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名协调会议简讯

1988年5月24日在京召开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会议。会议议程有二：(1)总结1987年译名协调工作和讨论1988年译名协调计划;(2)对今年要公布的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讨论与协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的在京委员、微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王大耜教授、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黄昭厚同志,办公室主任樊静同志和有关学科代表等21人,出席了会议。译名协调委员会主任吴凤鸣同志主持了会议。通过这次对去年译名协调工作的总结讨论和对第一批微生物学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讨论,大家对译名协调工作又有了进一步体会,积累了新的经验,探索了新的方法,可供今后译名协调参考。1.各学科外国科学家译名的协调,大家强调应根据“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进行,主要是贯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四条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规范”和“惯用”(约定)的关系;同时还要结合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不断开展研究,总结新的经验,补充译名通则,丰富译名理论,为逐步统一外国科学家译名做出努力。2.译名协调前,分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需确定本学科要公布的名词术语中的外国科学家的姓名是属于哪个国籍和民族,以便确定其正确读音。一般讲这是确定译名的前提,为此、有时需做些考证工作。会上有的同志认为也应适当考虑一个外国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国家工作和发表著作的情况,借以辅佐订其译名。3.与会不少同志谈到,译名要尽可能注意规范化,特别是对新出现的译名。只有多参照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编的译音表来确定译名,使译名尽可能规范和统一,各学科的译名才好协调。4.译名的“约定俗成”范围应愈小愈好。约定俗成可分大约定、中约定和小约定三类。对像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这类知名度非常大的科学家,其译名已定型,无需讨论;对有的科学家译名虽不规范,但相关学科都那么称呼,也宜不改;对有的科学家译名在一个学科内或在相关学科中,有不同译法,最好按规范译名来订,5.只当两个学科对同一外国科学家的译名都基本合理时,才根据“服从主科”的原则来订其译名,不然仍应按照“尊重规范”的原则,统一到规范译名上。6.会议还重点研究了译名的简称方法和带不带“氏”字问题。会上对与多音节的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以及对与二个以上外国人名相连的名词术语,有两种表达意见,一种是全部译出全名,另一种是可采用译名简称。但多数人认为都用全称译名来表达术语,则太繁杂、冗长,不便使用。所以认为与名词术语相连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可采用译出姓名的第一音节的简称,如天文学术语赫罗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甚至两个以上人名并列时,可径直采取将其外文第一个字母连用办法来表达,如HR图(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对如何对待各学科存在的译名后边带“氏”字的术语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当译出全名时不要带氏字,而当只译出姓氏的一部分(一般译出第一个音节),或译单音节姓氏时,可在其后加个氏字表达。会议历时一天,讨论热烈深入,显示了一年多的译名协调工作无论在认识上,抑或是在方法上,都取得了进展。(梁际翔)     

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协调问题

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筹备并直接领导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于1987年2月成立。这个机构的建立是为了适应我国关于开展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的迫切需要,它对进一步推动科技名词术语的协调统一和命名的标准化、规范化、为逐步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术语数据库做好基础性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译名协调委员会由名誉主任陈原、主任吴凤鸣等27位委员组成。其任务是配合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工作,以他们的译名工作为基础,通过交流情况和交换意见,用慎重细致的态度进行科学家译名的协调统一。工作的基本内容包括摸清科学家的国籍和族别、其姓氏的正确拼写与念法、在学科交叉中是否存在同名异译或一名多译以及该译名在有关学科中是否属于已公认的、统一使用的惯译必须加以保留等程序。汉字译名难以统一是千百年来一个“老大难”问题。今天,由于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党和政府极为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成立大会时,大家谈了感受,交流了经验和体会,心愿是共同的。会议认为,当前开展这项工作是势在必行,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委员们反复讨论并通过了译名工作条例和通则的试行稿。会议文件已在会后印发简报分送各分委员会和委员。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半年来,根据各有关分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于1987年4月、6月和8月先后分三次召开京区委员及有关代表参加的协调会议。对下列学科拟首批公布的名词术语中涉及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进行协调。这些译名包括：天文学77条、气象学11条、物理学162条、土壤学4条、地理学10条、生物化学4条、林学5条以及地球物理学92条,总共为365条。委员们在会上总是先各抒己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反复讨论,最后协调统一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心情共同,目标一致,协调会上经常出现既明辩是非,又做到局部服从全局的感人场面,充分洋溢着学术民主和团结友爱精神。下边我谈一下在具体协调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和我们在处理方法上的几条主要原则：一、名从主人从上面提到的365条译名来看,这些科学家分别属于许多不同的国籍或民族,他们当中有英、德、美、法、意、苏、奥地利、瑞典、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国籍或族别。为要妥善协调统一好他们的译名,就要运用好译名通则的各项规定。力求明确科学家的国别,弄清这些姓氏的正字、正音是处理好译名的基本要素。协调委员会从整体着眼,希望通过协调,除照顾那些在使用中业已确立影响的惯用译名外,逐步地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汉字形意特点、构词特点的现代汉字译名体系,为发展我国现代术语学作出贡献。不久前,一位来华开会的新加坡高级新闻编译介绍说,新加坡的华文译名是以英语读音规则为译音基础的,海外华人地区基本上都如此,这一点与旧中国的做法没什么不同,这位先生也同样表示了“汉译难以统一”的苦楚,他赞赏新中国今天采取“名从主人”的译名原则具有进步意义。所谓“名从主人”简而言之就是译音要根据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语言来定名,而不是以一种外来语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做法。二、约定俗成科学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我国并非陌生人物,无论在科研部门或专门的学科范围或各种出版物里,他们的译名经多年使用,已经相沿成俗,尽管有的译法还互不一致、用字也不合今天习惯,甚或其音译完全不对头等等,对于这部分人名,协调中需要斟酌再三。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早为人们所熟悉。凡属社会公认的、使用中已统一的译名,我们当然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继续保留沿用,例如对牛顿、伽利略、哥白尼、爱因斯坦、达尔文这样一些历史译名应予继承,这就是通则上规定的“约定俗成”原则。三、服从主科当同一名科学家在不同学科中出现译名不一致而其译法还都基本合理时,我们一般要斟酌该科学家在哪个学科的贡献和知名度较大来决定,其它学科采取放弃自己的用法以服从主科的原则。例如十八世纪德国普鲁士科学家Bessel在天文和数学方面都有成就,天文学界译“白塞尔”,数学界用“贝塞尔”协调时,天文学的委员认为,此人的名气还是在数学方面大,便服从主科采取了数学界的用法。再如法国科学家Fortin,物理学界原用“福廷”,但在讨论中考虑到他在气象学方面更著名,故让步改用气象学的译法“福丁”。这种顾全大局,向主科靠拢以求统一的风格在讨论中总是受到大家的称赞。四、尊重规范译名通则规定：“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又强调“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音表”。新中国建立卅多年来,由于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汉字译名的使用达到了我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程度,一些常用的译音汉字和通用的译名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习惯,有鉴于此,我们对待科学家的译名,除已约定俗成者外,希望用字尽可能在现代汉语的习惯基础上实现规范化,以利更大范围内的统一。五、结束语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协调统一我国自然科学界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应当做好两个方面：一是各分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和我们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都应分别情况,运用好“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两大译名原则;二是大家在协调进程中实事求是地以“服从主科”和“尊重规范”的态度,为争取早日实现我国科技界的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的统一和规范化作出贡献。     

