物》版本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1)。[18]潘吉星,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科学出版社,981。[19]石声汉,《农政全书》校注,1981。[20]容熔,我国生物学、农学对达尔文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82,(1)。[21]王嘉荫,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科学出版社,1957。[22]李仲均,我国本草学中记载的药用矿物对矿物学的贡献(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87。[23]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下),矿物名词溯源,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91,(1)。[24]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25]陆学善,中国晶体学史料掇拾,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12)。[26]唐锡仁,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商务印书馆,1981。[27]吴凤鸣,几个学科术语溯源初探(中),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9,(1)。[28]何艾生、梁成瑞,《几何原本》及其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84,(4)。[29]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学译著评述,自然辨证法研究,1983,(4)。[30]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31]樊洪业,金尼阁与西书七千部。[32]潘吉星,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自然科学史研究,2(1)。[33]王大明,京师同文馆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科技史料,1987,(4)。[34]胡道静等,墨海书馆,中国科技史料,1982,(2)。[3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88,(3)。[3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37]张子高等,徐寿父子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81,(4)。(并见《清史稿》卷五百五,艺术四,中华书局,1971)。[38]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五百七,列传二百九十四,畴人二,中华书局,1977。[39]徐振亚,近代科学家徐建寅和他的译著,中国科技史料,1989,(2)。[40]李迪,十九世纪我国数学家李善兰,中国科技史料,1982,(3)。[41]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宣统元年,1909。[参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68－1907),江南制造厂史(1865－1949)]。[42]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人民日报,1987,8,6。(有关《天演论》参见《鲁迅全集》,1,《朝花夕拾》：268－269。[43]欧正仁、马君武,中国科技史料,1981,(1)。[44]刘再复、金秋鹏等,鲁迅和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6。[45]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人间之历史》,地质学史论丛(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出版社,1986。[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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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联合组织的预测小组日前预测出“新世纪将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科技发展趋势”。这十大科技发展趋势分别是：一、物质科学领域新世纪里,大至宇宙,小至粒子,物质科学的进展,将使人类进一步认识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对世界复杂性和宇宙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也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以研究物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为基本任务的物质科学,在21世纪将在3个方面继续深入发展并将获得新的认识：向微观领域深处探索的粒子物理学将继续致力于四种基本相互作用统一理论,并期望有新的进展;向宏观领域原点追踪的宇宙学将继续致力于宇宙起源的理论,并期望有新的突破;向宏观领域广度扩展的物性研究将继续致力于非线性和复杂性的理论,并期望有根本性的突破。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的上述进展对社会的影响首先将提高人类的认识水平。宇宙起源问题的进展将进一步加深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粒子物理学的进展将进一步加深人类对世界复杂性的认识。物质科学基础研究的进展也将衍生出一系列新的技术原理。物性研究方面的进展无疑会为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开发提供科学基础,甚至可以渴望通过中微子和引力波研究的进展获得新的通讯手段。二、生命科学领域21世纪,生命科学将发展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革命的中心,并将跨越物理世界与生命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统一起来。21世纪,生命科学仍将向最基本的、最复杂的微观和宏观两极发展：一方面,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生物学将广泛地向其分支学科领域渗透;另一方面,生态学又向研究具有复杂功能的生态系统乃至生物圈方向发展。最后,必将把微观与宏观整体地联系起来,即把分子、细胞、个体、群体、群落等生命不同结构层次作为一个有机系统进行深入研究。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人类认识自身和生命起源与演化的知识将产生革命性的进步。脑科学的进展将进一步揭示人类思维智慧的本质,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巨大作用。在人类获得基因组的全部序列后,人类遗传密码的破译将进入全新的信息提取阶段。重大疾病基因将被发现,一些危害生命的疾病会得到治疗,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能得以解释,人的生理素质等能得到改善,以致引起生物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整合生物学的发展将使人类从分子水平认识遗传、发育与进化、生长与衰老、代谢与免疫等重大生命现象的机制,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演替规律,从而将宏观生物学与微观生物学连接和统一起来。极端环境条件下的生命形式和现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生命信息的解读、生命奥秘的揭示有赖于数学理论、信息科学和技术科学等的进展。方法与技术的革命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三、地球系统科学领域21世纪,地球系统科学将以全球性、统一性的整体观、系统观和多时空尺度,研究地球系统的整体行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突破性发展,将使人类更好地认识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更有效地防止和控制可能突发的灾变对人类造成的损害。计算机、GPS等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我们在继续深化对地球科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同时,更加重视地球系统整体行为的集成研究,地球系统各圈层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以及人类活动诱发的重大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全球变化中最活跃的物质——碳和水,与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圈紧紧联系在一起,围绕全球碳循环、全球水资源与水循环、食物与纤维三大主题,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综合集成研究,必将极大地推动地球科学及其新生长点——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近年来,对资源、环境、灾害的认识深度、广度和研究重点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资源找寻的视野越来越大,逐步从地球表层走向深部,从陆地走向海洋,从单纯地注重矿产资源的找寻逐步转移到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并重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从局部走向全球;对自然灾害的研究也从单一灾害走向群发灾害的研究,从单纯的监测、预报走向集监测、预警、预报、灾情评估于一体的综合研究上。技术科学的进步为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数学、化学、物质科学的发展为地球系统科学的研究主题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地球系统科学内部学科的交叉以及与其他科学的交叉为生命和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地球的形成与演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大陆动力学、短期气候预测、地球系统的非线性研究、可持续管理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数字地球将成为新世纪地球科学的重要特征,推动地球系统科学从对自然现象的定性描述向定量化方向发展。四、认知神经科学领域揭示人脑奥秘,探索意识、思维活动的本质,这是人类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梦想。21世纪,人类将在脑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了解脑的组织构造原理,通过实验来研究与分析导致意识的新的概念和新的思想,掌握认知和智力活动等机理,攻克脑的疾病,利用人脑原理研制智能计算机,制造脑型器件和结构以及仿脑的信息产生和处理系统,开发出能识别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计算机以及能理解人的希望和意图,像人一样思维和动作的机器人。认知神经科学是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领域,不仅仅是神经生理学界的事,还需要具备数、理、化、计算机、信息科学方面的知识,能带动一大批学科和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产业、机器人产业、信息产业的发展,为解决信息社会和老龄化社会面临的问题作出贡献。五、能源科学与技术领域目前,人类所消耗能源的70%来自矿石燃料。21世纪,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观的改变,人类将不断追求与自然更加协调的生活方式。生产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将是21世纪能源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能源供给将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核能的研究与利用将会取得突破性进展,可控核聚变能将成为现实;氢能和太阳能是最理想的取之不尽的能源,甚至可以设想仿造太阳,运用核聚变研究开发一种同环境兼容、持久、不含二氧化碳的能源形式;地球本身到处都存在着的温差,科学家称由此产生的能源为“自然冷能”,并设法开发利用。从人类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和水能等再生能源的过程预测未来,21世纪,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满足世界未来能源供给的50%。此外,储量超过已知的石油、煤、天然气总和的天然气水合物,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六、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材料科学已从对成分、结构、性能关系的研究演变为对材料的成分、制备、结构、加工、性能等的综合系统研究,其显著特点是材料科学与材料技术密不可分。21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先进材料的发现和发展。21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大突破：超导机理的发现为超导体新材料带来真正的突破;利用DNA技术制备的高性能聚合物纤维具有钢材等金属材料无法比拟的优良机械性能;纳米材料及纳米技术将创造出最小的机器——分子机器,可解决目前无法解决的生物工程问题,它将开创生物学与技术的一个崭新时代;智能材料将会具有更强的仿生功能。可以预见,发现新材料的新方法与新技术在21世纪也将会有革命性的突破。21世纪材料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将为信息、通讯、医疗、制造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及军事等领域和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七、生物技术领域生物技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技术平台的宽度和高度。预计未来将形成几个新的生物技术平台,这些平台的建立,将使生物技术的发展令人难以预料。生物技术已有三个平台,即DNA重组、细胞培养和DNA芯片,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培育出了新的生物技术产业。预计在新世纪还会形成几个新的平台。第一是基因组平台,目前已有数十种微生物和四种模式生物的基因组全序列已进入数据库,人类基因全序列草图也刚完成,这意味着有数十万计的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可供基因工程和蛋白质工程的操作,从而大大扩展生物技术的产业范围。第二个平台是生物芯片,它是分子生物学与化学和物理学领域的多种高新技术的交叉和融合。从DNA芯片延伸到含各种生物大分子的硅片最终将与纳米技术相结合,使离体操作的芯片发展成为可在活体内执行某种功能的组件。第三个平台是干细胞生物学,它是克隆动物和克隆组织器官的基础。正在发展的技术关键是控制有全能性或多能性的干细胞的分化发育,如神经干细胞可发育成神经系统各种类型的细胞。这一平台的完善将为医学上的器官移植,农业上优良家畜的繁殖带来革命性的进展。第四个平台是生物信息学,目前生物信息学已经广泛用于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研究,但是随着大多数基因和蛋白质功能的阐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前景,这就是在计算机上模拟细胞内和机体内的生化代谢过程,甚至模拟进化的历程,这将使生物学真正进入理论生物学的新时期。用计算机设计生物新类型的高技术也将会在21世纪变成现实。第五个平台是神经科学,目前国际上正在开展神经生物学的大科学计划。人类的高级神经活动如感觉、认知和思维终将在分子水平和细胞水平上被解析。在不太久的将来,就会在这个平台上出现新的生物技术,一方面为人类自身的精神疾患带来福音,另一方面也会由此产生高度智能化的计算机和机器人。除了可以预计的上述五个平台外,还会有新的平台出现,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景是难以估量的。八、信息技术领域21世纪,信息技术将会出现微电子向高集成度、高速度、低功耗、低成本方向发展,计算机向超高速、小型化、并行处理、智能化方向发展,通信技术向光纤化、数字化、综合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计算机存储器和处理器将集中在一个芯片内,使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等功能集成在一起;利用大规模并行处理技术的超级计算机将被普遍使用;量子效应集成电路制造术的突破使量子计算机逐步进入实用阶段。DNA计算机在21世纪初将有所突破,其运行速度快、存储量大、能耗低,还可实现现有计算机所无法真正实现的模糊推理功能和神经网络运算功能,为人工智能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以光子技术为支撑的三维全息存储将成为21世纪最主要的存储技术。未来的网络技术将向超高速和多功能发展,使信息的传输、处理和交换更加快捷、方便和经济。它将实现高速公共传输平台上的计算机网络、电信网络和电视网络的结合,将向宽带化、智能化、个人化和多媒体化方向发展。新一代通信和网络的实现技术以及信息网应用支撑技术将飞速发展,使之具有极大的总体容量,可以适应新世纪信息流量的爆发式增长而不受时间、地点或媒体方式的任何限制,有线与无线将使任何地点的实时通信得以实现。网络的管理将高度智能化,网络的安全也将有相应的智能化技术予以监管、处理和保证。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从事商务活动、阅读、交流、娱乐、学习、甚至是工作的基本方式,在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密切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信息革命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使得他们有机会抛开年龄、性别、地域、文化、种族的限制性因素,过一种与他们的祖辈完全不同的、依照自己的意愿和理想开拓和创造的生活。