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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因为人们总是要用地图来认识世界。地图的这一工具性的意义,从古至今没有改变。不论是手工描绘的地图,还是计算机绘制的地图,都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地图的实质虽未改变,但本世纪的后50年却是地图史上变化最大、最快的50年。这是因为计算机技术的引入和认知科学的兴起,改变了地图学的面貌,促进了它的发展。我们可以先把地图的新产品作一描述,看看发生了什么振奋人心的变化,然后再回到地图学的问题上来,就会发现这一个古老的学科所面临的挑战和从未有过的广阔的前景。(一) 实地图与虚地图这里我们需要涉及几个新的术语,以描述当前地图产品多样化的现状。实地图,就是我们为之工作了几十年并誉为“指挥员的眼睛”的地图。这些年为了和数字技术相对应,实地图也称为模拟式地图,它是可视的地面实际的模拟。这个模拟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是经过人工抽象和符号化了的,来源于地面(或照片)又优于地面(或照片)。之所以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把航空照片改制成地图,就是因为只有被读者理解的内容才能产生信息价值,这是信息论的基本原则。而航空照片除了少数专家可以看懂(也得借助某些设备、仪器),大多数人只感到新奇和生动,但无法从中得到更多信息。可以说,实地图是空间数据可视的地图,不管它是印刷在纸上,或是显示在屏幕上,或是制成地景立体模型,或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一个“可进入”的地形仿真环境,它们都可以称之为实地图。虚地图指的是存贮于人脑或电脑(计算机)中的地图,是指导人的空间认知能力和行为的心象,或据以生成实地图的数据。存贮于人脑中的地图称为“心象地图”(mental map),这是心理学早已研究过的问题。地图学家在近十年来也因探索地图的认知功能和改善地图设计而对其给予关注。当计算机制图系统在生产中已被大量采用的情况下,就启动了对存于电脑中的地图的研究,包括计算机图象识别与数据输入,空间数据结构,数据库技术,以及按地图的结构建立的空间数据库等一系列的问题的研究。这些经过处理的空间数据就称为“数字地图”(digital map)。起初,把地图数字化的结果存于光盘,或准备以地图形式表现出来的数据文件均称为数字地图。进而为了新技术的连续性,把用计算机处理和绘制出来的地图也称为数字地图。这种延伸可以理解,但不严格。因为只要将地图绘成可视的,它就不再是数字地图而是模拟地图了。所以,数字地图应是一种虚地图,它和心象地图相对应,只是贮存于不同地方而已。有必要把数字地图的概念和数字制图加以区分,以计算机技术为主制作实地图,称为数字制图技术,制出来的地图不能再称为数字地图。高水平的技术已使数字制图的成果在外形上与手工产品毫无差别,甚至更精美。用户并不关心,也区别不出某一幅图是怎样制成的,他只要求便于使用。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数字地图的概念应由两部分来定义：地图数据文件和可视化方法[1]。可视化方法还可以扩展为“可感知”的方法,以便把触觉地图包括进去。这种定义把技术和成果混为一谈,无法界定其含义,况且“可视化方法”是一个更广的范畴,也是一个待界定的术语。也有的学者提出“硬地图”(复制于硬材料上的地图)和“软地图”(显示于屏幕上的地图)的分类方法[2]。但这只能是对实地图的再划分,不能从理论和实际上反映当前地图的复杂多样的现实。把地图区分为实地图与虚地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有利于信息时代地图学的发展。这不是一种目录学的分类,而是具有发生学和认识论意义的概念。心象地图的研究离不开人的空间认知的经验、感受和经历;将人工智能引进地图设计、生产以及地理信息系统(GIS)的设计,也不能脱离电脑与人脑的比较研究。这将使“地图是人类的空间认知工具”这一地图学的核心命题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并成为地图学强大生命力的基础。否则,单纯从地图生产的技术过程来认识地图学,就可能导致某些观念上的困惑,误将地图功能的扩展和式样的变化,视为地图可以被某些新技术产品所取代的理由,而放弃了地图学本身的研究。静态地图与动态地图传统的绘制和印刷的地图都是静止的叫静态地图。一旦制成,就将所表示的内容固化在那里,直到下次修订再版,因此它只是变化着的实在(reality)的瞬时记录。动态地图又称动画地图(animated Map),是连续快速呈现的一组画面,以表现某种物体和现象的变化或趋势。这就决定了它只能在图象技术支持下的电子屏幕上实现。现在的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并将动画技术提供给地图使用者,作为一种分析研究的工具。动画地图按可交互的程度分为两级,初级动画地图是根据某一主题制作在视频媒体上(磁带、光盘等),使用者仅能改变其动作的速度或固化某一场景,用于演示地面发生的事件和现象。高级动画地图主要具有交互功能,用户根据库存或实时传输的数据按个人需要进行制图,以期从各种参数的动态图象中发现潜在的规律或倾向性的问题。这是地图学领域的一个极有前途的前沿,是GIS及各种管理系统的支撑技术[3]。动画地图的设计除了应用静态地图的视觉变量外,至少还要考虑3个动态量：持续时间(duration)、变化率(rate of change)和排序(order)。这是完成一幅动画地图设计或开发供生成动画地图的软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4]。计算机制图系统提供了动画地图设计与制作的硬、软件环境,但利用这一工具创造出有价值的地图或实现有成效的分析研究,还需要很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动画地图有两种运动维。时间维依时间变量显示动态;性质维依某一给定变量显示动态。创造力即“创意”,是动态地图设计者应具有的能力,计算机的功能再强,也不能代替角本的拟定和方案的创意等创造性思维。这是地图家学的职业与专业优势。只要注意眼下各种传播媒介中那些粗制滥造的地图,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平面地图、立体地图、可进入地图地图都是平面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称之为2维,或2.5维地图(指那些用概念方法或能产生“心理立体视觉”的方法制作的地图)。当使用这种地图仍感到缺乏直观形象,特别是用等高线表示地面起伏不易理解时,就产生了制作立体地图的愿望。从古代的马援“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后汉书),到现代指挥员堆制的沙盘,都表明对立体地图的这种需要。当今的计算机三维动画图象技术已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制作三维立体地图的工具,再加上双眼立体观察设备,生产具有“生理立体视觉”的三维地图已不困难,并且在很多使用地图的场合被采用。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地图学能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技术领域中找到了一个新的生长点[5]。从方法论上来讨论,地图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地图的制作问题,而且还要研究地图的使用方法及使用效果。在视觉效果上,用图者总希望地图从平面“发展”成立体表象;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地图从静态到动态将是一种进步。