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

有明一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空前活跃,其形式包括官方倡导的社学和民间兴办的私塾、义塾、家学等,教学内容普遍以基础知识传授和道德礼仪训导为主,并形成了一套颇为有效的运作模式。与前代相比,明代江南市镇的启蒙教育不仅普及程度明显提高,而且教育目标也发生变化,在面向科举的同时,越来越多地成为市镇居民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从而对市镇的持续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40年来江南市镇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自从傅衣凌开创市镇研究以来,在几十年中,江南市镇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显学”江南学中的重要一支。江南市镇的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也存在着有待发展的方面,如缺乏基础史料的整理,缺乏比较研究和学术争鸣,在理论和方法方面落后于国外汉学界,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空白点等。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便推动江南市镇的研究更加深入。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江南市镇发展动力机制分析(1736-1949年)

为揭示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江南市镇分布演变的驱动力并展现其时空演变过程,分别以1736—1850年和1851—1949年的市镇数量为因变量,以其所对应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河流密度和海拔中位数为自变量,建立了江南市镇数量演变的时空模型(GWR模型);再将市镇核密度图和产业区图进行叠加,以观察产业因素对市镇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736—1850年,江南地区市镇分布存在空间集聚性;1851—1949年,集聚性有所降低. (2)江南人口增长较为稳定地驱动全局市镇数量增长. (3)1736—1850年,河流密度显著地驱动了江南东部地区的市镇增长. (4)1851—1949年, 江南东部部分地区河流密度与本地市镇数量增长之间转为负相关关系. (5)1851—1949年,环太湖地区及江南西北地区的河流密度显著地驱动市镇数量增长. (6)未能纳入GWR模型分析的区域中所出现的市镇数量爆发性增长现象与当地植棉业密切相关.     

陆游“镜湖诗”中的江南市镇

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在陆游的“镜湖诗”中,关于绍兴地区市镇的描绘比比皆是,对当时市镇的类型、特点、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这些作品为我们深入认识当时江南小城镇的发展形态和水平提供了宝贵的例证。     

陆游"镜湖诗"中的江南市镇

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在陆游的“镜湖诗”中，关于绍兴地区市镇的描绘比比皆是，对当时市镇的类型、特点、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有着具体而生动的反映，这些作品为我们深入认识当时江南小城镇的发展形态和水平提供了宝贵的例证。     

从民国时期南浔镇的政治转型透视国家政权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力推行国家政权建设,其行政权力不断向农村下沉。作为江南市镇的中心地之一,民国时期南浔镇保甲制度的重建、乡镇行政机构的健全、农村商绅精英的盲僚化、国家对自治组织的渗透和控制等过程均反映了市镇公共权力结构的变化。政权建设中的各种权威性影响要素对市镇原有的政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冲击,促进了市镇治理结构的转型,体现了国家力图通过整合基层政治来进行政权建设的诉求。     

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崛起与区域经济发展

市镇的产生、崛起既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更受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山西市镇的勃兴约在明末清初,其形成及盛衰的原因各异、类型特点也不同。本文仅从山西市镇的兴起和繁盛及其与晋商活动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现代江南市镇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

现代作家对现代江南市镇文化的文学书写,建构了现代江南市镇文学。此类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系列,主要有许钦文小说《疯妇》中的双喜媳妇、许杰小说《大白纸》中的香妹、王鲁彦小说《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母女和《屋顶下》中的阿芝婶、叶绍钧小说《倪焕之》中的金佩璋等。这些留守女性形象,除了金佩璋为有知识的新型职业女性外,其他都是传统女性,具有浓郁的悲剧性。     

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崛起与区域经济发展

市镇的产生、崛起既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更受自然条件、交通状况和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山西市镇的勃兴约在明末清初，其形成及盛衰的原因各异、类型特点也不同。本文仅从山西市镇的兴起和繁盛及其与晋商活动的内在联系作一初步探讨。     

民国时期政府颁行的新式时序节日对江南市镇的影响——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的考察

民国肇兴,确立了一些新式节日制度,如国庆节、推行公历等,官方制定的这些政策对传统节日习俗产生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相较农村和"通商大埠",江南市镇所受影响介于二者之间。以乌青镇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民国以来新式时序节日对它的影响,并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分析原因。     

明代绍兴府市镇探析

明代绍兴地区市镇的发展概况是市多镇少、出现专业市镇,总体水平居于中等层面,其地域分布、基本类型与社会状况各具特色。这一时期绍兴市镇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步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绍兴地区的农村城市化进程。     

