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志的美学转向及其特征初探

民族志的写作范式，从 “文化的记述”，到 “文化科学”，再到 “文化的解释”，发生了三次转向，但是这些变革并没能完全解决民族志写作中所有的疑问和矛盾，尤其是在民族志的真实性上存在的疑问。民族志的美学转向是否应该成为民族志写作范式的追求。本文对此仅以探讨的方式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实践、权力与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反思

透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研究历程的回顾和反思,厘清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脉络。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实践理论、权力理论的发展,导致了人类学理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向;历史人类学、阐释人类学以及实验民族志的出现,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的困境与前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作研究出现表述危机,进入反思时代。基于此背景,从民族志写作目的、对象、内容及如何书写四方面梳理西方后《写文化》时期民族志写作研究,分析其中困境,旨在为中国民族志写作实践和研究前景提供启示。提出应把中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文本作为探索本土文化书写范式的资源,挖掘本土民族志书写范式,跳出西方民族志写作藩篱,立足当下共时性田野,结合历时的文字历史,接续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六城市休闲制约因素

英国休闲研究学者和作家Chris Rojek在《休闲与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还从来没有在休闲研究中以人类学的形式出现过。”而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盖瑞·奇克，从1981年就开始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休闲。与北美常用的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截然不同，本研究用民族志学的方法去探讨休闲制约因素。民族志学（ethnography）的核心是描述，具体而言，民族志学是对人，尤其是聚集在某个社区生活的人们的描述，是对社会群体文化的描述。关于休闲的一个彻底的描述，也就是民族志学通常应该会首先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一些人会参加一些特定休闲方式，而其他人不会。     

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中国民间资源观的二重性:评三种新出的中国民族志丛书

如何调查研究和撰写中国民族志？这是近年中西方学者所热切讨论的一个问题。此文阐释闽西客家民族志的一种研究成果。文章指出，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这项研究从地方小社会的文化生态分布中，多处选点抽样，做了大量的客家老人的口头加快记录和研究，确定了“乡”以下村落社会的调查范围，并由此考察了闽西阁家的村落经济，婚姻，贸易，宗族和庙会等各方面，从中揭示了一个地方小社会的亚文化群。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在过去二十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作者借此机会成文,略述民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在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术位置。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过程的基本信息,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乡土、移民与超越——《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移民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评介

刘朝晖的《超越乡土社会——一个侨乡移民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以下简称,《超越乡土社会》,30万字,2005年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周大鸣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都市与乡村社区研究系列”的一种)是刘朝晖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成的一部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社会进行深度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专著。专著立足于都市化背景,通过对现在隶属于福建厦门海沧工业区的新江(包括新江、惠佐、林东、许厝四个自然村)侨乡村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民族志研究,展现了新江侨乡村落的社会变迁轨迹。作者在反思国内外人…     

印尼摩鹿加群岛的陶业民族考古

民族考古学结合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利用操作链的概念试图将静态的考古遗物动态化,并赋予其文化意义。考察印尼摩鹿加群岛传统制陶业,并分析了有关班达群岛的历史文献、民族志及考古出土陶器标本后,研究结果显示公元14世纪后班达群岛陶器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的二元分化可能是香料贸易背景下的文化变迁、社会冲突与二元分化过程所导致的。     

戴尔·海姆斯与“讲述的民族志”

＂讲述的民族志＂是戴尔.海姆斯从语言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视角,而＂表演理论＂则是从＂讲述的民族志＂中发展出来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一学术谱系与问题序列的梳理,使得作为＂表演＂的＂口头传统＂的研究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获得新的立足点。     

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译者主体意识对译本《佐治刍言》的操控

自翻译研究进行文化转向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围绕译者展开,并用文化的眼光去看待译本对原文的“不忠”。《佐治刍言》中就有大量增译、删减和改写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这是译者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按照一定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本进行的加工和调整。在此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意识是决定翻译策略的关键。     

《悠悠岁月》的“自我民族志”书写探析

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将照片和影像资料作为回忆的叙事代码,“超个人”地撰写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集体记忆。作家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志的样本,站在社会结构层面去探索历史事件给个体带来的影响。这部“社会自传”是安妮·埃尔诺对自己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也实现了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融合。     

民间艺术的调适和构建——以晋中“背铁棍”为例

本文以晋中民间艺术背铁棍的发展为例,从地方感的研究视角出发,关注了民间艺术的调适与建构。通过研究,发现独特的文化环境塑造了背铁棍的地方性,背铁棍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符号,从仪式到展演的变迁中建构着地方性文化。同时,背铁棍作为民间艺术,凝练了社会记忆,强化了社区的内部认同。本文为我国文化遗产事业中地方性文化的挖掘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民族志样本。     

山野研究与走出山野——对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反思

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一直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研究传统是有其国外的学术传承渊源与国内社会历史背景的。二战后，尤其６０年代以来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在反省“欧美中心主义”传统的同时一改过去只对非西方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的传统，大量开展了对自己社会文化的研究。面对我国正发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我国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应打破过去只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传统束缚而将汉族社会文化纳入自己主要的研究界域中来。     

文学治疗的民族志——文学功能的现代遮蔽与后现代苏醒

文学为什么在所有的人类文化群体中存在？文学是怎样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这种功能是什么？ 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虽建构出文学的独立学科,形成贵族化的文学经典尺度和以书写本文为前提的文学史观,却割裂了文学发生的文化语境,遮蔽了审视问题的原生态文学视野。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理论虽讲文学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却忽略了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人通过法术性的语言实践获得精神的自我救援与自我确证。 文学人类学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揭示出巫史同源和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其理论启示是：出自巫觋之口的祝咒招魂一类诗歌韵语,形态上属于文学,其功能却不是为了审美或欣赏,而是和萨满一巫医治疗的产物。 以人类学在20世纪的萨满教研究为契机,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发生的东方转向和原始转向,给文史哲专业带来一场后现代文化寻根运动：从艾利亚德、藤野岩友、张光直到格里马迪尔,完成了从屈原、耶稣到苏格拉底的巫师还原过程。并在西方文学的起点——口传歌手荷马的家乡找出希腊关键词επωδοζ“唱咒诗治病”,给现代性的文学观带来巨变。从古印度《吠陀》的治病咒诗文本,到藏族《格萨尔》艺人的治疗术,再到台湾布农族的巫师文学治病案例、殷商甲骨卜辞的医疗观念、佛教六字真言的唱诵实践,文章列举出八种民族志材料,将“文学治疗”命题还原到现实生活的真实语境中,给出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呈现。 回到文学艺术所由滋生的文化田野之中,重新体察文学的精神医学原理,也就重新理解了文学的“人学”实质。     

翻译中对待文化因素的两种态度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就是把翻译放在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是一客观事实。翻译中如何处理这些差异,就成了热门话题。对翻译中不同层次的文化因素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态度:文化移植和文化翻译。相应地,就是采用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     

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关系评析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流行,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字的对比,不再局限于原作和译作两个封闭的体系,转向探讨分析译作和原作之间产生差异的社会文化因素。对待翻译的“文化转向“,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本着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以便更好地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异域他乡的学术文化品位

以参加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修班时收集到的学术资料为基础,阐述了三位专家学者在历史人类学、民族志书写、口述传统与口述历史、人类学与海外华人研究等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总结了参加本次学术文化之旅的感悟与思考。     

旅游民族志

通过旅游民族志研究对当代旅游人类学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亦即不仅在旅游人类学范围内考察有关民族志问题,而且将这些问题置于人类学的当代实践之中,包括:长期和短期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田野作业的传统、民族志的时空策略、旅游民族志中的特殊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