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术语的一些想法——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召开的自然科学名词及术语学座谈会（1984年9月20日，北京）上的发言

(一)现在未来学很发达,制定科学术语时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未来发展。汉语词从单音节向多音节发展是合乎语言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因为这一规律可以大大减少汉语中的单音节同音词的数量,从而避免交际中单音节词造成的误解。在电传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中避免误解,适当增加必要的羡余性(redundancy,或译作“多余度”、“多余信息”)是十分重要的。双音节词从信息论角度来看是最合理、最有效的音节构成,所以象“铊”“铒”“钐”“钷”“铕”这类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元素名称是同语言发展规律背道而驰的。除开已经通用的氢、氧、钙、钾、锰等词外,建议以后不要生造上面那种汉字。从文字发展规律来看,汉字早晚是要被拼音化文字取代的,在目前这一从汉字到拼音化的过度时期,我们应该尽量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因此从文字发展的规律着眼,也不应生造上述这类汉字。汉语拼音化以后单音节的同音现象所造成的歧义会更加严重(因为在书面上汉字的形体可以帮助视觉区别同音词),所以尤需尽量避免生造单音节的汉字。(二)语言的发展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对立面斗争和统一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汉语的单音节词越来越少,双音节、三音节词越来越多,甚至产生一些三音节以上的词,如“社会主义”“布尔塞维克”等。这从音节增多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繁化的过程,但是另方面,语言中简化的过程也在不断发展。语音就是在繁化和简化这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所以制定科学术语必须考虑到这一辩证规律。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生造单音节词和生造表达这些词的新的汉字,就走向另一极端：主张全盘西化,即将外来术语音译后照搬过来。需知印欧语言中有许多两个音节以上的词,照原样音译过来,必然增加汉语中的很多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词,这不仅会增加学习语言的人的记忆上的负担,而且不符合汉语双音节词占多数这一客观规律,所以“德律风”“德谟克拉西”“狄克推多”分别被“电话”“民主”“独裁者”取代,是完全符合简化这一规律的。在外语中同样存在简化的规律,如英语用TV这个双音节的缩略语代替了television这一四音节词,俄语也借用了TV取代原来的四音节词Телевизор¹。日语也借用了这个词,简略为三音节词：テレビ。俄语的злектронно－вычислителъная мащина(电子计算机)有十三个音节,十分啰嗦,也正在被借自英语的简洁的Komnbютep(三音节)所取代。此外,由于汉语(指现代汉语普通话,下同)是元音型语言,即元音在全部音素中占的比例很大,元音与辅音的比例超过欧洲许多语言²⁾;加之汉语中很少出现欧洲语言中常见的辅音连缀的现象,汉语中开音节(以元音结尾的音节)占的比重很大³⁾,因此外语词音译成汉语以后,音节数目往往会增加许多。例如上引英语的democracy,dictator音译成汉语后都多出了一个音节,因此术语采用全盘音译的原则,只会增加汉语的繁化程度,是不利于交际的。外语为了减少术语的音节数目,达到语言简化的目的,除了采用上述缩略词的手段外,还有一种方法是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例如“蝶泳”在英语中本来叫做butterfly stroke(蝴蝶式的游法),有四个音节,很罗嗦,现在简作butterfly,即将“蝴蝶”一词引申为“蝶泳”,减少了一个音节。如果汉语将这个游泳术语音译,就成了“白脱弗莱”,比英语多了一个音节,所以远不如义译为“蝶泳”,简洁明了,易懂易记。从这个义译中可以看出：汉语术语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有些联绵词中的单个音素本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术语中却可以获得整个联绵词的意义,如“蝶骨”(形状象蝴蝶的头骨),“蝶形花”(形状象蝴蝶的花)中的“蝶”获得“蝴蝶”的意义,尽管在日常语言中只能说“蝴蝶”,不能单说“蝶”。这也是语言简化和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的规律在起作用,因为“蝶泳”比“蝴蝶泳”或“蝴蝶式的游泳”要简洁得多,适合于成为一个表达科学概念的词。语言中的这一简化和繁化的辩证规律是制订新的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加以充分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谈到这里顺便要说一下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问题。这个界限是模糊的(fuzzy),术语进入日常生活,就成了非术语,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⁴⁾。如“木星”“火星”“播种”“及格”“休克”“幅度”本来分别是天文学、农业、教育、医学、物理学中的术语,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一般人已不感到它们是术语。上面举的“蝶泳”也是同样的情况。因此创制科学术语必须符合构词的规律,因为术语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术语和非术语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上面讲到的汉语词的双音节趋势就是一条术语和非术语都应遵循的规律。这个不可抗拒的规律几乎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作用。例如随着北京许多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出现了一个新词“塔楼”,指象高塔一样的大楼,它比“高层建筑”少了两个音节,而且不象“高层建筑”那样书面语言的味道十足,很可能会进入全民语言。“彩电”⁵⁾“电脑”也正在分别取代“彩色电视机”“电子计算机”。这是汉语词趋向于双音节这一规律在术语(也是日常生活用语)使用中的生动表现。术语和非术语除了有共同的一面以外,还有不同的一面,这就是术语通常都是单义的,很少模糊性(fuzziness),而日常生活用语则往往有许多意义(如“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列了十四个义项,“作”列了六个义项),常常具有“模糊性”。因此在制定科学术语,进行术语的规范时必需考虑到术语的单义性和非模糊性这一特点。(三)语言中还有一对矛盾,即“非理据性(unmotiveness)”和“理据性(motiveness)”的矛盾,也就是说语言中有些词的命名是无法从其构成要素(词素)中了解其意义的,这种词叫做无理据的词(unmotivated words)。如英语的skate(冰鞋)从共时角度是无法解释它命名的原因的。另一类词叫有理据的词(motivated words),即这些词的构成可以从其构成要素中找到构词的根据。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厄尔曼(S.Ullmann)将这类词叫做透明词(transparent words),也就是说它的组成部分象透明的东西那样显而易见。如德语的Schlittschuh(冰鞋)就同英语的Skate不同,其意义完全可以从其词素：Schlittern(滑冰)的词根和Schuh(鞋)推出。汉语的“冰鞋”也是这样。俄语的коньки(冰鞋)从Конь(马)的指小形式得名,比喻穿起冰鞋象马一样跑得很快,也是有理据的词。理据的学说最早是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结构主义的鼻祖索绪尔提出来的。他说过：在世界上“不存在这样一种语言,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理据性的;但是也不可能想象有一种语言,其中一切都是有理据性的”⁶⁾,尽管有理据性也还是约定的,不是词义的全部根据。不同语言的理据程度是不同的。一般说来,英、法语的理据程度远不如德、俄、汉语高。例如汉语的“手套”和德语的Handschuh(“手套”由Hand〔手〕和Schuh〔鞋〕构成⁷⁾),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glove,法语的gant(意义都是“手套”)从共时角度(即不分析其词源)着眼,却是无理据的词,植物学上的术语“细香葱”在德语中是Schnittlauch,由Schnitt(切、割)和Lauch(葱)组成;在俄语中是лук－по－рей,由лук(葱)和порей(韭菜)组成,都是透明词;但是英语的Chive,法语的Cive(细香葱)却是无理据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德语词素以高度的理据性著称,外来语较少,多半用本民族语的词素构成新词(包括科学术语),因此我国旧社会大学学工科的必修德语。其原因除当时德国科技发达,文献较多这一主要因素外,德语词的高度理据性恐怕也是一个因素。语言学中的理据性这一理论对制定科学术语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一般来说,我们应该尽可能使术语有理据性,因为这样的词易学易记。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如果有几个名称需要从中进行挑选时,除了那些早已用开,约定俗成的情况外,原则上应尽量挑选有理据的词。从这个角度分析,汉语的“氧”就不如日语的“酸素”(さんそ)好,因为“氧气”最初写作“养气”是有理据的,但是写作“氧”以后,就失去了理据性;而“酸素”的“酸”是英语Oxygen(氧气)的词源词素Oxy－(源于希腊语,原义是“酸”,gen－也源于希腊语,原义是“产生”)的义译,“素”则是德语stoff(要素,物质)的义译,因此是有理据的,而且符合双音节词的规律。汉语命名为“氧”很可能是考虑到系统性的原则(这也是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因为氢、氮、氟等元素名称都是单音节词,而且都是从“气”省形。但是日语的“酸素”也合乎日语的系统性原则,因为日语的“氢”叫“水素”(すぃそ),是德语Wasserstoff(“氢”,由Wasser〔水〕加stoff〔要素、物质〕构成)的义译词,德语词又是英语词hy－drogen(氢)的部分义译词。因为hydrogen是由希腊词根δρо－(水)和réν(产生)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英语词oxygen(氧)和hydrogen虽然较长(有三个音节),但也是符合系统性原则的,尽管在共时它们是无理据的,只有懂希腊语的人,才能明了这两个词构词的理据。日语的“水素”虽然符合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的原则,但又不大符合简洁性原则。例如日语将“氢弹”叫“水素爆弹”,就远不如汉语的“氢弹”简洁。可见理据性、双音节性、系统性,简洁性这些原则有时相互间会发生冲突,这是在制定科学术语和进行术语规范化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四)术语是属于语言学研究的领域,术语学是语言学中的一门学科。但是非常遗憾,我国社会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很少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反倒由自然科学家走在前面,带头从事自然科学术语的规范化和术语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应该向自然科学家学习,迎头赶上。社会科学中术语混乱,影响交际的现象也很严重。如上面谈到的词的组成要素,语言学中就有词素、语素、词位、语位等许多术语表达这同一概念。但是至今还没有人牵头来从事社会科学术语的规范和统一。就拿咱们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的一句口号“各按所能,按需分配”(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来说吧,各国都是将nach译作“按”,如俄语译作no,英语译作according to,法语译作selon,日语译作応(ぉぅ)じて,都译得很准确,唯独汉语误译作“尽”,以致引起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仅仅根据“尽”字对这句口号进行了不少批评,有人说这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人据此批评马克思和斯大林⁸⁾。这说明社会科学方面一个译法的错误,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混乱,其后果之不良,远胜过自然科学。政治口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术语,但从广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纳入术语。如现在实行的“开放政策”就既是政治纲领,又是社会科学术语;所以我们引用这个例子,说明社会科学术语的准确性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最后我们想对会议召集者“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这个名称本身提点意见。“名词”在汉语中有两个涵义：一是与“动词”“形容词”等相对而言,一是指“术语”。由于术语不仅包括前一个意义上的名词,还包括动词(如“氧化”“催化”“元唇化”“电镀”等等),形容词、副词等,所以最好将委员会的名称改为“全国自然科学术语审定委员会”,免得产生误会,以为不管动词、形容词等的审定。本文注释：1)目前读法还不规范,有读Tи Bи的,有读Τэвэ的。写法也不规范,除上面两种按照读音的写法外,还有写作TB的。2)汉语元音和辅音的比例是19∶21,而俄语是6∶35;西班牙语是5∶20;德语是17∶23。3)汉语中只有(n)(り)两个辅音能构成闭音节,欧洲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辅音都能构成闭音节。4)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刊《外国语》1979年第4期。5)还出现了“彩电村”这样的新词组,指家家都有彩电的村庄,见《光明日报》1984年9月14日孙扶民的报导,王庄“简直是彩电村”了。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编第6章§3,巴黎,1949。7)把“手套”叫做“手鞋”,似乎有乖常理。其实语言的名称(包括有理据的词)都是约定俗成的。我国古代就曾把“袜子”叫做“足衣”。日语将“地板”叫做ゅか汉字写作“床”：日语将“屋顶”叫做ゃね,汉字却是写作“屋根”。日语中的“天井”(てんじょぅ)指的是“天花板”“顶棚”。8)详拙文“马克思提出过‘各尽所能’吗？”,刊《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5期,《新华月报》文摘版1980年第2期转载;“斯大林同志并没有错！”刊《经济问题》1983年第12期。     

