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道德评价及标准问题

道德评价及标准问题数年来一直是众多史家讨论之焦点。反对者从史家所接受的专业教育，文化间差异以及历史结果好坏的相对性出发，认为历史学家无须在作品中做出道德评价。而赞成者多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出发，阐述了道德评价的必要性。实际上，历史学家在选择题目、引用材料和使用语言时必然会带有道德评价成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要求史家必须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道德评价。道德评价的标准就在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起着促进还是阻碍作用。     

取精用宏 撷其英华——《魏源研究著作述要》读后

史家撰述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都无法避开魏源，因为他集思想家、改革家、经学家、史学家等于一身，不仅在经学、哲学、史学、文学、地理学等学术领域造诣非凡，而且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都对后世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这样一位重大历史人物的研究，历时弥久，成果繁富，值得认真的进行总结整理。     

司马迁《史记》历史叙事的今文经学视野

今文经学是西汉时期主导性学术研究范式，其精神旨趣则是通过对孔儒伦理纲常的系统化、教条化的义理阐释，为封建专制王权提供理论话语支持。随着儒术的独尊，今文经学排斥其他诸子学说的理论倾向也逐渐显露。今文经学的这些特质也极大地影响了《史记》的历史叙事。司马迁在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承袭今文经学的孔儒视角，对历史作了平面化的道德叙事，从而缺乏较为宽广的人文视野。其次，《史记》也极力排斥其他诸子学说，从而使得先秦浩瀚的思想光谱变成了以孔儒学说为话语中心的人文图景。司马迁的这一历史叙事，不仅丧失了史家的人文立场，也使得删减的历史成为后世所谓的真实。     

略论袁世凯改革军制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他的一生,就总体而言是反动的、罪恶的,诸多史家、史书称其为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等,诚然这些称谓有丰富的史料加以证实,并不过分。但就是这样的反面人物,在某个历史时期的某些具体活动却有值得称道之处,这是客观实在,我们不应回避,应客观公允地加以评价。笔者拟对袁世凯对近代军制的改革略述窥见,祈求大家指正。     

无法安宁的帝王陵墓 奥古斯都陵的新生与墨索里尼的黄粱梦

正"我死后,你们将奥古斯都的雕像挪去,换上我的雕像!"20世纪30年代,墨索里尼曾自诩奥古斯都皇帝,妄图重现两千年前罗马帝国的伟业。在他的命令下,包括奥古斯都陵墓在内的一系列古罗马遗址被大肆发掘,仓促修复,被法西斯政权所利用。大半个世纪后,这座帝王陵墓终于与公众见面。     

试析撒路斯提乌斯在罗马史学史上的地位

撒路斯提乌斯是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家、史家。他的作品无论在选材上、写作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从当代政治、军事事件入手，以道德为评价准绳，尽量客观地描述了共和时期罗马社会的发展状况，他的写作特点和他的史学思想对后来罗马和西方史家有一定影响。     

试论朱熹的历史人物评价法

朱熹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特点是采用了双重标准，一是义理标准，二是功业标准。前者是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这包括从正统论立场去评价历史人物、以公与私为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以气节来评价历史人物，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其中不乏理学的说教，但他仍然比较着重与自己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相联系，反映其关心时事的心态。后者主要是歌颂狂狷者而批评乡愿，强调士大夫为政要关心时事，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肯定做出功业者而批评生事扰民者     

奥古斯都大帝究竟有多生气?

正为什么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有时会争论不休。公元9年,罗马。一个信使急急忙忙穿过皇宫,给奥古斯都带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日耳曼人已经消灭了三个军团。然后,一件可怕的礼物又被递呈给了皇帝,已死的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瓦卢斯的头颅。自那以后,奥古斯都就像一个梦游者一样在他那巨大的皇宫里游荡。他茶饭不思,他不再洗漱,他辗转难     

论司马迁《史记》的人民性

《史记》是作者司马迁一生的经历及不幸遭遇，使他在客观地记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与封建正统思想相悖迕的进步的人民性：在用朴素唯物史观稽考社会历史时，他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效法“春秋笔法”藏否历史、褒贬人物时，他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给予了同情和歌颂；在搜集考信材料、运用语言文字以及确定纪传人物时，他流露出了对劳动人民重视、信赖和褒扬的思想感情。尽管《史记》人民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却是《史记》菁华之所在。     

王十朋及其悼亡诗

历史人物王十朋与妻子贾氏之间的感情婚姻生活虽不如他的著名戏文《荆钗记》（又称《王十朋荆钗记》）中那样跌宕起伏、曲折动人，但通过对王十朋及其悼亡诗的解读，可以一窥王十朋真实的婚姻情感生活，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人物王十朋。     

