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UCC的福建省生态系统功能与经济协调度动态变化研究

通过遥感数据解译获得2000、2005、2010、2015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计算土地利用动态度(K)、土地利用度(L)、生态服务价值(ESV)、生态经济协调度指数(EEH)及绿色GDP等指标,分析福建省土地覆被利用变化与生态服务功能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变化特征,为研究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2000-2015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明显,园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幅较大,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呈减少趋势.研究期内,ESV整体上呈减少趋势,草地和水域ESV的减少是区域整体ESV减少的主要原因.ESV空间呈内陆高沿海低的分布格局,漳州和泉州单位面积ESV呈增长趋势,其余地市呈减少趋势.生态经济系统协调的地区有漳州和泉州,两地均属于潜在危机区,其余地区均处于不协调状态,属于低度冲突区.研究期间福建省绿色GDP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随自然资源价值和环境污染价值损失而波动.     

贵州省玉屏县2000—2015年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变化研究

采用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模型、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及景观格局指数对玉屏县200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表明:整个研究时期内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是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地及水域用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用地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耕地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度呈先缓后快增加的趋势.景观破碎化程度呈现上升发展趋势,景观多样性指数先增加后降低;均匀度指数在研究时段内有波动,总体上有所提高;蔓延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耕地、林地、草地及建设用地的分离度、破碎度、分维数指数呈现递增趋势发展.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扬州市广陵区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结合ArcGIS和Fragstats4.2计算研究区各类景观指数,分析广陵区2010—2015年景观生态风险空间格局与过程特征,为研究区生态风险管控措施的制定奠定坚实的基础.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5年,广陵区景观格局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草地、林地、耕地和水域面积降幅明显,建设用地扩张明显,扩张面积主要来自耕地和水域面积的转化. 2010—2015年,广陵区景观破碎度整体呈降低趋势,分离度也明显的降低,分维数整体变化不大,耕地的分维数最高,最小的是其他土地.(2)景观生态风险等级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中度风险区面积明显减少,而轻度风险区面积有所增加,高度风险区面积减少也比较明显.(3)从空间分布上分析,整体上广陵区的风险类型从西部向东部风险等级有增加的趋势.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施桥镇、沙头镇和头桥镇等农村地带,该区域主要的景观类型是耕地,极易受到人为活动的干扰;轻度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汤汪乡和杭集镇周边的农村地区;微度风险区大部分在广陵区市辖区,主要的景观类型是建设用地,抗干扰能力强,风险值最低.基于不同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风险评价,对建立研究区生态风险预警机制、降低生态环境风险、维护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是基于景观形态与生态过程耦合机理,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风险响应,可为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提供了系统模式。本文以玛纳斯河流域绿洲为研究区,以2000、2005和2015年3期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通过计算景观格局指数构建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利用GIS和GS+软件对生态风险指数进行采样和空间插值,得到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布图,进一步分析景观生态风险效果及其表征。结果表明:2000-2015年玛纳斯河流域景观格局变化明显,耕地和建设用地破碎化程度降低,分离度减少,优势度不断增加;2000年流域以较低、中等生态风险区为主,高风险区分布于流域西北部的河流尾闾区,2005年较低和中等风险区范围扩大,生态环境整体呈现好转趋势,相较于2005年,2015年高风险区范围显著扩大,主要分布于河流中下游的下野地垦区,较高风险区有向东部延伸的趋势;2000-2015年,研究区生态风险等级呈降低趋势,高等级向低等级生态风险转移的面积远高于由低等级向高等级生态风险转移的面积。因此,应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方式,改善与治理退化的生态环境。     

修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以修河流域12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该文分析了2000、2010、2019年修河流域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生态环境保护状况,以县域为研究单元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在生态保护方面综合考虑农业生态、城镇生态、自然生态3个子系统选取了13个指标因子,在高质量发展方面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选取了22个指标因子,对修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耦合协调度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修河流域生态保护指数内部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形成 “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的格局; 2)2000—2019年修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内部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上游和中游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下游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呈现下降趋势; 3)2000—2019年修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整体处于磨合阶段,状态较好,呈现增长态势; 4)修河流域耦合协调度的发展趋势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趋势保持一致.从空间格局上看,受自然、区位、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修河流域生态本底较好,中游和上游地区生态保护明显优于下游地区生态保护,下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胶州湾海岸带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分析