谈谈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

在自然科学术语中,有些术语带有外国科学家的姓名。审定我国自然科学术语,以期达到规范与统一,各学科均遇到了协调统一外国自然科学家的译名问题。为解决这个迫切问题,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于1987年2月成立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名词审定分委员会推荐的人员外,我们还邀请了长期从事有关译名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参加,诸如新华社、中央编译局、地名委员会、国家语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和辞书出版社等。三年来,译名协调委员会配合各分委员会的名词审定工作,开了10次译名协调会,先后对天文学、大气科学、物理学、土壤学、地理学、林学、生物化学、地球物理学、微生物学、医学、测绘学、化学、遗传学、海洋学、生理学、生物物理学和电子学等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27条外国科学家译名,进行了协调。其中涉及的国籍有英、美、德、法、苏、意、奥地利、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挪威、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希腊、瑞士、日本和印度等。我们在对上述17个学科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中,发现除了一部分知名度很高的大科学家各学科的译名一样之外,在大部分的科学家译名中,有不少译名各学科是不一致的。如：Poincare 庞加莱(物理学、海洋学) 坡因卡(电子学) 旁卡(测绘学)Auger 奥格(地球物理学) 俄歇(化学、电子学)Erans 埃万斯(化学) 埃文斯(医学) 艾文思(电子学)Pockels 泡克耳斯(物理学) 普克尔(电子学)Burgers 伯吉斯(化学) 柏格斯(电子学)经过协调,达到了统一。各学科的译名在译音和用字上不够规范的不少,除了公认的约定俗成的和本学科用惯了的之外,通过协调大约有300多个不妥的译名得到了修订,使之趋于规范化。这样,通过三年来的译名协调工作,17个学科要公布的术语中的800多个科学家译名,基本达到了统一和规范化,为我国名词审定工作和科技界的外国科学家的译名统一,做了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和各学科有关同志,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对我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贡献的一份力量。为搞好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中文译名,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制订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协调工作中我们依据“通则”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搞好译名协调工作的主要经验是：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四条基本原则和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1.名从主人姓名的读音,应以本人所在国家的习惯为准。所以汉译一个外国自然科学家的人名,首先应查明该人的国籍,然后尽可能按该国的发音或国际习惯发音确定其汉译名。例如Haro galaxy这条术语中,Haro是当代墨西哥天文学家,1976年前多译为“哈罗”,后来按西班牙语将Haro galaxy定为“阿罗星系”。再如Auger是法国科学家,地球物理学原译为“奥格”,但这是按英语译出的,我们根据法文发音将其订为“俄歇”。2.约定俗成对于科学界通行很久,人所共知的译名,即使发音不够准确或用字不够妥当,一般也就不宜再改了,否则会产生更多的分歧。在我们协调过的17个学科名词中,有一些是属于这类译名,如：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居里、库仑、欧姆、高斯、康普顿、达尔文、德拜、安培、阿基米德等。这些译名应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硬性正名或强行“名从主人”了。这样做主要是从实际出发,以利于统一。但是约定俗成的范围,应愈小愈好。愈小愈有利于规范化,否则无限制地以“约定俗成”论,则会达不到协调统一和规范的目的。因此协调的译名词条,应明确哪些是该学科约定俗成、不可更动的,哪些是可与其他学科协调、能够改动的。3.服从主科当遇到各学科对同一个外国科学家译名不一致、而译名又都基本合理时,应本着“服从主科”的原则来定。即考察该科学家主要在哪个学科方面贡献最多、知名度最大,译名就由该学科来定,别的学科要向其靠拢。如Bessel,虽在天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原来天文学界曾译“白塞尔”,而且该译名已很通行,这次天文学名词审定时,他们服从了数学界的译名,改译为“贝塞尔”。再如Euler,虽在物理学方面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他主要是数学家,所以他的译名应主要随数学界译名而定。Euler在物理学界习惯译为“欧勒”,这次服从数学界,定成“欧拉”。再如Fortin,物理学界原译为“福廷”,而气象学界译为“福丁”,考虑他主要是气象学家,故物理学界服从气象学界,订为“福丁”。4.尊重规范《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指出：“外国科学家译名以汉字音译为主,力求准确和规范化,……译新名时原则上参照新华社编的有关译名手册和地名委员会制定的译名表。”根据这点,各学科在科学家译名的订名上,除了已约定俗成和服从主科者外,如发现原译名有不妥之处时,应尽可能使之规范化,即参照“手册”和“译音表”,加以订名。这是达到统一的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定名的用字上也要力求规范化,以减少差异,有利统一。在对各学科译名进行协调时,常会遇到上述四条原则以哪条为主的问题。通过译名协调实践,我们得出：具体译名要具体对待。有时要重点考虑“名从主人”,要为其“正名”;有时要重点考虑“约定俗成”;有时重点考虑“服从主科”,向主科靠拢,与主科一致;有时则要重点注意规范化,在译名和用字上要与新华社等编的手册和译音表一致。当遇这四方面有矛盾时,则需细致深入讨论确定。如微生物学有个术语,英文名为Gram stain,微生物学译为“革兰氏染色”,协调时考虑Gram如不是约定俗成的,译名为“革兰氏”不规范,鉴于他是德国人,按德语发音拟修订其译名为“格拉姆”,简称“格氏”。会后征求意见,微生物学界多数不同意改,认为“革兰氏”已惯用了。因此,再次协调时就以约定俗成论,该条术语仍订为“革兰氏染色”。通过三年来译名协调实践,我们还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得到一些具体规则,补充、丰富了“译名通则”的内容。如：1.日本人名表达在《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通则》中,曾规定“使用汉字和曾自造汉名的外国人,可直接采用其汉字名(包括日本汉字)”,《天文学名词》中有一个日本天文学家的名字,其英译名为Hayashi,其日本汉字为“林”。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考虑到为了不与其他姓林的科学家混淆,根据其全名订名为“林忠四郎”,其读音在日本为はやし,而在中国按汉语发音读为lin zhong si lang,不读成Hayashi。我们觉得这样表达和读法是可取的。2.协调确定：译出全名时后边一般不带“氏”字,单音节人名或简称名可加氏字。3.译名有时采用简称。当一个外国科学家姓氏太长、译成汉字字数多而读起来困难时,在学术界常把译名简化。如：Cassegrain focus订为“卡氏焦点”。Gregorian year订为“格里年”。Hertzsprung－Russell diagram订为“赫罗图”。Arias－Sell reaction订为“A－S反应”。4.与人名相连的术语,有时亦可意译表达。如：Bartholin cyst订为“前庭大腺囊肿”。5.顾全大局,服从公布当后面协调的学科有与前面协调过的学科相同的科学家时,本着译名通则的“同名同译”原则,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应一样。但有时两个学科的同一科学家译名不同,这时需要协调统一。当前面协调过的学科名词已确定、并公布,这时后面协调的学科,就不能单从“服从主科”角度考虑,而要发扬顾全大局、忍痛割爱精神,向公布的学科靠拢。即使前面公布的译名,可能不甚妥善,一般也不宜再另订,否则不利统一。例如：Geiger－Müllercounter tube这条术语,电子学习惯订为“盖革—缪勒计数管”,而《物理学名词》公布的是“盖革—米勒计数管”(经协调定的)。我们认为,这时应服从先公布的结果,统一订其名为“盖革—米勒”。再如Wilson这位科学家,《天文学名词》公布其译名为“威尔逊”,而物理学原译名为“威耳孙”且也比较惯用。后来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本着服从公布、以利统一精神,改订为“威尔逊”了。为进一步做好译名协调工作,我们觉得今后有些地方还应加以改进。如：1.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中,对有些外国科学家的国籍未标清楚,进行译名协调时,难以对其原译名加以可否。希今后提出译名协调的学科,先要作好这项工作,必要时需花些力气对一些科学家的国籍,做些调查研究工作。2.有的学科提出的译名材料,未能把全部要公布的名词中的外国科学家译名全提出来。协调后发现有落掉的,有的后来补充协调做了弥补;有的则未补充协调,该学科自己决定用了他们的译名,事后发现这里面有的订得不妥,给后来译名协调工作和术语统一工作带来困难。希今后有落掉的,要补充协调,不要本学科自己就确定了。3.有的学科译名协调后,未能将分委员会讨论结果反馈给译名协调委员会。后来发现有的学科并未完全按协调结果定名,使后来协调工作被动、难做。4.有时由于协调人名多、时间紧,各译名未能得到充分讨论、协商,最后协调结果未能明确,尤其是本学科参加会议人员亦未明确,从而影响后来工作。5.虽然我们曾把87、88两年协调的译名材料,分别整理出来了,但87年的材料不够完善,并有差错。今后要把所有协调过的译名,统一以英文字母顺序按外文名、国籍、学科、协调前译名、协调后译名和备注的格式,整理出来,供参考。希今后各学科的译名材料,也按这个格式提出来。总之,三年来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工作,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领导下,在译名协调委员会委员和各学科有关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从零开始,摸索前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要实现钱三强主任提出的在2000年前把我国科技界各学科术语都审定公布一批的宏伟目标,我们还需不断总结经验,奋力向前。我们相信,译名协调工作今后虽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正如我们委员会名誉主任陈原先生所讲的：“今天协调不了明天再协调,明天协调不了后天再协调,总有一天协调出来,那就很好。”让我们与大家共勉,做好这项工作。     

