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导、博士生科研复述和杂谈(8)——谈谈申请基金

 我申请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是在1985年。1983年12月底我回国了,在1984年的某一天,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一位热心的留英学长跟我介绍说,可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基金,于是,我在1985年申请了自然科学基金。没想到,当年就被批准了,获得了3年共1.5万元的资助。从那以后的许多年中,我一直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我的胖书包

正我的书包是个"穿着红衣裳的胖墩儿"。它陪伴我已经好几年了,最近我发现它一年比一年"好吃懒做"了。"好吃"——我的书包在三年级前"身材"是比较苗条的,可是     

给奶奶的一封信

正尊敬的奶奶:您好!我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了十年,我有很多话想对您说。今天,就让我在这封感谢信中一吐为快吧!奶奶,我想对您说:"谢谢!"谢谢您十年来对我的养育,谢谢您十年来对我的关爱。听爸爸妈妈说,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您就一直在我的身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想衷心感谢您,您辛苦了!     

我的奥运故事

作为一个从事体育商务工作的人,为了北京的奥运会,我在3年前就来到了北京。来到北京的几个月之后,我的太太及刚出生的宝宝也踏上了这片遥远的土地。我的父亲至今不理解我举家来到中国的决定。但现在3年已经过去了,2008年也终于来到了。这3年里我慢慢的融入这个曾     

再论小康直销

作为太阳神直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在经过了近5年的行业熏陶后,已经深深地爱上直销这个行业。然而令我尴尬的是,虽然我深爱着它,可是我却很少对外说起它,更别说向别人去赞美它,在这种矛盾之中我度过了近5年的时间。每次当我试图向朋友们解释一下直     

没有网络的日子

只有失去了某种东西的时候,你才会对它倍感珍贵。我的网络化生存已经快十年了。我在电脑上写作,我在网上通讯,我在网上播撒,我在网上收割。一路走来,我见证了网络的襁褓期、婴儿期、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我相信,即使到现在,网络也才刚刚     

看那旭日东升——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湖南大学韩旭教授

“想把成果带回自己的国家” 想把成果带回自己的国家是韩旭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毅然回国的原因。“2001年,博士后研究结束后,我留在了新加坡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表,我萌生了想回国的想法。在新加坡的第六年,也就是2003年,我发表了28篇论文。我感觉在新加坡一天也呆不住了。”     

我想和2011谈谈

<正>2010年在我猝不及防的态势下华丽地转身走了,轻轻地带走了我还没发出的感慨。2011年悄无声息地来了,等我回过神来,忽然觉得应该和你谈谈。     

中国将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在跨入新世纪的时刻,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我原是犹太人,两岁时随家来到中国,我今年80多岁了。除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51年之间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外,一生绝大部分岁月是在中国度过的。从15岁起我便开始了新闻工作的生涯。当天津被日本侵占后,我的父母去了美国,我却愿意留在中国,因为我相信中国必胜,     

做好“国际学术会议报告”的几点技巧

<正>我自己的一个沉痛的教训我自己的一个沉痛的教训。1988年,我在美国地质学年会的一个分会上作了一个口头报告,那是我的第1个英文口头报告。由于我的报告科学质量低、透明胶片复印质量和文字质量低、准备得不充分和表达得极不通畅,报告效果极差。报告前,我的导师坐在我旁边为我鼓劲。但当我讲完后,他却悄悄地走了。更严重的是:到了4年之后的1992年,我向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个基金申请,一位评审在他的审稿意见中写道:"我在1988年听过申请者的一     

在《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研讨会》上的讲话 永远难忘的教诲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今年3月5日,是他91岁冥诞。尽管他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传身教,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头。从1937年到1966年,我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了30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做的主要是新闻和统战工作。建国初期和1955年以后,我先后在华东局和文化部工作,分管的是电影和外事。由于我在香港和重庆曾和廖承志、乔冠华等同志参与过一些涉外工作,开国初     

他们叫我“采暖炉”

正我是个热情乐观的小男孩,名字叫"王光磊",小伙伴们因这个名字给我起了个绰号——"采暖炉"。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妈妈讲,我出生那一年,爸爸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水暖安装门市,主要经营"光磊"采暖炉,卖得很火。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我降生了,在给我起名字时,当过几年教师的妈妈说:"叫王士博吧!这个名字反过来就是博士     

