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有关“神”的基本观念

佛教也提及“神”,但各种神的地位实际上都不高。从佛教的核心义理来说,此教主张缘起,主张性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存在的,由此可以说它是无神论。从佛教中大量提到各种类型的神,以及佛教中实际存在的大量崇拜对象来看,也可以说佛教是有神论。     

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

佛教对事物形态变化的本质问题有种种看法.大乘佛教中观派的"不生"观念在这些看法中具有较大影响.它是中观派论证许多其他观念的一个基础.中观派是在批判印度思想史上其他派别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不生"观念的,在建构这一观念时也吸收了奥义书中的不少相关思想."不生"观念在历史上曾广为流行,在佛教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佛教审美理念与文学

佛教的审美理念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审美和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借鉴的价值。从诸法皆空、象外之源、美在何处等几个方面，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作具体的分析、总结和理性的概括，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当今民族文化的建设，都有所裨益。     

婆罗门教与佛教神观念比较

婆罗门教和佛教是印度古代的两个主要宗教。两教关于“神”的观念有重要不同。婆罗门教的主流思想认为存在着一个作为世间一切事物根本凶的神，而佛教则通常认为事物是缘起的，不存在实在的作为本体的最高神。两教的神观念与其各自理论体系的基本倾向一致，也与印度古代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冲突直接相关。     

佛教对“孝道”与“家”观念的吸纳——以佛教慈济宗门为例

佛教的出世思想使得传统儒家学者批判佛教"不顾人伦,不理民生,不敬王者"。而慈济宗门强调行善与行孝不能等,改变了佛教不理人伦、不理民生的形象。佛教吸收儒家的孝道和"家"的观念,是中国儒、释、道于唐宋时期逐渐融合之后,中华文明汇聚的又一个成果。中国儒释道文化如何进行进一步融合与调整,是中国文化第三次大融合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各方面积极思考和实践,从传统中国文化脉络中共同创造出新文明思想与实践体系。     

明初高丽僧人满空与泰山佛教的复兴

自唐中叶以来,佛教在中国由盛而衰,类似隋唐频繁的中外佛教交往已鲜见于史。几百年之后,在中华文化根深蒂固的泰山,一位来自高丽的僧人满空,通过重建竹林寺,复兴普照寺,在泰山兴佛取得了成功。这是泰山佛教历史的盛事,也是中韩两国在文化交往史上的佳话。     

中国佛教戒律之孝道观念

“孝道”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中国佛教伦理的重要内容。中国佛教历来倡导持戒与孝行的统一，正如宗密所言“经诠理智，律诠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说明了“孝道”是中国佛教戒律基本精神最集中的体现。中国佛教之“孝道”观念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宝贵的道德资源，在现代社会仍有着旺盛的道德活力和重要价值。     

论佛教造像艺术中的“尚圆”美学

在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基于宗教思想传播的需要,出现了＂以像施教＂的方式,形成了以佛陀为中心的丰富的佛教造像艺术。文章以佛陀造型的圆形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分析的方法,揭示了在圆形中蕴涵的佛教观念,探究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表明对圆形的崇尚是佛教造像艺术的美学理想的观点。     

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因果观念比较

佛教和婆罗门教是各种宗教中思辨性较强的派别,在两教的哲学理论中,因果观念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因果观念的一些内容有不少渊源于奥义书.这是两教因果观念中有相同成分的重要因素.两教都有否定作为果的世间事物实在性的倾向,而且两者的主要因果观念都与轮回解脱思想密切相关.但两教的因果观念的差别也很明显.婆罗门教主流思想中的根本因被认为是实在的,而佛教中通常否定有真正实在的作为不变实体的根本因.     