大多数用户在读图时都有过“进入”地图中去的欲望,特别是在观看一个沙盘或城市立体模型的时候,这种悬想更是时常出现。因此,一旦计算机技术发展到可以实现这种要求时,把虚拟环境当做是地图功能的延伸就是很自然的了。从认识论上来讨论,地图是人类空间认知的工具,是客观世界的模型(物理的和概念的模型)而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因此,从建立空间模型的地图制图系统转入建立可交互的虚拟环境系统,是人类环境与空间认知手段的发展和深化。可以预见虚拟地景仿真这一地图学的前沿课题在测绘工程中将有广阔的前景。几乎在同一时期,国外地图学者也都陆续关注这一问题[3],并认为虚拟现实将是沟通地图与现实世界的桥梁。(二)在概述本世纪末地图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之后,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地图学前沿技术领域的分析中加深对地图,特别是对数字地图的认识,并形成一个21世纪地图学的轮廓。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在地图学的百年发展中,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和完善是一件大事,因为GIS是数字地图的主要用户之一。也可以说,数字制图(digital mapping)技术和数字地图导致了GIS的出现[6]。本来在地学领域就有地理系统理论的基础和空间分析的方法,现在有了数字制图软硬件和空间数据的支持,使地理空间分析与研究工作如虎添翼,GIS应运而生。由于GIS在数据处理和显示上的特殊功能,使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第一次尝到了随心所欲地处理数据并充分表达自己创造性思维的甜头。这是一个通过地理空间图形的分析与地图的制作来修正、完善、深化自己思维成果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开放的,是可以直接与他人交流、融合、讨论的过程。这也是GIS作为空间信息可视化工具的最重要特征。忽视GIS在设计中将地图的制作与使用相结合的特征GIS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因为：1.制图(mapping)作为一种认知方法,是一个创造性的认识和发现规律的过程。癌症分布地图绘出后,才能发现若干癌病的区域性特点,从而启发人们从环境诱因上去深入探索;制作地震分布图才能寻求地震带与大地构造的某些关系。2.制图也是一种形象思维的工具,它协助大脑将零散的空间知识和地理心象(Mental image)加以整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空间知识基础,但未见得完整和正确,制图过程则可以将这些心象系统化,使认识趋于正确。军事上,战场分析要在地图上实施,一边标绘双方态势,一边形成作战决心;作家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是先绘制一张江南小县城的地图,然后才据以构思人物与事件的时空关系的。3.制图又是一种强化建立记忆线索的方法。心理学家早就知道记忆的提取要靠线索,人的大脑有一种把位置信息纳入长期记忆的编码机制,而不必有意识地专门记住它。例如我们可以记住某条新闻在报纸上的位置而不必存心这样去做;我们记得某个答案在笔记本中的某处而不必记住这个答案。绘制地图有助于强化人的空间记忆能力,小学生用填绘暗射地图来强化地理知识就是例子。过去想用上述方法强化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事：难于找到合适的地图,常常要改变比例尺,要去照像、复制底图……,那些需要由专业制图人员完成的工作和众多的设备,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而今天,GIS能提供一切方便,从数据源到处理分析,制图软件都随手可得(理想化应该是如此)。这是数字地图和数字制图为科学家们提供的工具,是GIS得以推广和得到认可的原因。以上是从个体研究工作的特点上来说明GIS的实质。对于一个专业单位或一个管理部门来说,它们建立的GIS的规模当然要庞大多了,不论从数据获取技术上,分析模型的建立上,数据处理与可视化处理的规模上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但其GIS的实质并未改变。地理空间数据的可视化可视化(visualization)在没有成为信息技术的专业术语之前,仅是形象化的一般性解释,如形象化教学法等等。它被赋以新的含义并走红起来,是在80年代末智能计算机即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受阻之后。80年代中后期,试图以计算机模拟大脑的思维活动的研究工作面临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除了生理学家还不能提供大脑的真实思维模型之外,现行的诺伊曼计算机也无法模拟人脑的并行性思维,随后的大型并行计算机模拟形象思维的研究也存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困难[7]。想用电脑替代人脑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法实现。例如在视觉模拟方面如想达到实时处理,则需要处理的比特量极大,眼下的计算机还不可能实现。大脑的功能再度引起重视。“由于人类是依靠自己的感知和认知能力全方位地获取知识的,是在多维化的信息空间中认识问题的,而现有的信息处理工具(尤其是数字计算机)只具有在数字化的单维空间中处理问题的能力,这就产生了人类认识问题的认识空间与所用工具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空间不一致的矛盾”[8]。如果建立一种以视觉为主的多维信息空间,在人-机协作的环境中去处理问题,可能是一条有实际意义的途径。这期间不少学者又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和计算技术的不同角度,强调了这一综合集成途径的正确性。1987年心理学家Larkin的论文从识知的角度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什么一个图形可抵一万字”的道理[9];同年美国科学基金会提出了“科学计算中的可视化”(ViSC)的优先选题指南,并由此促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王珏、戴汝为在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之后,提出走综合集成之路的结论,并认为建立人-机协作的环境是今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之一[10]。地图学领域中可视化的研究就是在上述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因为测绘技术已全面地进入了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地图及其相应技术的出现空前地扩大了地图的功能。传统地图本来就是可视化的,而存于计算机中的数字地图则面对一个可视化应用的更广阔的领域：地理信息系统,虚拟地形环境仿真,即构成一个多维信息空间以及各种动态电子地图等等。从近年来的研究工作看,可视化的提出也和在其他科技中的促进作用一样,在地图学领域产生了几个很有发展前景的生长点。数字地图的可视化技术促进了地图表示法的深化,在描述环境、解释客观规律上较之传统地图有了重大突破。