九、太空科学技术领域20世纪人类登月、火星探测等迈出了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21世纪,人类对地球以外的世界的兴趣、认识以及利用太空技术为人类造福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也将持久地推动着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将继续大规模地、深入研究太阳系,将以新的目标重返月球、深入考察火星,并主要在火星、土卫六和木卫二等天体上探索地外生命现象,人类将到达太阳系的边缘进行探测和研究活动。同时也不断地把目光伸向宇宙的最深处,以探明活动星系核的能源机制、宇宙中的暗物质、反物质、黑洞的证认、宇宙结构的形成、星系起源、宇宙的起源等,并仍将继续艰难地探索地外文明。运载系统将发展新的动力源(核能等),耐久的、多发射方式的运载器,建立天体间可靠的往返运输系统;发展新的飞行器系统,包括卫星、行星探测器、恒星系探测器、太空站等;建立大型发射场、太空港、月球基地、火星基地等。太空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人类可以更为快捷、更为经济、更加充分地利用太空中无尽的资源和极端环境,进行特殊材料加工、生物育种、实现太空旅行等宏愿。十、环境保护技术领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类愈来愈关注自身及后代的生存环境。21世纪,生态环境领域将从分子到生物个体、从种群到景观、从局部时空到区域,甚至到更大尺度的大陆板块和全球,着重进行解决几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长期和大尺度的定位研究,全球生态环境变化的预警系统建立,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和持续生态系统的建立,复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外来物种的生态安全对策,环境污染整治和清洁水质管理等。生态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将越来越变得区域化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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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委员、代表们、同志们：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名词委)自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10个年头。今天这个会议,既是全国名词委第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也是全国名词委成立十周年纪念大会。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以及国家教委、中国科协、国家基金委、新闻出版署、国家技术监督局等单位的共同领导、积极配合,大力支持下,在全国名词委全体委员和广大专家、学者以及名词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共组建了48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和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制定出了一套较完整明确的审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完成了39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公布出版了30个学科的名词和8个学科的海外版;统一了一大批混乱的名词,使我国名词混乱现象有了缓解和改善,为科技名词的规范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我代表全国名词委向各有关部门和领导,向名词委全体委员们和广大名词工作者以及所有热心科技名词工作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实现科技现代化的一项支撑性的系统工程。这项工作对科技知识的传播,新学科的开拓,新理论的建立,国内外科技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科技书刊和教材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都是非常重要的。科技名词的统一和规范化标志着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平。做好这项工作将对中华民族的进步起到奠基性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光荣的,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值得自豪的。此时此刻,我们不会忘记党和国家的关心和支持。全国名词委从成立乃至以后的工作,曾多次得到过李鹏总理和万里、张劲夫、方毅、宋健、严济慈、吴阶平、钱学森、钱伟长、朱光亚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贺信、题词和莅会指示。所有这些,都时刻激励着我们努力工作。此时此刻,我们也十分缅怀已去世的前主任钱三强教授和其他几位全国委员。三强同志为我国的名词统一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为名词委的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要继续他们的事业,把名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同志们,全国名词委第二届委员会自1990年1月成立以来即将6年了。现在我代表第二届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总结报告,并代表第三届委员会提出今后的工作计划要点。第一部分：第二届委员会工作总结全国名词委第二届委员会在第一届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共同努力,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扩大了名词审定的学科范围,审定公布了一大批名词第二届委员会成立以来,又组建了18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完成审定并公布出版了数学、化学、地质学、计算机、农学、石油、医学等22个学科的名词。此外,近期已完成终审,不久即可公布的还有化工、航海、物理第二册、医学三、四册、大气第二册、建筑、煤炭、铁道、公路等学科的名词,其中有的学科加注了定义。这样,10年来我们的审定工作已覆盖了科学技术领域的绝大部分学科。再有几年的努力,我们将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科学技术名词工作的体系,为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二、统一了一批混乱的名词在各学科的名词审定过程中,我们对一些长期混乱、难以统一的名词坚持进行了协调,使之取得了一致。比如,有的名词一义多名,像ergnomics,汉语称谓十分混乱。各字典中有功效学、人体工程学、尔刚学、人机工程学等20多个名称,涉及十几个学科。经组织专家们从概念到命名进行研讨,最后统一定名为“工效学”,确定其定义是“研究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适应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要求,从而达到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健康、舒适为目的的学科”。钱学森教授还专门写信表示赞同这一命名。还有的名词一词多义,这样的词要分别定名,做到一词一义。像“mass”和“quality”,长期以来,汉语都叫作质量。公布大气科学名词时就有两条“大气质量”。其实两条词的概念相差很远。一个是指大气中物质的多少,另一个则是指大气成分优劣的情况。但由于人们使用惯了,一直难以更改。在大气名词第二批审定时下决心改了过来,分别叫作“大气质量”和“大气品位”。此外,对一些表达概念不清楚、不科学的名词进行了重新命名;对那些名称太长的进行了简化;对一些最近出现的新词有的学科及时给予了命名。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另外,对影响面较大的混乱词,我们多次组织多学科协调会,共同协商研究,以使统一的词更有基础。例如“苷”与“甙”;“质量”与“重量、重力”;“压力”与“压强”;“原子量”与“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分子量”与“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经讨论大都有了明确一致的意见。三、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名词审定队伍,完善了名词审定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随着名词审定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逐渐建立了一支由1700多位高水平的科学家组成的科技名词审定队伍。其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有170多位。还有更多的专家、教授、学者也以极高的热情参加了审定工作。十年期间,形成的科技名词工作队伍规模之大,水平层次之高,前所未有。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科技事业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第二届委员会在继续按学科系统地开展基础学科名词审定的基础上,结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积极开展了工程技术方面的名词审定。在审定工作中,积累和丰富了名词工作的经验,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指导审定工作更加科学、有序地开展。例如在工作安排上注意“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的原则;审定中按概念定名,坚持一词一义,坚持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约定俗成等原则。对学科之间交叉重复、存在分歧的名词,本着“副科靠拢主科,主科尊重副科”的原则进行协调。个别重要的不一致的名词,促进统一的态度要积极,做法上要有灵活性,不搞简单地一刀切。实践证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第二届委员会还抓了名词加定义的试点工作,以进一步完善名词审定工作。目前已有天文、大气两个学科在第二批名词审定时加注了定义,机械、煤炭、船舶、水利等学科在第一批审定时就加了定义。这些试点的经验对今后其它学科开展加定义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四、对所公布的名词做了一些宣传贯彻工作根据1987年国务院关于公布天文学名词问题的批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审定,公布各学科名词,是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经其审定的自然科学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的精神,1990年,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国家新闻出版署又联合发文,要求各新闻单位和各编辑出版单位使用已公布的名词。此外,为了推动贯彻已公布的名词,扩大名词工作的影响,第二届委员会还在京内外召集科技界、教育界、新闻界等人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和名词工作演讲会,座谈会等。近些年来,许多编辑出版单位和教材编写单位已注意采用名词委公布的名词。今年召开的全国优秀辞书评奖工作会上把是否采用规范名词作为评审条件之一,对推动辞书规范化、对贯彻使用已公布的名词起到了较大效果。五、加强了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协调统一工作海峡两岸分隔四十多年,这期间正是现代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因此科技名词尤其新兴学科的名词,两岸存在着严重的不统一。如计算机科学,两岸就有80%左右不一致。相对情况较好的基础学科,如物理学,也有大约20%的不一致。同文同种却“一国两词”、“一物多名”,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两岸科技、经贸、文教方面的交流。台湾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在给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一封来信中对这种状况十分感慨。他说1993年11月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电子显微镜学术研讨会是在多种语言即大陆普通话、台湾的国语和英语混用之中进行的。可见是多么混乱。全国名词委始终把两岸科技名词的交流与统一工作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性任务,在困难重重之中坚持探讨和利用各种渠道推动这项工作。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把探讨大陆与台湾科技名词统一的工作列入了共同协议之中,此举顺应两岸民意,尤其反映了科技界人士的愿望。全国名词委协助海协会作了一些落实这项协议的准备工作,海协会已明确全国名词委为两岸名词工作的牵头单位之一。近几年,我们通过各个学会和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同台湾同行的交往,已建立了一些关系渠道,如天文、大气、物理、化学、化工、航海、空间物理、农业、城市规则、医学、地理、地球物理、测绘等学科已同台湾学者或相应的机构建立了联系。有的相互交换了名词,有的将名词交流与统一工作列入了各自的工作议程,有的双方在一起座谈了这项工作的方法,步骤和分工,有的已合作着手或已编出本学科的两岸名词对照本。我们还先后接待了许多台湾专家的来访,他们都表现了极高的热情。我们还于去年召开了“促进海峡两岸科技名词交流与统一工作座谈会”,70多位著名科学家、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以及海协会的领导等应邀出席了会议,发表了很多很好的看法和建议。另外,名词委还同《嘹望》、《海峡科技与产业》等杂志报刊建立了联系,发表谈话和文章,呼吁两岸各界关注和推动两岸名词统一工作,在港台引起反响。两岸要统一,科技要交流,名词要一致,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希望两岸携起手来,本着“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的原则,做好名词工作,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两岸科技、文化、经贸的发展,为两岸共同繁荣做出历史性的贡献。六、加强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努力开展术语学研究我们十分重视同国内外名词工作者的交流,积极参加国内外有关术语工作的会议,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各术语学派的理论及术语工作的经验。我们与不少国内外术语学组织和术语学者建立了交流合作的关系,并派人出席国际有关会议,交流名词术语工作经验,了解术语工作及术语库的开展情况。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国外术语学专家前来讲学、座谈,听取他们介绍术语学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开展以上这些活动,对推动我国的科技名词工作,对我国的科技名词术语逐渐与国际接轨,是十分有益的。全国名词委始终结合名词审定工作,积极开展科技名词术语的研究,组织学术研讨会,坚持出版《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刊物和不定期的简报,刊登了许多有较高水平的术语研究文章。七、基本上解决了名词委的体制问题长期以来,全国名词委存在着体制不顺、经费不足且渠道不畅等严重问题,严重影响名词委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名词工作的开展。为此,在八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近百位科学家代表联名提出了四项提案,呼吁国家有关政府部门解决这一问题。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中科院、国家科委、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和财政部的协调和支持下,这一久而未决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最近已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名词委事务中心,作为全国名词委的办公实体和科学院下属的事业单位。我相信,今后,我国的科技名词统一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全国名词委虽然取得了以上成绩,但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解决：1.名词的推广应用工作十分薄弱虽然我们在宣传贯彻已公布名词方面作了一些工作,但推广应用这一环节仍然十分薄弱。名词公布出版后新华书店征订数很低。数千名名词工作者和专家学者辛辛苦苦审定公布的名词起不到应有的效用,实在是件可惜的事情。这固然与出版发行的体制与渠道以及社会上对名词工作的理解程度有关,但缺乏一定的官方措施和必要的行政干预也是主要的原因。这就需要科委、教委、新闻出版署等部委在这项工作上发挥职能作用。全国名词委决定加强宣传推广工作,并对科技名词的使用情况作一调查,提请教委、新闻出版署在大专院校和中小学的教材及科技出版物上作出相应的规定,使已公布的名词得以广泛地使用。2.对于新词的定名及试用工作抓得不紧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新词不断涌现。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国外的新的科技名词也必将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引进而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名词工作跟不上去,势必会造成新的混乱。宋健同志在全国名词委第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强调过这个问题。