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发愤”说和“忠义”说是李贽《水浒传》批评思想的集中体现。前强调小说应是“发愤之作”，“不愤则不作”，即现代所说的创作激情；后是对小说主的概括，肯定了梁山起义的正义性。李贽的《水浒传》批评思想及其艺术分析在当时的“小说界”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健康发展。     

李贽出家原因小探

李贽是晚明时期以反叛性格闻名于当时的“异端”。他极力追求的自适、为己之学,自身不服管束与愈压愈起的倔强性格,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及由此而激起的强烈求道之心等种种因素,促使他有官不做,有家不回,最终走向剃发出家。主要论述李贽剃发出家的种种原因,并力图将之归结于其最终原因:即对死亡的恐惧及由此激发的求道热忱。世人皆贪生怕死,而李贽自言自己尤贪生怕死之尤,所以他选择剃发出家,以便全心全意地探究生死大事,证得生死之道,最终参透生死,脱离苦海而终至无生无死的境界。     

略论章太炎的文化指归与政治影响

章太炎从民族化中取出“道德”与“国粹”，把“排满”与倡德、“国粹”与新型国家重建对立统一起来。“排满”的过程是他用化颠覆政治的过程，提倡“国粹”的过程则是他试图用化重构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因此，他努力为转型期的中国民族化进行理论构建和实施。他的这种民族化思想体系虽然可以在批判中为颠覆一种制度发挥作用，却无法为转型期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政治实践的可能性。     

《聊斋志异》中的“童心”人物分析

<正>明代中叶,泰州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提出了“童心说”.“所谓“童心”,即“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童心就是真心,是清洗了封建伦常教条束缚和蒙蔽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它不是一般所谓的真情实感、而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真情实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心说》)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提倡的审美理想就是纯朴天真的人性,就是真.在文艺批评方面,蒲松龄在《〈宋七律诗选〉跋》中说:“宋人之什,率近子俚;而择其佳句,则秀丽中自饶天真.唐贤所不能道也……吾子宋集中选唐人,则唐人逊我真也,敢云以门户自立哉!”真,是他门户自立的批评标准.屈原和李贽,是蒲松龄非常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伦理哲学研究

“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李贽伦理哲学研究吴远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一股批判宋明理学乃至整个懦家伦理纲常的“异端”思潮，李贽是这一思潮的典型代表。李贽（１５２７──１６０２）原名载蛰，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人。其人其学，...     

春归四月京城寻芳

和风微拂，草长莺飞，还有那满眼的花团锦簇，这个春天，赏花实在是件美事。眼下，京城各大公园及京郊赏花名处都纷纷推出了各色赏花活动，细数来，竞有几十“芳菲处”，一时之间真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着实让人心动不已。     

论郭沫若对韩非研究的失误

郭沫若对君主执“术”的控制对象－“潜御群臣”－－扩大为“驾驭臣民”，离开了韩非的本意；而韩非的“术”控理论稳定而成熟，旨在“法”“术”结合，整饬吏治。郭对《难势》的批判，将原作“抱法处势”的概念换作“任法用术”；该篇“复应之日”是韩非法治理论的精髓，主张“法”，“势”结合，论证法治胜于贤治，又不否定肾治，郭称其为“诡辨”，输于学理。郭据《定法》称韩非为“法术家”，但据《难势》韩非还主张“法”，“势”结合，他是主张“法”“术”“势”结合而以“法”为核心的法家。郭有时直接贬韩非为“术家”，“偏恶引起偏失”。韩非对“法”的研究有“纵失”和“横失”，玉有石璞，其来有自。对原作的发掘，尚须艰苦工夫。     

李贽史学思想简论

李贽是明代中叶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不仅是反封建的叛逆者,而且也是很有史识的史学家。他将他的政治、哲学理论原则贯彻到史学中去,对历史作了一些异于正统的评论。 李贽的著作很多,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恐怕史学著作占绝对的优势,他的《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就是史论方面的专著。这两部书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     

自传与他传中的李贽形象

通过梳理李贽自传反映的部分历史事实以及他传（含正史、非正史）对李贽的描写和评价,展示李贽的形象全貌,并通过比较用传记理论来评析李贽在自传、他传、非正史、正史中的不同形象,突显其精神风貌,力戒用平面和单线的眼光看待一个被当时人目为“异端”的人物,而应看到人物内在的本质。     

