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第一说“不”——看《我的1919》有感

当冰冷的铁门上出现了一个雄壮的身体，当巴黎上空传出一个声音：“中国人是不会忘记这一天的!”，当一个矫健的身躯拖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巴黎，当荧屏上打出“不”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大声地呼喊“我是中国人，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青春。”这就是我看了电影《我的1919》后的真实感想。     

喜欢菠菜的小男孩

有个小男孩被邀请到亲戚家吃饭,女主人知道虽然菠菜营养很好,但是很多小孩其实都不喜欢吃。于是,当这个小男孩来的时候就先问他:“喜不喜欢菠菜。” 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出人意料地说:“我喜欢菠菜”。 但是当女主人精心所做的菠菜端到小孩子的面前时,小男孩却一点也没有吃。     

别对我说谎

恐怕没人敢说：“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谎”，因为这句话注定会被视为一个滑稽的弥天大谎。谎言在人类历史上源远流长，从孩童耳熟能详的“狼来了”、“匹诺曹”，到现代社会的“水门事件”、“拉链门”，似乎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可以觅到它留下的蛛丝马迹。王尔德曾撰文讽刺说：“撒谎这门艺术已经式微，或许只有律师是例外。”百年之后．谎言泛滥的程度似乎比以往更为严重。英国记者洛特就曾经把上世纪80年代称为“谎言的十年”，而美国记者布列德莱则认定：“近几年说谎似乎已如传染病般爆发，以至于我对谎言已然拥有了免疫力。”     

和孩子一起上网吧

和孩子一起上网吧！这个“吧”不是“网吧”的“吧”,而是一个表示催促的感叹词。家长,尤其是学生家长看了,一定会很生气,如果他们知道我还是一个老师,肯定会更生气。 那么,我就先检讨检讨自己吧！报纸上说了,现在的老师知识面没有学生广,有的老师看了非常不高兴。我看了却觉得很惭愧。调查的结果绝对是真实的,老师的知识面确实普遍没有学生广。因为我也曾经是学生,我知道我书看得最多的时候就是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有零用钱,首先就是买书。现在看看书架上的书,大多数都是学生时代买的。等做了老师了,却好像是功德圆满了…     

美国的“警世通言”

美国豪门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之一大卫·洛克菲勒,不久以前访问英国的时候,曾在伦敦的电视节目中露面,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场无聊当有趣的对话,但是却颇值得“立此存照”。“有钱可怕吗?”记者问道。“不、一点也不。”洛克菲勒回答。“有钱不是一种讨厌的负累吗?记者又问。“不,有钱并不坏。”洛克菲勒不费思索地回答。“有线有什么坏处吗?”记者再问。洛克菲勒说,坏处是有的;但是他认为,好处比坏处多。……真是问得出奇,答得干脆。看来,那位英国电视台的记者如果不是伪装天真的话,至少是没有读过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著作,否则他就绝不会提出这种愚蠢得可笑的问题。狄更斯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     

我要的幸福

“好的,我下午三点直接到你的工作室采访你。”记者正在成都街头一报刊亭预约一个玫琳凯经销商的采访,刚挂掉电话,女摊主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逮住我,“你是记者吗?你要采访玫琳凯经销商吗?”我点着头。“我认识一个玫琳凯经销商,她做得很成功,团队遍布乐山、西昌、眉山、邛崃,你去采访她吧。”她放鞭炮似地说了一大串。缘,妙不可言,我正愁着采访对象太少,天上却给我掉了个“林妹妹”。     

做个有“玩”心的班主任

案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领着学生向学校西边的小岛走去。学生一脸狐疑,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路上不停地问我:“老师,我们去哪里?去干什么?”我听了笑而不答。当离小岛约有100米光景的时候,我大喊一声:“跑!看谁先到那边的大树前!”学生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原来,老师要和我们一起“疯”。于是一个个像撒腿的兔子,飞奔向大树,接着我们在草坪上一起打滚,一起“追逃”,一起摔跤……就连以前见到老师话都不敢说的学生,此时也像吃了“熊心豹胆”一样,向我发起“进攻”……一个个的“真面目”都露出来了,当然还有我这个大孩子。…     