术语指称与汉译规范

摘要 对术语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术语翻译有时也随之深入和趋近科学,这是术语翻译规范化必经的过程,它将同时促进译语词汇与词典的规范化。一、术语指称与内涵的发展术语是各个学科的专门用语、常用词或短语表达,与其相对应的思维单位是概念。概念的内涵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而在事物的变化发展过程中,人们是逐步全面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有的认识还是无穷尽的过程。事物在发展,反映事物的名称的内涵也在发展。现有术语的内涵并不代表所指对象的全部特性。如arrive起初指“靠岸”,随着交通的发展,现泛指“到达”,海陆空不限。传统的指称理论认为只有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的事物,才是这一名称的指称对象,把符合名称的全部内涵当作确定指称对象必要且充分的条件,理据性不足。术语指称与内涵有三种对应：基本符合、局部符合和基本不符合。前后两种确定指称对象的准确程度较高,中间一种较低,往往需要结合语境才能确定。一般情况下,只要某一对象的大部分特性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即可大致确定它是否是这个名称的指称。某个对象的某些特性不完全符合某个名称的内涵,只要有部分符合,结合一定的语境仍可确定这一对象是否是这一名称的指称。二、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有助于术语翻译1.正确认识术语内涵与术语翻译用汉语现成词语译域外术语,不是简单的对应,常常需要比较原语术语与译语词语的内涵,甚至是要更多地考虑汉语词语的构词语义,毕竟是译给国内人看,这也就可能出现术语的动态对应^[1]。一面要考察原词的内涵,一面要照顾汉译的约定俗成。比如language acquisition按英语本意指“在自然交际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习得”;language learning本指“在有意识的学习中掌握语言的过程”,应译作“语言获得”,而汉语界和外语界常常混淆二者,主要原因是对原语词语的内涵不清,同时对汉语字词本身的所指不明。有了上述的区分,相关语言学术语也就明了了：“语言学习”旨在掌握语言,而语言的掌握又包括“语言习得”和“语言获得”,它们构成了整个语言学习的活动,前者突出“习”的成分,后者突出“学”的成分。仍以语言学术语为例。语素是morpheme的译名,上世纪50年代传入我国。陆志韦把它译作“词素”,用指词的组成成分,后来吕叔湘据朱德熙的建议译作“语素”,用指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朱德熙说,把它译为语素。流行的译名是词素,它有两种涵义,或指词内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如词根,词头,词尾等,或指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就前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是合适的,就后一种涵义说,译作词素会让人感到先有词,从词里头再分析出词素来。正如张志公说：这不仅仅是名称问题,而是关系到语言的观察和认识问题。即是从语素组成词的角度来分析,还是从词分解为词素的角度来分析的问题^[2]。通过不断地观察语言,语言学界已认可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一级语言单位。2.正确认识术语的内涵与术语外延的变化对于一个概念来说,最初的词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可能是一种意象,一种图景,一种概念的心理素描,一种关于概念的简短故事^[3]。客观事物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引起术语意义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随着对人体自身的科学揭谜,逐步认识到思维的器官是大脑,但与心相关的各种语言现象照样沉积下来,不见人们更改。其他语言中也存有类似现象,译过来也没有匡正。如英语中learn by heart(熟记,能背出)、at heart(内心)、put one’s heart into sth.(全身心地做某事)、set one’s heart on/upon/sth.(决心要做某事)等。又如俄语中的сложить в своём сердце(铭记在心,牢牢记住)、читать в сердцах(猜透或识破人们的心思)、с открытым сердцем(赤诚地,一片诚心地,毫无诡计地)、сердце сердцу весть подаёт(意会神传,心心相印)等。有的术语来自普通语言,著名作家徐迟善写科学和科学家,据他讲,人类迄今所发现的地球上最小的物质单位“夸克”,得名于爱尔兰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4]的小说《芬乃庚醒来》中的一句：“给麦克先生三个‘夸克’。”3.对术语内涵本质属性的认识与音译改意译事物的区别性特征是其比较稳定的本质属性,变化的是其非本质属性或偶有属性。不论非本质属性变化多大,只要本质属性不变,事物的本质规定性也不变。因此识别和掌握事物的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对象意义重大,对其翻译的方式选择也会产生重大作用。比如对俄语платье(连衣裙)的认识,最初比较模糊,只好用音译对付：布拉吉,如果可能,还可以译作“布拉接”,前者用语素“布”能起到联想的作用,后者至少可以反映衣的裁剪(布的“拉”与“接”)。但随着中苏交往的深入和人们对这一服装的接触,就是把上衣和裙子连在一起的服装,译作“连衣裙”,是非常准确的服装术语。因为“衣”在汉语中广义上泛指衣服,狭义上多指上衣或外衣,如“衣角”“衣襟”“衣裤”“衣领”“衣袖”“衣摆”“大衣”“风衣”等。强调本质属性对确定术语指称的重要意义,并不否认非本质属性的作用。譬如,先民的交通工具之一是船,port是停船处,命名为“码头”。飞机发明后,需要类似港口的停机处,为了区别船码头,通过构词法,在port前加了air。port所指的停船码头的原义扩展到了飞机降落与停放处。人类的认识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在一定历史时期,由于认识的局限,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识事物的全部特征或特性。在命名的过程中,追求指称上的绝对确定性是达不到的,事物本身在不断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日益深化,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区别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也不可能绝对准确无误地根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去确定它是否是某个名称的所指。因此,事物的命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宽泛性和时效性,正是这些特性为术语内涵的不断发展、丰富留下了柔性空间。三、术语翻译与词典规范上述讨论表明,术语翻译与词典密切相关,术语翻译不可完全拘泥于词典。词典往往落后于语言现实,译者要尊重词典,更应尊重语言现实。术语翻译与词典既涉及双语词典,又涉及单语词典。1.术语翻译与双语词典规范词典中的词是语言的、抽象的、规范的、全民共用。话语中的词是言语的、具体的、生动的、变化多样。言语的词发展到一定的地步会约定俗成,进入词典,成为语言的词或词的一个义项,走向规范,进入规范。言语的词变为语言的词的一个义项,换言之,是赋予旧词新义,正反映了原有术语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这是一种反比关系,内涵越多的概念其外延越小,内涵越少的概念其外延越大。如果一个术语所指的对象扩大了,其内涵自然要缩小,即概念对事物的本质反映更宽泛、更概括、更抽象。port的义项的扩充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先看贷入俄语并扩大俄语相应术语内涵的例子。1994年出版的俄语词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порт(为port的外来词)的释义则明显地反映了现实的语言发展：1.Место с защищё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орудованное для стоянки погрузки,разгрузки и ремонта судов,а также город у моря с так оборудованным водны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2.То же,что аэропорт.两个义项中,第一个同英文port的“港口”义,第二个同airport义。port意义的扩大与贷入俄语,使得俄语原先的外来词порт增添了语义。英汉词典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双语词典专家对这一语言事实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陆谷孙教授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就对port一词补入了airport这一义项,注录为“<口>=airport(机场、航空站、航空港)”。对新义项的语法修辞标注表示该义项选自口语,既反映了语言现实,又反映了其非书面性,可以使用,却又尚未完全进入全民标准语。2.术语翻译与译语词典规范相对而言,吸收外来词汉语比俄语整体上要晚一些,这取决于语言亲属关系和国际交流等因素。到了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我们发现,修订者将“航空港”作为“港”的第二个义项补入词目,并举“飞机离港”为例。这一例雄辩地证实了词典涵义的发展。新闻媒体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1997年6月5日焦点访谈中出现了“出港旅客”和“出港航班”的说法(话题：成都机场周围农村焚烧秸秆影响飞机的起落)。翻译的术语如何进入译语词典呢？一个术语的翻译先在译界和译文中使用,然后才进入汉语规范词典中。比如port进入《英汉大词典》之后,才进入《现代汉语词典》。上述研究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反映了不同语言对待同一语言现象的规律性做法,也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受外语,具体是受外译汉影响的规律。这一规律是：第一,原语词汇发展体现在原语话语中;第二,在外译汉中,新的语言发展现实必须在译文中反映出来,译者不拘泥于原有的双语词典,突破了双语词典,超规发展;第三,双语词典将这一规律现象吸收,又促成了这一现象在翻译中广泛使用;第四,从译界的使用,逐步影响译语本土的阅读与写作,推而广之,使得这一语言发展现象以相应的译语形式进入译语规范词典。3.术语翻译促进译语词汇的发展术语具有单义性,一个概念一个命名最为理想,但实际上不可能每个术语都是如此。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个术语可代表不同领域的相关概念。同样,同一概念还可用不同术语表示,概念与术语的双向交叉关系,促进了译语词汇的丰富与发展。如airport既可译为“航空港”,也可译为“航空站”,并行不悖;反过来“航空站”也可译为airport和spaceport。回头看“航空站”,似乎也应该作为“站”的义项,进入汉语词典,同一概念,在甲语言中有理据,而在乙语言中可能有理据,也可能无理据,port在英语有理据,开始译作汉语的“航空港”显得理据不足,但随着对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港”字另增了新义,保持了术语的稳定性和语言的经济性。这也算是翻译对现代汉语所作贡献的一个小例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译词汇规范问题研究》(02BYY012)成果之一。     