它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利用时间压缩、空间压缩、拓扑对应等方法将十分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表现出来。例如将几十万年间的地球板块运动,在几分钟内演示出来,将植被几十年的变化在几秒或几分钟内显示;将影响地表环境状况的多种因素同时显示,以探求其主导因素等等。这就是前面所谈的动态地图的优势。地图学的可视化研究不论将重点放在开发地理空间数据可视化技术方面,还是放在数字地图可视化应用方面,都包含了“分析/视觉思维”和“传输/表示法”的成分。因此数字制图技术的发展和可视化环境已经促使传统的Kolacny地图信息传输模型的异化[1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传输过程中,内容是已知的,只有标准的地图信息被传输,但在基于可视化的模型中,内容是未知的,用户是一个分析研究者,而系统则在人-机交互中以可视的数据协助他获得新知识。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基于交互和可视化条件下的地图信息传输模型[11]。可以看出,可视化的概念和技术必将促进地图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虚拟生存环境利用数字地图和虚拟现实(VR)技术构制一个虚拟生存环境,进而提供一个多维感知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暂用这一中文译名)是地图学今后大有作为的领域,也是当前很引起重视的“数字地球”(digital earth)[12]所追求的境界。人们普遍认为21世纪的信息技术在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方面将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人将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以及体态、手势参与到信息处理的环境中去,以取得身临其境的体验。这种多维信息空间就是一种“可进入的地图”,也就是赛博空间。虚拟现实技术和地图学的结合将提供其实现的基础。这就要求数字地图数据的提供应以多种分辨率或多种比例尺的配合来实现,以适应构建虚拟环境时,满足视觉“细部分层水平”(LOD)的要求。同时必须有多维地理空间数据的特点,来适应研究工作和产生真实感的需求。90年代初,现场模拟和运作模拟首先用于影视界的科幻环境的生成,并为军事作战模拟提供虚拟战场,但眼下已不限于此。凡是拟制大型施工、建筑设计、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等计划时,都需要事先进行模拟演示,以发现潜在的问题,改进方案。1995年波黑“代顿”谈判中,美国的国防制图局(DMA,1996年已改为国家制图局NIMA)用数字地图制成该区的虚拟地景供双方观察,进行领土划分,为达成协议起到了促进作用。前两年德国法兰克福市的城市规划,英格兰明奇海峡大桥的设计都采用了虚拟地景的演示方法,获得公众的认可,在议会中也得以顺利通过。数字制图系统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制图系统(digital mapping system)是本世纪测绘科技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因为在此之前地图的制作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实现了机械化,例如用摄影测量方法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但制图过程仍然在暗室中用操作手轮的办法来实现。小比例尺地图的制作更是靠大脑和手的技巧来完成。当前数字制图技术已可以实现从数据采集、处理、编辑和出版的全数字化过程,所生产出的地图其质量已超过手工方法生产的水平。只是在靠大脑功能才能完成的若干环节还离不开人的参与,例如在地图设计、航空立体像对的匹配等智能性的工作上。用数字技术生产常规纸印地图,仍然是很长一个时期的重要测绘任务,因为纸质地图有它便捷之处,便于标绘涂改,便于携带,不受环境(自然环境,计算机硬、软件环境)限制等等,是电子地图一时无法取代的。当初,测绘科技人员研究数字制图技术的初衷也只是为了纸质地图生产的自动化,把手工换成机器。只是这一进步促使了“数字地图”的出现,并进而看到了数字地图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应用面。数字制图系统是一个总称,其规模和数字化的程度、智能化的程度都因任务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大到一个国家级的规范化的地图生产体系,小到一个地理信息系统中的地图制作子系统,都可以称为数字制图系统。航空摄影测量的中心任务是制作大比例尺地形图,当今已发展为数字摄影测量,但仍然以制作数字地图为其主要任务,在很多国家也将其纳入数字制图系统。就长远来看,地理空间数据的获取和数字地图的制作与修正主要将依靠数字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方法来实现。在测绘科学的框架内,数字摄影测量的地图学特征应得到充分的重视。* 高俊教授是测绘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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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in Landry 《中国科技术语》1986,(1):31
一、委任加拿大政府术语库建立于1974年。那是在内阁令国务秘书部翻译署负责“整个联邦政府部门和向加拿大国会汇报工作的所有政府机关所用的英、法术语的核实和标准化”之后,建立的。完成此项委任任务,当时尤其需要组织和促进术语学研究项目,建立一个目的在于增进各领域翻译工作效率的术语库,以及发展与加拿大国内和国外的语言研究和标准化中心之间的合作关系。遵循1983年内阁作出的决定,翻译署的任务扩展到包括负责促进使用两种官方语言。此术语库现在已被认为是在私营部门和公众中促进使用英、法两种语言,及在技术和其他领域内鼓励使用恰当的法语术语的一种工具。二、背景本署的最初数据库来源于两个方面：蒙特利尔大学的计算机化术语库中的15万件记录和历年来本署翻译人员积累的几十万件术语记录。1975年年底,国务秘书部获得了经五年研究出来的蒙特利尔大学术语库(TER－MIUM)。它原先主要是作为一种翻译工具而创立的,所以最适合本署的需要。1977年1月,当软件的必要适应工作一经完成(产生第二代TERMIUM),此系统即被转移到渥太华的能源矿产部的一个计算机中心。取消了重复记录,筛选掉不准确资料,并合并了关于相同概念的记录。到1980年12月底,此术语库已拥有60万件记录,全部可以联机使用。不久迹象表明,由于第二代系统的技术可能性的局限,国内外TERMIUM用户网的扩大,从而需要一个新的系统。因此,从1982到1985年,国务秘书部发展了它自己的第三代系统,采用的是BASIS软件包与可用项目单和彩色图形的Telidon工艺相连的办法。为了确保术语库需要和便利用户存取资料,还购置了一部计算机。数据转换到新系统后,术语库存取的总记录数为83万5千件,大约代表2百万个术语。三、结构这第三代的发展结果,使得加拿大政府术语库改名为TERMIUM术语库。选用这个更具有吸引力和能更好地围绕术语库进行宣传的新名字,是使TERMIUM数据库能越来越为更多人们所利用而迈出的第一步。TERMIUM术语库现在是由四个语言数据收集系统和一个文件数据库组成。1.术语数据收集系统这个数据收集系统包含英、法两种语言的术语记录,它又分为三个文件存储器。1)单概念文件存储器保留校对的记录,这些记录提供的数据足够完整而能证实输入术语的等同性。2)主文件存储器保留校对的记录,优先保留单概念记录,储有不够完整而不能完全证实输入术语等同性的术语资料。