瑶族仪式画的艺术人类学阐释——以广西金秀平道村岭美屯盘瑶仪式画为例

瑶族仪式画绘制的神仙并不是瑶族崇拜的所有神仙，但是仪式画却生动地勾画出一幅瑶族的神仙体系表。从艺术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瑶族仪式画有仪式象征的功能，是人们对神灵寄托的期望。仪式之上对仪式画的参拜也是瑶人追求自身利益和消除困惑的行为。在瑶族的仪式实践当中，仪式画上的神仙体系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实际的仪式运用中它具有联络村民和规范村民行为的作用。     

唐宋文学中的女仙妓化现象论略——以女仙嫦娥的妓化为例

在唐宋文学中,一种新出现却又迅速普遍化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即＂仙女化妓＂和＂妓女化仙＂,正是在时代文学愈演愈烈的仙妓合流发展趋势中,作为道教重要女仙的月精嫦娥也开始了妓化的展演轨迹。无论是诗词中的吟咏,亦或是小说中的描写,嫦娥形象逐渐褪去了沉静淡雅、超逸出尘的女仙品性,而呈现出凡心大动、凡情炽盛的妓化特征。探究女仙妓化现象的深层文化动因,即为道教神仙观念世俗化的不断加剧。     

汉赋所见两汉之神仙观念

翻检汉赋中所描写的神仙,其中可以考证的大约有50多位,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化、地位升降、数量增减,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演变的,以及神仙在汉代士人心目中的位置。神与人之间的交通是先民的理想,其具体的沟通方式在汉赋中有所表达,如祭祀、乐舞娱神、建造降神台等。在神人交通中,也透露出人们的成仙向往,在方士们的进一步鼓吹下,使之成为众人的追求,如秦皇汉武尤为服膺此种学说。然而,一部分理性的文士在汉赋中表现的不是列仙之趣,而是在寻求心灵的荫庇救护之所。     

《淮南子》宗教思想探析

《淮南子》是西汉初期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撰的一部思想学术著作。该书内容博大精深,其中记载了有关夏代及其以前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是研究古代宗教思想的重要依据。《淮南子》宗教思想以神仙道家思想为主,兼及其他有神论信仰,包含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鬼神崇拜三个方面。     

浅议汉画中升仙辟邪的汉代谶纬思想

在汉画中,祥瑞、升仙画像石有很大的比重。由于汉代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观念的风行,统治阶级极端推崇谶纬迷信思想,世间的一切事物都被赋予各种吉凶兆应,依据谶纬学说而被创造出来的各种形态各异的祥兽瑞禽,成了统治阶级粉饰太平,为帝王歌功颂德的象征。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巫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巫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巫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美本体”和“大美，天乐”──柏拉图和庄子的审美观比较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在审美观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否定现实美，追求一种超越时空的绝对美、永恒美．但是，由于他们对当时现实态度的不同，以及本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形成了在达到这种永恒美的途径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充分显示了东西方哲学内涵的异同     

内史之名及职能演变考析

内史是先秦史官体系中与太史并行的一大史官系统，由商周时期的作册发展而来，因其行事范围大致在周王室宫内，故有内史之名。主要从事册命诸侯、制作文书、考政事以逆会计、助王读赞等重要大事，地位十分尊崇，春秋时期诸侯国很少设置此职。战国秦汉以后慢慢地从史官体系中分离出来，演变成与财务、京师治理相关的官职。     

历史叙述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情感研究

历史叙述是指历史学家按照如实叙述的原则，写作历史著作的过程。无论是秉笔直书的原则，还是对史料的选择与甄别，历史叙述都是一项历史学家主观参与的实践活动。历史叙述中存在着历史学家个人的情感，反映了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赞扬与批判，蕴含了历史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原则。历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与个人情感，将影响主体对史料的选择，甚至影响所述史实的正误。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叙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来传递个人的主观情感，进而教育与引导读者的行为。     

东晋玄言诗与佛教关系略说

东晋玄言诗风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佛教对当时文人浸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佛教的影响，孙绰、许询等玄言诗人一方面继承了郭璞五言诗创作以玄理入诗的作法，另一方面又扬弃了其中与玄理相伴的神仙家言，使得郭璞诗中尚有的“坎 咏怀”的内涵与“飘飘而凌云”的审美感受消失殆尽，导致《诗》、《骚》体尽、“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创作成为一时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