模糊语言学和术语学*

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1894－1964)1948年说过：“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各种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①。1964年美国工业数学和应用数学学会(费城)在发表《诺伯特·维纳论文选》(麻省理工学院,1964年)时作序写道：“诺伯特·维纳教授相信,在两领域间的‘缝隙’中将会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见该书第5页)。模糊理论的诞生,再次证实了维纳的这个论断。1965年扎德(Lofti Zadeh)在《Information and Control》(信息和控制)杂志第8卷(1965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Fuzzy sets》(模糊集)的论文,接着他又发表了几十篇有关模糊理论的文章,从此模糊理论几乎风靡全球。模糊理论是从数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中诞生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在哲学和逻辑学方面,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和布莱克先后于1923年和1937年发表了同名的论文：《Vagueness》(论模糊),从哲学和逻辑学上为模糊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②。扎德承认：“逻辑集论这个分支的兴起是从语言学方法的引入开始的,它转而又推动了模糊逻辑的发展”^③;“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④。但是正如康德所说：“任何科学含有数学成份的多寡,决定了它在多大程度上够得上成为一门科学”^⑤。只有当扎德将模糊理论数学化以后,它才得到整个科学界多数人的承认。现在,模糊理论已被应用于数学、系统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逻辑学、文艺学、美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学、法学、经济学、地质学、生物学、情报检索等许多领域,它的发展方兴未艾。关于模糊类(fuzzy class)扎德是这样下定义的：模糊类是指“其界限不是泾渭分明地确定了的类别”,或者换个说法,“模糊类是指该类中的成员向非成员的过渡(transition)是逐渐的,而非一刀切的”^⑥。例如“红”和“橙”,“橙”和“黄”,“黄”和“绿”,“傍晚”和“晚上”,“青年”和“中年”,其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能一刀两断的。模糊理论从语言的模糊性得到启发,反过来,模糊理论的形成又进一步促进了对语言模糊性的研究,其影响波及语音学、语法学、尤其是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等多门学科。术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⑦,其研究和发展也同模糊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术语和非术语的界限是模糊的,二者之间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传播”、“及格”、“幅度”本来分别是农业(如“传播花粉”)、教育、物理等学科中的术语,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以至一般人不再感到它们是术语。反过来,英语的shock本是一般用语,义为“冲击”、“震荡”、“打击”,进入医学领域后专指“休克”、“中风”、“心脏病引起的昏厥”,变成了科学术语。汉语借入了这个术语后,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个词广泛用于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语言,它的术语和外来语色彩大大减弱,甚至不为一般人所察觉。“休克”是双音节词,符合汉语词多为双音节这一规律,也有助于这一转变。又如“集合”本是一个普通用语,但是在信息论中却变成了一个术语。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化过程现在仍很活跃。如1989年2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个别民族分裂主义者也成不了大气候”。“气候”本是气象学术语,早已广泛用作生活用语,如“今年气候不好”。但在上引话中又出现了新的涵义。在气象学中,“气候”一词不能用“大”修饰。绝大部分术语的构成要素是非术语,如“软件”、“硬件”、“软着陆”、“清音”、“浊音”、“清唱”中的“软”、“硬”、“清”、“浊”是典型的模糊词,“件”、“着陆”都是非术语,也有助于术语同非术语之间的相互转换。一般说来,术语都来源于非术语语素(或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其《物理学和哲学》(商务,1984年)中,列有专章“现代物理学中的语言和实在”,其中说道：“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我们发展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作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见该书第109、113页)。根据程曾厚在《什么是术语学》(刊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83年第10期)中所介绍的资料,俄语中的日常生活及文学词汇不过3－4万,但是仅电子学一门学科的术语就有6万个,而且每年还在以一千个术语的速度递增。这么多术语如果全靠新创,而不是依靠已有的非术语语素(或词),只会大大增加语言中的词汇量,影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汉语中这一特点表现得尤其明显。如“肝炎”、“胃炎”、“肠炎”、“肾炎”、“关节炎”等术语都是借用日常生活中的已有的词加上“炎”这个模糊词构成的,而不似英俄德法语那样,需要借助拉丁或希腊语词根,造成一大堆新词。如英语的hepatitis(肝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hêpar(肝);gastritis(胃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gastr(胃);enteritis(肠炎),来自希腊语énteron(肠子);nephritis(肾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希腊语的nephrós(肾);arthritis(关节炎)来自拉丁语,最初的词根是árthron(关节)。这些词所共有的后缀－itis也是通过拉丁语最初源于希腊语的表示“……病”的后缀－tis。类似的例子有汉语的“儿科”、“妇科”、“骨科”、“眼科”、“产科”,都是用非术语性的常用词素构成,十分简便,易学易记;但是英语却要借助外来语,构成特殊的医学术语：paediatrics(“儿科”,希腊语的paid－义为“儿童”),gynaecology[“妇科”,来自希腊语gun(女人);英语的queen(“皇后”,本义“女人”),俄语的жзна(“妻子”,本义“女人”)都与gun同源],orthopaedics(骨科),ophthalmology(眼科),obstetrics[“产科”,来自拉丁语obstetrix(接生婆)];汉语的“工兵”、“步兵”、“炮兵”、“骑兵”等都是用常用词素构成,易学易记;但是英、俄语则不然,都是借助拉丁、希腊语词根构成单独的词。这固然是由于拉丁文在欧洲曾长期充当书面文学语言,在医学界中至今仍在使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欧洲语言构成词的灵活性不如汉语。这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的一个优点。[参看拙文《制定术语要了解和掌握语言规律》(刊《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和《汉语并不难学》(刊《世界汉语教学》1988年第4期)]。此外,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同另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术语,这二者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二者也很容易相互转化。例如,“原子”本是物理学术语,借入到语言学以后,构成“原子主义”,指孤立地分析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尽管atom(原子)源于希腊语átomos,在希腊语中本指“不可分割的”,不是术语。“结构主义”本是语言学术语,现在这个术语连同它所表示的原理和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文学、美学、人类学、哲学、建筑学等许多方面。又如“尸体”即是日常生活用语,又是医学术语;“痉挛”是医学术语;两个词加在一起,构成“尸体痉挛”,则成了法学专门术语。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术语规范化时,要充分考虑到术语和非术语,这一学科领域的术语和另一个学科领域的术语之间的界限都是模糊的,二者常常相互渗透、转化^⑧。最后还要考虑到,有时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是非术语,但是在另一种语言中却可能是应用范围十分有限的职业术语。例如hyphen(连词符)在英语中是个日常生活广泛使用的非术语名词,但是汉语中的音译词“哈分”却仅用于印刷、校对、编辑行业。日常生活中只用“连词符”。当然,如果从标点符号学着眼,“连词符”又可视为标点符号学中的一个术语。因此,同一个词,由于视野角度的不同,即可视为术语,也可视为非术语。上面是从共时角度讨论非术语和术语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和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证。例如,法语的couver(孵)这个带有术语性质的专业用语(当然,在养鸡人很多的地区,这又是一个生活用语)本来自拉丁语的cubare(躺,卧)这个生活用语。有意义的是汉语的“孵”也是来源于“抱”、“伏”等生活用语(见王力《同源字典》,第244页,1982年)。但是后来,couver从“孵”的意义又派生出“酝酿”、“密谋”、“潜伏”、“孕育”等非术语意义。这种“非术语→术语→非术语”的三次转换过程特别值得注意,它对语言学和术语学,甚至对哲学都有理论意义。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用现代集合论的术语说,它是一个大的集合,它下面包括许多子集。科学术语是一个子集(下面当然还可以按学科分为许多更小的子集);同科学术语平行的还有行话、隐语等子集。《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给“行话”下的定义是“各行各业的专门用语(一般人不大理解的)”。它接近科学术语,但使用阶层不同。科学术语多为知识分子所使用,行话却是各行各业的人(不少是非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往往带有口语色彩,尽管二者的界限有时也是模糊的,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和转化。隐语(或称切口)也构成语言系统中的一个子集,是指“旧社会帮会或某些行业中的暗语”,北京话又叫“春典”、“侃儿”,江湖话叫“春”(见陈刚《北京方言词典》,第41,145页,商务),其特点在“暗”和“隐”二字。它们同术语、行话一样,也很容易向全民语言转化。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挂彩”、“扯淡”、“杀风景”就可能来自隐语。汉语的隐语行话滥觞于《文心雕龙》(作者496－497之间)所说的谐隐之词(见曲彦斌《隐语行话的传承与行帮群体》,载《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它们在汉语文化中,至少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因此向全民共同语转化是不难理解的。由此可见,术语和术语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不过是语言中的各个子集之间界限的模糊性及其相互转化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罢了。二、术语区别于非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术语中模糊词少于非术语。传统的术语学从多方面规定术语同非术语的特征,唯独没有从模糊性角度划定二者的区别。罗素说过,“整个语言都是模糊的”^⑨。波兰哲学家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科学术语的话(科学术语的意义是由约定确立的),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词的特性^⑩”。扎德说：“在自然语言中,句子中的词大部分是模糊集的名称,而不是非模糊集的名称”^⑾。这三段话涉及三个问题：(a)是不是所有词或大部分词都是模糊的。(b)科学术语是不是都是非模糊的。(c)模糊的科学术语同模糊的非术语在文章中占的比重有什么差别。关于前两个问题,石安石教授作了明确答复;(a)并非所有词或大部分词是模糊词。他抽取了以“金”字为第一个词素的65个词(个别是词组)74个义项为例,其中模糊词只占28%。以“大”这个模糊词素构成的词为例,310个词,372个义项中模糊词占183个,约49%,都没有超过半数。(b)以语言学术语为例,也有很多模糊词,如“词素”和“词”,“词”和“短语”,“短语”和“句子”,“名词”和“动词”,“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和“形容词”,“虚词”和“实词”之间的界限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因此它们都是模糊词^⑿。“云朵”在气象学中也是一个模糊词。维纳在《控制论》中引了德国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是“你知道有多少云朵飘浮过大地？”对此维纳回答道：“在气象学的全部语汇中,根本找不到似乎永远就是那样一朵的那种云朵;即便有的话,他(指气象学家——伍)既没有办法计算,也没有计算的兴趣”^⒀。但是,“星星”却是精确词,因为“每颗星都是一个确定的对象,极其便于计算和编目”^⒁。石安石没有提到第三个问题,他也没有统计充满术语的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的比例,以及这个比例同非科学文献中模糊词在总词汇量中所占比例的差异。我们随便引《控制论》第35页第二段话中的一句话：“太阳和行星的相对运动可以看作是刚体的运动”为例。我们发现其中的术语有五个：“太阳”、“行星”、“相对”、“运动”和“刚体”。除“刚体”外,这些术语也都进入日常生活用语,一般人往往觉察不到它们是术语。但是在这段话中它们的术语色彩仍十分浓厚。这五个词除“相对”是模糊词外,其它都是精确词^⒂。这样,精确的术语将近占这段话(共11个词)的半数(“运动”重复出现两次,算两个词)。非术语中只有“可以”是典型的模糊词,因为“可以”与“不可以”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其他词,如“和”、“的”、“看作”在这上下文中都是精确词^⒃。这样,精确词占的比例超过80%,比石安石统计的非专业文献中的精确词所占的比例要高得多。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要考虑到,模糊词和精确词相互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拙文《论语言中精确和模糊的相互转化》(刊《百科知识》,1984年,第12期),就不在这儿赘述了。一般说来,在科学、法律、外交等文献中总是力图使用精确词,避免使用模糊词。但是,即使在法学中,有时也必须用模糊词,而不能处处用精确词。例如,在《法学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第261页)中对“伤害罪”作了这样的规定：“故意伤害他人或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行为”。“重伤”和“轻伤”在日常用语中显然是模糊词语,因此在法律上必须作出比较精确的规定。该词典根据我国从1980年起正式施行的《刑法》第85条作了如下说明：“重伤指：使人肢体残废或毁人容颜的;使人丧失听觉、视觉或其他器官机能的;以及其他对人身体有重大伤害的”。当然,这儿的“其他”,“重大”还是模糊词。但这是必需的,因为人们不能罗列全部重伤的情节,列出九百九十九条重伤情节,漏掉其中一个情节,便可能给违法的人钻空子,因此邱实同志在其《法律语言》(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第9页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完全正确,合乎辨证法的：“在立法语言中恰当地使用模糊词语不仅不会使法律规范含混不清,相反,会使法律规范更加准确、严谨、周密”。三、有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可能是精确的,即构成模糊术语。这个问题事实上在上面已经涉及。如“刚体”的内涵(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不发生形变的物体)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哪些物体算作刚体,其外延也有一定的模糊性。上面举的语言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词素”和“词”,“词”和“词组”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一定的模糊性。清晰的只是这些概念的中心部分,其边缘部分界限是模糊的。随便举几个例子：英语中I dare say(我想,大概,恐怕,当然,无疑)也可以合写为I daresay(主要见于英国英语)。能说这儿的dare say是词组,而daresay是词吗？如果单纯从意义看,I dare say等于一个词perhaps(也许)或of course(当然)。这儿的主语只能用I,可见这个组合接近成语。此外,of course(当然)分写,但是难道能因此认为这个组合是两个词吗？在词典中,of是词,course也是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成语来说,词加词的结果可能不是词组,而仍然是词,只是徒具分写的形式罢了。可见语言不同于数学,数学中1+1=2,语言中却可能一加一仍等于一。汉语中也有类似现象。如“高觉慧”是词,单称“高”也是词(外国人对中国人常这样称呼)：称“觉慧”是词,单称“慧”(亲昵称呼)还是词。这样一来,“词+词+词”仍等于“词”。汉语中有很多所谓离合词,如“打倒”、“推翻”、“睡觉”、“帮忙”、“洗澡”、“中意”、“造谣”、“泄气”等。这些词既可作为单独的词使用,如“打倒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这件衣服我很中意”,“你们不要乱造谣”等等;又可被一些词所隔开,如“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了乡绅的意”(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的谣……你们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后半句用现在的话当说“你们洗刷得干净吗？”但前半句至今似仍可说。当然更可能说的话是“倘若有人造了一个攻击你的谣言”。这说明这几十年汉语双音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玉娥！你就这么泄自己的气吗！”(老舍：《女店员》);“九条狗也帮不了它的洋主子多少忙”(胡小亥：《刑场上的婚礼》);“我量你也负不了这个责”(草明：《乘风破浪》);“处长让我再带一个头”(王蒙：《温柔》)。离合词中有不少是“动补式”,其中有些动补式后的补语是所谓模糊词,如“提高”、“降低”、“放大”、“长大”、“看轻”、“看透”等。由于模糊词有着不同的“隶属程度”(membership),因此在这些离合词中间可以加一些表示这些程度的词,如“看得很透”、“看得不很透”、“看得不大透”、“看得很不透”等等。这时,我们所遇到的显然又是词组了。这种将一个词分开,中间加很多词的结构类似德语的框形结构。例如德语的zusammenbrechen(倒坍)在下列句子中其前缀和词干就被四个词所隔开：Die Brucke brach infolge zu starker Belastung zusammen。(由于负荷太重,桥倒塌了)。汉语中原本充当双音词中词素的成分可以提至句首,更突出了离合词中的词素变成了词的这一特点。如“发理了吗？”“发理了没理”等。上面所说到的这些离合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古汉语中,这些结构原来是词组,如“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孔颖达疏《易经·革》)。“殷革夏命”(《尚书·周书·多士》)。后来,随着汉语中双音词数量的日益增大,“革命”才变为一个词,如在“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中的“革命”。但是在“革老子的命”,“林彪提出了反动的口号：‘革革过命的人的命’”等词组中,“革……命”显然还是动宾词组。这是古汉语词组的延续。这说明语言中共时和历时的界限并不是象索绪尔所说的那样容易一刀切开,界限分明的;从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向双音节词为主(指双音节词在全部词中占的比重,不是指双音词的出现频率;就出现频率来说,单音节词至今仍可能超过双音节词)的现代汉语转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既可为双音节词,又可为词组的中间过渡现象,这时词和词组的界限是模糊的。如汉语的“睫”(如‘目不交睫’)、“睫毛”、“眼睫毛”都是词,“眼睫毛”又接近词组,也反映了历时和共时的界限不容易切开的特点。这是符合自然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例如,在两种语言处在同一个区域时(如古代法国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融合为现代法语以前,必然经历过一个双语制的阶段。同理,从水栖动物演变为陆栖动物的过程中,往往会经历一个水陆两栖的过渡阶段。青蛙等两栖动物便是这一演变的过渡阶段的反映。由此可见,离合动词的产生是完全符合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演变过程中有过渡阶段这一普遍规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二编第七章中就已指出,词和词组,形态学、句法和词汇学之间都“不可能有任何预先划定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渗透。