关于科学家人名的译名统一

在科学技术术语中,有一类是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定律、效应、方程,系数等构成的。要统一这一类术语,就要作好外国科学家姓氏的译名统一工作。我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组织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和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时,遇到大量外国人名的译名,作好这些译名的统一就是我们编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几年的摸索中,我们感到译名统一的过程就是如何处理名从主人与约定俗成这样两条译名原则的关系过程。根据我们的体会,这两条原则在运用中都不能绝对化,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约定俗成的掌握要有一定的伸缩性,这一点大家比较清楚。因为“约定”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约定,有大范围的约定,如牛顿、爱因斯坦、哥白尼、达尔文这些得到各界承认的约定俗成;也有某一学科范围内的约定(即所谓“小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也并不鲜见。同样,名从主人也不能绝对化,因为西方人流动性较大,且历史上经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要认真追溯某个人物的姓氏究竟属于哪个语种是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有一些甚至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种专题考证,这当然不是大多数从事译名工作的人所能承担的。况且,在西方人名中,不少语种的姓或名(西方人在早期是没有姓的)若认真追溯上去,他们往往来自同源,所以把名从主人绝对化加以追寻,实际上又将导致取消这一原则本身。我们在贯彻名从主人和约定俗成原则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1.贯彻名从主人的原则时,切不可硬性地“正名”。有些同志对名从主人这一原则也不能绝对化不很理解,因而在译名工作中提出过要“正名”,即不承认任何约定俗成的译名,要以名从主人的原则统一所有外国人名的译名。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人物“达芬奇”这个在学术界、艺术界广泛采用的译名就进行过“正名”,按该人的外文名Leonardo da Vinci改译成“利奥纳多·达芬奇”。这种改法单从翻译的角度看当然没有错,因为达芬奇所处时代欧洲人的家姓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欧洲人的家姓形成经历了从9世纪到16世纪这样漫长的过程,个别地方甚至到19世纪才完成),而他在当时是属于没有姓的,Leonardo只是他的名,而Vinci则是地名,da是介词。所以他的名的准确译法应是“芬奇地方的莱奥纳尔多”。这样正名虽没有错,但广大读者却不知道他是谁了,更重要的是相当多的读者不可能想到查“达芬奇”这个人物条目要到“利”字头里去找,这样就给读者带来了不便。另一方面,这样人为地正名,不可能改变广大学术界人士的习惯,因此,只能是给这个本已统一的译名增加一个新的译名,造成了新的混乱,违背了正名者的初衷。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对于人名译名这种没有学术内容只是一种符号的东西,统一远比准确重要,况且,不同语种之间的译音准确与否只是相对的,而对于汉语这种具有四声特点的语言来说,要追求译音绝对准确只能是一种蜃景。2.贯彻约定俗成译名时要注意各学科之间的协调。因为科学家在全社会中的知名度往往不及作家、演员等(例如：牛顿、爱因斯坦这样一些人类历史上划时期的著名科学家,在我国社会上的知名度就远不及某位相声演员),所以要这些学者姓氏的译名都必须具有“大约”的特点才承认是不现实的。许多以科学家姓氏命名的术语,如“玻尔对应原理”、“厄缶实验”、“蒲福风级”、“门捷列夫周期表”等,都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对这种较小范围内的约定俗成译名也必须尊重,以避免为求准确而硬改所造成的混乱。例如,“蒲福风级”是以英国海军将领、水文地理学家Sir Francis Beaufort的姓氏命名的,若按标准译法应译作博福特,但若把蒲福风级改译成博福特风级,就会使人误以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风力分级标准了。同时,在科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他们的活动范围涉及若干学科领域并且都有建树,而不同学科对这同一个人物有不同的译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尽量在几种译名中选择一个与其原语种发音更接近的来统一,决不另起炉灶,重新译名。例如化学家、物理学家L.C.Pauling,在化学界有译作鲍林的,也有译作泡令的,物理学界则译为泡令,并有“泡令定则”等术语。对这几种译名,我们考虑“泡”的发音与Pauling中的Pau相近,而“鲍”字在汉语拼音中属“B”字头,与原文相去甚运,于是我们就统一用“泡令”,而不是照译名手册另译一个“波林”来代替。这里指的协调统一也不能绝对化,而是能协调统一的尽量统一,但也有少量译名,不同学科间的不同译名沿用时间很长,一时难以统一,我们就选定其中一个作主要译名,但同时注明又译“××××”,便于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另一较通用的译名。除了要防止把同一人物译成多个名之外,还要防止把同一家族的人译成不同的姓氏。例如,英国一个造船师Sir Samuel Bentham,他的儿子是植物学家G.Bentham,他的哥哥是功利主义哲学家Jeremy Bentham。造船师的S.Bentham一般均译为本瑟姆,但哲学家的J.Bentham的译名则是边沁。两个译名中,本瑟姆的译名符合译名手册的用法,但“边沁”这一译名在我国的“名气”远比S.本瑟姆和G.本瑟姆大,所以,我们就用“边沁”这个相对来讲不如“本瑟姆”准的译名统一了这几个人物姓氏的译名。3.采取措施,逐步按统一的译音表来统一各学科人名的译名。我国科技领域的人名译名与社会科学领域有过一些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有其历史原因。解放初期政务院曾设立过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各学科领域的名词术语。在当时审订名词术语时就遇到了以人名命名的定律、效应、公式等术语的订名问题,也就涉及到人名译名的统一。由于当时新华社人力有限,顾不上译名的统一这类问题,更无暇制订译音表,所以,当时自然科学组内一些对科学和汉语均有研究的学者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编制了一些主要语种的译音表。为区分外语中一些发音相近的音节,他们编制的音表中把t、tt为尾的译作“脱”(如品脱,夸脱等),把te为尾的译作“忒”,把ter为尾的译作“特”,把l与r加以区别(1译作“耳”,r译作“尔”),la与ra也加以区别(la为拉,ra为“喇”),还有把po译作“坡”不作“波”(波字在汉语拼音中是bo,而“坡”则是po)等等。60年代初,新华社编印的各语种译名手册不再作这类区分,把“耳”与“尔”一律作“尔”;“特”、“忒”、“脱”一律作“特”;“拉”与“喇”均作“拉”等,因此,科技界人名的译名用字与新华社的译名用字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差异。当然,现在要讨论哪种方案更好,仍然各有各的道理,问题是要认清统一比准确更为重要。所以我们在统一译名时,除各学科术语中已有的人名作为约定俗成对待外,其余一律按名从主人的原则,根据新华社编的各语种译名手册译出。为了更好地区分哪些人物应作约定俗成对待,我们从国外若干种百科全书中收集了约1万个科技界名人,编译了一本《外国科技界名人录》。书中人物的译名均参照各学会名词机构所编专业学科词汇中的用法确定。学科词汇中没有的,则一律按译名手册定。这样就把约定俗成的译名数目限制住,不使再增加。为进一步统一作好准备。随着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的开展,科学家人名译名的统一工作也提到了日程,相信在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由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加以组织、协调,一定能事半功倍地完成这一工作。     