但由于经费、人力和组织方面的原因,我们没能够很好地开展这项工作。对此,全国名词委决定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3.审定经费不足前几年,由于全国名词委审定经费不足,许多专家、学者、教授几乎是义务性地完成了繁重的审定工作。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冰天雪地,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积极地参加名词审定工作。他们不计报酬、甘愿奉献的精神是高尚的,这和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向钱看”现象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正因如此,我们更应该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奖励他们。因此,全国名词委在经费上仍然需要有关部委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第二部分：第三届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要点(1996－1999)根据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情况和当前的形势及任务,第三届委员会常委会讨论了今后四年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提出,本届委员会审定工作的方针仍然是按照国务院对(84)科出1242号文关于名词委方针任务的批复精神,对理、工、农、医及交叉学科范围内的各学科名词进行审定和公布。同时,名词审定工作应为改革开放服务,应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此,应加重开展高新科学技术以及具有我国特色的学科的名词审定。此外,要继续加强海峡两岸的名词交流、协调和统一工作,继续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确定名词术语工作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方法。第三届委员会今后四年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抓紧完成以下已经开展工作的各学科名词的审定与公布：物理第二册、化工、航海、医学三至六册、铁道、动物、建筑、计算机第二册、药学、电工、电力、公路、航空、航天、土木、冶金、测绘第二册、水产、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以及加定义的天文第二册、大气第二册、水利、煤炭、船舶、机械、土壤等。其中,有些学科已完成了终审,要尽快把它们公布出版。2.继续开辟一些学科领域进行名词审定,例如环境科学、材料科学、能源、计量、中医、针灸、心理学、昆虫等等。要尽快成立这些学科的名词审定委员会,逐步开展审定工作。3.积极迅速地开展高新技术方面的新词工作,如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对于新词,以及一些紧迫需要统一的科学概念或技术名称等,要随时审定,及时公布试用,并建立新词词库。4.加强对科技名词统一工作的宣传和对已公布名词的推广应用工作。要努力使社会对名词工作增进了解和重视,争取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与配合。计划同国家教委和新闻出版署等部门一起,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有关宣传、推广的文件和计划,对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教材及科技出版物作出相应的规定,以使公布的名词得以广泛使用。5.对已经完成第一批审定任务的分委员会,应注意收集反馈意见,研究第一批名词审定中遗留的问题,做好修订、补充新词和加注定义的工作,逐步完成第二批审定工作,进一步完善有关加注定义的审定原则和方法。同时,出版已公布名词的合订本,以方便人们使用。6.关于海峡两岸名词统一工作,我们将继续配合海协会工作,发挥我们这支宏大的名词专家队伍的作用。同时计划在目前各学科名词工作者与台湾同行交流的基础上按学科列出计划,统一部署。可根据条件成熟情况在大陆成立有关的各学科名词工作专家小组开展工作,一旦时机成熟即可同台湾相应学科的名词工作专家小组进行合作,共同编订两岸科技名词对照本,为今后两岸的名词统一打下基础。7.在本届委员会任期内,香港与澳门将回归祖国,我们将努力促进同港澳的名词交流与协调工作。这次大会我们增加了香港的两名全国委员,相信他们会对这一工作作出自己的贡献。8.做好计算机在术语工作中的应用工作,进一步完善现已建立的已公布名词的术语库,使术语工作实现现代化,使其更好地为审定、咨询、交换、出版等工作服务。9.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加强与港台之间的交流与联系,继续与国内外术语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中国术语标准化委员会和中国术语网的领导工作,为推动我国名词术语工作的开展和促进我国的名词术语向国际化方向连接作出贡献。10.加强全国名词委事务中心的自身建设,进一步调整充实人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人员素质,培养和保持一批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精干队伍,以保证高质量地完成审定工作。同时,为逐步建立我国的科技术语学理论作出贡献。11.继续办好《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努力提高刊物质量,争取届内把它办成公开发行的刊物。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全国名词委第三届委员会诞生于世纪之交,连接两个世纪,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完成本世纪最宝贵的最后4年赋予的光荣的历史性任务,在统一科技名词术语方面为下一个崭新的世纪打下良好的基础,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时代,因而科技名词的审定和统一更具重要意义。汉语文化是我国人民创造的世界优秀文化,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当今世界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或懂得汉语。因而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任重而道远。只要紧密依靠广大专家、学者,团结广大名词工作者,同心协力,克服困难,就能够逐步完成这项与科技发展相配套的支撑性的系统工程,为促进我国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作出我们这代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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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代表：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国科技名词委第五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并隆重纪念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20周年。这次会议将认真总结与回顾第四届委员会以及20年来的名词工作,商讨和制定下一阶段的工作规划,因而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大会,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统帅我们的各项工作,保持科技名词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第一部分：历史与回顾一、我国名词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的科技、文化曾保持着一个世界领先的地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文明,成就了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而伴随科技发展产生的科技名词,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撑科技发展、传播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名词是科技交流、知识传播的载体。在《山海经》、《墨经》、《论衡》、《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等浩繁的科学著作中,甚至在《诗经》、《尔雅》等文献中,那些丰富的、闪耀着科学的光辉、历久不衰的科技名词,既标志着我国古代科技之发达,又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祖先在从事科学技术实践的同时,高度重视并从事着科技概念的命名工作。我国也曾有着因漫长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而造成科技落后的近代史。在那些年代里,一些爱国的有志有识之士便试图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探求强国富民之路,在此过程中,科技名词的引进和统一就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令人感慨的是,在清朝末年那种积贫积弱、百废不举的年代,在有识之士孜孜以求地努力之下,1909年,清政府大学部竟然也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成为我国第一个审定科技名词的机构,可见科技名词工作是何等之必须,也使国人深刻地认识到科技名词规范化对于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建国伊始,即于1950年4月6日批准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任命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时事、文学艺术五个组。经其审定的科学名词,深受学术界的欢迎,对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国内外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和促进作用。不幸的是,“文化革命”使这项重要的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3月,中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祖国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唤醒了沉寂多年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名词工作专家纷纷呼吁并上书国务院,请求恢复和建立科技名词审定机构,开展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中国科学院和原国家科委根据形势需要联名上报国务院,请求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我国政府审时度势,先后于1978年底和1984年底两次批准“两科”的报告,批准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确定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方针、任务、业务范围和职责等重要事项。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正式成立,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担任委员会主任。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昭示着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进入了新的时代(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于1996年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二、20年的基本经验与工作成就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年来,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1.国家的重视和支持是做好名词工作的保证科技名词的规范和普及推广工作既属于国家行为和政府公务,也具备社会公益性质,因而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参与。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以来,一直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许多领导人多次给予全国科技名词委批示、贺信、题词和莅会指示,严济慈、卢嘉锡、路甬祥等领导还先后亲自主持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国务院于1987年还明确批示：“经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新闻出版等单位应遵照使用。”为贯彻国务院文件精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在1990年又发出联合通知,对全国各有关部门和行业提出四点明确要求。自名词委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及各有关部门从政策、财政等各个方面均给予科技名词工作以极大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名词工作者,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的发展。2.逐步提高和加深了对名词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科技名词规范化是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的基础工作,这一工作对于实现科技现代化、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于国际上广泛的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年的名词工作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科技名词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和文化内涵,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科技名词不仅仅只是学术交流的工具,科技名词统一工作不仅只是支撑科技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而且也是保障语言健康、传承中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文化工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路甬祥主任在名词委常委会上说：“当前的形势发展对名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工作要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上进行战略定位。”他的话深刻地揭示了这项工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今,国际上的竞争,不仅是硬实力的竞争,也包括软实力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科技和文化上。没有科技创新和先进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最近,我们国家提出要进一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推进文化建设工程,具有非常深远的重大意义。我们所从事的名词规范化事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为中华文化迅速走向世界,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方面,将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3.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热爱名词工作的队伍自1985年名词委成立以来,我们按学科成立了61个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学科领域涵盖基础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及交叉学科等各个领域。迄今有2 00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形成了一支优秀的名词工作队伍。此外,还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书面审查、座谈、讨论、宣传推广和专业咨询等工作。20年间形成的科技名词工作队伍规模之大、水平之高前所未有。全国科技名词委及其各分委员会委员都是国内各学科和各行业一流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其中还有200多位专家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并积极地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全国科技名词委建立的这支名词审定队伍,热爱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工作,有深厚的专业基础,又有一定的相关术语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更有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他们坚持科学,追求真理,不计名利,无私奉献,辛勤耕耘,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浇灌着科技名词规范化的园地,培育着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今天,我们在这里表彰的对科技名词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广大专家、学者,才有了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就,才使得科技名词工作得以不断发展和进步。