这正是模糊理论的精髓。又如“新潮”本是名词,但是现在报刊上已出现用于形容词的例子,如“她(指台湾女作家郭良蕙)说：‘人们的服装很新潮,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子们’”(见《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6日第2版,光明日报记者张胜支的报导《访台湾著名女作家郭良蕙》),这时名词和形容词的界限也模糊了。再如实词和虚词这两个语法中的科学术语在其边缘部分也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精确的。因此不少早期汉语语法著作将副词看作虚词。现在的汉语语法学家一方面基于对汉语语法的进一步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受外语语法的影响(因为英、德、法、俄等语言的语法著作都是将副词看作实词),多数将副词看作实词(如胡裕树、黄伯荣、张静分别主编的《现代汉语》)。介词也存在这个问题。上述外语语法都将介词(外语叫“前置词”)看作虚词。黎锦照的《新著国语文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则可能出自他们对汉语本身的认识,一则可能受外语的影响,也把介词纳入虚词。但是吕叔湘、朱德熙编的《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编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也许出自他们对汉语特色的认识,也许是由于他们力图摆脱外语的模式,把介词归入实词,分别叫“副动词”、“次动词”。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中把代词看作“半虚词”(可能受法语的某些语法著作的影响),把副词看作“半实词”,说明他事实上承认了实词和虚词界限的模糊性,尽管由于那时还没有诞生模糊理论,他没有用模糊这个术语。但是,1983年王力在《语法》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把现代汉语的词分为两大类(指实词和虚词),也有些边缘的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副词……另外还有一类词也处在边缘,就是代词。”此外,各词类之间的界限也是模糊的。例如,古汉语的“之”,《马氏文通》和黎锦熙的《国语文法》认为是介词,本树达的《音等国文法》认为是连词,中学语法课本却看作是助词⁽¹⁷⁾。“及格”是教育学中的一个术语,其实也是个模糊词。“及格”在俄语中叫уа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Ъно,本义“令人满意”的,这更是个典型的模糊词。到什么程度才能算令人满意？60分及格,59分不及格,这界限完全是人为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给“及格”的注释是“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最低标准”]。凭一分之差就能断定两个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天壤之别”吗⁽¹⁸⁾？四、对模糊术语完全可以采用循环定义的方法。在模糊理论诞生以前,传统的逻辑学以及受此影响的术语学总是要求在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时不能循环定义。对精确概念来说,这一要求是合理的。但是对模糊概念来说,这一要求就不仅不合理,而且有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例如,“现在”、“过去”、“将来”既是普通用语,又是哲学、物理学、气象学等许多学科常用的术语,对它们就很难下精确定义⁽¹⁹⁾。因此苏联科学院四卷本俄语词典在给ьудущее(未来)下定义时就只好求助于настоящее(现在)：время следующее эа Hастоящим(现在以后的时间)。《朗曼当代英语词典》(1978年)给future(未来)下定义时也只好求助于present(现在)：the time after the present(现在以后的时间)。这种释义法本质上都是用未知解释未知,并且是循环定义。因为“现在”又要靠同“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去确定。苏联科学院十七卷本俄语词典在给настоящий(现在的)释义时就注明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ирошедщий и ьудущий(与“过去的”和“未来的”相对立而言)。同理,“春”、“夏”、“秋”、“冬”既是生活用语,又是气象学、天文学等学科中的科学术语。由于地球上不同地区的温度差别很大,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很难给四季下一个全世界通用的精确的定义：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什么季节。以“春”为例,中国人既可以从立春(阴历2月3、4、5日)算到立夏(阳历5月5、6或7日),也可以将阴历正、二、三月算作春天(见上引《现代汉语词典》)。欧美人的春天大致是从春分(3月20或21日)算起,比中国习惯晚一个半月。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spring(春天)作的说明是from about March 21 to June 23(大致从春分至夏至);张其春、蔡文萦合编的《简明英汉词典》的注释是：三、四、五月;[英]二、三、四月;法国小罗伯尔词典对printemps(春天)的注释也是“从春分到夏至”,但注明这是针对北半球来说的;德语G.Wahrig词典对Frühling(春天)的注释与小罗伯尔完全相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给autumn(秋天)作的说明也是不够明确的：既可以指八、九、十月,又注明通常(特别是在美国)指九、十、十一月;给winter(冬天)作的说明更模糊：“……一年中最冷的三个或四个月份(在北纬地区是十一月或十二月至一月或二月”。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词典(四卷本和十七卷本)给春夏秋冬四个词下定义时采用的又是循环定义的方法,如“春天是冬天和夏天之间的季节”,“冬天是秋天和春天之间的季节”等等,回避指出明确的时间界限⁽²⁰⁾。这虽然不合传统逻辑关于下定义要避免循环诠释的要求,但看来,这是对模糊词下定义的最好方法。此外,象“中年”、“壮年”这样的模糊词是不可能精确的上下限定义的,也许它们的最精确的定义是：介乎“青年”、“老年”之间的年龄。让我们再回到语言学的术语上来,其中“词”就是个模糊概念。吕叔湘指出：“词的定义很难下。一般说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动的语言片断’,这仍然不十分明确,因为什么算是‘自由活动’,还有待于说明”⁽²¹⁾。接着他举了许多词与语素、词与短语不好划界的例子。其实,用模糊理论阐释,“自由”本身就是个模糊词。用模糊词所定义的“词”,当然仍然是模糊的。史有为指出：“要给词下个准确的定义,实在是太困难了,又何况是给汉语的词下定义。……汉语中如果有‘词’,那这个‘词’本身就是界限模糊的,因此作主观反映的语法学也必然很难用明确的界限去圈定它”。于是吕叔湘也只好承认有界乎词与短语之间的单位,管它们叫“短语词”⁽²²⁾。也许就象给春夏秋冬下定义一样,给“词”下定义的最没有漏洞的方法是循环定义：“词是介乎词素和短语之间的语言单位”(相应地：“短语是词和句子之间的语言单位”等等),并同时承认词素与词,词与短语,短语与句子之间存在着中间状态。随便举一个例子：我国中学语文课本把“的”、“地”、“得”、“着”、“了”、“过”看作是助词,王力认为“这是不合适的”。他认为应该看作词尾⁽¹⁷⁾。用欧洲语言学术语,它们当是构词或构形后缀,即是词素,而不是词。面对着这类模糊词,科学上有时不得不人为地加以限制,使之比较精确。例如“大雨”、“中雨”、“小雨”在日常生活中本来都是一些模糊词(组),气象学人为地规定：“24小时内,雨量达25－50毫米的雨叫大雨”(见《现代汉语词典》,但紧接着,该词典又加了一个适用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模糊说明：“一般指下得很大的雨”)。对“中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25毫米的雨”,对“小雨”的人为规定是“24小时内雨量达10毫米……以下的雨”。这些规定也还不是很精确的,因为都含有从最低限量到最高限量的浮动,即仍有一定的模糊度。但是这种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用不着避免的。此外,如体育中的术语“低栏”中尽管含有模糊词“低”,也用人为规定数据的方法(栏架高76.5厘米,男子距离200米,女子距离80米)使之精确化。生活用语中典型的模糊词是颜色词,味觉词⁽²³⁾,表示年龄、时间、空间、温度、性格特征等的词。这些词也经常在专业文献中出现。因此专业工作者不能不了解并关心模糊理论及其发展。五、有些词在非术语用法中是同义词(即相互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等义词;但是在术语用法中却是精确词,即其界限是分明的,而不是模糊的。例如,在一般人所使用的日常英语中,midget和dwarf都是指“矮子”。在怀尔德(H.Wyld)主编的《英语通用词典》中就是用dwarf注释midget。在《英俄词典》中这两个词都译成карлик(矮子)。但是在医学术语中,这两个词却用来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矮子。midget指个子矮小,但身体各部分比例正常的人(因此midget这个词还可指“小型的”,如a midget submarine“小型潜艇”);这可能同midget从midge[“小蚊”,同德语Mücke(蚊子),俄语мyха(苍蝇)同源]派生,即由比喻构词有关。但是dwarf则相反,指胸部和躯干发育都正常,两腿却特别短的人,因此可以喻指矮小的植物或动物,如dwarf marigolds(小金笺草),dwarf birch(小赤杨树)。可是在天文学中,white dwarf(白矮星)只是取其小义(和天狼星相比),与midget并没有什么区别(关于这类问题的详尽分析见拙文《从<高山下的花环>谈到同义词的分化和发展》,载《教学研究》1990年第1期)。又如“罚金”和“罚款”在日常语言中是同义词,但在法律术语中二者之间却有着截然分明的界限：前者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处分罪犯的一种刑罚,必须由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而后者则用于还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人,不一定非由法院判决(见邱实《法律语言》第7－8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如“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这两个词组在日常语言中可以被视为同义结构,界限不很分明;因为二者都指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在法律语言中却表示迥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两个精确结构。前者指自动中止犯罪行为,因此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但是“犯罪未遂”却是由于犯罪者的意志外的原因,没有达到既定目的,因此必须负刑事责任,尽管其处罚比“犯罪既遂”要小(见上引《法律语言》,第6页)。这个问题同语言中“犯罪”这类所谓表示行为结果的构词(或词组)方式有关。汉语(外语也一样)中可以说“他们正在盖大楼”,尽管从逻辑上说,既然正在盖,未盖成的建筑不能叫“大楼”。这是语言同逻辑的差别,也是语言模糊性的表现。客观现实千差万别、千变万化,语言如果要用不同的词表现每一个时时刻刻在变化的事物,如给“盖好一层(二层、三层……)的大楼”,“建成的大楼”分别用不同的词命名,语言中就不知要增加多少词汇。为了便利语言交际,语言必须简洁,因此有时不得不牺牲精确性,不得不违背逻辑。“犯罪”也是这样,“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中的“中止”和“未遂”,按照逻辑,严格地说,同“犯罪”一词的内部形式是矛盾的。总之,模糊理论的产生提出了传统术语学所没有考虑到的许多新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现在模糊理论已进入大学课堂,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哲学系和中文系都分别开设了模糊数学、模糊理论⁽²⁴⁾和模糊语言学的课程。在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西抚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也开设了或将开设模糊语言学的课程或讲座。对这种新的进展,术语工作者应给予密切的关注。最后让我们引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谈到“微笑”的模糊性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他说：“一个可爱的女孩的微笑可以用诗歌般的语言描写,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用电子显微镜查明微笑的物理的、生物的、文化的状况。……科学家只有考虑该女孩所属的整个民族,在谈论他们的喜悦时的社会相互作用,才能查明微笑的涵义”⁽²⁵⁾。这大概是模糊语言的研究引起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门学科关注的重要原因吧。附录：国外杂志《模糊集和系统》(国际模糊系统学会会刊)第23卷(1987)第3期(9月)报导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开设模糊语言学的情况,现将此报告的中译文附在下面：“模糊语言学”在中国第一次开课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普通语言学教研室伍铁平教授,是中国模糊语言学的开创者。他所著《模糊语言学》一书,将作为“现代语言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本书的基础上,他从1987年2月至6月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语系约五十名研究生开设了这门新课程。模糊语言学课程,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开课,也许在全世界也是首创。众所周知,L.A. Zadeh教授是在与模糊语言学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建立起模糊集理论基础的。这门课程包括：1、历史;2、模糊理论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影响语言模糊性的诸因素;3、汉语和外语中颜色词和味觉词模糊性质的分析;4、汉语和外语中时间词模糊性的分析;5、模糊概念与精确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6、模糊性与反训;7、模糊性与词源学;8、模糊性与修辞学;9、模糊性与词汇学和语义学;10、从模糊理论看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差异。上述内容,也是他所著《模糊语言学》的内容。该书共35万字左右,列有所参考的国外20余部科学著作。伍教授的讲授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他的著作与课程《模糊语言学》是模糊集理论及其应用在国内外进展的一项新的成果。(易敏 译) *本文是我应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术语网杂志》(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Terminology)之约,用英文写成的一篇论文,原题是Fuzzy Linguistics and Terminology,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25期上。《洛阳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的英文全文。承蒙马沈龙、梁梅同志的好意,将它译成中文。在译文的基础上我将该文扩充了五倍。注释：①N·维纳,《控制论》,中译本,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2。②详拙文：《模糊理论的诞生及其意义》(上、下),载《百科知识》1987年第1,2期。③见扎德为美国《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百科全书》写的词条：“模糊集”。④见扎德：《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陈国权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者序,第11页。文字上有改动。⑤同注②。⑥见拙文“模糊语言”,载《语言漫话》,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⑦有的学者将术语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都有密切的关联。如隆多在《术语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9页)中是这样解释“术语学”的：“一门以术语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受语言学、逻辑学、本体论、分类学和情报学的规律制约”(译文上有改动)。⑧隆多在上引《术语学概论》第20页也举了两个用普通词表示术语的例子。如Célibataire(独身的)在化学中指“单电子的”。他还指出“普通语言区与专业语言区之间的边界是可相互渗透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区域(第25页)。这正是我们这儿所说的典型的模糊现象。隆多认为,作为普通名词的“糖”,其定义(从不同植物中获得的甜物质)与作为科学术语的“糖”的定义(一种属于有机化合物的甜的碳水化合物,其通式为C_nH_2n－O_n)迥然不同(同上书,第175－176页)。然而,对于有些词来说,不论是作为普通名词,还是作为科学术语,其意义相近。并不象两个“糖”的定义那样迥然有别。还有第三种情形,即在专业语言和普通语言中,同一个词指的是不同涵义。如“盐”在化学中指“酸根和金属的化合物”,但在日常生活语言中却仅指其中的氯化纳。⑨罗素：《论模糊性》,载《大洋洲心理学和哲学杂志》,第1卷(1923年)第84页。中译文见《模糊系统与数学》1990年第1期第16页。⑩亚当·沙夫：《语义学导论》,英译本,第356页,华沙,1962年。(11)同注⑥。(12)参看石安石：《模糊语义及其模糊度》,载《中国语文》1988年第1期,第64－65页。(13)同注①,第30－31页。不过,这里应区别词和词的客观所指(denotatum)。从“云朵”的客观所指着眼,云朵的确是千变万化,没有定形,无法计算的。这朵云同那朵云之间有时很难截然划定分明的界限。但是作为词来说,不论云朵怎样变化,都可用“由水滴、水晶聚集形成的在空中悬浮的物体”(见《现代汉语词典》给“云”下的定义)加以概括,并不存在模糊性。“云”同“雨”“雪”的界限是分明的,尽管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雨”下的定义“从云层中降向地面的水。云里的小水滴体积增大到不能悬浮在空中时,就下降成雨”来看,雨的形成同云是密切相关的。用语言学的术语说,从历时着眼,我们不妨说雨同云是不可分割的,是一回事,因为“体积增大”本是一个模糊短语,增大到什么程度便不能悬浮在空气之中,取决于地理、气候、气压等许多条件,也都是模糊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14)同上注第30页。(1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1979年)对“刚体”的解释是“受力的作用只产生运动而不发生形变的物体”。然而,严格说来,即使是刚体,受力的作用,其形体总会发生哪怕极其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刚体”也是模糊词。“刚”本身就是个典型的模糊词。(16)脱离开上下文,“和”和“或”的意义界限有时不好分,因为有时两个词的意义相同,可相互替换。(详拙文：《论“和”“或”的模糊性质及其词典注释》,载《百科知识》1985年第10期)。“的”在“谁的介绍人？”这类句子中有歧义(歧义性不等于模糊性)：或指a)“谁是介绍人？”如“某某入党,谁的介绍人？”或指“介绍谁的人”,如“某某是谁的介绍人？”“的”还有许多意义,这些意义之间的界限有时不大好划分。因此这三个词离开正文所引文都可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17)见北京市语言学会主编《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109,111－112,117,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18)详见注②所引拙文(下)。(19)详拙文《模糊语言再探》,载《外国语》1980年第5期第48－49页。(20)详拙文《模糊语言初探》,载《外国语》1979年第4期第40页。(21)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第1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22)见上引《教学语法系列讲座》,第2章第22－23页。史有为分析了现行语法著述给词下的各种定义都有缺陷,都解释不了各种边缘现象。最近肯尼斯·派克在他所著《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cois主编《研究语言的方法》第25页,法国1989年出版)指出：“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存在一种语素复合体(morpheme complex),它是一种小于词组大于词素的结构”。(见该书第25页)。(23)参看拙文《论颜色词及其模糊性质》,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不同语言的味觉词和温度词对客观现实的不同切分》,同刊,1989年第1期。(24)齐振海主编的《认识论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高年级学生专题课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著作(见该书卷首),其中第六章题为“模糊认识和精确认识”。在这章中作者指出：医学中的许多术语,如“肝炎”、“休克”、“高血压”、“低血糖”都是模糊概念。(中医中模糊词语更多,如“肝火旺”、“肾虚”等等。)这本书已被我国教委指定为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是模糊理论第一次进入我国哲学教材。(25)见Kenneth L.Pike(肯尼斯·派克)：《我们是语言的富有创见的观察者》,刊E·Reuchlin和Franoois主编《语言的方法》第9－10页,1989年,法国出版。     

