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终无情 何以为蒸黎——兼评“三吏”“三别”中的女性形象

“三吏”“三别”是杜诗中现实主义的名篇。这六首诗的基本思想和诗中的妇女形象,众说纷纭,很不一致。举其要者,大致如下:一说“这六首诗也有一个总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爱国主义。”①一说“这一组诗所以动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它艺术地发挥了爱人民的思想。”②还有一说,认为“‘劝其死王命’,这就是杜甫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这《三吏》和《三别》的基本精神。”③以上三种意见可用“爱国”“爱民”和“忠君”六字概括。论及诗中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对《石壕吏》中老妪的分析和评价,历来的看法     

杜诗“石壕”地名小考

关于杜诗《石壕吏》中“石壕”的地点历来有“陕县说”、“宜禄说”、“宜保说”三种不同说法，文章通过对杜甫行踪、诗中内证、史书外证三个方面详加考据，认为“陕县说”比较确切，依据考据结果，杜诗三吏的顺序应重新排列。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杜甫在湖南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湖南的三年,是“江湖行路难”的三年,也是“乱离难自救”的三年。当时他贫病交加,居无定所,处境十分困难,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歌手,他的诗歌创作却从未停止。“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泊岳阳城下》),他一进入湖南就这样庄严地宣告了。他早年曾说过:“诗是吾家事。”把写诗看成是世代相传的事业;到了湖南,这一思想又有新的发展,“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宿凿石浦》),他要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的那样,把自己的诗视为优患中的发愤之作,以比于文王蒙难演《易》而作彖辞(《易》之卦辞),孔子莫容赞《易》而作系辞(卦辞传注)。就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支持着他,所以     

“新义日增,旧说几废”──欧阳修《诗本义》的经学贡献

欧阳修《诗本义》是宋代《诗》学滥觞之作。欧公一反汉唐以来“疏不破注”墨守章句训话的解经模式，首开“疑”经“惑”传之风，对于《诗》之大义，主张“以人情求之”，反对悖情逆理之迂说；对于《诗》之文辞，则主张舍迂从简，舍曲从直，批评增字改经强合己意之臆解；对于诗旨则主张本诸文学探诗意，自出议论立新说，还提出诗辨本末，篇别时世之论。总之，于《诗经》作品、毛郑旧注及有关经学问题皆有辨析，创见颇多，凡其所云，盖属空谷足音之论。自此之后，宋人解说《诗经》开始摆脱毛“传”郑“笺”束缚走上自出议论的新途，“新义日增。旧说几废”，“宋学”遂告形成。     

《琵琶行》“江月”探幽

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话是说白诗传诵之广,也是说白诗的通俗易懂。其实白诗在艺术构思上,是极富幽隐精微,自有独家创意的。比如《琵琶行》一诗的四处“江月”便经意甚深,而为历来说诗者所忽略。它可以看作白诗在艺术创造上幽隐精微的一例。“江月”在诗中共有四处。分别是:“别时茫茫江浸月”,“唯见江心秋月白”,“绕船月明江水寒”,“春江花朝秋月夜”。这四处江月恰好分处于四段的“眼”位,绝非偶然,而是诗人精心安排的。第一段,琵琶女尚未出场,却因“别时茫茫江浸月”一句,造成了惨兮兮的气围,具有一石三鸟     

也谈高适《燕歌行》所感的“征戍之事”

高适的《燕歌行》诗前有序曰:“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文苑英华》、《全唐诗》“元戎”作“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这就引起了研究者对诗歌所感“征戍之事”的针对性的讨论,有的认为专咏张守珪,有的认为讽刺安禄山,总之,如清人陈沆所说:“非泛咏边塞也”(《诗比兴笺》卷三)。笔者认为,此诗并不因某人某事而发,恰恰是一篇“泛咏边塞”之作。     

“国风”之“风”新探

传统的观点多认为“风”是民间歌谣,可是“风谣”说如果成立,那么先秦时期就曾出现过一个从人人会作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无人会作诗(“《诗》亡”说)的怪现象。同时,两汉以来曾进行过多次“采风”,可是所采到的民歌却无法与“国风”相比。这并不是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愈来愈低,而是“风”根本就不是什么民间歌谣,其实质是“巫风”。或者说,巫是先泰时期的诗人歌手,风是“巫歌。” 文章首先通过对《易经》中古歌谣与《楚辞》的作者皆为巫的考证,论证出《诗经》的作者亦是巫。其次,《礼记》:“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其中“民”在此指臣,引伸为诸侯;“风”指“歌舞为巫觋之风俗”。由于列国的巫觋歌舞之风体现了礼乐制度,所以在礼坏乐崩之际引起了周天子的极度重视,从而所陈之“诗”即是巫觋歌舞时所唱的乐诗。其三,探讨了“省风作乐”的实质与“诗不能作”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巫风中的“性”文化,“郑声淫”等是巫风中性文化的产物。并探讨出孔子“乐正”并不是删诗而是修正或订正诗,即将诗中的“淫声”之处改正过来,使之符合礼教。     

“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     

言简蕴含深，悲中见真情———评杜甫《石壕吏》

《石壕吏》是杜甫著名叙事组诗《三吏》中的一首．写于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这首诗通过“有吏夜捉人”反映了“安史之乱”唐军溃败．官吏为保大唐江山任意抓人补充兵员给人民带来苦难，酿成无数悲剧的现实；从“妇啼一何苦”的悲剧中，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对真的、善的、美的毁灭，表达了诗人对饱经战乱之苦的人民的深切同情。     