论点摘登

●提出可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他说 ,关于音译姓名 ,无论是英译中 ,还是中译英 ,根据个人从事翻译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经验 ,第一个准则是切合或近似原音 ,例如英国戏剧家shakespeare之译为“莎士比亚” ,中国“孙逸仙”之按粤语发音之译为SunYet sen ,莫不如是 ;第二个准则为“约定俗成” ,上述两人之译名 ,早已得到世人共认和通用 ,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第一个准则。至于字数或音节数之多寡 ,则无关重要。根据上述准则 ,认为暂用SARS中译名“萨斯”作为过渡 ,既无伤大雅 ,又可家喻户晓。● :建议用“痧示”作为SARS的中文译名。虽然…     

第二届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简称全国名词委)于1995年3月29日在京召开了第二届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全国名词委主任卢嘉锡教授到会做了重要讲话,并向新应聘的第二届译名委员会委员颁发了聘书。卢嘉锡教授高度称赞了第一届译名委员会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表彰了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并预祝新的一届译名委员会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做好译名协调审定工作,保证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科技名词更具权威性,使我国科技名词的统一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全国名词委副主任潘书祥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并向大会介绍了新译名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及全国名词委的工作概况。他说,全国名词委自1985年成立以来,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各有关领导同志多次给予这一工作以很高的评价,可以说,科技名词统一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心和支持。目前,全国已有约1700名专家参加了名词工作的行列,其中两院院士就有170人左右。还有很多专家以书稿或座谈形式参加这项工作,全国数千位科学家组成一个整体,共同从事系统的科技名词审定工作,这在我国科技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希望各位专家多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广泛宣传名词统一工作的深远意义,进一步扩大全国名词委和名词工作的影响,把科技名词工作开展得更好更深入。外国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成立七年以来,围绕译名审定开展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召开了20多次协调会,对3个学科近3000条译名逐一进行了严谨的协调定名。对一些难度较大,争议较多的译名,进行深入调研、反复推敲,并与学科专家多次磋商后方予确定。其中涉及到的科学家遍布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证了全国名词委审定公布的名词术语的权威地位。第二届译名委员会的组成在前一届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由20名各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新的译名委员会增加了来自于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科委情报所、国防科工委、北京图书馆、科学出版社、高教出版社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委员,扩大了机构组成的覆盖面,不仅可以听取更广泛的意见和信息,也可将名词统一工作的影响辐射到更多的领域。成立大会后,第二届译名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就本届委员会的工作任务、规划及《译名通则》的修订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对于加强和改善译名委员会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位委员一致表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认真搞好译名协调工作,广泛宣传名词统一的深远意义,为完成科技名词统一这项与科技发展配套的基础性工作,做出一代人的贡献。本次会议对化工、公路、物理、医学等四个学科提出的428条译名术语,逐条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定名。在审定过程中,大家对改进工作提出了一些原则和建议,并希望各学科分委员会给予协助和支持：1.“名从主人”问题。要求各学科上报需协调的译名术语时,注明所涉及科学家的国籍。如Helfrich deformation一词中的Helfrich,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如是德国人,应译为“黑尔弗里希”,如是荷兰人,则应译为“海尔弗里赫”;又如Guyton一名,如是英国人,应译为“盖顿”,如是法国人,则应译为“吉东”。2.“约定俗成”问题。需协调的译名术语应注明该科学家的生卒年月及专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译法。对于年代久远并在学术界影响范围很大的科学家人名,应当按“约定俗成”原则译名,而对近代或在世的科学家,特别是存在多个不统一的译名时应遵从规范。如Galileo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原译名为“伽利略”,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更正。而对于Gateaux(法国数学家),原译名为“伽斗”,现采用了规范用字,定名为“加托”;又如Joule一名,由于已广泛用作“功”的计量单位,所以保留“焦耳”的译名,而不取“焦尔”这一规范用字。而对于Edwin Herbort Hall(美国物理学家,1855－1938),原译为“霍耳”,现定名为“霍尔”。3.有关日本科学家的译名术语应注明其汉字名。按照《译名通则》中“使用汉字的外国人,直接采用其汉字名”的规定,日本科学家译名应取其汉字名。但是,一些由英文等转译而来的日本人名并非与其汉字名一一对应。如,由于Kihara对应于“木原”等7条汉字名,Kono对应于“甲野”等34条汉字名,而导致无法定名,因此,建议各学科提交译名时,应提供该日本科学家所用的汉字名。4.对并非以人名命名,而是以地名、公司名、商标名或其它方式命名的术语应加以注明。如本次提出译名中的“Omniscience device中的Omniscience,Thermetics device中的Thermetics并非人名,不宜译为“奥莫尼撒英斯装置”、“色尔麦替克斯装置”,而应取其意译。5.对各语种译名术语字母上的符号“^”、“”等应当注全。例如,Kocher是英文,译为“科克”,如是Kocher,则是德文,应译为“克歇尔”。6.对一些不规范的习惯译名,可以靠拢规范的应给予规范定名,而将习惯译名作为“又称”予以保留,以作为一种定名的过渡形式。如Benkelman beam(德)应当译为“本克尔曼梁”,原习惯译名“贝克曼梁”作为“又称”暂时保留,逐渐予以淘汰,对明确不再使用的原称,则注明为“曾用名”。7.对一些国际上通用的字头缩略语不再按照音译汉字定名,而保留其字母形式。如FIDIC terms一词中的FIDIC为“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缩略语,我们直接定名为“FIDIC条款”,而不用“菲迪克条款”。8.建议各学科在向译名委员会提交译名术语时,按照全国名词委下发的《外国科学家人名译名协调表》,对表格中所列“原文词条名”、“最常用译名”、“次常用译名”、“科学家国籍”、“生卒年月”、“主要研究领域”等栏目逐条认真填写,提供尽可能详尽的原始资料,以便译名委在定名时有更加充足的根据。另外,填写之后要对原稿的拼写、符号等认真校核,以免发生误译情况。9.与会委员们希望全国名词委办公室及各学科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将分委员会对协调后译名的意见和最终公布的译名情况及时反馈给译名委员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学术气氛浓厚,注重实际效果,显示了新一届译名委员会精干、高效的特点。     