术语形成与扩展的途径

术语是专业领域中的概念名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专业概念不断出现,在各种专业中,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领域中,术语的数量之多,可以说无法统计。本文中所指的术语是以词语形式出现的术语。在各种语言中,术语形成和扩展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非术语转化为(或用作)术语。另一条是,利用语言中固有词或词素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成法)创造术语。借用外来术语也是扩展术语的途径之一。拟声在术语形成过程中也拥有少许作用。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不仅见于术语形成初期,也见于当今的科学时代。例如,“江”和“河”(地理学术语)在汉语中最初分别指称“长江”和“黄河”,因而属于专名,而现在它们已经转化为地名通名,转化为术语。从文字的角度上讲,“江”、“河”等字属于汉语中的类属字。又如,现代汉语中的“月”(与专名交叉的术语)指的是地球卫星,俗称“月亮”,后来也指称时间单位,表示“月份”。“江”、“河”、“月”等汉语固有词的词义转化是人们把词的命名对象转移到其它概念上去的结果。这种语言现象是一词多义现象。不应当把这样的固有词视作汉语中的“新词”。在国际单位制中,诸如安[培]、开[尔文]、摩[尔]、赫[兹]、牛[顿]、焦[耳]、瓦[特]、西[门子]、韦[伯]等计量单位名称都是术语。这些术语是由属于专名的家姓演化而来的。除了由专名转化而来的术语外,还经常可以遇到由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的情况。比方,“疲劳”本属日常词语,表示“因体力或脑力消耗过多而需要休息”。在材料力学中,“疲劳”作为术语另有自己的含义,表示“因外力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而不能继续拥有正常反应”,如“弹性疲劳”、“磁性疲劳”或“疲劳试验”等。日常词语用作术语的情况存在于各种现代语言之中,如俄语中的дворник(扫院子的人)转义为“汽车风挡玻璃上的雨刷”,баранка(小面包圈)转义为“机动车方向盘”等。德语词Feder(羽毛)转化为术语“弹簧”,也是其中一例。由于有相当数量的术语是由非术语,即日常词语转化来的,加之有些术语在形成之后也逐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转化为一般词语,因此不少术语,尤其是用于多种专业的一般术语与非术语之间的界限是不明确的。这也是术语与非术语形成交叉的原因。日常词语转化为术语,有基于两种原因的两种方法,即隐喻法(比喻法)和换喻法(替换法)。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隐喻法。隐喻法的语义转化是由于新旧概念在形态、性质或功能等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引起的。德语词Feder(羽毛)之所以能够转义为“弹簧”,是由于“羽毛”和“弹簧”都具有弹性。该词的另一个转义是“蘸水钢笔”。这个转义的形成是因为“羽毛”和“蘸水钢笔”都拥有书写功能。就是说,现在人们常用“蘸水钢笔”书写,而在欧洲国家,人们曾用“羽毛”书写。俄语词иеро,英语词pen和法语词plume也是由“羽毛”这个语义转义为“蘸水钢笔”的。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则不是因为新旧概念之间在某一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而是由于新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或相近性而引起的。法语词bureau(<拉丁语词bure)的词义转化是个典型的换喻示例。该词原属日常词语,本义为“驼绒毯子”,后来转义为“盖着这种毯子的桌子”(中世纪使用于法国中部的法院或机关),以后又指称“放有这种桌子的房间”,最后才由“房间”,这个语义转义为“整个机关”或“机关中的一部分”。与法语词对应的德语词为Büro,英语词为bureau,俄语词为бгоро,它们都是通过法语传入到各自民族语言之中的。该词作为术语可视具体情况汉译为“事务所”、“办事处”、“办公室”或“厅”、“局”、“司”、“处”、“署”等部门的通名。隐喻法的词义转化,其特点在于词义的每次转化都源于词的本义。因此,这种转化的理由易于理解。但是,换喻法的词义转化却很难被理解,因为换喻的转化是链条式的转化,其转化过程是一个接一个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转义与本义之间通常没有直接关系,只是相关的转义才有可能被理解。完全可以预料,由非术语转化为术语或用作术语的情况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构词法(或词组构词法)创造术语是术语形成和扩展的最重要途径。术语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借助于这种手段形成的。构词法是介于语法学和词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汉语构词法与西方语言的构词法相比,往往有着各自的特点。汉语构词法主要属于句法型构词法。通过构词法创造出来的汉语术语有主谓式、动宾式或偏正式等句法特征。在拥有词形变化的西方语言中,常见的构词类型则属于形态学类型。例如,在德语中,构词的主要方法有词根变化、词根加前缀、词根加后缀和词干合成四种。除了通过词干合成法构成的是复合词外,用其它方法构成的都是派生词。通过构词法构成的指称同一概念的单词型术语在不同语言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结构语义不同这一情况的出现是由不同语言各自的构词规律和构词习惯决定的。请看如下示例。汉语词“蜈蚣”(物种名,节肢动物名称)在俄语中被称为сороконожка,意为“四十足”,在德语中叫作Tausendfüβler,意为“千足”,而其英语对应词为centipede,意为“百足”。某些汉语方言中,“蜈蚣”也被称为“百足”。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主要是指“蜈蚣”而言的。从上述示例中可以看出,“四十”这个数字在俄语中显然拥有“多得很”的含义。至于“四十”这个数字为什么在俄语中表示“多”,其答案只能求助于俄语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举一个派生词示例来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在不同语言中有着明显不同的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比如,俄罗斯人、德意志人和英格兰人都到印刷厂去。他们看见排字工人在铅字架前工作。排字工人首先拣出所需要的铅字,然后把铅字放向手托并组成排样。俄罗斯人注意到的是排字工人“拣集铅字”的这个行为,因而给排字工人命名为наборщцк([铅字]拣集人)<动词набирать(拣集)。德意志人观察到的却是排字工人的另一行为,即把铅字放向手托的“放置”行为,所以称排字工人为der Setzer([铅字]放置人)<动词set－zen(按一定位置安放)。英格兰人只注意到排字工人用铅字“组成”活字排样的行为,因此称排字工人为compositor([用铅字]组成排样的人)<动词compose(组成)。他们把排字工人不同工作阶段中的行为特征抽象出来,并依据他们各自注意到的排字工人的不同行为给排字工人命以名称。这个事实说明,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或内部形象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不同民族在给概念命名时的命名着眼点或命名习惯常有不同。如果把不同语言中的术语进行一番对比,就可以发现指称同一概念的术语,其结构语义差异较大的情况并不罕见。下面提供的汉德术语对比说明,同一个术语在两种语言中有着不同的“理据”特征。 汉语术语 德语术语及其结构语义海洋平台 Bohrinsel(钻井岛)车床 Drehbank(转动[工作]台)氢 Wasserstoff(水素)氧 Sauertoff(酸素)银河 Milchweg(牛奶路)汽车 Automobil(自己能行走的车)机动车方向盘 Steuerrad(控制轮)或Lenkrad(操纵轮)轮椅或电梯 Fahrstuhl(乘行椅)三轮摩托车侧斗 Seitenwagen(边车)在一些西方语言中,与汉语词“火车”对应的词都是由动词派生出来的,并且都有“被牵引的”内含,如德语词Zug相似文献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之间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术语的数量与日俱增。在众多的科技术语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来看,科技术语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属—种关系”,有上位概念术语、下位概念术语等。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科技术语也可以构成一个概念系统,它们之间,存在着“整体—部分关系”,有整体概念术语、部分概念术语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根据术语语义的异同,存在着单义术语、多义术语、多源术语、同义术语、等价术语;根据术语语音的异同,存在着同音术语;根据术语字形的异同,存在着异形术语、缩略术语;根据术语与其它语言的关系,存在着借用术语;此外,术语还存在着地域分歧、译音、转写、科学单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与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现代术语学应该认真地研究并切实地解决的。本文不打算从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只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于与语言学有关的术语之间的某些关系,作一个初步的分析,供有志于研究这些问题的同志们参考。^^一、单义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的术语叫单义术语(monosemous term)。在某一语言中,如果一个术语只代表一个概念,而这一个概念反过来也只能用这一个术语来表示,那么,这种单义术语就叫做绝对单义术语(absolutely monosemous term)。例如,汉语的“北极星”是一个单义术语,因为它只能代表北极星这个概念。但它不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在汉语中,北极星这个概念还可以用术语“勾陈一”或“小熊α”来表示。又如,汉语的“处暑”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二十四节气中每年八月二十三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时开始的这个特定的节气,而这个特定的节气也只用“处暑”这个术语来表示。再如,汉语的“实数”也是一个绝对单义术语,因为它只代表某个数,这个数可以在固定基数数制里表示为一个有限的或无限的数,而具有这种性质的数也只用“实数”这个术语来表示。术语学要求术语具有单义性,因此,单义性就成为了术语标准化和规范化的一个追求目标。然而,在实际上,即使是命名时已获得绝对单义性的术语,在其使用过程中也往往会得到一些附加的含义,而逐渐改变其单义性。所以,术语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就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二、多义术语如果一个术语可以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之间,又有某种语义上的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叫做多义术语(polysemous term)。多义术语可以出现于同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也可以出现于不同的概念系统之中,由多义术语所表示的若干个概念之间的联系,有时往往难于察觉,需要进行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概念属于内容方面,术语属于表达方面,因此,多义术语可图示如下：例如,英语的head可表示“头(动物的躯体)”和“柄(工具的一部分)”。法语的tête可表示作为动物躯体一部分的“头”和作为物体一部分的“头”(如螺钉的“头”或床的“头”)。俄语的голова可表示“人的头”和用具的“头部”。它们都是多义术语。有时多义术语可以表示许多概念。例如,英语的carrier这个术语至少就代表着如下十二个概念：1.载波;2.承载子,承载形;3.载体;4.载流子;5.载波频率,基频;6.运载工具,搬运车;7.航空母舰;8.载架;9.带基因者;10.带病体;11.鸡心夹头;12.带菌者。处于不同概念体系中的多义术语,可根据其概念体系或所属学科的不同来区分其意义的差异。例如,英语的bridge这个术语,在建筑学中表示“桥”,在音乐中表示弦乐器上“琴马”,在牙科学中表示“齿桥”。概念体系不同,多义术语的含义各不一样,还不至于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但是,就是在同一学科的同一术语系统中,有时还会存在多义术语,这就会造成科学交流的困难。在术语规范化中,这种多义术语是要尽力避免的,为此,必须进行多义术语的分离。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并行操作”(parallel operation)这个术语代表如下两个不同的概念：1.在给定的时间间隔内,执行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2.在同一瞬间出现两个或多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同一个关于数据处理的概念系统中,出现这种多义术语是不容许的。因此,ISO－2382国际标准针对这种情况作了多义术语的分离工作,把表示第一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共行操作”(concurrent operation),把表示第二个概念的操作叫做“同时操作”(simultaneous operation),而把“并行操作”这个术语,用于表达下述概念：“在单个设备中,共行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者在两个或多个设备中,共行地或同时地完成几个操作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样,便把“并行操作”这一个多义术语,分离为“共行操作”、“同时操作”、“并行操作”三个术语,使用时不会产生混淆。在术语工作中,多义术语的分离是十分重要的,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多义术语所表示的几个概念之间总是有一定联系的。如果这几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那就不是多义术语,而是几个不同的同音术语了。例如,汉语中的“复数”这个术语,在语言学中是表示一个以上的数的语法范畴,当所指对象超过一个时,就用复数。