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

近年来,贪官落马的案件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其中以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现象最为严重,但现行刑法规定的贿赂范围却难以应对当前花样繁多的贿赂犯罪。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和持续性远远超过了财物贿赂,更容易滋生腐败。笔者认为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其立法是大势所趋。     

论受贿罪中贿赂的认定

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受贿中贿赂的范围仅限于财物。随着社会发展,贿赂的形式层出不穷,为了惩治犯罪的需要,应将其做规范的扩大解释．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     

对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完善的思考

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存在散乱、缺位、不协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限缩了贿赂犯罪圈,并造成刑罚不当等问题。从形式上看,我国在以"主体—行为"为标准划分贿赂罪罪名体系之外,还按照单位和个人的次级标准独立规定单位贿赂罪名,并且轻视单位犯的社会危害,对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显著较轻,因此应该取消独立的单位贿赂罪名。从罪名体系上看,介绍贿赂罪的不合理存在使得我国贿赂罪罪名体系不完善。从实质上看,贿赂罪以"财产性利益"为贿赂的范围明显偏窄,加上利益要件的存在,使得一些贿赂行为得以避免应有的刑罚,取消贿赂犯罪的利益要件以及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我国惩治贿赂犯罪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完善探讨——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基点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了行贿罪的罪名体系,修正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增设了贪污受贿犯罪的事后恢复条款,严格限制细化了行贿罪的从宽处罚条款,这些修改有利于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但是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应当在扩大贿赂对象的范围、分立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废除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修改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面予以完善。     

略论量刑情节

量刑情节与定罪情节相对应,属于一种犯罪情节,是指影响量刑结果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主要功能是可以决定宣告刑。量刑情节具有一定法定性与非法定性和独立性与复杂性的特征,可以分为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单功能情节与多功能情节和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量刑情节的适用较为复杂,总的原则是依法适用,同时应注意其存在的问题,并建议通过立法予以解决。     

心电成分的多核尺度卷积神经网络分类算法研究

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认定疑难问题凸显了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理论与新型网络财产犯罪之间的适用冲突。认为网络空间财产犯罪中存在网络平台“错误认识”的观点不符合诈骗罪本身的逻辑构造，提供代码验证服务的网络平台不参与用户之间的占有转移。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实质上是财产性利益的占有转移，应当以“与原占有人人身相分离”的可转移性和“对于被害人具有财产法益”的财产性为标准划定占有转移成立的边界，且不得以数额不明确为由缩小其成立范围。在具体认定过程中，要采取“账户权限或记录的不可逆转变”的认定标准，区分网络空间财产犯罪的占有转移与占有的迟缓。     

构建我国多元化量刑证明标准

程序立法上量刑证明标准的缺失是造成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确立独立的量刑证明标准既是规范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必然要求,也是指导控辩双方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开展举证及辩论活动的现实需要。我国应确立以罪行轻重程度为依据的多元化的量刑证明标准,量刑证明标准的确立及适用离不开对刑罚目的的准确把握以及相应配套制度的保障。     

论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目前,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还不够科学,完善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已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对于受贿罪,改变目前只设立单一罪名的立法模式,针对受贿犯罪的各种不同构成情况,分别设置多个罪名。＂性贿赂＂应予犯罪化,将现有刑法贿赂犯罪的贿赂范围修改为＂不正当好处＂,对于性贿赂没有必要单设罪名。     

凉山毒品犯罪量刑指南制度的建立

建立凉山量刑指南制度是兼顾罪刑法定与刑法个别化的需要、兼顾刑法的统一适用与区别对待的需要、司法独立的要求,建立凉山地区量刑指南制度要先从毒品犯罪入手。提出应针对凉山地区毒品犯罪的实际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毒品犯罪量刑指南》。     

完善我国反贿赂犯罪之刑法立法的若干思考——来自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发展的借鉴

面对贿赂犯罪表现形式日趋多样,跨国贿赂、赃款向境外转移、贪官外逃现象日益严重的严峻局势,国际社会在立法上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我国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在贿赂犯罪问题上也面临相同的威胁,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却落后于国际反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在贿赂犯罪的范围、行为对象、刑罚种类等方面完善我国的刑法规范。     

对我国贪污贿赂犯罪死刑适用的研究

司法实践已充分说明,死刑的适用并没有遏止贪污贿赂持续上升的犯罪率,死刑的威慑力非常有限。鉴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应该废止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并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提出惩处和预防贪污贿赂犯罪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建议。     

论我国行政犯罪惩罚机制的缺陷及完善

行政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同时也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与普通犯罪和一般行政违法行为具有紧密联系,但其与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为有效地惩处行政犯罪,其惩罚机制也有其特殊性。我国现行法制认可了对行政犯罪并处行政法上的制裁与刑罚的双罚制,但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较多不完善之处,需要予以完善。     

丹麦的贿赂犯罪规定研究及启示

丹麦被评为“世界最清廉的国家”,其有关行贿受贿的法律规定极具特色.从其行贿受贿犯罪的犯罪构成上看,其关于达到犯罪程度的标准、犯罪的主体与对象以及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等相关规定,都体现着丹麦对廉洁正义的极致追求.比较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更明显地看出丹麦对行贿受贿犯罪刑罚处罚的各种特点,这对我国的廉政建设立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与受贿罪的认定——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反思

针对司法实践中查处受贿犯罪时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问题,“两高”发布了及时查处、依法惩治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细加分析“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的规定,不难发现其立场有违刑法受贿罪的规定,并且条文中“及时”、“掩饰犯罪”之用语不明确、欠严谨。因此,对“两高”受贿罪司法解释第9条进行反思,有助于厘清异议,正确适用刑法和司法解释解决受贿罪定性问题。     

构建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业贿赂犯罪已成为我国目前新形势下日益泛滥的一种犯罪现象，它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剧了行业不正之风，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本文结合商业贿赂犯罪的发案特点，分析了商业贿赂犯罪的种种原因，旨在提出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有效对策。     

正义与法益规制下的刑法解释——读张明楷教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作为联结刑事立法和刑法适用桥梁的刑法解释,是实现正义和刑法目的的重要途径。发挥宏观指引作用的正义理念与起中观规制作用的法益的契合点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刑法解释者应当心怀正义,围绕法益这一核心概念,在罪刑法定与罪刑均衡两大原则的制约下,目光往返于生活事实和刑法规范之间,充分运用各种刑法解释方法,从定罪与量刑方面对刑法条文做出最合理而圆满的解释,从而保护法益,促成刑法正义的实现。     

试析破产犯罪之罪过形式

破产犯罪在我国属新兴形态犯罪,有关刑事立法极不完善。因此,颇有从立法论的角度予以探讨的必要。就罪过形式来讲,各国(地区)为增强破产犯罪构成要件的堵截功能,或采用过错推定或降低证明标准,或采用设立过失犯方法。而于我国,则宜采用后一种方法。这不仅仅是满足实践操作的需要,也是破产过失行为该当刑罚性的体现。     

论预备犯的刑事责任范围

预备犯因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应受到处罚,但这并不表明所有犯罪的预备行为都应受处罚,因为不是所有犯罪的预备行为都构成预备犯。预备犯并不存在于所有的犯罪中,它只存在于部分直接故意犯罪中。     

香港与内地贿赂犯罪之比较分析

香港政府在打击贿赂犯罪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手段与方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通过介绍两地的立法情况,比较分析贿赂犯罪的构成,并提出完善内地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建议,以使反腐工作更深入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