3)工作文件存储器分成可储有多概念、不完整或未校对的记录的一些隔室。2.多语言数据收集系统这个数据收集系统主要是为本署多种语言服务局使用及与其他语言数据库交流资料而建立的,它又分为三个文件存储器。记录中必须包含成对的术语词,其中一个必须是英文或法文,而另一个是德文或西班牙文(后者是现在收编到TERMIUM中的两种外国语)。术语及其等同词大部分是由多种语言服务局的翻译人员提供的。3.专有名称数据收集系统这个数据收集系统储有输入专有名称的记录。最普通的例子是组织、委员会、规划和地方的名称,商号名称以及条例、规章和文件的正式题称。4.翻译问题数据收集系统这个数据收集系统储有关于翻译(诸如措词、格言和谚语)和语言(诸如词或短语的意义、词法、句法和文体)方面各种问题的记录。5.文件数据库TERMIUM术语库中的这个数据库是用来对出现于术语记录中的源码进行联机译码,并给用户提供来自储于UTLAS(多伦多大学图书馆自动系统)中的约二万五千件完整的书目的参考资料和文件定位。四、实施支持TERMIUM术语库这个系统得以实施的,涉及许多要做的事情和物力问题。这些是：1.筛选最初用系统方式筛选此数据库,可是现在是在项目的承办过程中筛选记录,以满足特定用户的需要。术语学家在每项指派的研究任务开始时,先查询术语库,把他们查到的录在记录上,此记录在装入时就替换掉已成为多余的入口。因此,这种筛选是一种行进过程,它与术语库提供的最佳服务需要相一致。2.数据分类对各种各样项目的广泛研究证明,文件分类法用到术语上是不适合的。因此翻译署选用了TERMIUM分类法。它是蒙特利尔大学术语库创立的,并且特别是为术语数据分类而研究出来的。此三级分类法以字母表的字母为基础,每个字母构成一个类的标题。26个类构成这个分类系统的基础,包括生成术语的主要活动领域(如医学、管理等)。每类又可分为26个部分,代表主要活动的次领域,每部分又可分为26个节或特定的次领域。这样,NCE节(眼外科)属于NC部分(外科),这个部分又是N类(医学)的一个次部分。这个分类工具是为了便于从术语库检索各种专业数据而设计的。从理论上讲,这个分类法为多至19,500个节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内部分级结构使人可以检索很有限的子集数据(例如眼外科),也可检索很大的子集数据(如像医学领域)。五、术语库的操作TERMIUM术语库操作是依靠通过一系列终端与本库连接的术语学家和专家网,也依靠已适应了经过处理的术语信息类型的数据输入和查询方法。1.研究人员网研究网包括大约一百位本署的术语学家,他们的工作方法是以全世界公认的术语学研究原则为基础。其他参加人员有本署的各翻译组和本署外的术语库用户雇用的术语学家、翻译和编辑。各术语科经常地收到全网内用户的研究请求单。这些请求单随后转交给专门研究该课题领域的术语学家,并且将研究结果储入TERMIUM。此外,从网的各点用户收到的数据则装入术语库,使人人都能获益,即使某些研究结果可能仅仅是尝试性的。2.终端网为了使全署的翻译人员,联邦雇员和署外各种范畴的用户都能从数据库进行存取,TERMIUM术语库的扩展计划要求尽可能安装最大数目的终端。除了联邦政府部门和机关以外,外界的用户有省政府,国内和国际组织、市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和私营公司。根据1986年7月的资料,有279个终端在工作。终端联接请求单是根据需要并按照上面概述的合作原则加以审查的。术语库的固定开支(发展系统、研究和数据处理)全部由翻译署承担。用户负责操作费用,即终端购置或租赁、电话线路的使用和计算工作时间的费用。有些终端直接与计算机连接,而其他的则通过电话相接。所以几乎可能使用任何类型的终端,字处理机或微计算机来查询术语库。术语库的终端也可以用来查询其他数据库(如可从加拿大国内或国外的其他组织得到的计算机化术语进行存取)。3.记录术语记录包含各种各样的信息块,其中有基本的数据元,诸如每种语言的入口名词术语、上下文或定义、来源、主题领域、作者和日期。此记录对所属的数据采集及其术语的任何有价值注释也有所指明。这些记录的输出格式可以是连续的(先是一种语言,然后是另一种),或是并行的(两种语言位置并排),这取决于用户的愿望。用户也可决定所接收的信息数量;例如,他(她)可希望看到全部记录或只是用两种语言的入口术语。某些记录可能含有图形,用以支持某个特定名词术语。这些计算机图形只有在用户恰当配备终端时才能使用。没有配备这种终端的用户,可以从翻译署术语局取得这些图形的硬拷贝。4.查询TERMIUM术语库主要是为了解决翻译上的需要而设计的,即为个别查询的术语词条(与全部词汇相对)提供立即答复。为此,提供了一种直接通讯方式,该方式能使用户按键输入一个术语词或一组术语词,并立即在显示屏上看到、或打印出一个或多个记录。也可借助脱机打印而存取数据。这样虽然较费时间,但可使用户以计算机列表形式得到两种语言词汇表或以主题领域、创作者或这些的组合所检索出的大量记录。每个用户有一个用户姓名、口令和个人简介,以确定让他(她)如何查询TER－MIUM。此系统所显示的一系列项目单,使用户既迅速又容易地获得答复。假如所请求查询的术语词是术语库中没有的复合单元,可以对这个术语词的一部分进行寻索,或可查询计算机化索引,找出有关的术语词或字母拼法与之不同的术语词。此外,可以通过电话信息服务(SVP)查询TERMIUM,即没有终端设备的用户可用打电话方法(或有时书面交来),查询术语词。5.术语学和〔1〕这个词还没出现时,他就已经是术语学者了,加拿大电台的术语卡片是在蒙特利尔术语库上最先使用的,自1970年10月1日开始,Robert Dubuc和他的小组与大学计算中心Jean-Francois Grégoie的小组紧密合作,日积月累地整理了术语词汇卡片和设计了为处理、储存、及发行这些卡片的“术语”系统。为了保证相邻步骤的统一性和保证术语研究的方法正确,Robert Dubuc对上述处理的每一步骤都进行细致地记录、描叙和解释。这种方法是体现和听从了科学界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后精心制作的,同时也体现了Robert Dubuc对待工作谦虚朴实,循序渐进的深厚功底,也就是在这方法的基础上,他在蒙特利尔大学翻译学院进行了教学工作,并且把这种方法贯穿在整个“术语实用手册”这本书之中。今天他把这本手册介绍给他的同事们,他的学生们,甚至可以说呈献给整个法语区的人们。在这方面不能忘记的是由国际法语学会协助出版了这手册。这著作是献给人们最珍贵的礼物,并给Robert Dubuc锦上添花。这也使得所有在蒙特利尔大学术语库的合作者们,所有使用法语,保护法语和为它争光,为它做出加拿大人贡献的人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不试图解释那些令我们信服的学者们在对待术语学和词典学之间所提出的不同看法,而在这手册里,Robert Dubuc用他的经验承担了这项工作。尽管如此,强调一下这个推动我们建成美洲第一个术语库的原因,也就是翻译人员迫切需要它的这个事实,不是没有用的。术语学面临的问题,不是词典学要解决的问题,而在词典学里,一些概念的定义是有唯一答案的。事实上,所有的在用两种语言工作时所考虑到的词,它们之间并不能总是正确的一一相互对应,既使它们的词义是相符合的,也不能把它与它所处的上下文割裂开来,必须联贯起来看,才能正确地确定词义。这就是Robert Dubuc为什么能成功地提出用“比较术语学”这个词来阐述这项研究工作的原因。为了给翻译人员在给定文章中必须翻译的用语提供合适的词汇,术语学工作者不得不做这项研究工作。在使用两种语言和多种语言的情况下的语言研究工作,既使有时情况是能互相适用的,人们总能清楚地把它们区别开,而它与在使用单一语言情况下“用于命名任务级别和设想的专门体系研究”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Robert Dubuc是第一个研究建立这种方法和步骤的“比较术语学研究者”和第一个把它记载在清晰、条理的优秀著作之中的人,这不仅对那些打算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有帮助,就连对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经验的翻译人员也会是有收益的。