"淇水汤汤"考释

对《诗经·卫风·氓》中的“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历代所解颇有不同。郑《笺》以此为追述之笔:“我乃渡深水,至渐车童容犹冒此难而往,又明己专心于女”,其后孔《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均申郑说,以为本句乃“此妇更追溯来迎之时”,“冒此深水渐车之难而来,明己专心于汝”。然如依此说,则势必打断全诗由婚前至于婚变按时序追述的章法。朱熹《诗集传》别立新说,认为这是写女子婚变后“复乘车而渡水以归”,其后也多有承此说法者。但此说亦可商榷。因本句前之“自我”二句言婚后生活,后之“女也”四句斥夫之无德,均为叙事之笔,而中间忽以…     

哲学与诗学的冲突和融合——董仲舒诗学观探微

诗三百在董仲舒阐述春秋大义的过程中主要发挥“达意”、“正言”的作用。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以诗为天下法”的诗学观点，但在“知天’’的问题上拒斥了诗和诗人，主张“知天，诗人之所难也”。同时，《诗》、《春秋》在董仲舒阐释哲学的过程中面临着共同的困境，由此提出“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等理论命题。在现实政治的情境中，“知天”的问题非但是诗人所难，董仲舒本人也是难以把握的。     

论陶潜的“百一”诗味

钟嵘《诗品》序文谈到“诗之至”的标准,是“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魏晋以来的文论,普遍重视文学“滋味”的论述,钟嵘诗评故有此说。钟嵘诗评的这一标准,实际上指出了怎样品评“诗味”的问题。一部《诗品》,评述某诗人五言诗的风格渊源,且不论是否正确,都有其评论的依据。其依据无非是从内容与文采两方面加以考     

“兴”义再辨析

《诗》有六义,风、雅、颂为《诗》之分类,赋、比、兴为《诗》之表现手法。这也是历代《诗经》研究者所形成的共识了,但具体解说到“比兴”的含义,尤其是“兴”的含义,则千百年来聚说纷纭。     

“沉郁顿挫”爱国情——《三吏》主题别议

"三吏"组诗与"三别"组诗同为一体,"三吏"立足于官与吏的层面突出爱国主题,而不是"揭露"、"批判"的初衷。诗人杜甫运斤成风,巧妙地将叙事性、故事性和历史的真实性融于诗史之中。诗圣少陵"奉儒守官",故其诗歌创作不离"忧国"、"思君"之宗,诗歌内容总能"推见至隐",以小见大,通过小人物的言行表现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主题,"三吏"组诗就是作者人生理想和创作理念的完美结合的集中体现。     

“屈戌”考辨

“屈戌”(一词新《辞源》作“屈戍”,释作:“门窗上的搭扣。”新《辞海》作“屈戌”,释作:“门窗上环纽、搭扣。”两部大型辞书,竟然不同,谁是谁非,实在很有必要作一番探讨。一、屈戌、屈膝和屈戍的关系“屈戌”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晋陆翙的《邺中记》:“石虎作金银纽屈戌屏风。”“屈膝”一词最早见南朝梁简文帝《乌栖曲》之四:“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前出。”明周祈在《名义考·物部》中说:“曲须为屈膝。李贺诗:‘屈膝铜铺锁阿甄。’盖门环双曰金铺,单曰屈膝,言如膝之屈也。古《乌栖曲》作‘屈戌’,李商隐作‘屈戍’,皆误。”他认为作“屈戌”误,应该作“屈膝”,因为其意为“如膝之屈也。”那么,“屈膝”该是整体,是后来误作“屈戌”,即“屈戌”是“屈膝”的别体。另外,他说“《乌栖     

论陈恭尹诗中的“雨”意象

诗人陈恭尹对“雨”意象情有独钟。他在诗中刻意营构多姿多彩的“雨”意象，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陈恭尹笔下的“雨”，既有冷暖之分，又有粗细疏密、新旧、动静之别。诗人赋予“雨”以人格化，在情景的交融中使读者获得美感。     

王次回“疑云”“疑雨”诗探考

晚明艳体诗人王次回有《疑云》、《疑雨》集。清初诗评家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评云:“王次回喜作小艳诗,最多而工,《疑雨集》二卷,见者沁入肝脾,里俗为之一变,几于小元、自云。”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云:“风怀之作,段柯古《红楼集》不可得见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场,韩冬郎次之。由于缄情不露,用事艳逸,造语新柔,所以擅绝也。后之为此体者,言之惟恐不尽,诗焉得工?故必琴瑟钟鼓之乐少,而寤寐反侧之情多,然后可以追韩轶李。金沙王次回结撰深得唐人遗意,诵之感心(女雩)目,荡气回肠。”以上评价可谓甚高。所谓“小元白”,“深得唐人遗意”,即步武元白李韩而得之。稍后之袁子才甚至许其为     

参照互观：“第三代诗人”与“草原青年诗人”

以“第三代诗人”为参照系，考察80年代中晚期内蒙古青年诗人的“草原之诗”，会看到明显的差距，尤其在诗歌观念上更为不同，这直接影响了诗歌发展趋向。诗潮渐落，今日再思考，更期待内蒙古青年诗人的现代意义的“草原之诗”早日成型。     

文天祥诗歌的艺术风格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此处诗品是指诗的品性风格。刘熙载《艺概·诗概》说:“诗品出于人品。”这就是所谓“诗如其人”。一般说来,诗人的作品风格多与诗人的人品风格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山诗尤其是如此,它完全是诗人自我性情的真诚表露,可以说,文山诗的风格与文山先生的性情品格基     

漫谈“落英”

《诗人玉屑》卷十七引《西清诗话》:宋欧阳修(《高斋诗话》说是苏轼)见到王安石诗有“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觉得好笑。因“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所以他同王安石开了个玩笑,在他的诗稿上戏批了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看。”但王安石并不服气,他以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为自己辩护,反过来责怪欧阳修“不学之过”。可见王安石是把“秋菊之落英”的“落”理解为飘落、掉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