试论佛教研究方法中的“学”、“证”紧张

近代以来,佛教文化大有复兴之势,一在实修层面上多有人认真践履,二在学术层面上,整理典籍,研究思想,梳理历史;然而不久前的一次论争还是体现出现当代佛教文化研究中＂学＂、＂证＂间彼此的纠结与指责。在研究方法多样的背景下,佛教文化研究也应该早日走出＂学＂、＂证＂争斗的阴影,开创佛学研究新的研究范式。     

也谈王绩佛教思想中的“空”观

根据王绩的诗文总结了其在仕途坎坷中所体悟的佛教的"空"观,指出这种"空"经历了一个从"现象之空"到"本体之空"的领悟过程。认为在生活中,他以率性自适的人生态度,实践色即是空的体悟,这种人生实践,又是以醉酒自适为终极表现的。     

“平等”在现代嬗变中的佛教诠释

古代佛教从等视有情和毕竟平等的双重意义上论述平等,但与以权利为中心的现代平等观念依然有基本的差别。通过考察平等在现代嬗变中的佛教诠释,即从近代思想家从佛教中发掘现代平等观念的传统资源这一现象出发,反观佛教的理论说明与宗教实践之间的紧张,可以凸显佛教平等观念的历史轮廓。反思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之间的变形,从而提示观念嬗变的现代性条件不应被研究者忽略。     

浅析印度传统医学与“佛教医学”之区别

本文试从印度传统医学的含义以及它与宗教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把对“佛教医学”的认识与印度传统医学进行比较．得出从内涵上来说印度传统医学包含了“佛教医学”,“佛教医学”是印度传统医学在中国的继承发展,在研究中不能将佛教教义和医学理论去硬性比附。     

佛教哲学与现代物理学

本文企图对佛教哲学与现代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一比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现代物理学家以精密实验为基础所形成的时空观念、真空观念等问题与佛教哲学家通过沉思和顿悟所形成的对宇宙的认识两者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     

唐代佛教的化世与俗化:佛教庶民化与庶民化佛教

无论是佛教中国化还是中国化佛教的完成,其中最关键的标志是佛教及其核心理念能否成为普遍的社会信仰与价值取向。而作为唐代社会主体的庶民,其信仰倾向直接关乎到佛教的发展规模及其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契理契机,因势利导地化世导俗,是弘扬佛法的必然要求,也是佛陀出现于世的基本情怀。俗讲和变文的出现,是唐代佛教弘传进程中促进佛教大众化、普及化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需求,也是使佛教成为庶民信仰的重要宣教手段。因此,作为佛教文化遗产的俗讲和变文,其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尤其在东西方文化高速运转与碰撞、交融的过程中,佛教如何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又能化世导俗,关乎到佛教的自身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机遇中,中国大乘佛教如何接受各种挑战,为普世伦理和普世价值作出积极有为的贡献,研究俗讲和变文显得十分必要,也必将有助于当今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许多可资借鉴的文本与话头,尤其对于目前我国佛教界倡导的讲经说法活动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古代汉语与佛教渊源简论

汉语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词汇上。通过古代汉语词语对佛教的吸收的三个主要途径的论述，指出中国古代汉语言与佛教有着极深的渊源。     

朱熹与湖湘学派“察识”“涵养”先后之辩的原因探析

乾道八年(1172)前后,朱熹与湖湘学派之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察识涵养的辩论,辩论主要围绕着察识涵养的先后关系、观过知仁、知行先后三个问题展开。这场辩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知,湖湘学者延续胡宏的主张,认为人生而无知,为学始于察识,朱熹的看法则是,人生而有知,修身本于涵养。双方辩论的根源,是对于心性有不同的看法。湖湘学者严守师说,坚持性体心用的观点,朱熹则通过“性即理”和“心主性情”两个命题对其学说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改造。     

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与问题反思

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之前佛教制度“入世”开展存在着低效率乃至扭曲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与近代社会“世俗化”的时代趋向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太虚的僧制改革运动以及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化开展与制度创新,成为近代佛教制度“入世”转型的两大典范性实践。而近代佛教制度在“入世”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如世俗化、滞后性、实践性不够等问题,以及佛教自身一直存在的所谓的“路径依赖”问题,使得近代佛教制度的入世转型最终陷入功败垂成的境地。     

佛教新诗发展初探

佛教新诗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新诗的兴盛时期,但其精神传承则是从传统的佛教诗歌而来。作为佛教文化宣传与推广的重要载体,佛教杂志自身的定位直接影响到它与文学、诗歌关系的密切程度。     

论日本社会中的佛教因素——平安时代的佛教

产生于公元6世纪的佛教由中国经朝鲜传入日本后迅速发展.经过飞鸟、奈良两朝.到平安朝时期,日本佛教表现出了不同与以往的新特点,并在政治观念、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