音译规范的韵律学视角探究

音译是吸收外来语的一种手段,是用译入语的语音模拟源语发音的翻译方法,但音译绝不是机械的模拟。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语音系统,因而都有不同的韵律模式,音译时需要对源语的韵律模式进行调整以适应译入语的韵律要求。文章从韵律学的角度分析英汉音节结构、音步结构和节奏模式的差异,对音译词音节的合法性进行分析和阐释,并通过对音译词的音位选择、汉字选择和可译性问题的讨论,提出可供参考的音译标准。     

人名、地名和科技名词相互关系及其译名协调问题

一、人名与地名之间,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关系人名学、地名学、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学都属于专名学的范畴。研究专名学内容之一是探索人地名之间以及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之间的内在关系。首先让我们着眼一下人名与地名之间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一部分姓氏是来源于地名的。以我国为例,今天不少姓氏是从当时的国名、封地、市镇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而来的。如周武王封于燕(今河北蓟县),他们的后代就姓燕;周文王子康叔封于卫(今河北大名县),他们的后代就姓卫。又如商时诸侯国：梅、阮、密;周初诸侯国：膝、盛、禹、凡、华、蔡、虢;春秋诸侯国：郯、任、陨、皖等后来都成为姓氏了。像秦、晋、楚、陈、韩、赵、魏等姓,也都是得名于当时的国名。古时管(在今山东省成山县)、表(在今甘肃酒泉)、瀛(今河北省境内)、藉(今甘肃省境内),凡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有的就以管、表、瀛、藉为姓。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姓氏从人名学研究也证明,这些国家不少姓氏是采用地名的。以英国为例,11世纪以前一般人并无姓氏,只是到了11至12世纪才盛行姓氏,其中一些家族开始采用地名作为姓氏,如英语中所熟悉的林肯、华盛顿、威尔福德、黑尔福德、黑斯廷斯、威斯特摩兰、牛顿等姓氏都取自英国地名。反之,世界不少国家中的地名则是以人的姓氏或名字命名的。以美国和苏联为例,这两个国家常以人名来命名地名,为了纪念本国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科学家以及各界著名人士都有成千上万地名是以人名命名的。美国历届所有总统(除了现今健在四位外),都有以他们姓氏命名的地方。让我们瞭望一下宇宙天体地形命名即可发现,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和联合国地名专家组宇宙要素工作组倡议下,凡是月球、火星上山口名称一律采用世界上古今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命名。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人、地名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名于首任总统的姓氏,而移居美国的华盛顿祖先其姓氏则得名于英格兰的华盛顿村,真可谓人地名浑为一体了。作为专名学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各个学科为了纪念一些杰出科学家在本学科领域当中的贡献,经常以其姓氏来命名术语;或者以其相关的地点命名术语,后者多反映在地学各学科。以《天文学名词》为例,现代天文学常见的基本名词和术语中,有为数不少的以人名命名的天象、天体、天文仪器、天文机构、常数、方法、效应、定理等,以地名命名的有天文术语、天文台站、地球表面陨星坑、天体表面结构、小行星等。以化学中门捷列夫周期表为例,在107个元素名称当中,就有19个元素命名与地名有关：如镅(Am)和铕(Eu)是得名于洲名：铜(Cu)、钫(Fr)、镓(Ga)、锗(Ge)、钋(Po)和钌(Ru)均得名于国名;锎(Cf)、钪(Sc)、铥(Tm)均得名于地区名;锫(Bk)、铒(Er)、铪(Hf)钬(Ho)、镥(Lu)、镜(Yb)和钇(Y)均得名于城市名;铼(Re)则得名于河流名。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关系,尤其在地学各个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气象学、海洋学、生物学中表现更为明显。在地质古生物学中,塞武纪、侏罗纪和泥盆纪的命名分别来源法国、英国的地名;有关造山运动名称如加里东、华力西、阿尔卑斯、喜马拉雅也来源于欧亚山名;有关冰期和间冰期名称主要来自于河流名称,有的甚至是一些小河名。在地理学名词中,泰加林、普纳高原、克山病等均来源地名。可以说,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大多有与地名有关的名词术语。二、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在译名上应注意协调统一人名、地名以及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人、地名成分的术语,一般来说,从构词上以及方便使用来看,无疑地都应做到同名同译。国外专家也十分注意名词术语和人、地名拼写的一致。1979年,当我国国务院宣布改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法,以取代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时,其中将Peking改为Beijing时,英美专家来函认为中国猿人(北京人)Pekingman、北京鸭Peking Duck已进入英语词汇,为保持它们之间的拼写一致,建议北京拼写宜不改动为好。当然我们未采纳这一意见,但它说明了地名与包含该地名的术语需要取得拼写上的一致。苏联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在50年代也存在着名词术语与地名译写的不统一的现象。据50年代统计,苏联当时已有数以千计的与地名有关的外来词进入俄语中。然而,以西里尔字母转写世界各国外来词时并无严格的规则遵循,翻译上依然存在一名多译的混乱状况。为此,在1960年8月5日苏联科学院不得不把地名译音问题提交到科学院主席团讨论。并在科学院所属的文化和语言处成立外来语地名拼写和译音协调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并委托该委员会尽快地制定出转写外来语地名的规则。由于苏联科学院系统对这一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组织力量实施,嗣后,在苏联有关俄语当中的科技外来词术语标准化规范化工作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长期以来,我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译写由于缺乏统一的归口,各行业之间,各学科之间,各自为政,各立门户,为此致使外国人、地名、自然科学名词术语出现一名多译现象则是屡见不鲜的。以Beaufort为例,人名译为“博福特”,地名译为“波弗特”,气象学有关名词译为“蒲福”;同一自然科学家的姓氏在不同学科经常存在几种不同的汉译名。为此,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成立不久,立即设置了外国自然科学家译名协调委员会这一机构从事这一方面工作。以下我想谈一下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有地名成分的术语其汉译名如何统一的意见。为了实现外国地名汉字译写的统一规范,中国地名委员会商请新华通讯社、总参测绘局、海司航保部、测绘研究所、中国地图出版社以及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于1982年1月6日成立了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国地名委员会关于外国地名译写工作计划,拟定、修订外国地名译写原则、外语译音表和细则,审查以地名委员会名义出版的外国地名译名的书刊等。自开展活动以来,译写小组制定了外国地名汉字译写通则和英汉、法汉、德汉、西汉、阿拉伯汉和俄汉译音表,另外制定了波汉、捷汉、泰汉、缅汉、印地汉等44种外语译音表草案。在译名通则和译音表基础上,1982年编辑出版了《外国地名译名手册》、1985年编辑出版了《美国地名译名手册》;今年编辑出版了《联邦德国地名译名手册》,即将出版《苏联地名译名手册》;1982－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组织审定了由肃德荣、周定国、郭德荣主编的大型《世界地名录》,本书包含中外地名近30万条目,为全国科技界提供了一部详尽的标准汉字译名的外国地名工具书。外国地名统一译写小组在翻译和审定外国地名时,也注意到在自然科学中一些沿用已久的汉译名作为惯用予以保留。如法国境内省名Jura以及法国、瑞士交界山名Jura,照顾了地质界的习惯译法译为“侏罗”;意大利地名Pisa和荷兰地名Leiden,照顾了物理学界的译名,分别译为“比萨”和“莱顿”,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经中国地名委员会审查和出版的各国地名译名手册,其汉译名具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也正如钱三强同志在“努力实现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统一与规范化”一文中所指出的“遇有外国地名时,要根据中国地名委员会制订的规范地名,加以统一表达”。为此,为保证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译名的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自然科学名词,凡包含有外国地名成分的名词术语其汉译名原则上必须与中国地名委员会颁布的译名要统一。遇到个别译名有不同意见时,各分学科可反馈到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中国地名委员会国外组协商解决。据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学科名词征求意见草案,发现不少与地名有关或来源于地名的自然科学名词其汉译名与地名译名并不一致,需要再协调统一。随着名词审定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相应地要分批来解决与地名译名协调统一。既然苏联科学院有关部门经统计,来源于地名的外来词有上千之多,那末我们在这方面工作量也应是大致差不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科学名词中包含外国地名的术语译名一定要和地名译名完全统一。比如“格林威治”与“格林尼治”可暂求同存异,到适当的时候和条件成熟再解决。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和实例仍然不少,如美国州名Massachusetts,译为“马萨诸塞”,而作为高等院校则译为“麻省”;Sandwich在英语地名中译为“桑威奇”,而作为食品名称则译为“三明治”。地质古生物年代名泥盆纪、寒武纪则分别得名于英国地名德文郡和坎布里亚,由于泥盆纪、寒武纪来源于日文汉字,当然这就无必要另统一译名了。显而易见,在接受汉字译名遗产时,由于历史原因包袱确实太重。想全面地理顺人地名与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之间的译名,决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然,通过横向联系,应尽可能避免像Greenwich出现一名两译的现象。三、自然科学名词术语与地理通名的统一一般来说,地名由专名和通名所组成。在翻译外国地名的通名时通常采用意译。意译的通名原则上应与自然科学名词一致、关系密切的地学各个学科,尤其是地理学和海洋学的有关名词,实际上也是最常见的地理通名部分。而月球星体名称,有关地理通名如环形山、陨星坑等则属于天文学名词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包含有地名成分的自然科学名词的译名应依赖于外国地名的译名,而外国地名的通名翻译又依赖于地学有关学科名词的订正。中国地名委员会为了适应编辑《世界海洋地名录》的需要,使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文译名规范化,于1987年4月17－18日在杭州召开了海底地名地理通名汉译名审定会,会上审定了60多条海底地名的地理通名。代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有关学科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所有关同志也参加此次会议,此成果也可看作为海洋学名词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认为今后需要加强横向协作,加速我国人、地名和自然科学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的进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     

物理学名词规范使用例析

通过分析一些物理学名词的定名，简述了科技名词的定名应遵循“单义性”“科学性”“约定俗成”“协调一致”等原则，外国科学家的译名应遵从“名从主人”“约定俗成”“服从主科”“尊重规范”等原则。列举了物理学名词依据这些原则所做的部分修订情况，以便新闻、出版、教学、科研等部门规范使用这些名词。     

打造学术品牌振兴学科建设--记2002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

盛夏的北京 ,闷热难当。只是在两场雷雨过后 ,空气才稍许清爽起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2 0 0 2年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年会” ,在今夏难得的这股清凉劲儿中 ,于 2 0 0 2年 8月 7日至 9日在北京召开。在去年“首届全国自然辩证法学术发展     

安全文化的人本价值取向及其系统模式研究

本文从灾难事故的风险性入手分析安全产生的根源,指出安全建构在人本理念的基础上,并从生存论的意义上将安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论述了安全文化中人本价值取向的内涵.由此,本文立足于自律和他律的意义探讨了实现安全文化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系统模式以及民主系统模式.最后,本文主张,在风险社会中,应避免工具理性张扬、价值理性弱化的趋势,强调重塑安全的价值理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初探

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是自然数学化的关键一步，奥雷斯姆本人也因此被看作解析几何的先驱。本文简要介绍了奥雷斯姆为数学做出的这项重要贡献，讨论了质的强度的图示法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影响和意义。     

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

关于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关系,科学哲学家们大多是从科学史出发,讨论集中在科学史对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本文立足于科学哲学,从科学哲学各个时期研究主题及问题的转换来分析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意义.逻辑经验主义对知识的结构学分析,为科学历史的动态研究奠定了基础.历史主义学派以科学进步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提出了科学活动和科学成就的发展单元,关注理论之间的关系,倡导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联合.科学合理性的研究,为科学发展的历史提供了规范性分析.     