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儒商"实指有文化教养的学者化的商人,而非指单靠儒家伦理经营的商人。它是明代中期以来,市镇商品经济发展,消费主义思潮兴起,士大夫迫于生存的产物。"儒商"的"诚信"商业伦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具有相当的历史进步性;但它也存在过重主观承诺、忽视契约法制的致命弱点。对"儒商"及其"诚信"的研究,应避免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决定论倾向。     

近代苏北市镇手工业的转型及其影响

近代苏北市镇手工业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工具的进化，表现为传统手工工艺的改进、近代机器的推广以及非自然动力的使用；二是生产组织的进化，表现为手工工场的兴起以及手工工场向近代工厂的转型。近代苏北市镇手工业仍然是市镇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与近代工业形成互补，推动了市镇经济的发展。     

从《广志绎》看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貌

明代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地理学名著《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江右》中对江西历史人文地理有详细论述。王士性通过自身的所见所闻,不仅翔实地记载了江西的历史人文地理,包括发展的市镇经济、繁荣的文化、人口流动和民变、民风民俗等,而且还有精彩论述,体现出比较先进的人文地理思想。这不仅为研究明代江西人文地理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同时也有助于今天江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论明代江浙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

江浙地区的市镇经济在明代有显著发展,并孕育了新的社会因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历史现象。探讨明代中小市镇的发展,对于了解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将会更多更具体地为我们提供新线索、新启示。市和镇在唐宋以前是有严格区分的。市是指商贾聚集之所,镇是专指军事设防之地。从来太祖起,此后的镇徒留虚名,同是指商业交易的处所了。如《元丰九域志》中将镇与县、乡并列;《景定建康志》卷十六有《镇市条》;《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志·镇市条》中同列有一镇八市。这些文献都把镇市同列,可见已无多大区别     

清代前期嵩县市镇经济的发展及其原因分析

清代前期,嵩县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镇数量激增,市镇作用由单一的集市性质逐步衍生出其他的功能,出现了多种类型的市镇.嵩县市镇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其深刻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同时也与嵩县知县康基渊发展经济的举措以及思想息息相关.     

明代戏曲声腔流变管窥——以明代折子戏选本为视角

明代折子戏选本为研究明代戏曲声腔的变化提供了一个角度。明代戏曲的南北曲之争,明代南曲各声腔的兴衰起落,都可以由此得以发现或证实。从明代折子戏选本的情况来看,万历前的舞台以北曲为主,万历中,南曲兴盛,而北曲则吸收了民间小调的特色,以弦索腔的形式流传下来。明代南曲各腔也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嘉靖间,弋阳腔、海盐腔首先兴起,继之以青阳腔、徽州腔,而备受文人推崇的昆腔则在万历后才盛行一时。     

对《满族大词典》地名部分之商榷(续一)

商榷第十一:方州的问题《满典》107页说:“方州,地名,又称房州、凤州、奉州,在今吉林省辉南县南山城子古城。位于回波江(今辉发河)上游,为明代建州女真先驱部族胡里改部南迁聚居地。永乐十年 (1412)六月明朝曾发票赈济,解决新附居住此地的女真人缺粮问题。二十一年该部首领李满住又率部众迁往婆猪江(今浑江)居住。其属下亦曾于奉州古城居住20余年。实为建州女真故地之一。”《满典》的这条释文,全部是胡诌,是被周远廉的《清朝兴起史》第17页所误。也说明“满典”作者的“满族史”知识欠缺。明朝的建州女真,是元末的胡里改、斡朵怜两万户府女…     

论江西省城镇化水平与城镇人口增长机制

作者通过江西省城镇人口增长机制与城镇人口比重变化之关系的探讨,提出现有城镇人口比重与城镇化实际水平有一定差距。认为市镇设置、市镇规模、市镇人口增长率和增长结构以及市镇人口数必须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城镇化过程的客观的、必然的反映。     

明代武将墓志价值探究——以北京出土明代武将墓志为中心

1949年以来，北京地区出土了较多的明代墓志。其中，武将墓志占据相当比重，反映了武将墓志在明代的兴起，这主要与武将在明代所受统治阶层的重视程度等有关。通过对相关墓志所作的文献考察发现，该类墓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其志文再现了明代武将独特的文学形象，其中，传统理想武将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明代封建理学对武将的期许。除此之外，明代武将墓志还有其他诸如墓志发展史(演变史)、史学、艺术学、地理学、语言文字学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