基于研究区2000年和2016年遥感数据,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斑块数、斑块密度、分维数倒数、植被覆盖度指数和土地利用生态适宜度构建景观脆弱度及土地生态脆弱度模型,对胶州湾海岸带区域生态脆弱度的时空变化规律进行探讨.结果表明:近16年间,研究区整体以一级、二级脆弱区为主,其中,生态脆弱度减少趋势的比例为17.52%,37.48%的样本区土地利用生态脆弱度指数增大,土地生态脆弱性增强.各地类整体平均土地生态脆弱度排序为:其他用地耕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其他用地、耕地、林地系统稳定性及抗干扰能力弱.土地生态脆弱性的分布总体呈东北、西南部重,外延逐渐减轻,各级脆弱性之间的转化呈现出明显差异及空间分异性特征.黄岛区区域一级、三级脆弱区面积变化较大,一级、二级脆弱区所占比例减少,胶州市区域二级脆弱区变化最大,一级、二级脆弱区成为主体,市中区区域较其他区域变动程度低,城阳区区域五级脆弱区较其他区域增加明显.人口、政策及社会经济发展是导致生态脆弱区时空变化的关键因素.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新乡市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新乡市2004年～2009年耕地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新乡市人均耕地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均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2005年～2006年增长幅度较大.六年间新乡市耕地生产力可持续指数呈波动下降状态,总体上维持在0.535左右,说明新乡市2004年～2009年的耕地利用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     

生态文明视角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的区域差异评价——以中部六省为例

文章在生态文明视角下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两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我国中部六省2008年～2015年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中部六省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进行评价,并通过空间描述方法构建系统协调状态测度模型对比分析中部六省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最后通过σ收敛分析了六省区域差异的收敛与扩散程度.研究发现:第一,在整体上中部六省农业现代化水平呈逐年增长状态,工业化水平呈较大波动状态;第二,中部六省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存在交互的关系,由于各省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不同,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第三,2008年至2015年中部六省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度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     

基于组合赋权法的长沙市耕地生态安全时空测度与演化

耕地生态安全关系到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本文基于PSR模型构建长沙市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计算各项指标权重,评价了2000~2012年长沙市的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并且对各县(市、区)耕地生态安全的时空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在2000~2012年,研究区域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从41.64上升至57.60,耕地生态安全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2)长沙市各县(市、区)的耕地生态安全呈现明显的时空差异,在2000~2012年期间各县(市、区)耕地生态安全基本上呈上升趋势,市辖区和宁乡县为快速上升区,长沙县和浏阳市为慢速上升区,望城县为基本稳定区.2000年,市辖区和宁乡县的耕地生态安全级别属于风险级别,望城县等其它3个县属于良好级别;到2012年,市辖区上升为敏感级别,其它区县均属于良好级别.(3)运用灰色模型预测可知,到2021年长沙市及其各县(市、区)的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研究结果为提高长沙市及其各县(市、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提供参考.     

基于耦合协调度的揭阳市土地生态安全与 经济发展评价

通过构建基于熵权法的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对揭阳市2010 — 2018年土地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协调度进行综合测算,并分析耦合协 调度变化的原因和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揭阳市2010 — 2018年土地生态安全指数、经济发展 指数及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由轻度失调向弱度 协调转变;（2）揭阳市土地生态安全指数除2010 — 2013年下降外其他区间均处于上升趋势,经济 发展指数2015 — 2018年快速上升,在2018年达到峰值（0.565 9）;（3）土地生态安全与经济发展耦 合度于2015年达到最大值（0.581 2）后随即下降,耦合作用由强变弱,耦合协调度在2015 — 2018年 波动明显,土地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间互动加剧。研究结果可为维护揭阳市土地生态安全、促进 城市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资产价值的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关系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以长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利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对2000、2010年的生态系统功能与效益价值进行核算,并分析其生态资产时空格局变化.构建空间生态资产价值与经济的协调度模型,对长江流域生态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状况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 2000、2010年长江流域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45 650.87、46 141.30亿元,增长了490.44亿元;2)生态资产价值整体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格局,与长江流域植被地带性与河流湖泊分布的格局基本一致;3)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协调类型以潜在冲突区为主,低冲突区次之,协调区面积仅占9.44%,区域生态经济协调程度低,可持续水平有待加强.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湖北省生态弹性力动态协调分析

生态弹性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生态系统稳定性状况.以湖北省为研究区域，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等5期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运用生态弹性度模型定量分析湖北省生态弹性力的变化，并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生态系统与土地利用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湖北省生态弹性度指数由2000年的81.64%增加到2020年的84.16%,生态系统对外界干扰的缓冲有所提高.在空间格局上，各区域间生态弹性度差异明显，表现为以东南、西北地区为高值区，以中、西部地区为低值区，且呈团块状分布.湖北省生态弹性度和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耦合协调度值呈平稳上升趋势，截至2020年上升到0.775,处在中级协调阶段.本研究从土地利用类型转换的视角探究湖北省生态弹性力变化特征及其与土地利用综合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基于生态文明的贵阳市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评价研究