默顿的科学规范论的形成

默顿科学规范论思想的形成,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支配,也受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默顿对17世纪英格兰清教与科学关系的研究是其创立科学规范论的前奏;当科学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确立作为一种制度的科学规范系统时,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在理论、方法、概念上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贝尔纳领导的"SRS"运动及其与科学自由协会的争论,为默顿科学规范论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养料;纳粹德国与科学共同体的冲突,引起了默顿对科学的地位和命运的关注,并对科学系统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为科学规范论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催化剂。     

元素名称的沿革

编者按：第111号元素由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合成后,2004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颁布了其名称：Roentgenium,元素符号为Rg。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该元素的中文定名草案,并于2006年1月20日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化学、物理学、语言学方面的专家召开了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研讨会。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名词工作者共聚一堂,对第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以及元素中文定名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在讨论意见高度一致的基础上,决定第111号元素中文定名为“”。全国科技名词委和国家语委准备在此基础上制定元素中文定名规范,作为今后新元素定名的依据。名词工作论坛 元素的名称在1932～2004年期间,正式公布过9次。经过了70多年的使用,某些名称有所改动,但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元素名称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对元素名称作了更改,我们为与国际上的通用名称保持一致,故也作了相应的改动;其二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的同音字与其他化学用字的读音混淆,故作了修改;其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发现了新的元素,必须给予定名,这属于增订的内容。(一)193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中涉及了92种元素名称,其中85号、87号和91号元素没有定名。已确定名称的金属元素共68个：锂、铍、钠、镁、铝、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铜、锌、镓、锗、铷、锶、钇、锆、钶、钼、、钌、铑、钯、银、镉、铟、锡、锑、铯、钡、镧、铈、镨、钕、、钐、铕、、铽、镝、钬、铒、铥、镱、镏、铪、钽、钨、铼、锇、铱、铂、金、汞、铊、铅、铋、钋、镭、锕、钍、铀。非金属元素共9个：硼、碳、矽、磷、硫、砷、硒、碲、碘。气态元素共11个：氢、氦、氮、氧、氟、氖、氯、氩、氪、氙、氡。液态元素1个：溴。1932年在制定元素名称时,确立元素定名取字,应依一定系统,以便区别,这就是使用固有汉字如：金(Au)、银(Ag)、铜(Cu)、铁(Fe)、锡(Sn)、硫(S)、铅(Pb)等,这些元素名称用字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如：《汉书·食货志》、《说文解字》、《神农本草经》等都有记载。这些字的字形结构也成为制定新元素名称的造字依据,如：金属元素名称用金为形旁,非金属以石为形旁。以上列出的金属元素名称和非金属元素名称都是左右结构的合体字,属于形旁和声旁组合而成的形声字。一类形旁依据固有汉字,声旁按国际通用名称的谐音,如锂、钠;另一类是根据元素特性造的形旁,声符是与文字所代表的意义有联系的部件,“氢”表示一种最轻的气体,“氯”表示单质状态下是绿色的气体,“氮”表示空气中的氧被冲淡了,其中的气字头表示常温下为气体,取“轻”字中“”、“绿”字中“录”、“淡”字中“炎”作为声旁与气字头组成“氢”、“氯”、“氮”的元素名称。“溴”在通常状态下是棕红色液体。它的英文名“bromine”来自希腊文“brōmos”,是恶臭的意思。“溴”字中文定名从水从臭,也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碳”元素的拉丁名为“Carbonium”,源自“carbo”一词,是煤的意思,故用“石”旁加声旁“炭”。元素名称中造字比较特殊的例子如：“氧”字曾叫“养气”,表示滋养之意,并造过“”字,后因笔画繁杂,“”字演化为“氧”。“汞”字在我国古代文献《神农本草经》中记述有：“丹砂能化为汞”,因“汞”是唯一的液态金属,以水字作底也很符合原则。为避免造新字,在元素名称中,有些形声字如：钌(Ru)、钫(Fr)、铋(Bi)、钯(Pd)、钐(Sm)、铂(Pt)、镝(Dy)等,这些字在汉语古字里均可找到,但作为元素名称用字,他们都已失去了原有的意思,而赋予了新的含义和读音,作为新的元素名称用字出现。对于气字头用字如：氢、氧、氮、氯等重要元素用字,早在1915年当时的教育部即颁行全国,距今已80多年。(二)1944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增订本)共包括92种元素名称,其中91号元素名称定名为“镤”(Pa)、85号元素名称暂定为“”(alabamum,Ab),87号元素名称暂定为“”(virginium,Vi)。修改的名称有：64号元素“”改为“钆”(Gd),86号元素名称“”改为“氡”(Rn)。这两处修改在原文件上没有说明,可能是为了减少笔画吧。(三)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元素及其名称有：93号元素“镎”(Np)、94号元素“钚”(Pu)、95号元素“镅”(Am)、96号元素“锔”(Cm)、97号元素“锫”(Bk)、98号元素“锎”(Cf)。修改的元素名称有5个。这次修改是因为国际上修订了这些元素的名称。43、61、85、87号元素修订的原因是原发现人的工作并不可靠,其后这4种元素均在核反应中获得,故重新定名。新旧名称见表1：另外一个修订的41号元素旧称是钶(columbium,Cb),新称为“铌”(niobium,Nb)。原因是首先在北美的钶矿石中发现了这种元素,因而以发现北美新大陆的Columbus(哥伦布)的名字命名。后来从钶矿中分离出73号元素“钽”,才真正得到“铌”元素,“钽”是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Tantalus(坦塔罗斯)命名,因“铌”又从“钽”中获得,故以他的女儿Niobe(尼奥婢)命名。(四)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公布的《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修订本)共包括98种元素名称,对1951年的《原则》中的元素名称没有增改,只是根据国际上对元素符号的变更,将39号元素“钇”的元素符号“Yt”改为“Y”;69号元素“铥”元素符号“Tu”改为“Tm”。(五)1955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无机化学物质的系统命名原则》共包括102种元素名称,新增的名称有：99号元素名称“锿”(Es)、100号元素名称“镄”(Fm)、101号元素名称“钔”(Md)、102号元素名称“锘”(No)。为避免元素名称的同音混淆,将14号元素名称“矽”(读音xī)改为“硅”(读音guī)避免了与50号元素名称“锡”和34号元素名称“硒”重音。