4.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政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审定原则方法和工作程序在20年名词工作中,全国科技名词委采取了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发布的工作方针,按科技体系分学科进行名词审定。在学科安排上,遵循“先基础后应用、先单科后综合、先主科后副科”等原则。在内容上除名词外还包括命名原则及符号等。同时,在名词工作中十分注意社会的需求,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使得名词工作逐步深入而全面地持续开展。对于名词审定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遵照术语学理论,根据汉语汉字特点,结合名词命名工作实践,逐步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名词审定工作的原则与方法,形成一套严密规范的审定工作程序,并且,在工作发展中,不断加以修订和完善。20年来,我们的名词审定工作,均通过实行上述方针、原则和程序,保证了公布名词的高质量和权威性。在两岸科技名词工作中,全国科技名词委制定了“积极推进,增进了解;择优选用,统一为上;求同存异,逐步一致”以及“先急后缓、先易后难”的工作原则开展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5.科技名词审定与海峡两岸名词对照工作取得丰硕成果20年来,我们已陆续公布了66种科学技术名词,共20余万条,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技名词体系。我们还建立了名词委术语数据库和工作网站,向社会提供无偿的查询服务。这一科技名词体系的建立,对于充实和完善各个学科知识概念体系,促进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促进国内外科技知识的交流与传播,特别是对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均起到了支撑性的推动作用。全国科技名词委始终把两岸科技名词的交流与统一工作作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历史性任务。1993年,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将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列为共同协议之一。此后全国科技名词委率先行动,推动和开展两岸名词对照统一工作。这些年来,经过艰苦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共开展了20多个学科的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其中已有5个学科出版发行了两岸名词对照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是连接两岸骨肉同胞的纽带,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促进了两岸科技、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起到了自己独特的贡献。6.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建立并保持国内外的交流合作渠道科技名词规范化关系到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公益性事业,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名词委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得到科技界的支持,许许多多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名词统一工作;我们的工作得到各行各业的支持,很多相关学科领域的主管部门、学会、协会、基金会给予名词工作以人才和物力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也得到新闻媒体和出版业的支持,他们在名词推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的工作还得到不少公司、企业、机关院校、名词使用单位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他们在科技名词推广和应用工作中起到了很大作用。20年来,我们一直保持和扩大同国内外有关机构和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在国内,我们与相关部门在共同建立科技名词规范化组织机构,研究汉语术语学理论,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及会议,协调和推广规范名词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在国外,我们也十分重视同国际术语学界及有关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同国外术语学组织和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参加各类型的国际会议以交流研究成果,并正式成为国际术语学组织成员。我们与联合国翻译署保持了长期合作,联合国各类工作文件的中文版本里均采用名词委公布的规范名词。我们还与奥地利、加拿大、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芬兰、西班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术语学组织和术语学专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互访活动,为中国的科技名词工作打开局面、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7.始终注重审定工作与理论研究方面的开拓与创新20年来,我们始终重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领域和形式、方法上的开拓与创新,根据科技发展的形势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局开展工作。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期间,及时根据国家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和“汪辜会谈”后的两岸有利形势,开展了科技新词的发布试用工作和两岸名词对照统一工作,陆续发布了信息科技、生命科学、天文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中出现的科技新词和101～110号元素新的汉语定名。同时,各学科分委员会在审定科技名词时,也加强了增补新词的工作。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也逐渐拓展到现在的20多个学科,以科技和文化上的认同,起到了维护祖国和平统一的作用。在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期间,积极开展了术语数据库和网站建设工作。2002年建成术语数据库,提高了审定工作质量和效率;2003年,全国科技名词委网站正式运行,网站向社会开放,成为名词委在因特网上的宣传和服务平台。无疑,这将使名词审定和推广工作朝着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20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术语学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术语学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如今在一些西方国家已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我国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对此,我们比较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与理论上的探索与创新,通过多次召开经验交流和专题研讨会,逐渐从科技名词工作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汉语特点的科技名词审定原则及方法,用以指导我们的审定工作。从1985年名词委创建开始,我们先后创办了刊物《自然科学术语研究》(内部刊)和《科技术语研究》(国内外公开发行),用于总结实践经验和积累研究成果,至今已刊登了上千篇文章。其中既有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有理论上的创见,它们是广大专家和科技名词工作者心血与智慧的结晶,对我国的术语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8.形成了科技名词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文化在长期的科技名词工作实践中,全国科技名词委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科学文化,它包含着广大专家、学者和名词工作者长期以来形成的科学、民主、严谨、求是、开放、创新、敬业、奉献的文化理念和内涵。科学、求是、严谨表明我们的名词工作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认真缜密、一丝不苟;民主、开放表明我们的名词工作集思广益、自由争鸣、博采众长、择优选用并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敬业、奉献表明我们的名词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们耐得寂寞、淡泊名利,对国家赋予的职责和名词事业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创新则表明名词工作始终根据科技发展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大局的需要而与时俱进,改进工作,不断拓展与深入。这一科学文化把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断开拓着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的新局面。20年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绩,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但也依然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开拓创新,探索科技名词工作的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将我们的名词工作推向前进。今天,在我们隆重纪念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周年,回顾我们所取得宝贵经验和丰硕成果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怀念为名词委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老一代领导人严济慈先生、钱三强先生、卢嘉锡先生,我们也深深地怀念为名词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老一辈科学家,同时也想念着那些为名词事业正在辛勤工作着的专家、学者们。在我们20年来取得的成就中,闪烁着他们思想和精神的光芒,历史将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第二部分：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总结全国科技名词委第四届委员会自2000年6月成立以来,根据第四届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工作计划,重点开展了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同时,在科技新词命名、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科技名词的宣传推广、术语学研究以及术语数据库和网络化建设方面工作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总之,在全国委员会和各分委员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圆满地完成了第四届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将我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取得较大进展1.各学科名词审定工作在组织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全国科技名词委及时召开各学科领域专家会议,确定每年度的工作重点,并认真加以落实。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期间,完成了机械(1～3、定义本)、昆虫(定义本)、土木工程、电力、医学(7)、计算机(第二版)、测绘(定义本)、水产(定义本)、地理信息系统、航空(定义本)、自然辩证法、遗传学(定义本)、免疫学(定义本)、生态学(定义本)、中医药学(定义本)、航天、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定义本)等20个学科的科技名词审定任务。此外,还有海洋学(定义本)、地理学(定义本)、细胞生物学(定义本)、资源科学(定义本)、通信科技(定义本)、语言学(定义本)、计量学(定义本)、力学(定义本)、化学(定义本)、材料科学(定义本)、中医药学(内妇儿科、定义本)、管理科学(定义本)、医学(8～11)、经贸(定义本)等近20个学科正在进行审定、修订、补充新词和加注定义工作。2.相关学科分委员会建设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进一步拓展了学科领域,根据审定工作重点和学科分布状况,进行了中医药、材料、环境、能源等学科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相关名词审定分委员会的学科调研和筹组工作。在此基础上,及时成立了中医药学、管理科学、免疫学、语言学、资源科学、通信科学、材料科学、计量学等8个科技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此外,地理学、力学、遗传学、海洋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化学等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进行了换届工作。通过相关学科分委员会建设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了名词工作的持续发展,并使学科体系更加完善。3.科技名词的公布出版工作在积极组织科技名词审定工作的同时,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出版了机械工程(1～3,定义本)、测绘学(第二版,定义本)、医学(7)、计算机(第二版)、电力、水产(定义本)、地理信息系统、航空科技(定义本)、自然辩证法、土木工程、中医药学(定义本)、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航天科技以及两岸大气、两岸昆虫、两岸航海、两岸药学、两岸船舶工程的名词对照本和生物学名词合订本等20部学科名词。今年还出版了全国科技名词委20年来已公布出版名词的电子版,以向名词委成立20周年献礼。4.科技新词的命名和发布工作全国科技名词委针对当前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公众关心的相关热点和焦点问题,及时组织新词的命名和发布试用工作,以引导社会规范用语。例如,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全国科技名词委同中华医学会一道组织专家研讨SARS的正确定名问题,并向卫生部做了专门报告;组织航天科技领域知名专家对涉及“空间”、“太空”、“航天”、“宇航”等名词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若干词汇进行认真研究,澄清了一些基本概念,对上述基本词的应用问题做出了准确界定。此外,还通过有关报刊,发布试用了天文学、心理学、地球物理学、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部分)、航天科技、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以及空间天文探测器等领域公众所关心的科技新词。对过去已发布试用的新词,也进行了收集反馈意见的工作,对于科技名词的规范使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取得积极成果全国科技名词委在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期间,正是“台独”分子不断挑起“正名制宪”、“法理台独”、“去中国化”等一系列分裂活动的时候,我们克服许多实际困难,积极、慎重、务实地开展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先后开展了航海、大气、昆虫学、药学、船舶、天文、计算机、水产、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电子、通信、动物、测绘、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免疫、遗传、细胞生物学、化工、药品名称、经贸、电工、电力等学科的两岸名词对照工作。其中大气科学、昆虫学、航海科技、药学、船舶工程等5个学科已正式出版了两岸名词对照本。另外,还有几个学科的名词对照工作即将完成。这项工作促进了两岸科技、文化交流,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和独特作用。三、积极开展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和宣传推广工作1.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内,同国家有关部门和机构,如国家语委、语言研究所、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共同开展有关语言文字、科技名词规范化的工作,探讨相互配合、共同推广规范名词的措施。此期间,还积极开展同国内有关大专院校及研究院所的学术交流合作,例如,与黑龙江大学合作建立了术语学研究机构,合作开展研究工作,计划培养高级人才。