对作家们也不例外,手册将给他们提供保障,使他们明白了在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做了术语学工作,也使他们明白了当他们的“语句”研究工作愈来愈感到困难时,术语学工作者能给予他们以可贵的协助,使得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来细心考虑他们的文笔,这样将保障他们避免出现大量的挫折。著名的词典学家,小Robert词典的秘书长Alain Rey先生建议用明确的条文把从事术语工作的专家称为“术语编辑家”,而不是“术语学者”。无论是从Robert Dubuc所具有的才干来看,还是他的“术语实用手册”一书很好地符合了小罗贝尔词典第二条定义来看,术语编辑家Robert Dubuc对术语学做出了贡献。这是因为他不满足于做卡片,而是高瞻远瞩地论述了编写这些卡片的原则和方法。正是由于他,现在这个新职业有了它的规范章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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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术语学的理论问题术语是词汇中用于科技交流的特殊部分。术语可以从事实的方面、哲学的方面和语言学的方面进行分析。事实的方面涉及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概念同其他概念的关系。在术语学理论中,这是最重要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须给概念和术语下定义。凡认识一个对象,必须认识它的一些本质方面,概念就是这些本质方面的概括反映。关于概念的问题是奥地利术语学家Felber教授研究术语的哲学基础。概念的实质必须从概念论、认识论、语言学三方面来考虑。概念之间有逻辑的、本体论的关系。逻辑关系有邻接、上下位、重叠、交叉等。其中后两种即来自类比,并表现在以比喻为基础的类比命名中的关系。以换喻或提喻的方式命名的单位、它所表示的邻接关系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范畴。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概念是认知的产物。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术语是词汇中一个专门的部分。概念是术语的意义,更确切地说,不是意义,而是术语的内容部分(内涵)。从语言学来看术语问题,有语义学,命义学(onomasiology),符号学三种观点。从语义学的观点看,术语是标准文学语言中具有科技功能的词汇——语义单位,它通过定义、约定或审定而有确切的意义(Jedliěka,1948,Hausenblas,1962)。这种界定是布拉格学派的特点,布拉格学派注意语言的功能或风格,考虑语篇(text)的结构。布拉格学派术语理论的开端跟Bohuslav Havránek的名字分不开。他区分狭义的术语,即一般用于一门学科或生产中的单义词(如“透平”,“马达”,“主语”),和具有可转移性的词或命名单位,它们在一个领域里用于一个意义,在另一领域或日常语言中用于另一意义(如“牙”,“根”,“流”)。他提出术语化或交叉术语化过程,来指词从日常用语转入术语,或从一门学科的领域转入另一领域。目前,这两个过程是词汇动态的最明显的表现。Havránek还注意稳定性的原则和术语的稳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他强调,标准化的基本原则表现为坚持术语的结构性和目的性的原则。同时他还高度评价派生性的原则,即给术语的基本形式加上功能负荷的可能性,为此,他主张用离口头语言较远的词甚至从外语借入语言材料作术语。这已是国际性原则的萌芽。但考虑到捷克的民族传统,他也考虑用本族语言的成分仿造外来术语的构词格式,作为国际化的一种办法。Havránek区分术语本身和可转移词语的观点被K.Hausenblas所发展。他明确区分词汇成分的术语化程度：一方面,某一领域内的专用术语不同于一般的科学术语(如“类型”,“规格”,“原理”,“价值”);另一方面,术语化的词也不同于术语化程度不高的词。例如,“系统”、“集合”是典型的术语,而平行的“复合体”、“汇集”的术语性就比较弱。他又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某些集团就他们的活动所用),和行话词语。必须指出,职业行话词语很快转化为中性的语言材料。布拉格术语理论把术语看成民族语言词汇的一部分,从它在整个词汇中的功能来考察(A.Jedliěka),也从它在语篇中的功能来考察(K.Hausenblas)。从篇章中的使用考察,须区分通行词语,集团词语,行话词语,以及明显的术语和不明显的术语。明显的术语适用于严格的科技语句,不明显的术语适用于科技性不强的语句。同样,只有从语篇的角度才能合理地区分出术语的各种功能：认定,区别,阐释,定位。其中认定和区别功能只在概念和术语的体系内实现,跟语篇无关,而阐释和定位功能比较明显地用于语篇。命义学把术语作为命名活动的结果来研究。它把术语看成概念的命名单位,而概念则由定义和它在概念体系中的位置而定。命义学考虑的,主要是这个术语同其他概念和术语的关系,而不是用来给概念命名的这个术语跟它作为词的其他意义的关系。以“根”这个词为例,语义学研究的出发点是“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并把具体术语(植物学中的根,语言学中的根,数学中的根)看成“根”这个词的各种意义。命义学则研究用什么形式(现成的或新造的)来给概念命名,而不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关系。命义学只指出理据这里是跟“根”这个词的一般意义的相似关系。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或者理据的问题,也在符号学的研究中碰到。符号学把术语看成语言符号,它表示语句中的一个概念,因此可用来代替概念。这种研究把非派生词,词组,或一个词的某个意义都看成一个语言符号。在现有的术语理论著作中,上述三个角度的语言研究常出现为初步的形式,或者只强调某个方面。E.Wüster强调上述概念的所有问题,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分析逻辑的和本体论的关系。在术语的意义方面,他从概念的角度指出了无歧义与多义的对立,从命名单位(或词)的角度指出了单义性与多义性的对立,从命名单位的形式的角度指出了独词单位与多词单位的对立。N.S.Lotte(1971)的理论已露出符号学研究的端倪。他把术语定义为词或词组,其语言符号跟某门科技领域的概念体系中的某个概念相连。他的提法是词的语言符号跟概念相连,可见他理解的符号是单面性,认为符号只是词或词组的形式。因此,这个关系也可以说成词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但这样的词(语音或书写形式)本身不能代表任何概念,它始终必须跟一定的意义结合。源于这种看法,Lotte还区分词的本身意义(基本上等同于词典上处理该词的意义),和表达被命名概念的不重要属性的术语的误导意义。G.Rondeau(1981)的考虑也基于符号学的方法。他区分概念和名称,另外还提出语言符号。区分语言符号和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把语言符号跟命名单位分开,则没有根据,因为语言符号说是由命名单位来表现的,两者不能分开存在。G.Rondeau的可取之处在不单独考察概念——术语关系,而总是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考虑。于是他提出了术语链的说法,把它说成生产者——产品——使用者的关系。