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选》与骚

《昭明选》作为一部按体选录各类字佳作的总集，不论从体分类角度还是选录作录、作品方面，都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选》于“赋”之外另立“骚”体一类，是有其科学性和开创意义的；《选》把“骚”居于“赋”与“诗”之后是与《选》的性质及作编纂目的相关的；从《选》所录“骚”类作家、作品情况可以看出萧统既重“”又重“质”的学观。     

《文选·赋》“物色”类选赋蠡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六

《文选·赋》＂物色＂类选录了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等四篇作品。萧统是从先梁赋的＂整体＂中选出此四赋的。四赋入选《文选·赋》＂物色＂类的原因大致有三：内容上,意蕴丰厚,生命情怀强烈;形式上,文采斐然,结构巧妙;评价上,均得到先梁士人的好评。探讨《文选·赋》＂物色＂类选文原因,有助于推进...     

《文选》中的吊文及其选录标准——兼与《文心雕龙》比较

＂吊＂作为《文选》中一种表达对死者哀吊的文体,历经岁月流变,从简单安慰性文辞渐渐发展成一种含有丰富情感抒泄的文体。＂吊＂有一个从礼仪到文体的发展过程。《文选》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吊体存在不同认识原因在于二者选录标准不同,文学作品在《文心雕龙》中是＂述中显优劣＂,在《文选》中则是＂选中定典范＂。吊文由质朴向华丽的转变恰呼应了萧统所属时代的文学风潮的转变。     

萧统缘何也重“情”——从《文选·赋·情》看萧统的文学思想

在萧统《文选》对赋的分类中 ,情这一类被作为专门的类别提了出来。这在文学集子的分类里 ,是一个创造性的开始。为弄清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本文试图通过对《文选》赋的分类中情这一专类的分析 ,去寻找与萧统文学思想相通的契合点。萧统列“情”这一专类并非是为了赞扬爱情 ,他的选录依然是符合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标准的 ,即典而不野 ,在“情”这一类中就是“发乎情止乎礼”,讲究“以礼自持”,以达到其讽化世人的目的。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其“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文学思想的痕迹。     

从全部收录作品的统计上看《文选》的基本特征

以往的《文选》研究大多抱有是以昭明太子的“文质彬彬”这一文学观为基准而选录编纂的成见。或是认为《文选》的收录作品都是模范诗文，常常对整体轮廓产生误解。本文作者不为各种先入之见和固定观念所左右，采用具有客观观察事物特点的单纯的统计方法，更能正确地描绘出选录的轨迹，亦能更加鲜明地勾勒出这本词华集的轮廓。     

苏轼《文选》批评浅议

苏轼认为《文选》“编次无法” ,指摘其在文体分类方面的失误 ,但萧统在《文选序》中已然明言其法分体次文之法 ,且对后世颇有影响 ;又说《文选》“去取失当” ,萧统文章衰弱 ,识见短浅。其实《文选》的文体分类、篇章去取是有自身价值的 ,萧统的衡文识见是拔群超俗的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文选》未录作品考述

中古时代所称赏的作品,有许多《文选》未录,此处选取《文心雕龙》、《世说新语》、《诗品》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以及曹丕、傅玄、挚虞《文章流别论》、诸史书、《文镜秘府论》所提名所称赏而《文选》未录者,进行分析,并究其原因。     

现代《文选》学文体研究综述

《文选》文体研究一直是《文选》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种类繁多,一直也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领域。本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选》文体研究状况加以分析与总结,并对现有研究成果作一梳理与分析,希望对《文选》文体学研究起一些推动作用。     

《柳文指要》论柳骚赋

《柳文指要》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章士钊在晚年撰写的一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反响很大.该书对柳宗元的骚赋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揭示了柳宗元的骚赋有与屈骚貌合神合等四个特点.章士钊对柳骚的推崇,实际上反映他对骈文的推崇.     

《艺文类聚》选录的文体名称和数量辨正

在《艺文类聚》许多子目"文"的部分,分别标注了选录的各类文体,在子目中也有以文体作为标题的,其标注的文体有70种。但是,其中有编者生造的文体;有同一种文体分作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分别收在不同部类的;有将文题误作文体的。经考辨,《艺文类聚》实际选录的文体数量为52种。     

《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辨析

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和萧统的作品集《文选》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理论标准来表达自己的文体分类思想。文章从两书各自专列文体入手，具体辨析两书文体分类之间的关系及其异同，并从中管窥两书作者的文体观。     

《文心》时序篇与《文选》时义观比较研究

《文心雕龙》与《昭明文选》被誉为六朝文学双壁。《时序》篇可视为文学流变简史,“时义”观则是贯穿整部《文选》的核心思想。《文选》的选篇、定体、分类、编次等皆在“时义”观指导下进行的,由此确定选文要有时代内容、教化功能,要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标准。“天人合一”为《文选》《文心》之哲学基础,其内涵广博,详略古今则又各有不同。     

关于刘勰的“变乎《骚》”——《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的主要论文方法，《文心雕龙》“变乎《骚》”一语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折衷”思维模式。在刘勰看来，体“资于故实”、数“酌于新声”是文“变”之“势”、“理”，而《楚辞》则是对这两者的集中体现。“变乎《骚扩者，实指《骚》（概指《楚辞》）为文“变”之典范。     

《文心雕龙·诠赋》管窥

《诠赋》篇是刘勰《心雕龙》体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篇，本拟对刘勰追溯赋体发展史的一系列见解进行评价与阐释；对其将赋体分为“鸿裁”与“小制”两类的合理性与不足处进行揭示。通过解读，认为刘勰的赋体观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诠赋》篇的不和谐性，但刘勰对待具体的赋体作品能坚持艺术尺度已难能可贵。     

论北宋文人对《文选》的评价与接受

北宋文人对《文选》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善的。《文选》在北宋的流布态势,经历了由初期的繁盛到中后期的平稳变迁。北宋初期文人重《文选》,作诗为文常宗法《文选》,中后期文人仍然熟悉《文选》,苏轼对其态度是个特例,是重视下的“求全之毁”。当然,北宋也有小部分文人对《文选》态度冷淡。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李白辞赋篇目及分类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录李白“古赋”八篇。就“古赋”原义而论，似应排除骈赋、诗体赋那种讲究语言骈俪整齐及用韵规饬的赋作。就所录李白八篇赋作句式来看，是否全为古赋之体尚待商榷。此外，李白赋今虽仅存八篇，然就其《大鹏赋序》等所示信息，其所作赋体当远非此数。兹略就李白赋篇之分体归类及篇目等略加辨析，以期雅正。     

《诗品》“汉都尉李陵诗”考辨

从史书材料、五言诗在汉代创作情况、对锺嵘和刘勰相关观点的辨析、与《古诗十九首》比较等六方面对《文选》所收李陵诗逐一考证，可以得出结论，《文选》所收三首“李陵诗”应当是李陵作。     

“屈原赋二十五篇”考述

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记载有限,而且屈原作品在流传过程中有着极为复杂的情况,所以二十五篇之篇目迄今尚未论定。有几个争议较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篇目的确定：《九歌》的篇数问题;《远游》的作者问题;《大招》和《招魂》的作者问题。在综合文献考证和前辈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对“屈原赋二十五篇”篇目做了初步考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