同时,名词委在以科技名词工作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技发展方面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在国际上,全国科技名词委一直同国际术语学界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我们与国际术语信息中心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成为其正式会员单位;多次派员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参加国际标准的修订工作;接待过美国、奥地利、加拿大、日本、德国、马来西亚等国专家来访,增强了同国外同行专家的交往与合作。2002年10月,全国科技名词委组织中国科技名词代表团,对欧洲几家有代表性的术语学机构和组织进行了访问,增强了对术语规范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吸收了国际上成功的术语工作经验,同时也增进了我国与国际术语学界的相互了解与合作。2.《科技术语研究》出版工作2000～2005年按期出版刊物22期,刊登各类型文章约500篇。刊物反映科技名词工作进展和成就,交流名词统一工作经验,发表术语学研究成果,普及和传播科技知识,得到各方面专家的积极评价。刊物始终坚持高水平、高层次、高质量的方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办得比较有特色。特别是近几年,刊物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创新,适时地调整栏目结构和内容,采取更加灵活的形式,进一步贴近读者和关注社会热点,在丰富名词审定和推广工作方式,推动我国科技名词的规范和统一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3.术语数据库和网站建设近几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建设数据库和网站方面取得较好成绩。2002年初建成术语数据库,在强化名词编辑整理工作、提供横向协调数据、提高审定质量和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全国科技名词委网站正式运行。此网站以科技术语查询服务为中心内容,用户可以采用汉英、英汉检索方式,进行精确或模糊查询。除此之外,还设有历史与背景、机构与组织、名词出版物、术语学杂志、理论与研究,以及合作与交流等6个栏目。网站提供名词委审定公布的所有科技名词的免费查询,成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在因特网上的宣传和服务平台。4.已公布名词的推广应用工作近年来,全国科技名词委通过各种媒体,宣传科技名词规范化的重要意义和名词审定工作成果。例如,积极与中科院办公厅、中央电视台进行协调配合,共同策划“科技词典”栏目;与金山软件公司等合作推广规范名词,利用其产品巨大的市场覆盖面迅速推广、普及规范名词。在推广规范名词方面,全国科技名词委还加强了已公布名词的汇编和出版发行工作。另外,在已公布名词书和期刊的自办发行工作方面也取得一定成绩。这些工作进一步促进了规范科技名词在各领域的广泛使用。在过去五年中,全国科技名词委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在以卢嘉锡、路甬祥两位主任为首的全国科技名词委常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分委员会和所有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科技名词规范化事业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和艰巨,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改革创新,持续发展,把下一届委员会的工作做得更好。第三部分：第五届委员会工作计划要点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以支撑、促进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奋斗目标,保证科技名词工作的活力和持续发展。在审定公布科技名词这项中心工作中,进一步突出创新机制,抓住新的工作增长点,以保证科技名词工作的活力,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推进。一、进一步完善科学名词体系审定公布科技名词是全国科技名词委的中心工作,前四届委员会已建立了61个分委员会,公布了66种科技名词,本届委员会将进一步完善这一科技名词体系,在已有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学科领域,开展综合性学科的名词审定,基本完成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适时地、积极地开展社科领域名词审定工作,使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覆盖更广泛的领域,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已公布第一批名词的学科,也要及时进行补充、修订工作,未加定义的学科在审定第二批名词时,原则上应当加注定义。本届委员会将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和实施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学科领域,做好相关学科分委员会的建设工作。近期将开展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经济贸易、经济学、考古学等学科分委会的调研和建设工作。本届委员会将继续深入开展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工作。计划开展名词审定以及修订、增补和加注定义工作的学科包括：资源科学名词(定义本)、语言学名词(定义本)、力学名词(定义本)、化学名词(定义本)、材料科技名词(定义本)、医学名词(部分分支学科)、中医药学名词(内、妇、儿科,定义本)、管理科学名词(定义本)、机械工程名词(定义本,4～5)、环境科学(定义本)、能源科学(定义本)、经济贸易(定义本)等40个学科(详见附件)。二、克服各种困难,抓紧开展两岸科技名词对照统一工作当前,海峡两岸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祖国和平统一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与此同时,台独分子的各种分裂图谋与活动也会非常激烈和活跃,在此形势下,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加倍努力地开展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好切切实实的非常具体的基础性的工作。本届委员会将根据不同学科领域条件成熟的程度,按照“先急后缓、先易后难”、促进“三通”、促进科技、文化、经贸交流的原则,开展天文学、测绘学、动物学、经济贸易、电工电力、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20个学科的两岸科技名词对照工作(详见附件)。三、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要进一步突出创新机制本届委员会在科技名词审定工作中要进一步突出创新机制,在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和方法上不断创新、不断前进。1.探索通过网络组织审定工作的新形式。通过利用网络形式,更广泛地联系和征询全国同行业专家的意见,并提高审定工作效率。2.利用联网的方式,更便捷、更广泛地整合与利用国内外相关信息资源。3.加强同新闻媒体及相关部门的合作,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力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宣传、推广和应用规范名词,更好地发挥名词工作的社会效益。4.继续加强科技新词和社会热点词的发布试用工作,形成灵敏和快速的反应机制。加强同国内各语料库的联系与合作,研究科技新词汇的自动提取和认定功能。新词工作要紧跟科技、经济发展形势,并紧密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动态,重点发布社会各界所关心的热点词和敏感词。对已发布试用的新词,在收集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及时组织专家进行终审、正式公布。四、加强术语学的理论创新工作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已开展20年,有许多实践经验有待上升为理性认识。当前国际上虽然已形成现代术语学理论,但是汉语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不能照搬国外的术语学理论。汉语术语学必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我们应当做好这项知识创新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的术语学派。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术语学理论研究工作,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不断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不断提高审定工作水平。1.选择适当的课题,争取在国家级层面上立项,依靠各学科领域在术语学方面有志趣、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研究工作。2.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组织术语学方面的知识讲座,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术语学研究方面高级人才。3.组织编译和介绍国外的术语学理论专著,借鉴国外有用的知识,为开展中国汉语术语学理论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4.积极组织编写《汉语术语学研究文集》、《汉语科技术语学概论》,推动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此项工作中,要注意总结实际工作经验,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提高我国的术语学研究水准,提高我国科技名词的规范化水平。五、进一步加强规范科技名词的推广应用工作20年来,名词委已审定公布了66个学科的规范科技名词,今后每年还将有新的学科名词陆续问世,为更好地发挥名词工作效益,应当继续加强宣传推广的力度。科技名词规范化不仅是科技领域内的工作,而且是维护国家语言统一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一工作涉及面非常广泛,必须紧密依靠全社会力量来做。1.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密切联系,充分发挥媒体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泛的传播优势,促进规范名词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2.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工作进展,取得支持,以加强科技名词的行政推广力度。3.改进和加强出版发行工作。在出版工作中要确保名词书的编辑、印刷和装帧质量,增加出版物品种,及时出版合订本和电子版,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充分利用现有发行渠道以及尽可能地扩大发行渠道,扩大名词出版物的发行数量。4.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加强与各行业、各领域的联系,加强与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名词工作成果渗入到各个方面。六、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活动本届委员会工作期间,要继续保持和加强与国内各相关机构的联系与合作,保持和增进包括港澳台地区在内的相关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做好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在世界上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世界上已兴起汉语热。汉语将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将走向世界,我们一定要做好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进一步加强同世界上术语学研究和工作机构的联系,使汉语科技名词在国际交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七、继续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科技名词审定工作应当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近几年,全国科技名词委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第五届委员会将更积极、主动地提供人才、技术资源方面的无偿援助,使科技名词规范化工作在“科技兴边”中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八、办好刊物努力办好《科技术语研究》期刊。杂志社要更好地发挥编委会的作用,广泛联系作、译者,面向广大读者需求,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为体现高层次、高品位,刊物要积极开展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策划与科技名词工作有关的新栏目,加强期刊与科技界的紧密联系;二是加大术语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内容,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术语学理论为刊物的重要任务;三是积极宣传科技名词工作方针政策,使刊物成为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四是增强刊物的知名度,加大发行力度,更好地发挥刊物的社会效益。九、继承和发展名词工作科学文化全国科技名词委在成就一支优秀的科技名词队伍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名词工作的科学文化。今后,我们应当进一步发掘和完善这一科学文化的深刻内涵,保持和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其成为科技名词工作队伍持续进取和开拓创新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各位委员、各位代表,全国科技名词委成立20年了,我们带着2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也带着更新的奋斗目标,迈向新的里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将科技名词工作正确地纳入国家的政治经济大局、科技文化大局之中,以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指导名词工作,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紧跟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步伐,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不断进取,将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推向前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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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迈入21世纪的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技方面新的名词不断出现,科技交流、国际合作已十分广泛。世界经济、科技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特别是电子与信息科学,随着其学科的发展,不断产生并引入表达新概念、新技术、新事物的新词,同时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也迫切需要运用科学的、规范的术语进行交流,有关术语的研究工作变得日益重要。我国的术语数据库工作近十多年发展较快,为名词术语的统一、规范化作出了贡献。一、我国的术语数据库工作术语数据库是实现术语信息管理自动化的工具。我国的术语数据库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于90年代初。1981年与1984年奥地利国际术语信息中心主任、国际标准化组织术语技术委员会秘书费尔伯(H.Felber)教授先后两次来华访问讲学,介绍了国际上建立术语库的动态,引起了国内有关学者们的注意。1985年加拿大国务秘书部的朗德利(A.Landry)率领加拿大术语代表团访华。他们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术语数据库(Termium)的工作情况,并为中加术语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我国国家出版局(现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派出了考察团,学习了有关术语数据库的先进经验。1989年以来,我国许多部委或所属的研究单位陆续开始建立不同类型的术语数据库。例如：机械部机械工程术语库、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农业叙词库、化工部化工术语数据库、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英汉科技分类词库、国家新闻出版署建立的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国家语委的应用语言学术语库、测绘术语数据库以及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科技术语数据库等等。术语信息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源,而建立术语数据库则为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便捷的途径。术语数据库的研究与开发,是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术语信息管理与使用的重要手段。