但是,在数学中,汉语的“复数”却是表示由有序的一对实数组成的数,可书写成a＋bi的形式,其中,a和b是实数,i²=－1。在“复数”这个术语所表示的这两个概念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因此,“复数”不是一个多义术语,而是两个含义各不相同的、没有联系的同音术语。多义术语与同音术语有时并不太容易区分。有些在一般人看来根本没有联系的概念,在专门研究词源学的专家看来,说不定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不过,在术语工作中,我们一般并没有必要追溯到词源,词源学上的根据,只能作为术语工作的参考,我们应该着重考虑术语的当前意义。^^三、多源术语在对两种语言中的术语进行翻译时,原语中的不同术语,可能会被译为同一个形式的术语,这样,译语中的这个术语,是来源于原语中的多个术语的,它具有多个来源,叫做多源术语(multiple－original term)。当把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术语时,往往会在中文中产生多源术语。例如,“比例因子”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scale factor和scaling factor,因此,它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在取比例尺中被用做乘数的数。1/1000这个比例因子,可用于将数值856、432、－95和－182压缩在－1到＋1范围内”。又如,“逻辑移位”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两个英语术语logical shift和logic shift,因此,它也是一个多源术语。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对于一个计算机字的所有字符都同样对待的一种移位”。有时,一个中文术语可能会有两个以上的英文来源。例如,“操作码部分”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operation part,operator part和function part。在数据处理这一专业领域内,其含义是“指令的一部分,通常它只包含要执行的操作的显式说明”。多源术语可能会导致多义术语。例如,“数字的”这个中文术语,来源于三个英语术语：numeric,numerical和digital。前两个英语术语的含义是“指用数表示的数据或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而后一个英语术语的含义则是“指数字或者用数字表示的数据或者物理量的一种属性”。这样,“数字的”这个中文的多源术语便成了多义术语。为了分离这个多义术语,有人建议把前两个英语术语译为“数值的”,只把后一个英语术语才译为“数字的”。多源术语还可能导致同音术语。尤其是当把不同学科的英语术语译成中文时,由于学科之间没有彼此协调,不同的英语术语在不同的学科中,可能会被译成同样形式的中文术语,而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并无联系,这样,就导致了同音术语。例如,“复数”这个中文术语,在语言学中来自英语术语plural,在数学中来自英语术语complex number,这两个英语术语在概念上没有丝毫的联系,因此,“复数”这个多源术语就变成了同音术语。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为了避免多源术语导致同音术语,要提倡在不同学科的术语之间进行协调。^^四、同义术语在同一语言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表示同一个概念,那么,这些术语就叫做同义术语(synonymous term)。例如,“食盐”和“氯化钠”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一个氯原子和一个钠原子构成的化合物,它们是同义术语。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同义术语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都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例如,在数据处理术语中,“作业流”(job stream)、“输入流”(input stream)和“运行流,(run strea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提交给操作系统的待执行的作业或部分作业的表示序列”,它们在数据处理专业的文章中,是可以彼此替换的。有的同义术语有使用地区的差别。例如,英语中的“span”各“range”这两个数据处理术语,中文都可译为“变化范围”,它们的含义都是“一个量或函数可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但是,range这个术语用于澳大利亚,而其它说英语的地区则用span。这是同义术语使用时的地域差异。同义术语过多,往往会导致术语使用的混乱,因此,在术语工作中,要认真研究同义术语,在表示同一概念的各个同义术语之间进行比较,选取最好的一个作为标准术语,其它同义术语,根据用户对它们的使用态度分别进行处理。例如,在ISO－2382《数据处理词汇》中,“双稳触发电路”(bistable trigger circuit)、“双稳电路”(bistable circuit)、“双稳触发器”(bistabletrigger)和“触发器”(flip－flop)等术语是同义术语,它们都表示具有两个稳态的触发电路,其中,flip－flop这个术语,在美国用作双稳电路,而在英国则用作单稳电路,为了避免混淆,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在任何意义上都强烈反对使用它”,而bistable trigger这个术语,在字面上并未强调“电路”,术语的字面含义不太明确,ISO－2382国际标准规定“反对使用”这个术语。导致同义术语产生的因素有以下几点：1.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而误造术语,对于这种术语,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予取缔。2.由于不同的学派、学科分支以及不同的厂家的标新立异,使得同一个概念用不同的术语来称谓它。3.由于标准化工作没有做好,对于新产生的同义术语未能及时处理。4.由于某些翻译人员缺乏应有的专业知识,未经深思熟虑而随便生造术语。术语工作者应仔细地注意这些因素,尽量做到同样一个概念只用同样一个术语来表达,这对于科技交流是大有好处的。如果在一定的专业领域中,某些同义术语只能在一些上下文环境中彼此替换,而在另外一些上下文环境中不能彼此替换,则这样的同义术语叫做准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relation和relationship这两个术语,其含义都是表示“关系”,但前者多用于描述事件,而后者多用于描述状态,它们出现的上下文环境不尽相同,因而它们是准同义术语。又如,英语中的solenoid(螺线圈)和coil(线圈),法语中的baque(环)和anneau(圆圈),俄语中的АМОРТНВАТОР(减衰器)和ВУΦЕР(缓冲器)都是准同义术语。有时,由于术语的使用者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往往会把一些并非真正的同义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这样的术语叫做假同义术语。例如,在英语中,有人常把elasticity与plasticity这两个术语误认为同义术语,其实,前者指“弹性”,后者指“塑性”,其物理含义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它们是假同义术语。在研究同义术语时,应该注意排除假同义术语,不要让它们扰乱了研究者的视线。^^五、等价术语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叫等价术语(equivalent term),不同语言之间的等价术语,其内涵和外延都是完全重合的。同义术语仅用于描述同一语言内的术语,而等价术语则用于描述不同语言之间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操作系统”及英语的“operational system”这两个术语,都是表示“控制计算机程序的软件,其功能包括作业调度、排错、输入输出控制、会计、编译、存储分配、数据管理以及有关的服务性操作”,它们是分布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又如,汉语的“流程图”、英语的“flowchart”、德语的“Flussdiagramm”这三个术语,都是表示“对某一问题的限定、分析或解法的图形表示;在这种表示图中,用符号来代表操作、数据、流向、设备等等”。它们是分布于汉语、英语和德语中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因而它们是等价术语。在日常语言中,处于不同语言之中的完全等价的词语是很少的。由于各语言系统内各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对应语言成分很难完全等价。例如,法语的mouton与英语的sheep并不完全等价,法语的mouton既可以指“羊”,又可以指“羊肉”,而英语的sheep只能指“羊”,英语中的“羊肉”这一概念,则用mutton来表示。由此可见,法语mouton一词在法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与英语的sheep一词在英语词汇系统中的地位并不一样。在专业术语中,由于标准化工作的效果,却存在着大量的等价术语。这些等价术语的存在,是术语能够执行其社会功能的最重要的保证。因此,通过各种方式来保持不同语言之间表示同一概念的术语的等价性,历来是术语标准化追求的目标之一。不同语言中的术语是否等价,主要根据它们在各语言术语系统中的定义来判定。定义是判定术语等价性的最有效的手段。例如,英语的programming这一术语,在汉语中译为“程序设计”,但汉语的“程序设计”从字面含义来看,却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解释为偏正结构,“程序”是修饰语,“设计”是中心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的设计”,另一种是解释为主谓结构,“程序”是主语,“设计”是谓语,其字面含义是“程序被设计”,仅只从字面含义来判断,很难决定汉语的“程序设计”与英语的programming是不是完全等价。但是,根据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它们都表示“程序的设计、书写与调试”,可知汉语的“程序设计”这一术语,按定义应该是“程序的设计”,而不是“程序被设计”,从而可判断这两个术语是等价术语。^^六、同音术语如果一个术语表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那么,这个术语就是同音术语(homonymous term)。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术语,而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术语,只不过因为语音外壳相同,看起来貌似一个术语而已。同音术语可图示如下：内容A,B,C各不相同,在语义上也没有联系,但它们具有相同的表达形式X。至于如何来解释“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在词源上没有共同的来源;有的学者则认为,所谓“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就是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使用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已不复存在,并不一定要考虑词源。在不同专业领域中的同音术语,造成的交际障碍并不严重,它们的具体含义可以由上下文来判断,一般不会引起误解。例如,英语中的bark是同音术语,它有如下的含义：1.树皮;2.狗吠,狐叫;3.三桅帆船。这些含义之间在语义上没有相互联系,它们的使用领域也各不相同,不会造成交际上的严重障碍。在印欧语中,同音术语可分为同音同形异义术语和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两种。例如,英语的arm可指“上肢”,亦可指“枪支”,法语的grève可指“河流的沙滩”,亦可指“罢工”,俄语的кпюч可指“键”,亦可指“源泉”,它们都是同音同形异义术语;英语中的sun(太阳)和son(儿子),法语中的mer(海洋)和mère(母亲),俄语中的лут(草地)和лук(弓),则是同音异形异义术语。此外,在印欧语言的术语中,还有一种同形异音异义术语,在ISO/DIS 704国际标准中,也被算为一种特殊的同音术语。例如,英语的tear(泪,发音为[ti])和tear(撕开,发音为[tε]),法语的fils(纱线,发音为[fil])和fils(子孙后代,发音为[fis]),俄语的ЗАМОК(锁,键,重音在第二个音节)和зАМОК(城堡,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些术语在各自的语言中,词形相同,但发音不同,意义也不同。严格地说,这类同音术语只能算为同形术语,而不能算为确切意义上的同音术语,因为它们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在汉语中,同音术语与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同音汉字的大量存在,许多同音术语仅只是发音相同而字形往往不同。例如,“公式”、“公事”、“攻势”、“工事”,其发音都是gōngshì,而字形则各不相同,这很象印欧语言中的同音异形异义术语。^^七、异形术语在汉语中,如果一个术语由形状不同的汉字表示,这种术语就叫做异形术语(hetero geneous term)。异形术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同义术语。例如,“日食”和“日蚀”,其读音都是rìshi,其含义都是表示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太阳光被月球挡住的天文现象。“角色”和“脚色”,其读音都是juésè,其含义都是表示戏剧或电影中,演员扮演的剧中人物。“栏杆”、“栏干”和“阑干”,其读音都是lángān,其含义都是表示用竹、木、金属或石头制成的栏档的器物。“筹码”和“筹马”,其读音都是chóumǎ,其含义都是表示记数和进行运算的工具。“帐篷”和“帐棚”,其读音都是zhàngpéng,其含义都是表示撑在地上遮蔽风雨、日光的器物。这种异形术语不能算为同音术语,因为它们虽然发音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这种异形术语表示的概念相同,我们把它们仍然算为同义术语。异形术语与一般的同义术语的区别在于：同义术语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术语,而异形术语则是书写形式不同的一个术语。异形术语的规范化要积极、稳妥地进行。在术语工作中,要提倡科技工作者尽量使用比较合理的术语形式和普遍通用的术语形式;编辑人员在审稿时,要尽量做到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尽量不使用异形术语,使术语的使用前后一致。印欧语言中也有类似于汉语中的这种异形术语存在。