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还曾多次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审音委员会联系,希望将“锡”读音xī(音西)改用北京语音读xí(阳平)就可以避免“锡”与“硒”的重音,但未获结果。另一个更改是将71号元素名称“镏”(读音liù)改为“镥”(读音lǔ),这一更改有两方面好处,即避免了与16号元素名称“硫”重音,又与日常用字区别,镏字本意即有镏金镀金法之意,又可与戒指的方言“镏子”区别开来。(六)1980年,中国化学会推荐的《无机化学命名原则》中元素名称增至107个。新增的元素名称有：103号元素名称“铹”(Lr)、104号元素名称“”(Rf)、105号元素名称“”(Ha)。106号元素和107号元素未订名。(七)198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化学化工词汇》(第三版),附录了“无机化学命名原则(1980)”并对元素名称作了增补,共包括元素名称109个(其中108号元素名称缺),106号、107号、109号元素名称无中文单字命名。使用“10×号元素”表示,元素符号用Unh(106号)、Uns(107号)、Une(109号)表示。为什么要这样定名呢？103号以前的英文名称都是经IUPAC推荐的名称,国际上并无争议。1964年底苏联科学家宣布获得了104号元素并把这个元素命名为kurchatovium,符号Ku,以纪念苏联科学家库尔查托夫(I.V.Kurchatov),到1969～1970年间美国科学家也获得了104号元素的另一些同位素,并把104号元素命名为rutherfordium,符号Ru,以纪念英籍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utherford)。105号元素也于1970～1971年间先后在美国和苏联获得,美国人把这一元素称为hahnium,符号Ha,以纪念德国科学家哈恩(O.Hahn),苏联人把这一元素称为nielsbohrium,符号Ns,以纪念丹麦科学家尼尔斯·玻尔(N.Bohr)。从1971年以来,IUPAC曾多次开会讨论,均未能确定统一的英文名称,出现了混乱。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100号以后的元素名称,终止使用以人名、国名、地名和机构名等来制定新元素的名称,英文名称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混合数字词头加词尾-ium来命名,元素符号采用三个字母来表示,以区别以往元素采用的一个或两个字母的方法,具体办法是：0=nil、1=un、2=bi、3=tri、4=quad、5=pent、6=hex、7=sept、8=oct、9=enn,并规定新元素不论是金属还是非金属,在数字词头后均加词尾-ium,如：104号元素名称为unnilquadium,元素符号为Unq。想从根本上解决命名的分歧。(八)1997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在本文第七部分介绍的1977年8月IUPAC正式宣布的100号以后的元素的新的命名方法,十几年来,虽得到使用,但仍有人不断提出反对意见。我国在《化学命名原则》(1980)中也只从106号以后元素采用了IUPAC的建议。中文定名为“10×号元素”,这样冗长的定名给使用者增加了困难。1994年IUPAC无机化学命名委员会又重新提出了仍以科学家人名和发现该元素的科研机构所在地命名新元素名称的方法。1997年8月27日获得表决结果并以IUPAC名义发表正式文件,对101～109号元素重新定名。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张存浩院士代表我国出席了会议,会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会议上,听取了有关院士的意见。全国科技名词委化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于1998年1月中旬召开了无机化学名词组扩大会议,会议根据IUPAC 1997年8月27日决定对101～109号元素英文名称重新命名的意见,审定了相应的中文命名。参加会议的有化学、物理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专家,会议在前一个阶段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我国101～109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2)。其定名中使用的汉字已征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九)全国科技名词委根据IUPAC 2003年8月16日对第110号元素正式确定的英文名称,于2003年12月组织无机化学名词组和放射化学名词组及有关专家讨论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的定名问题并提出建议,后在有关期刊上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审定了110号元素的中文名称(见表3),其定名使用的汉字征得了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同意,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予以公布使用。(十)2004年,IUPAC颁布了第111号元素的名称Roentgenium和元素符号Rg,这一名称由元素发现者德国重离子研究中心以X射线发明人伦琴命名。2006年1月20日全国科技名词委与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组织召开化学、物理、语言文字专家联席会,讨论了111号元素的中文定名,建议111号元素中文名称为“”,现拟报请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附：1956年关于“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介绍1956年9月至12月在光明日报上展开了“化学物质命名的讨论”。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汉字改革的时期,方块汉字逐步改革成拼音汉字,虽然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但不能算成太久的了”(光明日报社论)。为此有些语言界工作者提出：现行的化学名词,以至于整个自然科学名词显然是不能适用于拼音汉字的,需要进行变革。这当然也涉及到对元素中文命名的意见。对元素名称提出以下三种改革的建议：(1)同音代替碳→炭 钡→贝 氟→弗 钙→丐 碘→典 氧→养 氯→ 溴→臭(2)口语化理由是在语言里,单音词总是不如多音词清楚。如：铂→白金 氧→氧气 硼→硼石 硫→硫石 铍→皮金(3)国际化根据《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一套现代化拼音字母,可以用来写科学符号和专门名词的译音。”有人就提出用下列方法转写。如附表1。不难看出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汉语拼音字母转写英文名称,与日本用假名转写一样,只是去掉了不必要的词尾,并为此还设计了八条转写规则。对以上观点提出相反的意见是“科学研究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前面,科学工作者由于需要,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有些是说得清楚,听得明白的,它便利了人们去了解新事物,这是再愉快不过的。对个别单音词会引起读音上的混淆的缺点当然要进行改革”。对于同音代替,有人指出：如果把“钡”改做“贝”,“溴”改为“臭”,陡然使人难以想象指的什么,甚至产生混乱。对于国际化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的认为“在汉字拉丁化以后,我们也不能割断历史,马上把我国的科学名词全部废除而改用英文名称。我国语言是否可以容忍大量的英文学术名词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贸然作出这样一决定”。以上是对1956年大讨论中对元素名称改革的主要观点记录,供以后研究这些问题时参考。     