为了我国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近十年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术语学、数据库建设的国家标准。例如,《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 10112-88)、《建立术语数据库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T 13725-88)、《术语数据库开发指南》(GB/T 15378.2-94)、《术语数据库技术评价指南》(GB/T 15625-1995)、《信息处理文本和办公系统标准通用置标语言(SGML)》(GB/T 14814/ISO8879)、《术语工作计算机应用：数据类目》(GB/T 16786-97)、《术语工作概念与术语协调》(GB/T 16785-97)等。这些标准与国际有关标准接轨。因此,遵循标准建设的术语数据库是规范的,并为数据交换,信息上网提供了便利手段。其中,标准通用置标语言(SGML,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就是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信息交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标准。目前,它对通用编码和通用置标概念的应用实行标准化,为描述用户选定的内容提供了一种清晰的且无歧义的语法。超文本置标语言(HTML,Hype Text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特殊的SGML语言,由于它在因特网浏览器上的日益广泛使用而受到重视。在HTML中,很容易实现文本的相互连接和跳转。建设术语数据库目的是信息交流,因此,数据的交换格式必须符合相关的国际标准。二、几个重要的术语数据库经过多年的工作,术语数据库在我国得到了发展,下面简要介绍几个主要的术语数据库：1.机械部机械工程术语库于1988年列入机械部科研计划,1991年成立了机电术语信息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其第一期工程收录了44000多条术语数据记录,包括20多万个数据。分为机械工程、电工及仪器仪表三个部分。该库在设计上,认真学习了国际上建设术语库的经验,在微型计算机上用Windows作为操作环境运行。每个记录包括：定义、上位词、下位词、同义词、学科领域等,并附有相应的英、俄、德、日、法五种外文对应词及来源等,共计36个术语数据项目。其总框架以学科分类体系为主,兼顾专业,采用三级类目。编审工作是按照相应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的。1995年曾邀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专家组进行了评估;1996年第一期工程通过了验收,该库被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被评为全国科技信息系统优秀成果一等奖。有关部门与德国国际术语与应用语言学中心达成协议,出口该库部分数据,用以充实德方的术语库。此外,国内许多企事业单位也购买了该术语库的有关术语数据。现在,该库已开始获得经济效益,并准备开始第二期工程。2.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始建于1993年。它以我国首部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为依托。《中国大百科全书》有近8万个条目,涵盖56个学科,该库是我国首例大型的、面向概念的综合性多功能术语数据库,由以下子库组成：①百科全书：主要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条目和其他权威百科全书;②术语库(百科术语、国家标准术语等,每条术语含11项,主要包括术语编码、中文术语、汉语拼音、英文、定义、学科领域、国家学科分类代码、来源、等级等);③名人库(主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现的中、外名人);④图片库。现有术语数据70余万条,该库的建立,不仅能提供多途径检索库中的知识,而且为编辑自动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库计算机系统采用client/server结构,主机选择的是DEC server 2100,数据库服务器上操作系统采用UNIX,数据库采用Sybase10及北大方正集团提供的信息检索系统(Inforbase),编辑自动化服务器上操作系统采用NT3.51,客户端采用Windows 3.11检索软件和编辑软件。在开发过程中,遵照了有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成功地开发了标准通用置标语言(SGML)中文软件,并提供了SGML格式到HTML(超文本置标语言)格式的转换表。现在,出版社内联网(intranet)已连通,并开始对用户服务。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和跟踪管理下,中国百科术语数据库在1997年9月已通过验收,专家们认为该库的水平在国际已处于先进,在国内已处于领先。它已被新闻出版署评为1998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信息资源的建设是非常重要和艰苦的,在这方面他们所作的工作只是初步的,带有探索性的。现在即将开始百科术语数据库的扩建工程,逐步完成百科数据库多媒体工程和因特网上网工程,并依据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进一步开发、完善这个数据库。3.1992年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开始建立机读汉-英、英-汉科技词库,收有50万条词,现已基本建成,拟发行《综合汉-英科技词库》印刷本及其机读版。以后拟将词量扩充到100万条,并进一步增加日、俄、德、法语种对照,建立语料库,最终将建成机读多语种词语知识库。此库建成后,将对语言学中的机器翻译,信息交流中的自动标引、自然语言检索和专家系统与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并可用于编制或修订主题词表、辅助机读数据库,对录入的大量中外文词语进行书写校验;编辑出版多语种词典、手册(印刷本和机读版)等。4.1989年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开始建立农业叙词库。该库是农业部的科研项目。经过四年的工作业已完成,并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5.1991年在社会科学基金支持下,国家语委应用语言研究所建立了应用语言学术语数据库(TAL术语库)。他们从专业书刊及辞书中挑选、输入了2万条术语记录,每条记录包括6个数据项,即分类号、英文名、汉文名、汉语拼音和结构(汉语名称的结构表达式)、出处等。该库是在IBM-PC机上以DBASE Ⅲ语言编制的。该库可用来辅助有关术语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工作。该库还可通过结构的查询,研究汉语术语的构造问题,为构造术语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此外,该所1992年还建立了计算语言学的术语库。6.1995年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建立的科学技术名词术语数据库主要收集了该委员会审定通过的科学技术名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是我国专门进行科技名词审定的部门,是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和公布的权威性机构。经该委员会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全国各科研、教学、生产、经营及新闻出版等单位均要遵照使用。参加名词审定工作的均为我国各学科领域的高水平的科学家。目前,该术语库已有13年来公布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化学、地质学、医学、电子学、计算机科学等40个学科的名词术语,约14万余条。该术语库主要是英汉词汇对照,按学科的相关概念体系排列,部分词汇有释义,例如,大气科学、煤炭科技、水利科技、船舶工程等。现已开始有计划地增加定义。另外,还建立了新术语子库,主要收集了当今世界上科技领域新出现的名词术语。该库采用dbase Ⅲ和Orcle编程。现在,已出版了公布的40个学科的名词术语,并准备出版电子出版物。该库正陆续增加新审定的名词术语,以便更好地消除术语混乱现象,促进我国科研、生产、教学和学术交流。术语库的建设是一项基础建设性工作,其投入大、工作量大、工期长、见效慢,但作为信息资源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品种,各行各业都是需要的。但我国的建库工作尚缺乏协调,内容有重复,浪费了力量,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要加强领导力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以及计算机网络应用的日益普及,其应用也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逐渐改变着每个社会角落、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目前,因特网技术日益成熟,并且迅速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现在,我国加入因特网的用户已达几十万户。他们不仅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宣传阵地,而且要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因此,发展网上术语数据库将加快术语的传播、交流,做到资源共享,推动术语的统一和发展,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将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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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产物。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这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中有充分的反映;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醢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古籍中还记述大量而丰富的利技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的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汉字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属于表形、表意性文字,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特点,其演变经历了甲骨文、金文、铭文、小篆、隶、楷几个阶段。汉字为单音节,属声调语言,其信号可以迅速以频谱分析处理。汉字以单体书写,呈两维方形矩阵,字体千姿百态。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汉字反映出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有专门队伍,可以说具有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解放后,五十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并有其专业分类,研究汉字形、音、义演变的称之为“历史汉字学”;研究现代汉语、汉字现状、特点,以及应用的语言形式者,正蕴育着一个新的分支——现代汉字学,它的主要范畴是研究汉字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表制定,汉字电子计算机和传声技术,以及现代汉字的信息值等。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据光辉地位,反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理论、概念的术语,也有其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总体来说落后于先进发达国家,许多近代理论概念往往是从西方引进而来从而反映这些新理论、新概念的术语,也就随之转译而来,现就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土壤学等几个基础学科术语探源做简要介绍,以供各学科审定术语参考。限于篇幅全文分两篇刊登,续篇包括地理学、地质学、矿物等术语溯源。各节所附文献,除文中内容直接引用外,还包括笔者学习术语学过程中选读或查阅过的文献,对刚刚从事科技术语工作的青年同行,提供查阅有关文献的线索。〔2〕之称,其中像西周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3〕、魏晋刘徽的《海岛算经》等,均采用“算”这个汉字,使用广泛,历史悠久;南宋著名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9〕,以“数”为题也有相当影响。其次尚有金代李治的《浏圆海镜》〔6〕,清康熙时代的《数理精蕴》等〔4,5〕,都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辉篇章,反映了我国古代数学的成就,在这批古代数学论著中,按照古汉语的特点,使用了一批反映数学概念的术语,像《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定理〔8〕,有了表、圆、方的概念,直角三角形的性质、测远、测高的计算,甚至使用了繁杂的分数计算和开平方的方法;而《九章算经》中方田：采用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积法,进行土地测量;粟米：度量粮食的计算法;衰分：各种分配比例的算法;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等,共搜集246个数学问题,其中更突出的是代数方面,有些法则曾披靡于世界,在阿拉伯和欧洲早期数学著作中,上述有些计算法,被称之为“中国的算法”。祖冲之在《缀术》中,精密测算出圆周率值达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并以和为用分数表示圆周率的疏率和密率。《数书九章》八十一题,九大类,其中像求解一次同余组的“大衍求－术”和求高次方程数值解的“正负开方术”,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成就。近代科学引进中,数学也起着先导作用,早在明代万历年间[10],1607年我国学者徐光启(1562－1633)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Ricci Matthieu,1552－1610)合译了《几何原本》〔7〕,徐光启采用“几何”汉字为书名,显示出汉语的标识原理的特征和传统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对定理尽可能采用汉字的象形、表意特点,其中第五卷精采地阐述了欧多克索斯的比例论。后人称颂这部译著,概念清晰、定义明确、定理直观可信,至今仍不失是一部数学经典著作。徐光启在翻译过程中,在依照原意的基础上,创造出我国一套数学术语,其中象点、线、直线、面、平面、曲线、直角、垂线、钝角、锐角、四边形、多边形、对角线、相似形等,至今仍被应用,为我国数学术语汉语的系统性,奠定了基础。相继在1613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的《同指算》出版,1856年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利亚(A.Wylie,1815－1887)合译的《几何原本》后九卷以及《棣甘代数学》的出版,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广为流传[1]。1867年华蘅芳(1833－1901)与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合译《华里司代数学》,《微积溯源》,《海麻士三角原鉴》,《伦德代数学难题》以及《算法统宗》,《算式集要》,《三角数理》等西方著述的翻译出版[1],都创用了一批反映当时西方数学理论概念的术语,有的沿用至今。中国数学名词的审定工作〔11〕,在众学科中也是起始较早的学科,在1925年就讨论通过了代数学、微分、函数论方面的术语。在数学界内部,数学与算学的激烈论争也是持续最久的〔12,13〕,终于在1938－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此专门召开了讨论会,邀请了各地区28个单位的代表讨论算学与数学问题。经过激烈地辩论,最后通过表决,有14个单位赞成采用数学一词,13个单位代表赞成采用算学,其中一票弃权,以微弱的多数通过〔12〕,最后由教育部通令使用数学。采用数学(Mathematics)为广义词,以“六艺之教,数居其一”为根据。包括虚实复整分常变合偏等词,与此同时,还定出了无限、无穷、无尽的含义和用法〔12〕。主要〔1〕中就有物理一词出现：“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杨泉曾有《物理论》,明清之际的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11〕,虽以物理一词为书名,他们所指物理含意更为广泛,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各学科和人文科学在内。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代表物理学、化学含意之说,像1901年京师大学堂专设有格致科。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最早以耶稣会传教士用不同方式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声、光、磁、电的各类著述的翻译。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在1623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汉语音译成“费西伽”。1900年王季烈重编日本藤田丰八沢的饭盛挺造编著的《物理学》,才始用中文物理学一词,当时由江南制造局出版,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现代物理学概念,而称之为物理学的论著。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之一,对自然现象认识较早,其中许多物理现象和知识早于西方,像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中,就有较明确的角度概念,惯性概念;在制作弓箭技术上,对箭的结构和飞行状况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刻的了解,基本上掌握了抛射体沿直线前进的理论原理。