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最能体现凌叔华小说创作意义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和《女人》,因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时代新女性”,而被称为“新闺秀”小说的代表。不管当初这个称谓是褒是贬,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凌叔华小说中的闺秀形象有深远的文化意蕴:这些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化育的结果,同时又是人类女性身份中与生俱来的特质的必然结果。     

凌叔华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最能体现凌叔华小说创作意义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诗》和《女人》,因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时代新女性”,而被称为“新闺秀”小说的代表,不管当初这个称谓是褒是贬,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凌叔华小说中的闺秀形象有深远的文化意蕴：这些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化育的结果,同时又是人类女性身份中生与俱来的特质与必然结果。     

达夫妮·杜穆里埃的女权主义思想探源

达夫妮·杜穆里埃是英国20世纪颇具代表性的女作家,她通过在作品中塑造出一系列具有独立和反抗意识的新女性形象,来传达自己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和对新女性的赞扬。本文从杜穆里埃生活的时代背景、家庭环境及其个性特质入手,指出其童年的生活体验,少女时代的幻想与尝试,社会环境、文化生活的熏陶,以及写作生涯中对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其女权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     

“新女性”形象比较:简爱与嘉莉妹妹

人类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一部失却了女性话语的历史,女性往往被放逐于男权文化之外的边缘位置,其生存模式、行为规则和道德规范都被纳入男性的社会秩序。从《简·爱》与《嘉莉妹妹》中的主人翁--简爱与嘉莉身上看到了新女性的特征。自信、乐观、独立是她的共同形象,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她们作为"新女性"的代表也有着细微的差别。     

寻梦者：试论白玛娜珍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内涵

白玛娜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同行者,她以她的作品介入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所经历的社会文化转型,为当代文坛推出了全新的艺术形象——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寻梦者”藏族女性典型形象,拓宽了我们的审美视域。在当代的藏族社会中有一类处于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边缘地带的女性群体,她们既不完全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没能建立起新的知识结构,她们只能在两种文化的夹缝里苦闷、彷徨,成为精神的虚空者,白玛娜珍的文本就关涉到了这一群体。尽管“寻梦者”女性不是新时代藏族女性的主流或全部,但她们的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现实存在,塑造这一形象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     

近代女杰张竹君的媒介形象考察

张竹君是清未民初颇具影响的女性社会活动家，当时报刊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形象塑造。1902年马君武的“女士张竹君传》塑造的“女豪杰”形象在媒介中呈现并广泛传播；1904—1905年张竹君扶植女界的“实行家”形象深入人心；1911-1912年媒介塑造了她“战地女医生”的形象。张竹君媒介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既有舆论界精英塑造时代新女性形象的启蒙诉求，亦可见形象主体自觉地进行媒介运作的痕迹。不同媒介形象展现了张竹君身份的多重面向，却有共同的摆脱家庭走向社会、具有独立意识的新时代女性的特质。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海明威的女性观对其短篇小说中两类女性形象的影响

海明威小说中的妇女形象一直是文学界争执的对象之一,很多人认为海明威不会塑造女性形象,在他的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还是前卫都会给人一种"厌女"的感觉。事实上,无论是以美国太太为首的传统女性,还是以乔玛丽、玛格丽特为首的新女性,这两类女性形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它与作家本人的女性观息息相关。童年家庭生活的阴影、作家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等形形色色的因素,在造就海明威矛盾分裂的女性观的同时,也造就了其作品中的这两类女性形象。     

中国现代女性游记的文化精神

“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女性的视野突然开阔, 山水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家园和理想本源, 她们以独特的心灵世界观照山水, 改变了游记文学的美学风貌。无论传统女性或新女性作家, 其游记在个性感悟之外, 多流露出时代放歌与民族忧思两大趋向, 而文本语言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精神。现代女性游记中的风景形态, 颠覆和拆解着传统游记的价值观, 其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为中国游记文学辟出了一块新天地。     

典型性格——试论路遥作品中的青年女性形象

在路遥的作品中,青年女性形象占有重要的位置.作品中虽笔墨不多,但人物性格刻画鲜明、生动.本文从青年女性入手,试图将路遥作品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分为中国农村劳动女性、中国农村知识女性和新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女性三类来比较分析.通过深入剖析,提炼并概括出不同类型青年女性形象的典型性格及形成的原因.     