从信息经济学看当前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

本文通过借鉴信息经济学理论分析了当前科研经费利用效率低下的体制原因并对科研经费利用体制的改革提供了若干思路。在信息经济学看来,有效的科研经费利用体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能成功地解决好科研经费分配中的逆向选择问题;（２）能成功地解决好课题承担人的道德风险问题。     

“反身性”难题消解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反身性是科学知识社会学所标榜的原则之一,但反身性的自我拒斥特性却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陷于反身性困境。原因何在?其源盖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之痛实际上是社会科学的科学化之痒——它仍然是沿用了传统科学观的一些先验预设(如实在、基础、恒在等)。而一些SSK学者在反思反身性难题、打破这些先验预设时(如马尔凯的新文体形式),却反向性地陷入了反身性的单向解构路径,从而走向虚无主义。要想彻底破解科学知识社会学反身性困境,为当下知识的合法性提供认识论基础,乃至使整个社会科学走出反身性怪圈,关键在于对反身性概念进行元反思,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建设性意蕴。     

工程哲学视野中的企业定义和企业观

工程活动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共同体.企业是现代社会中"工程活动共同体"最典型的存在形式.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出发,把企业看成一个"黑箱",而工程哲学则立足于方法论整体主义立场提出了新的企业观和企业定义,把企业定义为由异质的个人所组成的、持续合作从事工程活动的、制度化的"共同体",认为企业的直接目的是创造一定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