还有杠杆原理的钓沉〔3〕远远早于西方。从近年出土的春秋时期齐国不等臂的权和战国时楚国不等臂的衡,反映了祖先对物质磁性的认识和应用〔3〕。通过生产和生活实践,制造出不少复杂的机械,如指南车、记里鼓车、水运浑仪等。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万毕术》〔2〕,是西汉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及其门客的作品,书中描述物理知识不少,其重要者有七条,像冰透镜对日取火说：“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这是我国关于冰制凸透镜对日聚焦取火的最早记载。西汉时就已制作出放大镜,认识到磁体同性相斥的道理,晋代掌握了金刚石高强度及强折光率等物理现象,北魏发明了漏水计时装置等,中国古籍中,战国时鲁国人墨翟(约公元前468－前376)为首的墨家作品《墨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物理学著作,书中有关于力和力矩的概念,提出力是使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在应用杠杆平衡、滑车、轮轴、桔槔、辘轳等机械方面,概括了较系统的力学知识。书中还记述了浮力原理。关于运动的分类、运动和时空的关系,圆球的运动及其随意平衡、轮轴和斜面的受力等都有论述;书中提出了我国古代的朴素原子(“端”)的概念,时间(宙)和空间(宇)的概念。在光学方面,论述小孔成像和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观察研究成就,提出光是直线前进的观点,这是世界上最早论及几何光学的知识。在声学方面,该书还记述了固体传声和共鸣现象〔4,5〕等。从这些古代物理学知识的论述,自然都表达有反映这些知识概念的术语的传播和积累。关于《墨经》中的物理现象研究,我国物理学家钱临照教授1941年发表专文“《释墨经》中光学、力学诸条”〔6〕早有论述。我国古代论著中,反映物理知识概念术语的古籍中,尚有《论衡》、《博物志》、《梦溪笔谈》、《武经总要》、《新仪象法要》以及《革象新书》等,书中有磁偏角概念、演示共振现象〔4〕等;此外,还有液体比重计和表面张力演示器的发明等都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物理术语遗产。关于中国近代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可追溯到1932年8月中国物理学会成立的当时,就组成了十余人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3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审定会议,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了物理学名词,1935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在《东方杂志》〔9,10〕上发表了《论公分公分公分》一文,把学术名词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1942年改组了审定委员会,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于1947年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审定会议,为解放初期审定、出版物理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关于物理学名词审定工作及演变,钱临照先生最近也有专文〔7〕论述。另外,还值得提及的是：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逝世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彭桓武、黄祖洽、周光召、何祚庥发表了《一代师表》〔8〕,论及了我国的物理学名词演变及王竹溪教授在物理学名词审定中的卓越贡献。〔1〕。关于汉语“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我国学者袁翰青〔2〕、潘吉星撰专文〔3〕探讨,笔者1985年在《我国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和现状》〔4〕中,也曾做过概述。一般说来,最早是从阿拉伯文的音译“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的《苏氏舍密》,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8年出版的《舍密开宗》〔5〕了。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一书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而未得流传,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才正式使用,据专家考证〔6,7〕：后来才传入日本,当时日本曾派柳原前光等三人专程来上海,选购了一批论著,带回仿效,其中就有上述著作在内。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似可判定直到日本在宇田川榕庵翻译《舍密开宗》为止,仍在使用“舍密”一词,国内曾误认化学一词是由日本传入的,似可予以纠正。同时,从坂口正男的论述中,还反映了当时关于化学命名的概况和原则。在中国相继翻译出版大量西方近代化学著作〔23〕,诸如1868年的《化学入门》,1870年的《化学初阶》,1871年由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我国学者徐寿〔10〕(1818－1884)合译的《化学鉴原》,1875年的《化学鉴原》续编,1879年的《化学鉴原》补编,《化学指南》(1873),《化学源流论》,以及《化学分原》(1872),《化学阐原》(1882)等〔22〕,系统的化学书目,可见《西学书目表》〔8〕,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11〕,《十九世纪中文化学书籍补考》〔12〕,徐维则辑、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9〕,谭勤余的《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13〕等,潘吉星专文〔14〕说明上述《东西学书录收录了1629》1902年间的化学著述,《译书经眼录》则收录了1902－1904年间的作品,而《中国化学史与化学出版物》则补录了1904－1910年的化学著作,连结起来,化学书目收录了1629－1910年间化学文献,这是化学界的宝贵遗产,从这些系统书目中,比较清晰而系统地了解在不同时代,不同著述中,关于我国化学术语的演变与命名、译名的概貌。更应值得介绍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1984年在《中国科技史料》上发表了《明清(1640－1910)化学译作书目考》〔14〕较系统地介绍了重要化学译著的内容,以及原著和作者的情况,是研究化学史的重要〔15〕中还作了分类：青铜200条,酿酒100条,染色80条,玉石40条,皮革30条,香料10条,肥料5条,油漆陶器10条,糖及油脂30条……〔15〕。春秋末年成书的《考工记》〔1〕,有六齐之说,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合金工艺总结。其内容是：“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铜占七分之六)谓之鼎;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六分之五,锡占六分之一)谓之斧斤;四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五分之四,锡占五分之一)谓之戟;三分其金而锡居其一(铜占四分之三,锡占四分之一)谓之大刃;五分其金而锡居其二(铜占5/7,锡占2/7)谓之削杀矢。金锡半(铜锡各半)谓之鉴燧”〔1〕。从上述可见,青铜中锡的成分占15－20%左右最为坚韧,过此逐渐变脆。青铜中锡的成分占30%左右时硬度较高,削杀矢均为兵器,即需锋利又要坚韧,这一化学冶金知识是令人赞叹的。从1955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诸如司毋戊鼎,经测其化学比例是：铜84.77%,锡占11.64%,铅占2.79%,足以证明商代人已知根据器具的不同用处,选择铜、锡、铅、合金的不同工艺和比例。这段引文中,自然也反映了表达不同概念的术语。此外,还有《梦溪笔谈》〔16,17〕、《本草纲目》〔18,19〕、《天工开物》〔20,21〕等古籍中,都有大量化学知识内容和自成体系的汉语术语。〔1〕。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又有颇大的发展,像《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说文解字》中,都有一批反映植物概念的术语和植物种类的出现,像《尔雅》〔2〕一书中就记述动植物1000余种,其中仅《释草》、《释木》中就有近400种植物名称。书中不仅记述了植物性状,还有各植物形态专词分类。西汉《汜胜之书》〔3〕,被誉为世界上最古的农学专著,书中就有了麦、稻、稗、黍、豆、桑、麻等的分类及其术语,东汉时期(25－220)我国植物知识的发展进入了本草时期,仅《神农本草经》〔3〕就记述药用植物200余种。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3〕,《唐本草》、《证类本草》等〔4〕。北魏贾勰的《齐民要术》〔5〕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农书,全书十卷,九十二篇,记述的植物有各类农作物,包括谷物、纤维作物、油料作物、蔬菜、木本植物(果树、林木等)以及染料作物等〔6〕。唐宋时期,除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种类更为繁多外,还有一批专志谱类的著作出现,像陆羽的《茶经》,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1031),蔡襄的《荔枝谱》(1059),刘攽的《芍药谱》(1073),刘蒙的《菊谱》(1104),范大成的《范村梅谱》,赵时庾的《金漳兰谱》(1233),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1082),是我国最早的观赏植物专著,陈景沂的《全芳备祖》(1253)算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式植物志。明代李时珍(1518－1593)的《本草纲目》〔7〕(1590),不仅总结了我国历代“本草”的精华,也是我国植物学的珍贵遗产,全书52卷,近200万字,描述植物达千种,是国内外公认的古典植物学本草名著,相继译成日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版本,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徐光启(1562－1633)的《农政全书》〔8〕(1628年)共六十卷十二目,与植物相关的有：树艺(名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菜谱》等,乃集我国古代农学之大成,在我国农业发展上有着重要贡献。书中比较精密地记述了作物的形态,按其形态命名一批植物名称,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像1621年问世的王象晋的《群芳谱》,1708年汪灏等撰写的《广群芳谱》,都在植物名称、术语的命名上,反映汉语表形、会意的特点;更值得提及的是,在陈扶摇的《花镜》一书中,在总结我国古代观赏植物过程中,对一些植物名称的命名,做过一些新的尝试。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3,9〕,可算是十九世纪我国一部重要植物学专著。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植物838种;另一部分是《植物名实图考》,38卷,收录植物1714种,分为谷类、蔬菜、果、木、山、石、水、芳草等12种,并绘附精图,从概念精确程度上,显示了我国近代植物学的交溶孕育阶段。西方描述植物知识的著述晚于我国,据考证,西方最早的植物著述是公元前四世纪出版的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塔(Theophrastus,BC.370－BC,287)的植物史(Histori－aplantarum)和植物本原(Decausisplantaram)。相继出现卡托(Cato,BC234－149 BC),瓦罗(Varro,Iib BC－27BC),韦吉尔(Vergil,70BC－19BC)等著述,记载了西方农业、园艺、以及本草植物概念和植物种属名称及其分类。狄奥斯科雷德(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当时享有较高的声誉〔1〕。意大利学者达·芬奇(L.daVinci,1452－1519)对植物学和解剖学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意大利植物学家沙尔毕诺(Caesalpino)于1583年出版的《植物》(De plantis)一书中,植物学才从“本草”中独立出来。1665年英国学者胡克(R.Hooke,1635-1703)用显微镜观察到细胞,给西方植物学的发展,增强了力量。1858年达尔文〔10,11〕(1809－1882)在林奈学会宣读了《物种起源》报告,植物分类系统才逐步走向自然亲缘关系的认识。相继有德·坎多列(DeCandolle,1824－1874)文学的《植物界自然系统序论》,英国的林德莱(J.Lindley,1799－1865)的《植物学纲要》等都是西方近代植物学发展的不朽著作,为近代植物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在这些论著中还分别拟订了一套完整的近代植物学名称和反映植物学概念的术语系统,为当代植物学的发展,创立了必要的条件。西方的植物学论著,对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也有过积极作用,像林德莱的《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就是其中之一。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涌入,明清以来,我国学者着手引进西方近代科学著述,像我国学者李善兰(1811－1882)和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1829－1890)编译了《植物学*》〔12〕,1858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可称之是我国最早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译著。在该书中,李善兰参照中国古代植物学传统知识积累,和古代植物名词特点,第一个将英文“botany”一词,创译了中文“植物学”,在书中将stamen译作须(即雄蕊),将pistil,译作芯(即雌蕊),书中还创译了细胞、萼、瓣、心皮、子房、胚、胎座等;在分类单位上把family译作“科”,菊科(Composite),蔷薇科(Posaceae),豆科(Leguminosal),伞形科,石榴科等。1867年《植物学》一书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植物学一词,便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界通常将“Botanica”译作“植学”,像1835年出版宇田川榕庵的《植学启原》,1874年出版的《植学译筌》,1875年出版的小野职慤的《植学浅解》即可明了。在李善兰之前“Botanica”也常译作“浡太尼加”,1922年宇田川榕庵将拉丁文“Botanica”译作菩多尼诃经〔22〕。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中刊载大量植物学译著,像1876年的《论植物学》等文,不但普及了近代植物学知识,也广泛地推广了植物学术语。我国学者专事近代植物学研究〔17〕,原则上来说,还是从植物学分类开端〔13〕,从1910年开始钟观光在湖南高师和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采集15万号标本,终身从事近代植物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术语工作。1915年钱崇澍译有《生命论》、《天演论》,1915－1916年胡先骕发表了《说文植物古名今证》,1918年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人编撰出版了《植物学大辞典》,为我国近代植物学名词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16〕。更应提及的是20年代中,我国早期植物学家们从实地调查、采集标本入手,相继编撰成地区植物名录,影响较大的有：张珽的《武昌植物名录》(1918年),韩旅尘的《广东植物名录》(1918年),钱崇澍〔14〕等的《江苏植物名录》,辛树帜等的《湖南植物名录》(1919年),胡先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刘振业的《河南植物名录(1921年),钟心煊的《中国木本植物名录》等。根据《中国植物学文献目录》所载,截至1949年解放前,共发表植物学文献达8000篇之多,足见我国植物资源丰富,植物知识悠久〔15〕,因而留给我们的植物名词财富也比较雄厚〔17－21〕,解放后编撰的巨著《中国植物志》相继出版,显示着中国植物学的基础雄厚、繁盛,其中包括反映新发现植物的生态、形态特征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无疑将对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1〕一书中曾指出：“万物自生焉则曰土”,这可能是最早认识“土”的记载,其含意就是说“有植物生长就有土”。东汉许慎撰的《说文解字》〔2〕中说：“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象地之上,地之中;‘│’,物之形也〔3〕”具体说明了土字的来源、含意和形象。关于“壤”字,至少可以介绍三种解释：(1)《周礼》：“以人所耕而树艺焉曰壤”;“壤,和缓之貌”。(2)《说文解字》：“壤,柔土也,无块曰壤”。(3)禹贡(马融注)〔4〕：“壤,天性和美也”。上述概念定义中都表明,“壤”是由土熟化而成,也就是经过人耕而树艺,使其具有肥力的土。关于“土壤”一词的由来及其概念含义,在土壤学界,尚有争论,这在王云森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土壤科学》〔4〕一书的第21页中做了精辟地论述,认为：“中国土‘壤’这个名词的由来,是从认‘土’和认‘壤’两字上的基本意义结合起来理解而得名的,它的科学含义不是在土壤学者们作为科学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概念正确,内容丰富,是名副其实的科学术语,……,有严格的局限概念和内容。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壤科学理论体系,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4〕。从中国古代历史来讨论中国土壤概念的发展,及其一套完整术语概念,那就更为丰富多采。