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赋研究专家龚克昌教授

龚克昌是我国著名的辞赋研究专家，是解放后大陆最早从事赋学研究、最早出版赋学专著、唯一招收赋学博士后的学者。其《汉赋研究》批驳了千百年来对汉赋的种种非难，恢复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全汉赋评注》是开创性的工作，很多篇章是第一次注解。     

汉赋艺术面面观

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形式，《汉书·艺文志》共著录辞赋78家，1004篇。班固在《两部赋·序》中说：“……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干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汉代还有献赋、考赋制度，许多人同此得官．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宣帝时的王褒、张子侨．成帝时的杨雄．章帝时的崔．和帝时的李尤。君主在上面提倡．群…     

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述评

龚克昌先生对汉赋研究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推翻了两千年来人们强加给汉赋的种种鄙薄之词，为新时期的汉赋研究揭开了序幕；（二）深入探讨汉赋的思想价值及艺术贡献，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三）系统研究汉赋作家作品，梳理汉赋发展的历史流程；（四）校注、评析所有汉赋，为学术界提供可靠的参考资料；（五）培养汉赋研究的有生力量，使赋学研究组织化、规范化、世界化，为新世纪的辞赋研究奠定了基础。     

略论《战国策》对汉大赋的影响

历来文学史家之论赋源,多溯及《诗经》、楚辞。班固在《两都赋序))中首先提出:“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氏以后,依《诗》立论者,代有其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承其说并加以发展,说:“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后人也大多持这观点,认为《诗经》为赋的远源,楚辞为赋的近源。“《诗经》楚辞赋源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说法也存在着不很准确之弊。众所周知,代表汉赋最高成就的是以京殿苑猎为主要内容的汉散体大赋(以下简称汉大赋),并不是骚体赋(这种赋体主要是接受了《离骚》的影响)汉大赋的创作精神、文章结构、铺陈手法、句法组织等都与《诗经》、楚辞大相径庭。班固当时之所以模棱两可地说赋乃“古诗之流”,主要是因为汉代以经学为文学标准,认为《诗经》都是政治诗,并由赋的     

《文选·赋》“物色”类选赋蠡测——《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六

《文选·赋》＂物色＂类选录了宋玉《风赋》、潘岳《秋兴赋》、谢惠连《雪赋》与谢庄《月赋》等四篇作品。萧统是从先梁赋的＂整体＂中选出此四赋的。四赋入选《文选·赋》＂物色＂类的原因大致有三：内容上,意蕴丰厚,生命情怀强烈;形式上,文采斐然,结构巧妙;评价上,均得到先梁士人的好评。探讨《文选·赋》＂物色＂类选文原因,有助于推进...     

从《屈原赋校注》看姜亮夫的校注方法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当代少有的国学大师,而《屈原赋校注》是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著作之一,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楚辞》注本之一。对姜先生的《屈原赋校注》进行一番梳理,探讨其校勘的体系,综合研究的特点和考证细致的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屈原赋校注》的价值及其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泰岱钟灵名士多 ──《泰山名人文化》评介

东岳泰山“为古圣贤登临喻道之处，历代名儒硕士展履踵接，故自孔子《邱陵歌》而下，佳篇短制，美不胜罗”（《泰山述记》卷七语）。泰山作为中华名山文化的一个典型，其中与“名人”相关联的部分，更构成其文化主线之一。近年来泰山学界对这一文化内容予以充分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独具匠心、颇富新意的探研力作，如徐北文先生《石介及其泰山学派》（载《海岱小品》）、骆承烈先生《孔子与泰山》、孔繁信先生《终老泰山的杜善夫》、王传明先生《于慎行与泰山》（均载《泰山研究论丛》）等，皆开启了这一研究的先声。近出之袁爱国先生《泰山名…     

建构多维 领新赋海——评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

作为一种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体裁，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成果丰硕。近五十年来，赋学研究曾一度备受冷落，但随着马积高先生《赋史》的问世，赋学研究渐渐地“热”了起来，尤其是汉魏六朝赋的研究，在当今似已成为显学，其研究成就斐然，新作迭出，侯立兵博士的《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便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部著作。侯立兵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其同题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全书30万字，共九章。总观这部学术著作，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道有夷隆 学有粗密——论《汉书·艺文志》赋之以类区分以品相别

在《汉书·艺文志》中，赋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汉书·艺文志》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这样的分类与排序，一方面与《汉书·艺文志》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     

试论“楚辞”和“汉赋”的主要区别

“楚辞”和“汉赋”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可是楚赋混称的现象在汉代却是很普遍的,人们常把屈原作品称做“屈赋”、“骚赋”,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诗歌叫做“楚赋”。刘熙载在《艺概》中就批评了这种现象,他说:“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不仅汉人如此,近人、今人也有将楚赋混为一谈的。比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就将屈原作品列入四家赋中之一家,称为“屈原赋”。郭沫若将屈原诗歌译为今文,书名便题为《屈原赋今译》。我个人认为:把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作品称“赋”和“汉赋”混淆起来,是不恰当的。从汉赋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汉赋虽“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但它跟楚辞却是完全不同的文体,不能合二为一。     

范铭新与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关系——兼谈山东建国自治军与护法军、革命党的关系

笔者在所撰写《从杆首到革命党─山东护法军名将范铭新其人其事》（下称《范铭新其人其事》）一文中，着重探讨了范铭新1918年参加护法、1923年转战鲁苏皖豫四省的光辉功绩，但是关于他在1919—1922年间的活动及其与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关系，因历史文献甚少，而未及涉及。搞清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及其与山东建国自治军的关系，对于山东建国自治军与护法军、革命军乃至孙中山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依据所掌握的有关史料，对此问题略作探讨。由于山东督军张树元等调动数省军队，围攻山东护法军，双方于1918年11月中旬大战…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三边赋》中的清代边疆岁时节日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以及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于光绪九年（1883年）由王秉恩、元尚居合校汇刊为《西藏等三边赋》。详细述考《三边赋》所涉及边疆岁时节日民俗,如《西藏赋》中与藏传佛教相关的众多岁时节日,《新疆赋》中南疆的大年,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边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敦煌赋校补(四)

<正> 贰师泉赋该赋(以下各赋同)今人校录本有潘重规《敦煌赋校录》(《华冈文科学报》11期民国67年11月)、张锡厚《敦煌赋校理》(《敦煌研究》1987年4期)。二位先生有漏校或校而未是者,试为补校若干条,录之于次。     

马克·吐温其人在其作品中的折射

本文从马克·吐温和他的作品的关系入手，认为马克·吐温的作品和他的生平、经历、个人的世界观以及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确切的说是马克·吐温其人在其作品中的折射。这一特点尤其突出地体现在《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     

试论江淹诗赋的"爱奇尚异"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是一篇独特的五言诗专论，《别赋》与《恨赋》，亦为抒情小赋中的“创格”。江淹在藻饰方面比前人愈加追求新奇。佛经中多姿多彩的神幻素材，为江淹的作品也平添一份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