生产者是创造术语、起用术语的人。产品是指术语(也指整个语篇)。使用语篇的人可为直接的专家,或间接的译者,评述者,外语教师。这样,术语间、几种语言里指同一概念的命名单位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教授术语的问题,得到了处理。可是,从符号学的角度指出语言符号的结构特点。或它跟心理领域的关系,和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成分的复杂性,也很重要。首先,为了研究概念和术语的关系,把概念理解为静态要素(并探究它的内涵和外延),不如看出其中的动态,例如表示为关于某个对象的一套逻辑谓词,会更富有成效。因为并非所有的符号或并非所有的谓词都能在给定的语言符号内、在给定的术语内得到表示,它们的选择首先要看把它们跟别的术语区分开的用意是什么;有时选择决定于仿译,有时受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所制约。把术语作为语言符号来看它的结构,必须把心理领域(即整个概念层)排除出结构。只有反映在术语中的那些语义特征才形成术语的组成部分,它实际上等同于语言符号的所指部分。这部分的内容由关系形成,而形式则由选出的语义特征表示。在术语的形式层面,在语言符号的能指部分内,情况比较复杂。这个层面的内容既包括命义基础与命义特征间的关系,也包括能指要素和所指要素间的关系,而两种关系都是由语素表示的。为了区分起见,或许可以说,在命义(onomasiological)层面,关系由语素表示,而在命形(onomatological)层面,由构词要素,如词根和构词成分表示(Horeck。1974)。综合以上的简单说明,术语的结构可以既从层面也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虑,表列如下：当然,在语言符号内部,从而亦即在术语内部,不包含概念层面和语音层面的要素。所指部分包括语义特征,所指语素包括构词形式和音位序列。显然,命义层面及其要素属于能指部分。这也就强调了语言符号跟术语的合一。二、命名的方法在命名理论中,可区分两种基本的命名类型：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命名过程按下列的命义链进行：J→△→○→□,这就是直接命名。(这里也包括无理据词。无理据其实是理据的极端情况,词的理据常能在历史上或词源上得到说明。)但如果链的末端使用业已存在的形式,则是间接命名,或者更好地叫做类比命名。按命义链进行的初始命名,在概念的层面选出逻辑系列(logical spectre)的适当的项,在内容层面给它们附上适当的语义特征(连同形式)。这种过程有时叫das Worten或die Verwortung(造词)。实际上,关键在于表达为何选出这一命名单位的理据。这类表达要素叫理据特征。理据特征一方面基于被命名对象的特点(如颜色,大小,形状),另一方面基于跟其他对象的关系(位置,使用目的,活动方式)。前者叫内在特征,后者叫关系特征。理据特征的这一划分也表现在相应的理据式的形式上。按内部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一般表达被名物的特点;而按关系特征形成的名称,其理据式总是指出与被名概念有关的概念或事物。内在特征有两种类型的理据式：第一种类型可叫形容式,命名单位中出现的形容词或副词说明命名的用意。“辛白铜”的理据式为“白色的铜”,“结尾句”为“具有结尾功效的句子”,“全冻”的理据式出现副词“全”,为“水或土全部冻住”。以上都是循环的定义,从逻辑上看站不住,但从语言学或命形学的角度看,定义是充分的。形容型把被名事物的典型特征挑出来,归于名称。通常是名称中出现性质形容词,如“黑铜”、“硬煤”、“相对湿度”、“正值”。第二种类型可叫动词式,这种类型用来自动词或动作名词的形容词表示理据特征,加：“开水”、“巡视员”、“采掘工”、“滴灌”、“录像”、“滑坡”、“死水”。此外还可以加上用比喻义间接使用内部特征的类型,如“贫矿”、“富矿”、“短路”。关系理据是把典型的关系特征赋予事物。斯洛伐克语对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关系形容词,对非一致关系的命名单位用各种格。表示关系的理据或指出与对象的关系,或表示目的,活动,存在方式,与地点、人物的关系。指出与对象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表示与对象×的关系(“子细胞”),“以×为典型成分”(“轮椅”)。表示目的的理据式见于“疏浚船”、“电缆厂”、切管机”。表示活动的理据式如“在活动×时发生”(“饱和”、“沉殿”、“三点着落”),“在事情×中出现”(“协作行动”),“由材料×做成”(“钢簧”)。表示与处所的关系的理据式,如“设计在×内安装或使用”(“木螺丝”),“在×处出现或发明”(“加拿大式钻井”)。跟人的关系,如“以某人命名”(“牛顿定律”,“文杜里管”)。类比命名分三种基本类型：基于相似的比喻,基于相近的换喻,基于扩大或缩小意义的比例类比。类比命名不同于平行命名,后者是构成形式等同的命名单位,但理据不同。斯洛伐克语的vo1ic有“选择器”、“选举人”两个意义,两者是根据动词volit′(选择,选举)的不同意义分别平行产生的。这里是两个命义链：△－○－□ voli 1, vo1i 2,结果造成同音词。类比命名,从命义学的角度看,有两种类型：1.一个形式跟不同的内容相连;2.一个概念及其内容跟两个形式相连,这两个形式有包含关系而并列地(即类比地)存在着。类比命名的最简单的情况是换喻,即一个形式跟几个邻接的概念和内容相连,如“核桃”：比较复杂的,是几条命义链(确切说是它们的概念一内容部分)渐渐地合在一起。如斯洛伐克语的horica：换喻的极端情况是专名的通名化,如度量衡单位(“瓦特”)或仪器名(“伏打表”)：人们常把联觉列为换喻,各命名单位间既有概念又有内容的邻接关系,但全部邻接的命名单位都包含在一个总的概念与内容之中。如斯洛伐克语形容词ostr：提喻常被看作换喻的特殊情况,在概念和内容的领域内有不同的关系。有提喻关系的命名单位的内容是邻接关系,但概念部分则是包含关系,例如斯洛伐克语的strecha：基于比喻关系的类比命名,必有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而且至少有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在概念和内容部分的合并结果中只出现一个语义特征,如斯洛伐克语eriav：。一是合并结果中有较多的语义特征,而类比的命名单位只在一个语义特征上不同,如斯洛伐克语ruka：。这种情况很接近包含关系。基于比喻关系类比形成的命名单位,几乎在各门学科中都有老的传统,如语言学中的“根”、“格”、“场”,物理学中的“重水”、“重氢”,气象学中的“岬”、“槽”,图形理论中的“节”、“边”、“路”、“径”。如果新命名单位的概念和内容都包含在老单位的概念和内容中,这是表示意义专门化的比例类比,反之,则表示意义的扩大,如斯洛伐克语mu：命义链的形式部分也表示“并存”的类比关系。逻辑上,这是形式的两个部分的相包。从命名的详式(第一形式)取出表达的最明显的特征,例如从详式命名单位“每星期三比赛的奖杯”构成简化的“星三杯”。同样,“渔人俱乐部的集会”也可说成“渔人会”：。好多类似的命名单位开始时具有口语性,常常稳定下来,变成规范的中性的命名单位。最后,形式部分的包含关系也见于语素的机械结合,即并合词,如smoke＋fog→smog(烟雾),以及各种缩略词,如lethal dose→LD(致命剂量)。缩略型的命名单位可以表示如下：许多类比命名单位作为类比地派生新命名单位的基础。这过程可叫次级类比命名。例如斯洛伐克语的ostr是“锋利”的意思(ostr n,“快刀”),用于ostrá náboj(“实弹”)时是首级类比,用于ostrá strel′ba(“锋利的射击”→“实弹射击”)时是次级类比。类比命名虽然用得不多,但在当代斯洛伐克语的词汇中,特别是在词汇的术语层面,有牢固的地位。三、术语及其特征不管术语多么特殊,但在民族语言或标准文学语言中它们形成一个不可分的层面。