例如,“布尔运算”英文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也可写为boolean operation,前者用大写的B开头,后者用小写的b开头。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目前,在美国一般使用大写的B开头,在英国一般使用小写的b开头,也出现分化的倾向。^^八、术语的地域分歧由于使用的地域不同,术语常常会发生分歧。例如,“程序”这个术语,美国为program,英国则为programme。“流程图”这个术语,英国为flowchart,美国则有人用flow diagram。“开关点”这个术语,英国为switchpoint,美国则可用switch。“下推存储器”这个术语,美国为pushdown storage,英国则为pushdown store。在美国南部各州,“抽点打印程序”(snapshot program)这个术语,可叫做“抽点示踪程序”(snapshot trace program)。在中文术语中,由于香港和台湾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术语与大陆不同,术语的地域分歧也很明显。特别是在一些新学科(如计算机科学这样的学科)中,这种地域分歧是十分严重的。例如,英语的accumulator,香港为“集数器”,台湾为“累数器”,大陆为“累加器”;英语的byte,香港为“数元组”,台湾为“拜”,大陆为“字节”;英语的jump,香港为“跃离”,台湾为“跳跃”,大陆为“转移”;英语的operand,香港为“运算元”,台湾为“运算数”,大陆为“操作数”;英语的peripherals,香港为“周边机”,台湾为“周边设备”,大陆为“外围设备”。有些术语,台湾和香港是一致的,而与大陆的术语则有差别。例如,英语的disk,港台均为“磁碟”,而大陆为“磁盘”;英语的flag,港台均为“旗志”,而大陆为“标记”;英语的memory,港台均为“记忆”,而大陆为“存储”;英语的program,港台均为“程式”,而大陆为“程序”;英语的software,港台均为“软体”,而大陆为“软件”;英语的subroutine,港台均为“副程式”,而大陆为“子程序”。这种术语的地域分歧,将会给科技交流和信息传递带来不便。在术语规范化工作中,也要逐步创造条件,通过学术交流,以期得到协调和达到统一。^^九、缩略术语顺应人们想用简易手段来表达复杂概念的愿望,把已有的术语加以缩短、简化,便得到缩略术语(abbreviated term)。缩略术语的大量出现,并且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是现代术语发展中的一种带普遍性的倾向。术语缩略的方法有以下几种：1.首字母缩略法：取拼音文字表示的词组型术语中各个单词的首字母来构成缩略术语。例如,laser(莱塞)是英语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的首字母缩写;ADP(自动数据处理)是英语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的首字母缩写;MT(机器翻译)是英语Machine Translation的首字母缩写;GB(国家标准)是汉语拼音Guójiá Biāozhǔn的首字母缩写。2.截减法：截取某个术语的一个或几个音节来构成缩略术语。主要的截减方式有：i.截减原术语的前部,留下后部：例如,bus(公共汽车)是英语autobus的截减缩写,car(小汽车)是英语autocar的截减缩写。ii.截减原术语的后部,留下前部：例如,CAN(作废字符)是英语cancel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ENQ(询问字符)是英语enquiry character的截减缩写。iii.截减原术语的中间部分,留下首尾部分：例如,Dr(医生,博士)是英语Doctor的截减缩写;Sté(公司)是法语Societé的截减缩写。iv.保留原术语的首、中、尾各一个字母：例如,Fbg(市郊)是法语Faubourg的截减术语;Cpt(现金)是法语Comptant的截减缩写。3.混成法：用词组型术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残缺成分构成缩略术语。又分下面两种类型：i.取词的首音节混合：例如,COMECON(经互会)是英语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 sistance的混成缩写;sysgen(系统生成)是英语system generation的混成缩写。在汉语术语中,通常取构成词组型术语的各个单词的第一个汉字用混成法来构成缩略术语,这是汉语缩略术语构成的一种主要方法。例如,“机译”是汉语“机器翻译”的混成法缩写;“文改”是汉语“文字改革”的混成法缩写;“数理化”是汉语“数学、物理、化学”的混成法缩写。ii.取词组型术语中不同单词的词首和词尾混合：例如,pulsar(脉冲星)是英语pulse stellar中的pulse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quasar(类星射电源)是英语quasi stellar中的quasi的词首和stellar中的词尾混合而成的;transistor(晶体管)是英语transfer resistor中的transfer的词首和resistor的词尾混合而成的。缩略术语本来是为了在科技交流中省时省力而产生的,但是,它的急剧增长,出现了大量的同形缩略术语,反而给科技交流带来不便。例如,仅在电子技术及其相关领域的英文缩写术语中,ST这个缩写术语可以表示如下39个不同的术语：Sawtooth(锯齿)、Schmitt Trigger(施密特触发器)、Sealed Tube(密封管)、Select Time(选择时间)、Shock Test(震动试验)、Shock Tester(震动试验机)、Short Ton(短吨,即907公斤)、Side Track(侧线,旁路)、Sidereal Time(恒星时)、Silicon Target(硅靶)、Single Throw(单掷开关)、Skin Track(雷达跟踪)、Sound Talkie(有声电影)、Sound Tape(声带)、Sound Telegraph(音频电极)、Sound Track(声迹)、Sound Trap(声阱)、Sounding Tube(测探管)、Special Tools(标准工具)、Standard Temperature(标准气温)、Standard Time(标准时间)、Standard Tube(普通电子管)、Star Tracker(恒星跟踪器)、Start Time(启动时间)、Starter(启动装置)、Static Thrust(静推力)、Steam(蒸汽)、Steam Trap(汽阱)、Steel Truss(钢桁架)、Stokes(沱,动力黏度单位,1沱=1平方厘米/秒)、Storage Tube(储存管)、Store(存储器)、Straight(直线)、Stratus(层云)、Studio－to－Transmitter Link(演播室到发射机间的传输线)、Summer Time(夏令时)、Supply and Transport(供应与运输)、Surface Transport(地面运输)、System Test(系统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缩略术语的规范化就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术语工作中不可忽视的。^^十、借用术语为了表达来源于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概念,可以把其它语言中的概念以及表达相应概念的术语都借用过来,这种术语就叫做借用术语(loaned term)。借用术语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毫不改变地借来,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crèche(日间托儿所)借自法语crèche;西班牙语的leitmotiv(主题)借自德语的Leitmotiv;英语的lieder(歌曲)借自德语的Lieder;汉语的“大本营”借自日语的“大本营”。2.把其它语言中的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再作为本语言的术语。例如,英语的leader(首领)来自西班牙语的lider;英语的meeting来自西班牙语的mitin;汉语的“雷达”来自英语的radar;汉语的“钾”来自英语的kalium;汉语的“铍”来自英语的beryllium;汉语的“山道年”来自英语的santonin;汉语的“热瓦普”来自维吾尔语的rawap;汉语的“胺”来自英语的amine。3.把其它语言中的某些术语在拼写法上作某些改变后,再加上本语言中的某些词语,构成本语言的术语。例如,汉语的“本生灯”来自英语的Bunsen burner,“本生”是音译,而灯则是burner的意译;汉语的“霓虹灯”来自英语的neon lamp,“霓虹”是neon的音译,“灯”是lamp的意译;汉语的“尼克酸”来自英语的nicotinic acid,“尼克”是nicotinic的音译,“酸”是acid的意译;汉语的“佩落碱”来自英语的pellotin,“佩落”是pellotin的音译,“碱”则是加上去的汉语词;汉语的“微安培”来自英语的microampere,“微”是micro的意译,“安培”则是ampere的音译。4.按字直译。按照外语原术语逐字翻译而成。例如,英语的Flood－ligut(泛光灯)是由德语Flutlicht(泛光灯)逐字直译而成的;法语的module lunaire(登月舱)是由英语的lunar module(登月舱)按字直译而成的;汉语的“盲肠”是由德语的Blinddarm(盲肠)按字直译而成的：Blind的意思是“盲”,Darm的意思是“肠”;汉语的“鸡眼”是由德语的Hühnerauge(鸡眼)按字直译而成的：Hühner的意思是“鸡”,Auge的意思是“眼睛”;汉语的“病灶”是由德语的Krankherd(病灶)按字直译而成的：Krank的意思是“病”,Herd的意思是“灶”。汉语中的借用术语进行音译时,由于同音汉字较多,常常会产生许多异形的借用术语。例如,英语的hysteria这个术语,译为汉语时有“歇斯底里、歇斯的里、歇斯迭里、歇斯替利、歇斯德理、歇斯台里、歇斯的里亚、协识脱离、比斯的里”等等各种书写形式,这样会造成术语使用的混乱,在术语规范工作中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十一、转写把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转换为另一种字母表中的字符的过程,叫做转写(translitera tion)。从原则上说,转写应该是字符之间一一对应的转换,也就是说,被转换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符,只能相应地转换为另一个字母表中的字符,这样,才能保证两个字母表之间能够进行完全的、无歧义的、可逆的转换。当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少于被转换字母表中的字符数目时,就必须使用双字母或其它的发音符号。这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随意的选择或者使用纯约定性的符号,应该尽量保持在语音学上的逻辑性。最普遍的转写是把基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希伯莱字母等非拉丁系统的字符转写成拉丁字母的字符,这种转写叫做“罗马化”(romanization)。日语的假名字母用其它的字母表字符来标记,也是一种转写。逆转写(retransliteration)是转写的逆过程,在进行逆转写时,转写系统的规则被逆向地使用,以便把已经转写了的单词恢复到它原来的形式。^^十二、译音把给定语言中的发音用转换语言的符号系统标记出来的过程叫做译音(trancription)。译音必须根据转换语言中的正字法规则进行,因而译音并不是严格地可逆的。译音可用来转换所有的文字系统,特别是在非字母文字中,译音是一种适合的转换方法。用汉字标记外语的发音,就是属于译音。目前,主要是用译音的方法来处理外国人名、地名和部分科技术语,把它们用汉字表示出来。由于使用译音这种方法时,对于同样的外语读音,所选择的汉字常常因人而异,使得译音的结果很不统一,必须进行译名的协调工作。为了译音的规范化,我国编制了多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例如,1983年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就附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语言与汉字的译音表。^^十三、科学单位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和日常生活中,人们用来进行计量的单位,叫做科学单位(scientific units)。例如,用于计量长度的“米”,用于计量电灯功率的“瓦”,用于计量噪声声压级的“分贝”,用于计量金刚石质量的“克拉”等。科学单位是一种特殊的术语,它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基本计量制度是米制,正逐渐采用国际单位制。1984年,我国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规定我国的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的法定计量单位,我国在人民生活中采用的市制计量单位,可以延续使用到1990年,1990年底以前要完成向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过渡。国际单位制是在米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位制,其国际简称为SI.国际单位制的基本单位有7个：1.“米”： 长度单位,单位符号为m.2.“千克”： 质量单位,单位符号为kg.3.“秒”： 时间单位,单位符号为s.4.“安培”： 电流单位,单位符号为A.5.“开尔文”： 热力学温度单位,单位符号为K.6.“摩尔”： 物质的量的单位,单位符号为mol.7.“坎德拉”： 发光强度单位,单位符号为cd.由这些基本单位可以得到许多导出单位。例如,由基本单位“米”可得到导出单位“平方米”来表示面积,由基本单位“米”和“秒”可得到导出单位“米每秒”来表示速度,再由这个导出单位“米每秒”和基本单位“秒”可得到又一个导出单位“米每二次平方秒”来表示加速度。导出单位的中文名称的读法应与其国际符号表示的顺序一致。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除号的对应名称为“每”字,无论分母中出现几个单位,“每”字只出现一次。例如,比热容单位的国际符号是J/(kg.K),其单位名称应读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不能读为“每千克开尔文焦耳”或“焦耳每千克每开尔文”。国际单位制还包括国际单位词头和国际单位的十进制倍数与分数单位。国际单位词头规定了各个词头的名称和符号。例如,mega的中文名称为“兆”,符号为M,kilo的中文名称为“千”,符号为k,milli的中文名称为“毫”,符号为m,micro的中文名称为“微”,符号为μ,等等。国际单位的十制倍数与分数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国际单位构成,质量的单位由国际单位词头加“克”(符号是g)构成。例如,十进制倍数“千克”由国际单位词头“千”加“克”构成,分数单位“毫克”由国际单位词头“毫”加“克”构成。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科技术语的研究与语言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绝不可掉以轻心。     