为了了解贵阳市土地利用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的效益状况和三效益之间的协调情况,以2003~2011年的土地利用变更数据为基础,从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面选取了共35个指标建立土地利用效益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协调度模型计算2003~2011年的协调度,并依据协调度划分标准,分析各年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贵阳市2003~2011年土地利用的三效益整体上均呈增加趋势,在2008年达到平衡状态,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性从不协调状态逐步发展为极大协调状态。贵阳市近年来在"生态文明"的带动下,不再只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加,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土地利用效益的发展逐步走向协调可持续状态。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1980、2000、2015年3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构建生态风险指数,分析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响应特征．198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剧增,增加了38 454.79 km2,主要源于耕地转化;耕地、草地锐减,分别减少37 358.50、9008.57 km2．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呈较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分异较明显:上游、下游地区以低生态风险区为主,中游地区中生态风险分布较广;上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长期较为分散且无显著变化;中游地区2000年后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减弱,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集中于洞庭湖、鄱阳湖区域,其他时期较为分散;下游地区生态风险集聚趋势增强,时空变化特征明显,低风险集聚自相关区分布较广,高风险集聚自相关区较少．本文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长江经济带生态风险分析,为开展国土整治与修复、推动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针对性、差异化的思路和建议．      

乌海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定量分析

以乌海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乌海市城市化、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分析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并根据协调等级进行归类,结果表明:(1)从时序角度看,2000-2005年间乌海市城市化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过程,波动显著;(2)从频数统计角度看,乌海市6年中有5年协调度指数低于O.6,一般可接受的范围为大于等于O.6.其中有3年勉强协调,两年严重失调.总的来说,乌海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不协调;(3)从趋势角度看,近年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尤其是2005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严重不协调,协调度指数极低.     

重庆市耕地利用转型演变特征研究

【目的】研究重庆市的耕地利用转型演变特征。【方法】基于2000—2016年重庆市面板数据,从耕地利用功能形态与空间形态两个方面对重庆市耕地利用现状及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将2000—2016年划分为2000—2005年,2006—2010年和2011—2016年3个时段,重庆市各区县种植结构变化指数均值在不同时段内呈现出较高水平:2000—2005年间,全市种植结构变化指数均值为80.28,是3时段的最高值;2006—2010年间,全市种植结构变化指数均值有所下降,均值为76.34;2011—2016年间,各区县结构变化指数大小趋于一致,均值达到78.49。这种不断调整的农业种植结构促进了重庆市山区特色效益农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市耕地利用空间差异性增强;2006年后,重庆市耕地利用由单一化向均衡化趋势转变,耕地多功能评价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家庭经济贡献功能涨幅最为显著。【结论】研究结果揭示了重庆市近年来耕地利用现状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态势,以期为重庆市未来耕地发展方向、农用地整治提供参考。     

山区县域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对生态服务价值的影响——以福建省沙县为例

基于2000年、2015年两期遥感数据,利用ENVI5.3、ArcGIS10.5和Fragstats4.2软件,选取景观格局指数,结合NPP和社会经济系数修正ESV系数,探讨了2000-2015年沙县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5年间,沙县耕地、草地面积减少,而建设用地、水体、林地、园地面积增加.其中耕地和草地主要向建设用地和林地转化;林地提供的ESV最多,其中耕地和草地的ESV降低.15年间沙县的总ESV呈上升趋势,增加了83.61亿元,和2000年相比增加了17.11%;生态服务价值和城镇化率、林业总产值相关,其中林业总产值对ESV的影响最大,城镇化率是影响生态服务价值的第二重要驱动因素,说明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受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县域土地利用管理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生产力可持续指数的浙江省耕地利用动态分析

以浙江省统计年鉴2009为基础,本文计算了浙江省1997年～2007年的人均耕地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和生产力可持续指数以及2008年的人均耕地足迹.结果表明,浙江省人均耕地足迹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生产力可持续指数呈上升趋势,浙江省的可持续程度不断提高.     

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均有大幅度提升,但"弱势型"年份仍占居多数;2000—2018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较为明显,但整体水平偏低,中度失调和勉强协调占主导类型,具有较大上升空间;乌兰察布市生态安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变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基于景观格局变化的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引领极,城镇化进程对其景观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变化.因此,探究该区域景观格局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关系,对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Fragstats 4.2软件与InVEST模型,探讨粤港澳大湾区2000-2015年间的景观格局(类型水平:斑块密度(PD)、最大斑块指数(LPI)、最短欧式距离(ENN_MN),景观水平: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蔓延度指数(CONTAG)、斑块密度(PD)、聚合度指数(AI))和生态系统服务(碳储量、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变化,并进行景观指数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景观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破碎化程度加深,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不断增强;受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的碳储量呈上升趋势,而土壤保持能力与生境质量则呈下降趋势,各生态系统服务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林地、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变化对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景观格局及生态系统服务影响较大,故适当优化3种景观之间的用地结构是区域生态保护及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