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

在东南亚女性华文写作中,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发展极为迅速。华裔女性作家的双族性,多地域经历使她们成为了双文化或多重文化人。本土性与华族性的交融在发展中逐渐变得广阔而丰厚,在世界多元文化语境中传达出马华女作家的现代生命意识和深层文化体验。写作对于马华女作家,不再只是宣泄个人情感或自我的言说和分辨,而是女作家独特女性意识的确认和自身精神价值的表达方式。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严歌苓小说创作中的男性形象可分为弱势男性群体、西方男性群体、特殊时期男性群体以及同性恋群体。这些男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非理想＂。从时代环境角度以及女性个体心理角度来分析,产生这一类型人物形象的主要原因是女性在性别和异域文化的双重压迫中产生了必须将男性＂弱化＂的心理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心理。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身份认同——对《走向自由》中有关“水”的意象的女性属性解读

《走向自由》是早期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粲芳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直接指涉女性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从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女主人公回忆中不断出现的有关＂水＂的意象进行解读,我们看到作者实际上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隐喻式表达指出：身份的认同是个体或群体的一种心理过程,具有女性属性,从而为女性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书写了一种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母女关系,同时也为这一过程所遭遇的困惑和焦虑提供了一种＂自我言说的场域＂。     

论五四女作家笔下的上帝形象——以苏雪林、冰心为例

五四女作家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一样不否定上帝的男性身份,但在女性经验下,她们更易于用母亲形象或女性形象表征她们对上帝的体验。苏雪林、冰心的创作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她们一方面用上帝慈爱的＂父亲形象＂对抗中国家族宗主社会中威严不可侵犯的父权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凭借自己的女性经验彰显上帝的女性和母性形象,寻求觉醒的女性所信靠的力量。五四女作家笔下上帝形象的特征折射出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中国知识女性的独特性反应。     

从《方舟》到《银河》:女性自我探求的足迹

新时期的女作家们,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女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全方位展开女性作为女人的言说,在女性自我探索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足迹。从《方舟》到《银河》,张洁和张抗抗两位作家都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女人和女人的关系”“女人和自我关系”等不同角度对女性自我进行了探索,凸现了女性灵魂深处的“男人情结”。     

“从香港想象中国”的实践——《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研究路径刍论

侯桂新的《文坛生态的演变与现代文学的转折》以＂从香港想象中国＂为切入点,返回并重构了1937—1949年间香港＂南来作家＂群体＂香港书写＂发生的历史现场,围绕文学运动、现代媒体和作家个案的梳理和论述三个层面,将客体实践、中介实践和主体实践贯穿于中国现代作家在其＂香港书写＂中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为＂南来作家＂群体拟定了基于文化生态和文学史转折的全新经纬。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的女权意识——以《女勇士》《喜福会》《典型的美国佬》《雪花秘扇》为例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尤其以汤亭亭、谭恩美、任璧莲和邝丽莎等为代表,在当代美国文坛的影响愈来愈大。作为女性作家,她们在作品中都关注并探讨女性生存境况以及女性如何争取权利,流露出强烈的女权主义意识。具体来说,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或通过无声的反抗,或将自己定位为双性同体,或结成姐妹情谊,以此对抗父权制的压迫,表达追求男女平等的理想。     

浅论张抗抗小说创作的几个特色

张抗抗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其小说有其独特的风格。她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无性别区分的理性思考,渗透着作者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启发了众多读者对＂人＂的深层次思考,尤其是引起了女性读者对自我的理性认识,也对当代女性作家的创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身体与命运——以谢冰莹、杨刚、丁玲为例论现代女作家笔下女性的革命选择

从被启蒙到自觉选择革命，从革命浪漫想象中的幻想与欲望符号，到革命现实中具身体现的身体之痛，女性的革命选择既不浪漫也不简单。以谢冰莹、杨刚、丁玲等女作家的有关写作为例，相比于男作家的外视观察角度，女作家以女性的真实经验，从内观察和呈现了女性革命选择的多样面貌。既是革命的先锋又是被革命的对象的中国女性，行走的是一条担负着民族一国家大义，同时又承载着个人身体与命运艰辛的革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