中西传统诗学及其现代

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物感说”，由此倡导“表现论”、“意境法”。西方传统诗学的核心思想是摹仿说”，由此倡导“再现论”、“典型论”。尽管二者都涉及审美的主客观关系，但是前者重在抒情，强调情感，意志的“真”，后者重在叙事，强调再现客观的“逼真”，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文化和传统诗学上存在差异，因此，中西诗学的现代化进程不一样，中国现代诗学在借鉴西方近代诗学基础上，主要趋向“再现论”；西方现代诗学诗呈现“表现论”、“象征论”和“再现论”并存的格局，而以前者为主，中西传统诗学现代化呈现出反差。     

诗意人生——浅析陶渊明的隐逸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他一生中三仕三隐,最终在四十一岁的时候选择了完全归隐的道路。陶渊明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士人出仕与归隐的人生矛盾,并且将之升华为一种平凡而又超越的诗境。在他的归隐中我们看到了诗化的归隐,归隐如诗般有意境和耐人寻味。从他的思想方面我们看到了他诗意的境界;在他的诗文内容中悟到人生的真意;在他诗文的意境中寻到了他淡泊的足迹。     

王尚絅和他的诗歌创作

王尚絅曾有十年官宦生涯,有出色的从政才能。由于朝政颓败,辞官归里读书隐居长达十九年。他和＂前七子＂领袖人物交往过从,同样反对＂台阁体＂诗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他在文学观点上反对刻意模仿古人,力倡变革创造精神。他是个关心社会民生民瘼的诗人,写出大量的政治诗、山水诗和反映农民普遍破产、农村纷纷凋蔽的农村生活的诗。他的诗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明代诗史上一支清潋的溪流。     

论汤显祖归隐临川后的戏曲创作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临川后潜心于戏曲创作,他的四部剧作有三部完成于这一时期.如果说《牡丹亭》在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上,陷入了某种程度困境的话,那么在《南柯记》、《邯郸记》中,作者又陷入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从汤显祖退隐后的戏曲创作来考察,可以认为他将自己的灵根慧命、戏曲人生推向了辉煌的巅峰.     

闵珪考略

闵珪乃明代湖州籍名臣，一生屡按数省，四任刑官，平叛抚民。政绩卓著。为人刚直，治狱严正，为人所称道。依据相关典籍，勾勒闵珪的生平事迹，有助于更深入、更全面了解这位明代湖州籍名臣。     

“漂泊年来甚,羁旅情易伤”--试论张耒晚年诗歌创作心态

张耒弱冠及第,并由少公之客入于长公之门,得到了苏氏兄弟的共同赏识,经随苏氏兄弟共历仕途浮沉.晚年以诗、酒、梅、竹为伴,虽屡与苏门文人唱和交游,诗歌却多以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诗风更显超脱与平易.在苏门文人相继离世后,便出现"士人就学者众"的现象;这固然有文学上的原因,更与其思想性格和晚年心态密切相关.     

李贺的变态心理与诗歌创作

李贺是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诗人,他在短促的生命中,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他蜗居到自己所建构的阴冷的鬼蜮世界,描鬼说怪,谈坟说墓,同时又幻想着神仙世界的圣洁与美好;他以“皇孙”身份自夸,并积极谋取功名利禄却在仕途上很不得意;同时被压抑的性爱无处宣泄,只有通过香词艳语来表达。其变态心理的根源是:恋母情结、仕途多舛、楚陶文化的熏染。     

梁寅生平及"夫子堂"遗迹概说

梁寅是元末明初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明初五大学问家之一。他一生既能自学成才,又能广交师友,不断提高自己。他作为征士,应聘为新生的朱明王朝制礼作乐,而在礼成之后,却又激流勇退,归隐乡里从事教学,以培养人才为己任。他的弟子满天下,其中不乏忠臣、良臣及许多有用之才。在他身后,留下了夫子堂、石门书院等遗迹,而夫子堂保存最好,它布局合理,雕饰精美,体现了中国及新余传统文明的思想理念和择吉文化的无所不在。     

论英廉在津登览纪行之作

英廉不仅是乾隆朝的一位馆阁重臣,也是其时一位重要的诗人.英廉曾经数度为官天津,期间,登临和饱览了津门许多名胜古迹与自然风光,创作了诸多风景吟咏、述征纪行的诗篇.这些诗歌抒发了他内心的淡泊情怀,也寄寓着他人生的高远志趣,与他一以贯之的出世精神和隐逸思想是相一致的.     

论云南客居知府宋湘的诗书联

清代的云南客居知府宋湘既是个清官,又是个奇才。他之所以被称为奇才不仅因为政绩突出,且在诗、书、联方面都有相当的建树。他的诗源自生活,自成一家,他的书法独具风格,大气恢弘;他的对联触景生情,震撼心灵。诗、书、联三者合璧,显示了他卓越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