小小巫的故事——一级巫师历险记

小小小巫的前生其实是个矿工。那矿工很不争气只会挖银,却非常争气的拿到了“跨入神的领域”的称号。走在大街上常有人问:“有金吗?有白金吗?我要。”于是那黑黑的矿工就注视人家的眼睛说:“对不起,我还没转正,我只会挖银。”终于有一天,那矿工光荣的被删除了,一个新的小小巫大模大样的占据了原来矿工的位置。     

温哥华新老“中国城”：印痕与苦乐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同学曾经兴致勃勃地请我陪她去逛温哥华的中国城。她觉得我是中国人，必然对中国城了如指掌，还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充当讨价还价的翻译。当我告诉她，来温哥华几年的时间里，我很少涉足大名鼎鼎的中国城时，她觉得难以置信，”在温哥华留学多年的楚楚向记者回忆。     

我的野蛮祖母

我5岁那年,祖母邀请了一些亲戚朋友到布朗克斯的公寓里聚会。在客人中有个做生意发了财的大款,他的妻子神气地向大家炫耀他们家的社会地位。他们有个娇气的小女儿,年纪跟我差不多,脾气很蛮横。祖母殷勤地伺候着那个大款和他的家人,她把他们看作是她的社交圈里最重要的人物,因此她不遗余力地逢迎他们。晚会进行中,我走进了洗手间并随手把门关上。大概一两分钟后,我当时还坐在马桶上,那个小女孩推开洗手间的门,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难道你不知道当一个男孩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女孩子是不可以进来的吗!?”我生气地嚷着说。听到我生气的吼声,她…     

《一件小事》中“我”的形象

人们在分析研究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时候,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往往被忽略掉,或者没有被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一件小事》中的“我”。一、“我”是怎样的知识分手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种种类型。其中为数最多的一类是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出路的苦闷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吕纬甫、魏连(?)、史涓生、子君、作家(《幸福的家庭》)等。“我”和他们是属于同一类吗?回答是不属于同一类。现试把二者作一比较,通过比较来判断“我”究竟是怎样的知识分子。     

我想当班长

我真的很想当班长。从小到大,我都是属于电影里“匪兵甲”“宋兵乙”的角色,没什么露脸光彩的事。自然我也没当什么“官”。惟一一次例外是读小学时,我所在小组的小组长生病了。我代理了一天。因此,在各种毕业留言册上,我都充满感情地写下了“最难忘的事”:当小组长一天。纵观这一天的业绩,我还是蛮骄傲的。全组同学按时完成了作业,打扫卫生得了100分,每个人在我的监督下都按时回家了,没有买路边小贩的东西吃。所以,我认为自己还是有做“领导”的潜质的。这是初中的最后一次竞选了,我真的很想当班长,我保证我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帮助同学,…     

写好心理活动,增强文字感染力

正习作初稿我最不爱吃鸡蛋了,可今天早上妈妈却非让我吃鸡蛋不可。其实蛋白并不太难吃,最难吃的是它包着的蛋黄。吃蛋黄的时候,我怎么也下不了口。妈妈不断地催促我赶紧吃,我只好咬了一点儿含在嘴里,却怎么也吞不下去。抬头看到妈妈紧盯着我,我只好拼命把它吞了下去。吃了很久,我才把整个鸡蛋吃完。     