三皇五帝时代有神农作耜,教民耕种;黄帝划疆分野,规划土地;尧舜时代以食为政,“耕田而食”;夏禹时代,平治水土,进行土壤分类;商代提倡改良土壤,“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周朝有五土之辨,实行“土化”之法,制定“土训”,创立“田制”,像《周礼》一书总结了周代以前我国古代土壤概念,为我国古代土壤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记载我国土壤理论概念的古籍千百种,其中值得介绍的有下列几种：1.春秋时代管仲(公元前770－476)：《管子·地员篇》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各造,……,凡彼草土,……,各有所归”。〔4〕2.战国时代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的《天论》强调：“疆本(重农)而节用”,并指出：“楛耕伤稼,楛耕失岁,田秽稼恶”〔4〕。提倡精耕细作。3.西汉汜胜之的《汜胜之书》〔5〕记述了汉代实行“和土”(改良土壤),务粪泽(土壤肥水),早锄等政策,创立了“代田”耕作制度。4.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6〕是我国比较完善的农业百科全书,强调耕作方法,提出深耕、浅耕,适应土壤肥力,着重土壤改良。5.唐代陆龟蒙撰的《来耜经》〔5〕和韩编撰的《四时纂要》〔5〕,虽不是专事土壤之书,但内容涉及许多土壤性质的了解,反映当时人们对土壤的认识。6.南宋农学家陈敷的《陈敷农书》〔4,5〕是我国最早水稻栽培技术的专著。书中有专篇讨论土壤利用的原则和方法,强调：“土壤是脉,其类不一,肥沃硗簿,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王安石在变法时也提倡用土、改土、养土等方法并提出“地力常新壮”的理论。7.元代王祯编的《王祯农书》〔5〕中《农桑通诀》是农业总论,贯穿农本观念,包括许多土壤概念;《农器图谱》中记述了耕地、整地、播种、灌溉、施肥的技术和方法等。8.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9〕中,强调：“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而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7〕中分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种植等12目,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业科学成就,记载了我国人民发展农业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特别强调：“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变,此行必无之理,若果尽力树艺,无不宜者,‘人定胜天’,何况地乎？”9.清代官方编撰的《授时通考》〔5〕是乾隆时,1737－1742年间完成的近古代大型农书,在土宜中,又分为辨方、物土、田制、水利等,反映了当时对土壤的认识和土壤改良的措施和方法,涌现了一批接近近代的土壤概念和术语。土壤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于十八世纪末叶,近代土壤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更晚,十九世纪末,约在光绪(1845－1850)年间,开始引进西方近代农学理论,像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8〕的《农务土质论》,《农学初级》,《农学津梁》,《农务化学问答》,《农务化学简法》以及《农学要书简明录》等,都记述有土壤学概念和术语译名。1906年在北京京师大学堂设有农科,开始了近代土壤学的教学工作,三十年代,在中央地质调查所设立了土壤学研究室,比较集中地开始了土壤调查与土壤学研究工作,我国土壤学先躯者们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地推动着近代土壤学研究与发展。(待续)第13页*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举行业务学习报告会而提供的素材(1847年)共8卷35,000字,插图300余幅。-------------------第21页*根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s of Botany)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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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不想讲原来的那个问题,而想从严老在他的讲话里提到的那篇文章《论公分公分公分》出发,讲几个有关的问题。严老那篇文章是半个世纪之前即1935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我昨天夜里找出来读了两遍,觉得这篇文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后学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在五十年前提出来的许多问题,有些我们已经解决了,有些还没有很好解决。所以,我今天不想讲原来提纲里写的全部内容,只讲原来提纲里第五段,结合介绍严老的这篇文章以及就读这篇文章后我想到的一些意见。严老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原文说：“今有长方形铜板一片,长50公分,阔40公分,面积0.02公分,厚0.5公分,重8930公分,故其密度为每一立方公分为8.93公分。”这段文章非常幽默,什么单位都是公分,满纸公分公分,因为当时长度、面积、重量的单位都定为公分。1932年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度量衡法。从1932年至1935年各个科学单位都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此发表了一系列度量衡名词问题的文章。严老的《论公分公分公分》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逻辑严密,立论精辟,确实切中要害。他讲了上引的笑话后,认真地声称：“用中华民国度量衡法所定名称以写就之文章一段,其中长若干公分也,面积若干公分也,重若干公分也,密度每一立方公分若干公分也,固极正确而明瞭;其如满纸公分,令人望而生厌何！以我国四千余年悠久之历史,及丰富之文字,吾人于言长言重言地,尚不能得数个较适宜之度量衡名词而使用之,其将何以慰祖先而对来兹耶！实则采用任何三个不同之名词,如鸡犬豕或牛马羊,殆皆比公分公分公分略胜一筹。”作者沉痛地指出,以我国文明开化如此之早,语言文字如此之丰富,即使随便拿“马、牛、羊”或“鸡、犬、豕”来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都要比用一个术语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好得多。这里提出了现代术语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即一个术语代表一个概念,并且一个术语在一个学科内只能代表一个概念。文章附带指出,照中国旧时的语言文字的习惯,分、厘、毫都是不名数,即指最小单位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科学进步了,度量非常精密了,就更不能把分、厘、毫都当做名数来使用。这里虽然是附带提出了一个小问题,但它的立论符合现代术语学关于尊重语言文字使用习惯的原理——这同时也是社会语言学中一条重要的原则,如果不顾社会语言使用的习惯,常常会受到社会成员的抵制。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卓越的意见。他写道：“而同冠以无大意义之公字,……致有一名数义之失者,”什么都叫公,因为当时我国采用公制(C.G.S. system)所以凡是名词都加个公字,造成一个公字有三个意义。他指出,国民初年曾搞过公分、公厘、公毫,后来在长度单位中就改为粉、糎、粍,重量单位中就改为兝、兣、兞。文章指出,与其采用公分公厘公毫还不如用粉、兝这类字。后来在实践中却没有使用这些新造的方块字,却尊重中国语文古时的习惯,以分、厘、毫作为不名数去形容这些具体名数,就变成“分米”、“厘米”、“毫米”,“分克”、“厘克”、“毫克”等,这样既显得系统化,又比较好念。文章提出了一个现在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意见,叫做“约定俗成”。他是这样写的：“固非一二人强立之名,特经十余年千百万人试用修正后,应有之结果,大势所趋,孰能禁之！”文章中又提出了我们现在常常碰到的问题：“全国度量衡局近亦确有感悟。故特提倡凡长度面积重量小数之同名者,加偏旁以资识别：长度之公分,书作公;面积之公分,书作公坋;重量之公分,书作公;其它仿此。此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办法,决非善策。”文章对新造的方块字,坋,,持否定态度,这是值得我们后学深思的。总之,严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很多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有创见的意见论点。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拿出来认真读一读。我昨夜读了,得到不少启发。因此,我按原来提纲第五段提出几点意见,向在座专家们请教：1.首先,我想到1935年严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代术语学的创始人维斯特(Eugen Wüster,1898－1977)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术语学著作。维斯特认为,术语学是处于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和分类学四门学科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命名时,首先要建立习惯基础上的技术标准,然后从这个技术标准出发,发展到规范化的标准,最后才照顾到国际化的标准。从习惯标准到规范标准,再从规范标准到国际化标准。这种分阶段的命名思想是有见地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阶段不一定划分得那么明确,阶段之间的距离也不一定很长。他还认为,术语的制定,其概念内涵要非常准确,同时要照顾到系统性即分类,以及单一性,即在单一学科内一个概念只能用一个术语来表达,一个术语只能表达一个概念。但在多学科中共用同一个术语时可以称这术语为多义术语。2.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名词”,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名词,而是当代信息科学中提到的术语。因为它不是语法上的名词,所以实际上包括了语法中的动词、名词、形容词等等。比如“反馈”feedback,60至70年代香港出版的书刊译为“回授”,因此,biofeedback译为“生物回授”,现在我们用“反馈”,近来海外也用“反馈”了。“反馈”通常是一个名词,但有时却也可以当动词用。但它是一个术语,那是丝毫不用怀疑的。这里顺带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海外华人所用名词术语,常常同我们所用的不同,举一个最常见的例,computer海外通称“电脑”,我们则用“电子计算机”。是迁就即照抄海外译法还是根据我们的原则,科学地加以订定,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以为我们应当根据科学内涵、外延和祖国语言习惯加以审定,而不是简单的照抄或拒绝。3.名词术语采取音译还是采取意译的问题,是多少年来争论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是“维他命”还是“维生素”？“维他命”是音译,“维生素”是意译。有人说,“维他命”只维他人的命不维自己的命,这就是望文生义,近乎诡辩了。又比如“雷达”,是望文而不能生义的。“雷达”(radar)是一种叫做acronym的缩略语,即把拼音文字几个字(词)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形成的一个新词——“Laser”(莱塞→激光)也是这一类词。在非拼音化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只能意译或音译,而不能抽取每一个词的头一个汉字形成一个新的术语,我举出过典型的例子,即MIRV,我们用汉字表达,只能是一大串：“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决不能略作“多分重运”。“莱塞”(laser)近来已习用“激光”了,这个是意译,好象还比较可取。此外,也有极少数名词术语,以音译传世,例如logic作“逻辑”,Hertz作“赫兹”——后者因为系人名转化而来,又当别论。有些术语半音译半意译,例如“分贝”(decibel)“分”是意译,“贝”是音译。那么究竟是译音容易望文生义,还是译意容易望文生义呢？看来两者都能望文生义。因为汉字同拼音文字不一样,所以我们搞名词术语工作比别的国家困难,别的国家拼音文字只要转写就行了,我们就不行。比如“控制论”(cybernetics),各国的文字如果是拼音的,转写过去就行了,如俄文、法文、德文都是这样。我们不行,只能用“控制论”,我在外国碰到一个台湾学者,他说他认为应该译成“制御学”,这也有道理,因为控制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来的,原来有开船掌舵的意思。上海有个科学家写信给我,说不要用“控制论”这个词,因为容易同“自动控制”混淆。最近有同志发表文章,主张将cybernotics译成“赛博学”,这是音译了。由于我国还是一个以使用汉字为主要交际工具(甚至在目前是唯一的交际工具)的国家,除了人名、地名可以直接音译(转写)过来(最好初见时附原名),还有很多名词术语存在意译还是音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以为：一、用汉字音译,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而且常常会导致“望文生义”,因此,用汉字音译方法来引进新术语,一般地说是不可取的,尤其是某一学科的一级术语(即通用的基本术语)更不可取。二、如果用汉语拼音(拉丁字母)转写,比如二级以下的内涵十分细小的术语,是可能的。三、已经在社会上习用的音译术语,一般不宜改动,即使有缺点,除非会引起岐义,否则以沿用旧译为宜。4.是造新字还是用旧字的问题。如刚才一位同志提到因为事物发展了,《康熙字典》几万个字中没有一个字能表示这种新事物或新概念,就应该造一个新的符号来表达这个事物或概念。——这个符号究竟是创造一个新汉字好还是利用几个汉字组成一个新词好,值得考虑。据已故王竹溪教授统计,《康熙字典》共47073个字,一般讲是42174个字(因为有重字、复字和其它原因,所以总字数有出入)。现在邮电部颁布的标准电码本是从0001到9999,中间有空字,所以不多于10000字。国家标准GB231－80中,第1集收入3755字,第2集收入3008字,共6763字,这是输入电子计算机的信息交换基本字符。按照七十年代的字频统计,采用2163万字的材料,共使用了6374个不同的汉字(有称为“字种”的)。最近,国家标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北航电子计算机系抽查了1380万字的材料(包括科技材料),使用汉字达8369个。我举出这许多数字来,说明作为一种符号,方块汉字的数量已不少了,它们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即一个汉字),两个音节(即两个汉字)以至三四个音节的词,不造新字也能形成新词表达新的概念。如果承认这一点(即可以利用多个汉字组成一个词),那么,我以为不造新字更有利。过去已被社会公认并广泛流行的,如氕、氘、氚、熵等当然也不必去动它,今后我以为不必在造字上下功夫为宜。可以采取复合汉字组成新词来表达新的概念。例如kilowatt,过去造了一个新汉字：“瓩”,有人读做“千瓦”,有人读做“瓦千”,这个字究竟应该怎么读,旧字典里也查不到,现在好了,分写成两个字,即“千瓦”,两个汉字组成一个词,对应原文的kilowatt,我们把kilo译做“千”,把watt译做“瓦”,合成一个词“千瓦”,这不是很聪明么？5.约定俗成的问题。我不赞成改变已经习惯使用而在表达上没有重大缺陷的名词术语。例如,我不赞成用“赛博学”来代替“控制论”;即使“控制论”这样一个名词不能完全符合cybernetics这门科学的内涵,可是这些年这个词已经用开了,就不必改。再如“信息论”这样的词,也有不同意见,我看既已通行,就以不改为有利。当然,任何名词术语的使用,还有一个优选的过程,必要时会发生自然淘汰,最初创的不一定最后被采用。举个例子,去年美国突然流行AIDS.中央电视台1984年4月27日的国际新闻采用了卫星通讯的一段报道,AIDS译成：“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第二天,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中改译成“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后天”比之“获得性”更好理解。这是个非常长的词组,不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海外用音译。将来优选,或在优选过程中加以人工干预,这都是可能的。碰到新种情况,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就很容易办,如法文杂志把AIDS直接搬过去就行了。我想可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优选,再加上人工干预(讨论审定)把它确定下来。6.一个术语可能有不同概念的问题,特别在不同学科里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多义现象。比如information,信息论上译做“信息”,它至少还有下列几种意思：“消息”、“情报”、“问讯”、“资料室”、“通知”、“报告”、“见闻”等等。因此,一个术语在不同学科,不同语言环境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翻译方法。是不是都要统一呢？拼音文字很容易,直接转写就可以了(日文也不成问题,用假名译音)。我们汉语用多个术语对应一个,就比较困难。还有一个问题,特定概念在特定时间里的术语的翻译方法可能有特殊的考虑。如军事科学中俄文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以前译成“战争艺术”,60年代译成“战争学术”,80年代争论这一问题,认为还是作“艺术”对,这不是学术,而是艺术,和领导艺术一样的“艺术”。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学科中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内涵是否清楚,如果清楚了,定名也许就比较好一些。拜读了严老的文章,使我想到了好些个问题,以上把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同大家讲一讲,不一定对,供大家考虑问题时参考。谢谢。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