仰望莫高窟 仰望常书鸿

2009年9月9日,我和夫人去参观莫高窟。我心仪60年的地方,如今就在眼前了!我的第一感觉是,你得仰望它——因为它太高大。我有一种朝圣的感觉。     

光彩夺目与味带苦涩的琐事

<正>《世界知识》创刊80周年了。我曾任职30年(在杂志和在出版社),加上离休后编外交辞典的10年,一共40年,正好是80年的一半,算得上老世知人了。我毫不掩饰,我为此无比自豪。40年中,历史在耄耋老者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但是有些事情却还清晰,其中有些骄人,光彩夺目,也有些属于遗憾,甚至味带苦涩。质疑大战危险1979年第18期杂志(9月16日)发表了我的文章《世界舆论关于第三     

研究生应注重提升工作汇报能力

正一年又一年,一程又一程。人生的路,需要不时回首。在这里谨以此文,总结我的留学收获,感谢关心我的师长。第一,增长见识,明确差距。出国访问研修,对我而言,确实增长了见识。首先,国外学者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波兰时,合作导师P教授白天手把手地教我鉴定矿物、操作仪器,这     

老师,我想对您说

<正>老师,我毕业了。在过去一起相处的六年时光中,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事,可能有一些事您都不记得了,可是我忘不了。我忘不了与您相处的点点滴滴,它们都是我美好的记忆。我上五年级时,我家的狗——与我玩耍了八年的黑黑,因为岁数太大去世了。我哭得撕心裂肺,每天上学时都很沮丧。在学校里,我还是常常想起昔日与我一同跑步、日落时蹲在门口等我回家的黑黑,忍不住     

生活在安徒生的故乡

"安徒生故乡"丹麦奥登塞古老又宁静,陈婷用了两年时间在这里学习童话的语言。2006年的夏天,大学毕业。与奔赴世界各地的同学们相比,我似乎是懒了一点儿,只是把行李从北外的东院搬到了西院。我不再是一个德语系的学生,而是通过了选拔成为一名新开设的丹麦语教师。教之前先要自己学会才行,于是我开始了在丹麦欧登塞的两年学习生活。     

莫斯科二十年片断

自从我1955年去莫斯科留学的那一天起,我便与苏联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6月到1989年1月,我先后4次在驻苏联使馆工作,前后共20年,另外10年在国内也是从事对苏工作。30年从职员、随员到大使,我走过了职业外交官职务系列的全部台阶,也经历了中苏关系从兄弟友谊到分歧暴露,由公开论战到关系破裂直至边界武装冲突,此后又经历了中苏恢复对话     

外交官的辛酸事 我出国期间痛失双亲

正母亲去世7年后,父亲也走了,那年,我出任驻土耳其大使不到一年。国内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允许我回国奔丧。周总理说,外交人员是文装的解放军。像军人一样,绝对服从命令是一个外交人员的天职。外交人员受祖国重托,常年在国外工作,不能经常回国,因此,对父母的孝顺相对少些,真是"忠孝不能两全"。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土耳其工作期间先后失去了母亲、父亲。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一辈子以种田为生。他们都是文盲,吃尽了不识字的苦头,因此不顾生活艰难,供我上学。我读书一共18年,父母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父母亲到了晚年,身体大不如前,病魔经常缠身。但这时我正值年富力强的中年,工作担子较重,     

我的感受

从1978年夏到1989年秋,我在《世界知识》编辑部工作了11年。这11年是我心情舒畅、工作顺当、成长迅速的时期。领导上分配我管中东地区的稿件。中东正是热点地区,许多轰动世界的大事频频发生。我作为一个编辑新手,深感头绪纷繁,应接不暇。形势逼人,也是锻炼人的机会。在老编辑的传、帮、带下,我边干边学编辑基本业务,白天不够用,就开夜车弥补,有时把节假日也搭上。星移斗转,我在磨炼中逐渐成长起来。在领导指点、同事帮助和合作下,我做出了一些成绩,职位也有所改变。有人说我时来运转。说对了,但不只是我。世知社就是在遭“文革”之灾停办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