服务需要“细水长流” 一个汽车咨询顾问的答复

上期《咨询》刊登了记者采访我的《4S店的危局与破局》问答,这期收到《咨询专刊》转来的东风日产风日专卖店的总经理张华的困惑和记者所写的“一个汽车经销商的困惑”的文章,我想以“一个汽车咨询顾问的答复”来回答张总和记者的问题。我把张总和记者的文章归纳为三个问题:一是大量的厂商培训似乎不解决实际问题,二是缺少低成本、长期、稳定的与大多数车主沟通互动的服务方式,三是服务水平提升了,但是销量却上不去,销售水平得不到厂家重视。我想这正是中国目前汽车经销商、4S店的经营状况和实际管理水平。这也正是我上期指出的中国汽车经销…     

浅论19世纪现实主义的表现性

在过去一个时期里,我们曾经把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所具有的“再现”与“摹仿”特性无限地放大,反复地加以阐释、论证与引伸,从而掩盖了表现性、情感性特征,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传统的把握与理解也就出现了偏差。诚然,最能为这种“再现论”、“摹仿说”提供事实佐证的是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因为,这一流派的作家普遍强调“按生活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巴尔扎克说,“法国社会将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司汤达说,“文学是放在大路上的一面镜子”。福楼拜则强调客观冷静地描写生活,“作者在他的作品里,必须象上帝在世界上一样,到处存在     

日本:我心中的花朵与伤疤

出版一部随笔集是长久以来深藏心底的一个愿望,但当这部关于日本的书稿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忐忑。我与日本结缘于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于日本,大多数中国人初次踏上日本国土时都会经历"文化休克"那样的体验。记得我刚到筑波留学的半年间,由于面临语言、学业、打工的多重困境,心情沉郁又孤独。当日语水平有了进步,也逐步适应了留学生活的时候,我开始观察和品味日本。在富山大学读     

透过墨镜看自己

当我出生以后,如果我会说话,我一定会说:“谢谢,谢谢你,妈妈。”然而,我却不能,因为我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原因只有一个——我是个婴儿。当我活了15年时,如果我能说话,我一定会说:“不要,不要有战争。”然而,我却不能,因为我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原因只有一个——我思想不健全。当我活到35岁时,如果我可以说话,我一定会说:“老板,给我涨工资。”然而,我却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原因只有一个——我会戴上个印着“不敬”的帽子,被老板“炒鱿鱼”。当我活到75岁时,如果我想说话,我一定会说:“拜托,让我多活100年。”然而,我却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     

我能面对现实——吴修治答本刊记者问

记者(以下简称记):得知事故发生后的那一刻,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吴修治(以下简称吴):我给社会带来了这么大的灾难,无颜面对所有人。记:当时为什么要选择瞒报呢?吴:说到底还是怕,怕面对现实。我不希望是特大事故,如果是特大事故,更加麻烦。当然,瞒报也不完全是我个人的主张。当时,我想到3个还没有找到的矿工应该不会被发现,就没上报,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     

跨太平洋拯救湘西女婴

“请帮帮我们,帮帮这个可怜的小女孩!”2004年11月10日晚9时许,天空下着绵绵秋雨。突然,记者的手机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一串陌生的电话号码在手机显示屏上不断闪烁,这是一个跨越太平洋的电话。“记者您好,我是中国留美学生,我叫蒋狄青,我现在在美国。非常抱歉打扰你,但是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想要得到你们的帮助。”电话那头传来了一名男子声音。正当记者为这个越洋电话感到有些纳闷的时候,自称蒋狄青的男子细细道出了事情的原委。蒋狄青说,他出国以前曾经在上海做过几年记者。通过朋友的介绍,他找到了长沙的媒体记者,希望能够借助媒体的…     

从祥林嫂的絮语说起

“我真傻、真的,……”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子里来”。 当祥林嫂又要向人们唠叼她的“阿毛的故事”的时候,她得到的是这么“又冷又尖”的回答,于是只好住口。 这“阿毛的故事”原先是曾经使男人“敛起笑容’,使女人们“陪出许多眼泪来”的,但是,由于她“只是反复地向人们说她悲惨的故事”,不久、“便是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了,——“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了。但她不明白这一点,过后还是这么絮絮叼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