新构成的术语应该符合哪些特征才能站得住呢？首先是结构性。术语的语音、语素、构词结构都要符合对整个词汇都有效的分析标准。斯洛伐克语派生词的一般结构不用－tkc形成工具名称,像metrīko,lehátko这样的说法就不合结构。有时,结构性特征跟功能性特征对立,不合结构的术语如果稳定而通用于科技言语,起着很好作用,就不应更改。以上是整个词汇都有效的特征,术语还须符合另一些特殊的特征。首先是意义透明或有明显的理据。这要看术语是否通过语言形式抓住了或至少部分地指出了所命名的对象。特别要注意的是勿使术语导致误解。例如“干馏”意味着过程是干的,其实不然,于是改为“分解蒸馏”。理据清楚,首先要选择适当的理据特征,即指现实中一定现象的要素。理据特征可分内部、外部。内部特征涉及对象的性质,如模样、大小、相似、颜色、典型动作等等。外部特征则从外面归于术语,表示目的、材料、来源、产品、处所等等。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但这条只适用于一门学科内。术语要能产,成为派生其他必要词的基础。所以动植物学中常避免用两个词的命名单位。最重要的是术语的系统性。体系中同类位置的概念要求用同样的形式手段(大多是后缀)来表示。在斯洛伐克语里,无机化学中氧化物的名称有一套表示价的后缀。有机化学中,后缀－an,－en,－in指环二混剂的各种饱和程度。前缀hypo－,hyper－,deoxy－也有系统功能。最简单的例子是前缀表示两个对立的概念：hypotension(低血压),hypertension(高血压)。动植物学术语中,属的名称用后缀－ovce,科的名称用后缀－ovité。在科技发展的时代,必须强调国际性特征,表现为从别的语言借用术语,在希腊、拉丁语材料的基础上构成新术语,国际化的另一方便手段是仿译,即用本族语素仿外语词的格式造词。我们在技术领域里大抵发展国际化,在动植物名称中通常趋向于使用本族语的材料。有的领域区分“术语”和“名称”。从命名单位的特征看,“术语”和“名称”没有差别,两者都服从同样的要求,有同一些特点。系统地调查、评价、审定某一领域的术语,从概念进到术语是必要的一步。这样就能发现有些词或词的有些语义特征出现于几个有关概念的一些命名单位。若按字母顺序排列术语,则以上情况就表现在有的术语有几个意义。在斯拉夫语言学词典里,metafora(隐喻)一词既出现在词汇学,又出现在风格学。相反,也有的术语外表一样,但用于不同的领域。例如jazyk在一般理论中指“语言系统”,在语音学中指“舌头”。这类例子叫多义。多义常见于不同的领域,如sub－－jekt(逻辑“主词”,语言学的“主语”);morfologia(语言学的“词法”,解剖学的“形态”)。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metafora,同一性;一是jazyk,多义性。极端之间的术语,其意义的广度和概念的范围有别,如deklinácia指“格的形式”和“变格类型”。从命义的观点看,这是多义,给定的词在同一个词汇意义项下,用不同的定义表示。多义的逻辑对立是多形：同一现象由两个理据不同的词来表达,如sèmantèma(义位)和lexéma(词位)。从语义学看,这是同义或变体性。各词间的关系不同：有的同样合格;有的属教学用,有的属科研用;有时为传统的,有时为推荐的。当然更有的术语表示不同的概念,这是差别关系。多义术语如果概念和内容部分都有差别,从词汇一语义角度看,它们实为同音异义词。如果只是概念部分不同,多义也能理解为同音异义(如果它们属同门学科),或理解为一词有几个意义。至于涉及两个或以上领域的概念多义,则为同音异义了。从命义学的角度看,多义总的在词汇一语义理解上跟同义重叠。差别在区别的程度：若属内容多形,只概念部分共同;若属变体多形,则概念和内容部分都共同,这实为变体问题。四、斯洛伐克的术语工作五十年代初,udovít túr语言研究所成立术语部,组织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工作。各门学科和生产领域中的术语,本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由好些委员会加以整理,委员会由专家和语言顾问组成,出版了各种术语词典。术语标准化的理论原则和标准见于J.Horeck编著的《斯洛伐克术语学原理》,并在另一些论文中得到补充。根据总标准,建立了一些专业的一般原则。例如昆虫学名称的标准化使用了下列标准：1.尊重当前通用的术语,去掉以德语为样板的旧术语。2.创立新名称时避免同音。3.考虑下列理据要素：形态属性,颜色,跟什么相似,何处发生,食物,运动特点,筑窝特点,生态特点。4.有的名称可借自捷克语,其他斯拉夫语,拉丁学名。斯洛伐克术语标准化的基本作业单位是术语委员会,由本领域的专家五至六人组成,选择成员时须使所有学科都有代表,他们掌握几种语言,并对本专业交际中的语言形式感到兴趣。委员会中还须有一位语言学家,他具有语言学教育的背景,并且了解专业交际中的特殊需要。术语委员会跟科学机构挂钩。开始时,所有的委员会都隶属于斯洛伐克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在,它们是在各个学会和专业研究所进行工作。一个个术语及其定义在一个工作组里进行分析,然后分交各委员会审定其形式。作出的建议用术语汇编的形式发表,或就个别术语进行讨论,发表于专业刊物中的术语栏,其目的是最好反映在语言学的刊物上。为此,.túr语言研究所办了个专门的月刊,叫《斯洛伐克专业术语》,出于1953－61年;1962－66年改出《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7年以后,术语的文章发表在刊物《词的文化》每年的扩大期第5和第10期上。材料的编集和处理在各委员会并不一样：有的委员会有国际一致的词表,有的则汇编自己的材料。医学委员会研究解剖名称的情况是很简单的。委员会可依靠国际一致的Nomina Anatomica,只消给拉丁术语补上斯洛伐克的对应词。在内容方面,委员会与拉丁名保持一致,常用仿译法,有众所周知的本族词时,才使用现成的本族词。动植物名词委员会的情形很相似。他们也能靠公认的拉丁术语系统。但他们不限于仿译拉丁词,因为这个领域有大量的本族名称,而且不同的方言又有不同说法。所以他们又收集方言名称,从中选择。化学家们掌握国际标准术语及其定名原则。所以除了把本族的术语标准化,编成词典出版外,他们也研究一般原则,并出版大学教材,IUPAC(理论与应用化学国际联合会)1957年确定的无机化学名词是无机化学的榜样。M.Zigmund翻译了规则,并补充了跟斯洛伐克的对应术语有关的专门规则,在1961年出了专著,书名《无机物的名称》。J.Heger的《有机化合物名称》(1982)是同样性质的著作。该书叙述了世界范围和斯洛伐克语中有机化合物术语的发展情况,还考虑化学文摘中的用法,补充了有机化学的用词。IUPAC的基本原则在词典《有机化学术语》(1958)中翻译发表。其他术语委员会的工作大抵是由成员们依靠大学教材或自己的讲义等各种简编提出素材(本学科的基本术语),然后由委员会讨论审定。有一位语言学家评论所编术语的语言形式及其定义,指出不合所提出原则的和结构不符合普通词的那些术语。CSN标准在斯洛伐克术语的发展和标准化中起特殊作用。每个标准的绪论章都讲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基本概念的标准化和定义。接着是命名标准。各个生产领域中的大套术语都下了定义并加以标准化。许多标准里还介绍了俄、英、德等语言的对应词。百科全书,如《斯洛伐克百科全书》和物理、化学、园艺、新闻等方面的“小百科”,也使用标准化的当代斯洛伐克术语。今天,斯洛伐克的基本技术术语可以说已经标准化了。人们感到社会科学也有必要这么做。进行的规模比较小。个人、专业人员和语言学家在讨论个别术语。直接参加术语标准化工作帮助语言学家发现更多的专业交际领域中的需要,而专家们也对术语的语言学方面有所认识。这些发现和收获概括在《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报》1964年第3期中的文章“捷克和斯洛伐克术语的协调原则”。