“术语”词源试探

19世纪前期,在马礼逊的词典中,英语中的term被翻译成“名字眼”,这可以看作“术语”一词出现的前奏。甲午战争后,在大批日语词传入中国的大背景下,“术语”一词在章炳麟的译著中悄然出现。     

密级“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是“绝密”还是“机密”？

“绝密”与“机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密级。在俄汉双语词典中,密级“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经常被译作“绝密”。通过分析“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在俄罗斯、苏联国家秘密等级中的位置,可以发现,该密标如果单独使用,应当译作“机密”。造成俄语密级翻译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汉语中表示密级的术语往往被视为通用词汇,而不是专用术语。     

汉语术语的合格性

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载体,必须符合各自语言的合格性原则。中国的现代科技概念虽然多数来自西方,它们的语言载体却很少与之俱来,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中国科技界必须用汉语材料来创制自己的术语,很少借用。这种情况和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西方国家的术语以音译为主,外来词一经转写,稍作形态加工,就成为本族术语。甚至音节结构的格局和汉语相似,历史上又长期受汉语影响的日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音译词。意译法对科技交流有不利影响：第一,新概念的移植比较缓慢。第二,同一概念往往并存若干译法,规范化的任务繁重。第三,由于中外术语间缺少有规则的对应,给国际交流带来不便。出现这种情况既有语言的原因,也有心理的原因。语言方面,汉语的音节结构简单划一。每个音带由声母和韵母构成,上加声调。声母都是单辅音,无复辅音。韵母包含一个单元音或者复合元音,前面有时带个介音(i,u,ü),后面有时带个韵尾(n,ng)。例如“江”(jiang),“欢”(huan)都由声母＋介音＋元音＋韵尾构成,可以算是汉语中最复杂的音节。英语的strut是个单音节词,转成汉音就成了“斯特拉脱”(sitelate)四个音节。这个词我们译成“轴架”。从音韵上说,汉语的音节格局限制了音译词的可接受程度。可是这个词却以音译的方式进入了日语,成为四音节的sutoratto。日语为什么能够容纳累赘而采用音译呢？这要从两种语言的术语合格性原则来解释,而原则的不同又反映两个民族社会语言心理的差异。汉语的术语要为汉族人民接受,除了一般的术语标准外,还须符合两个条件：1.有限的长度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占优势。随着音系的简化和需要表达的概念日益纷繁,单音节框住了词汇扩大的可能性,于是汉语很早就步入了双音节的轨道。到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中以双音节的复合词占优势,古代的单音节词多数退居词根的地位,成为构词的材料。今天,新创的词几乎都是双音节的。另一方面,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现代汉语中又发展出一批“无－”“半－”“准－”“非－”“反－”“可－”“－性”“－体”“－者”“－化”等等的词缀,它们大多出现在科学术语中。于是,在词根复合之外,汉语也愈来愈多地采用派生法来构词。当前最受欢迎的新词形式是双音节复合词,或前面冠一前缀,或后面附一后缀,或前后都带词缀。新词须尽可能地紧凑,超出上述长度的很可能被更新的词替换。这一特点当然只就单词而言,不涉及由单词构成的短语。2.内部形式透明汉族人语感的另一要求是“望文生义”,即词内的每个音节(语素)都带有意义,对整个词义的形成作出贡献。所以音译词中兼有表义作用的最受欢迎,如“俱乐部”(club),“基因”(gene),“雷达”(radar)等等。其次是在译音的成分外加一释义的语素,点明词义所属的范畴,其原理类似形声字在音符之外加一意符偏旁一样。例如“卡片”、“啤酒”、“冰淇淋”。汉族人的语感不习惯于整体借音,意义全不透明的构词成分会引起理解的困难。难怪许多音译词往往被本族语材料构成的词所替换。甚至曾经长期广泛流行的音译词也在所难免。例如“布尔什维克”改成了“共产党人”,“布尔乔亚”改成了“资产阶级”,“吉普车”改成了“越野车”。现代汉语中未被替换的音译词集中在化学元素、化合物、药物、度量衡单位、外币名称等领域,以及仍带“洋味”的“咖啡”、“可可”、“咖喱”、“白兰地”、“威士忌”、“伏特加”、沙发”、“扑克”等等原先的舶来品名称。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天文、林学、遗传、微生物这几种学科的术语中,含音译成分(不算专名)的条目仅占0.5%,其中大多数只是构词成分,全部译音的极少。在化学和药物学的术语中,音译成分的比率预计会高得多。综上所述,汉语术语已迈上本族化的道路。为了便于新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扩大国际交流,看来术语形成的现行原则需要作些调整。我们认为,着重仿译,即用本族语材料复制外来术语的内部形式,类似football译成“足球”,是条可行的出路。今天,表达各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的术语已在国内通用,并且得到审定。我们可就这部分术语编出详细的中外文对照表。汉语已发展出一套齐备的词缀,它们跟印欧系语言的对应也不难确定。这两项为仿译准备了基本的语言资源。为新概念提供语言载体的任务已简化为采择适当的词根。这可有以下途径：1.自行择定本族词根2.比照基本资源中相当的语料3.更多地使用音译我国的化学家和药物学家善于引入外来词根,使之归化。他们的丰富经验可为扩大术语的音译提供有益的参考。     

再谈“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

1984年在一次术语工作座谈会上我曾以“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①为题谈了我对术语工作的意见。主要内容是在纯术语方面最好多向术语国际化靠拢,即用汉语拼音,而不是用汉字音译。如今十六七年过去了。我想再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一、面向世界现在的世界已大大不同于1984年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更是大不同于当年的中国。就拿Internet来说吧,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正式引入我国是在1994年,在这之后,轰轰烈烈的网络时代在我国也开始了。新事物引入后,有人形译(Internet),有人意译(互联网,国际互联网,交互网……)。到了1997年,才给它定名为因特网。说到这里,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当初不如不创立因特网这个词儿,而直接使用Internet。^②结果今天造成了“三分天下”(即互联网、因特网和Internet)的局面。由于没有采用Internet,因而使I时代、IP卡、IP电话、Irobot之类词的解释缺少了理据。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对待外来的东西,的确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大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区别对待：(1)搞自己的以LINUX为基础的操作系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尤其是要害部门的电脑系统的安全。(2)域名之类的东西,没有必要标新立异。在域名问题上,我觉得除了使用汉字外,还应该特别强调一下使用汉语拼音,因为汉字不便走出国门,相反地汉语拼音倒能全球通。(3)Internet这样的术语,既然以字母词形式已经在IT界流行,就不必再给它定一个汉字的音译词,因为Internet正如TV一样,是一个国际词。Internet已经进入许多语言,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法文Internet,德文Internet,意大利文Internet,西班牙文Internet,日文インタネット,俄文интернет。认清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顺便提一下,利用汉语拼音标记外来语,这是一种借用外来语的新方式,即形译。也许有人会说,直接吸收Internet在许多方面与汉语不合。如说“音节结构特殊”,人们不好发音。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说WTO、APEC、CDMA、EMAIL这些与汉语音节不合的词时,不是没发生任何困难吗。要知道,外国在吸收我们汉语的词语时,也不完全符合它们的音节结构,如QI“气”、QIGONG“气功”、ZHUANG“壮族”。又比如还有人说,“与汉字文章不协调”,不像样。相反,我倒觉得很好,一是增加了清晰度,非常醒目;二是增加了电脑信息处理的精确度。大家知道,像中文和日文这类句子中词与词之间无空格的语言,在信息处理时首先都要进行词的自动切分,由于日文中的刀口多(平假名、片假名、汉字、外文、数字及其他符号),因而比中文切分容易,而且正确率高。我们应该考虑现实需要,现在的计算机刊物,不让出现拉丁字母行吗,没有ICQ,OICQ,GPRS,CDMA,MUD,FLASH,C++语言等字母词行吗？二、面向未来未来什么样子,很难估计。但是,可以预料的是,起码在今后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术语产生最多的地方仍是西方,因为科技比较发达的地方是术语的发源地。而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术语将会成倍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是仍坚守意译的老路,依旧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还是另辟蹊径？这是值得每个术语工作者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国吸收外来语的情况。外来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外来语有以下四种：(1)音译词,如咖啡、沙龙;(2)半音译半意译词,如啤酒、伦琴射线、马克思主义;(3)用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标记的(或带有这些字母的)词,如CT、DNA、BP机、卡拉OK、β胡萝卜素、γ射线;(4)直接从日语借用的汉字词,如场合、手续、干部。以上是‘外来语’的严格定义。实际上由借音和借形两部分词组成的,(1)、(2)属于借音,(3)、(4)属于借形,因此也叫形译词。(3)是通过汉语拼音,(4)是通过汉字。(3)和(4)只是在借形这一点上相同,由于所用的介质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前者实质上是形译+音译,而后者则完全是形译。狭义(3)类似于外语之间的借用,例如从德语到英语的Kindergarten→kindergarden;从英语到德语的computer→Computer或Komputer,disco→Disko。狭义(3)既优于日文的片假名转写,例如コンピュタ(计算机)、ディスプレイ(荧光屏),也优于俄语字母的转写компьютер(计算机)、дисплей(荧光屏)(来自英语computer、display)。广义的外来语有两种：(1)仿照原词的结构和意义翻译过来的仿译词(calque),也叫直译词,如honeymoon蜜月、Ubermensch(德)/superman(英)超人、dark horse黑马;(2)用汉语表达的外来概念词,如电灯、电话之类的意译词。目前,使用最多的借用方式是狭义的(1)、(2)、(3)和广义的(2)。而术语界争论的焦点是,能否多采用一些狭义(3),即汉语拼音字母形译词。我是狭义(3)的拥护者,也即“拿来主义”的拥护者。这类形译词叫字母词。字母词中分纯字母词(如CT、DNA)和带字母的词(如BP机、卡拉OK)两类。现在,这类词越来越多,原因是它们有不少优点。大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1)快 可以不费力地拿来就用,如国际上新近出现IP phone,我们很快就有了“IP电话”;(2)简 写起来简便,如VCD,仅三四画,但要用汉字写,“激光视盘”就要写41画;(3)明 十分醒目,尤其在一堆汉字中夹杂一些字母词,如KTV,DNA,ISO,MBA,一下就映入眼帘;(4) 广用处广,很多字母词不仅能在国内使用,而且在国外也适用。由于上述优点,字母词在讲究效率的信息社会里不断涌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我们的科技界已经大量采用字母词了,不过还时常加上狭义(1)作为“伴侣”。如表示十进倍数单位词头名称的Giga吉咖、Tera太拉、Peta拍它、Exa艾可萨;以及表示十进分数单位词头名称的nano纳诺、pico皮可、femto飞母托、atto阿托。由此而产生硬盘40G、T比特等说法。这里还需要指出,狭义(3)在某些场合是完全照搬,上面的一些例子都属于此类。它们类似于外国人地名的照搬。但在某些场合可以采用标音转写方式,即按照一定规则对原语进行适当处理,以便于译语吸纳。还有一点请注意：字母词当中,有一小部分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如GB“国标”,HSK“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托福”等等,千万不要把它们也当成形译词。三、面向现代化这里既有技术问题,又有理论问题。技术方面,术语数据库的建设已普遍展开,这是很大的进步。如何使数据库的格式标准化,注意兼容性,这是关系到资源共享的大问题。如何使检索工具方便好用,既能查全查准,又能照顾汉字的特殊情况,这又是检验数据库优劣的大问题。我认为,采用以词为基础的全拼音检索法是最理想、最有前途的。关于理论方面,这里面包括如何认识现代汉语,如何认识汉语发展的方向,以及如何促进汉语的现代化。首先必须认识到现代汉语早已不是单音节语了,因此必须放弃字本位,树立词本位。其次要看到汉语构词法已有很大变化,具体地说,其形态学构词方式大大丰富了^①,词缀和类词缀不断增加(其他语言也如此,如英语像mock-、too-、-speak、-to-be也都成了词缀了)^②,越来越多地使用派生法就是一个证明。一次性、可行性、可读性、操作性、可操作、可操作性、不稳定性、女男爵、非赢利性、可兑换性、可持续(发展)……,试想,如果不把这些汉字串作为一个整体,人怎么认读,又怎么让机器处理呢？有了正确认识,也就不会再抱着字本位不放了。这不仅是术语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汉语方面所要考虑的问题。说实话,搞术语的单位在这方面还是做得最好的。还没有发生北京电视台曾经把“北京新闻”写成Beijing xin wen,以及把“北京您早”写成Morning Bei jing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造新汉字似乎也属于现代化范围。元素名层出不穷,总靠创造新汉字来解决问题,不是一个办法。这些新汉字,虽然主要是少数科技人员使用,但是技术上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电脑中的字库不时要增补,各种词典的检索法以及图书馆的目录也都要经常改动。为什么不应用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不是要“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③吗？为此,我写了一篇《别拿汉语拼音当外文》(发表在香港《语文建设通讯》1999年10月号)。其中我试着用汉语拼音把101—109号元素名进行了标音转写,结果好得很。请大家比较：总起来说,如何使汉语现代化,术语工作走什么路不无关系。如果术语工作者注重词本位,不造新汉字,多采用一些字母词,我想一定会有利于汉语的现代化。四、民族语中的术语问题少数民族语言的术语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里我建议：在确定新术语时,最好直接采用汉语的字母词,不必再另翻译。也许某民族使用的是非拉丁字母文字,开始使用这种字母词,会感到不协调。不过,应该认识到,这是最可取的办法。说实在的,要说不协调,汉字与拉丁字母最不协调了,但是,又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采用字母词。过去汉语语言词典里不收字母词(最早收字母词的是《辞海》,《现代汉语词典》自1996年修订第三版时也开始附加字母词),而现在许多词典都以附加字母词作为一大优点。例如,最近商务印书馆在新版《新华词典》问世时就特别强调,这本词典收这类字母词比其他词典都多。我们应该认识到,字母词的涌现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词会越来越多。现在这类词不仅作为词典的附录存在,而且开始已有专门的词典收录它们。^①因此说,直接采用字母词是大势所趋。现在,各民族都在学普通话,并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汉语拼音,还有不少人学习英语,这样也就为吸纳这些字母词打下了基础。但愿我们的兄弟民族能选择一条捷径,为发展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创造有利条件。^②综上所述,恳切希望术语界从三个面向角度来考虑考虑术语的发展问题。最后我还想提两个一直没得到结论的问题求教于智者：(1)不言而喻,我们的术语发展同世界术语的发展很多方面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学者总要记忆两种以上不同形式的术语。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好,尤其是在纯术语范围内？(2)印度直接用英语术语,日本用片假名吸收大量术语,对他们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影响？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以上这两个问题希望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研究。这绝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问题。 ---------------第13页① “三个‘面向’同样适合术语工作”,收入刘涌泉著《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242—24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② 全国科技名词委当时公布推荐用“因特网”,并不否定用英文Internet,要根据媒体对象情况定。——编者注-----------------第15页① 我们的语法学家以前只承认前缀有两三个,后缀也不过十来个,而如今应该说各有几十个。详见《语文现代化论丛》5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② 参见Collins Cobuild的《构词法》：a mock-English public house一家仿英国式的酒吧,the too-familiar list of economic difficulties一张司空见惯的经济困难清单,that unique language known as computer-speak被称为电脑语言的专门语言,mother-to-be快当妈妈的人。据该书统计,现代英语的词缀约300个。③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第16页① 参见刘涌泉编著《字母词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ttered-words》,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② 交稿后四五个月,看到新出版的《藏英新词词典》(Paul G.Hackett编,2001),词条选自近几年的《西藏日报》和《拉萨晚报》,约5 000条,其中就收了BP机、T恤衫、X光等字母词,不过不是拉丁字母和汉字混合,而是拉丁字母与藏文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