文中谈了不少理论问题,包括：术语这个概念的定义,术语和概念的关系,概念的特征(内在的,外加的),制定术语的定义和解释的基本原理,对命名单位的具体要求。下面谈谈概念结构如何在语言里贯彻：1.概念结构由一套术语内容特征组成。它通过两条途径贯彻于语言：①简单地用语言单位(如词)相配;②用语言手段(词,前缀,后缀)表示出概念结构的一些特征。前者形成无理据的术语,后者形成有理据的术语。2.无理据的术语占术语的小部分,如“水”、“手”、“车”、“墙”、“线”、“绳”。此外还包括外来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它们是使术语国际化的一项重要手段。在多种行业里,这些外来词有时有本族词与之并用,形成成对的同义词,可用于风格的目的,其中本族词用于通俗文字和教材。从现代外语借入的词,在我们的科技文献中用得不如希腊、拉丁来源的词那么多见。它们常指机器,运动用语,纺织品。来自现代外语的术语常用本族语材料仿译。解剖、动植物术语如本族语没有的,也仿译。3.比喻术语 最不明显的是常用词通过比喻用法变成术语。理据可为形状、功能的相似,如“(锯)齿”“(针)眼”“(船)鼻”。用这种方式产生术语在斯洛伐克语里已不时行,至少不如英语用得多。4.派生术语 用派生法形成的术语较有表达力,可以表示目的,处所,施事等等。这类术语的好处是能产性大(能作为基础,形成别的派生词),缺点是不够确切,易生歧义。用后缀形成术语时,重要的是尽可能用同一个后缀表示同样的理据特征。5.复合术语 用两个词根合成一个词的做法,在斯洛伐克语中不常见。我们用得较多的是复合形容词,如“社会一经济”、“文化—教育”。还有一种混合复合词,第一部分通常是外来成分,如fotonásobi(光电倍增管)。6.词组名称单位 如果语义特征由几个词分别表示,通常是形容词和名词表示,则出现词组的名称单位。形容词和名词的理据特征的次序,有一定的支配原则。在斯洛伐克语里,通常是表示理据特征的形容词在名词之前。动植物的种名和化学中氧化物和盐类的名称是例外：形容词放在名词之后。如果形容词不止一个,则它们都排列在中心名词的左边,新的理据特征居前,试比较“电子偶”和“自由电子偶”。7.理据特征的充分程度 表示出大量的理据特征,会使形成的术语臃肿笨重,所以最好只表示出为无歧义地指明所表概念,或把它跟别的概念(术语)区分开来所必不可少的那些理据特征,不必过分。术语只要在本门学科和邻接学科中不跟别的相混,通常已经够了。同一个术语完全可在距离较远的学科中分别表示所要表示的概念。8.术语同义 一个概念如有两个或多个名称或术语,不利于科学领域内的交际。故在建立术语标准时要在现有同义的名称中选出一个可取的名称。所选的术语应表示较客观的理据特征或更恰当地反映现实。如“干馏”和“分解蒸馏”是后者较好。此外,还要考虑使用范围(或将来的变化可能性),特别是跟其他国家术语的联系。例如“半衰变期”和“半期衰变”是前者在理据上更正确,但由于英、俄术语的影响,斯洛伐克语里还是采用了后者。有时,本族词和外来词作为同义而并存,不能一概取本族词。这要看标准化的程度。例如斯洛伐克语中,表示“向心力”的dostredivá sila比centripetálna sila常见,但表示“理想气体”,则是ideálny plan优于dokonal plan。其次也要看加词缀形成其他词的可能性。例如外来词impendancia(阻抗)可派生impendann micro－skop(阻抗显微镜),优于本族词Zdanliv odpor(“表观电阻”)和drobnohlad(“小视”)。想从意义上把一对同义术语中的国际成员跟本族成员区分开,是不恰当的,如国际词subjekt和本族词podmet都表示“主语”,它们可用于不同的风格。同义词中如果有一个是标准的,一个是不标准的,采用标准的那个。(叶蜚声编译)〔编者按〕捷克斯洛伐克术语学家霍列茨基(Ján Horeck)教授,应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吴凤鸣副主任的邀请,于1988年5月7－15日对我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做了术语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受到学术界的欢迎。现将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根据霍列茨基教授讲稿摘要编译的文章,发表如下,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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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风是对人类社会和全球气候影响最大的一种热带气旋,在其巨大的破坏性后面隐藏着自然和人类的需求。在古代,人们把台风叫飓风,到了明末清初才叫颱风。关于“颱”字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外来语转译产生的,另一种说法是与地名台湾有关。在古代,台风并没有名字,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是19世纪初居住在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居民。二战末期美国成为对台风进行系统命名的第一个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所有台风易发地区都使用了命名系统。从2000年开始,台风名称走向国际标准化。在2000年以前,媒体使用编号报道台风消息,如“1999年3号台风在某地登陆……”。2000年以后,人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台风都有了名字,如“彩虹”、“龙王”、“悟空”等台风。有人怀念使用台风编号的简洁明了,也有人喜欢使用台风名字的浪漫活泼,但是作为一种每年发生数十次的世界性的重要天气系统的名称,使用编号还是赋予一个名字,是很难完全按照公众的好恶进行取舍的。台风从没有名字到使用编号再到使用名字,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什么是台风在一般公众的认知中,台风就是带来巨浪、大风、风暴潮、暴雨等,并总是造成灾害。气象学上对台风的定义是：发生在西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较强的热带气旋。热带气旋的强度等级通常使用其中心附近的风力大小来划分。1989年以前,我国气象部门规定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8级和以上的热带气旋叫台风。1989年世界气象组织规定,按照热带气旋中心附近平均最大风力的大小,把热带气旋划分成热带低压(风力低于8级)、热带风暴(风力8～9级)、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和台风(风力达到12级或12级以上)4个等级,我国是世界气象组织成员国,及时采用了该划分标准。台风是热带气旋发展和加强的结果,在加强过程中不断聚集能量,包括热力和动力能量。其形成过程中必须具备几个特有的条件。一是要有广阔的高温、高湿大气。一般台风只能形成在60m深度内的水温都要高于26℃的暖洋面上,因此热带洋面是台风的源地;二是要有低层大气向中心辐合、高层大气向外辐散的初始扰动,并且辐散总是大于辐合,使扰动不断加强;三是中心区垂直方向上的风切变要小,以保证水汽凝结所释放的潜热能集中保留在中心区的空气柱中,形成并加强气旋的暖心结构;四是要有足够的地转偏向力作为动力条件。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在赤道附近接近于零,向南北两极逐渐增大,因此台风一般发生在离赤道5个纬度以上。上述几方面条件是形成台风的必要条件。台风经常在南北纬度5°～25°之间的热带洋面上开始形成,在向高纬度洋面移动过程中发展成熟。一个发展成熟的台风结构,在水平方向上分为台风外围、台风本体和台风中心3个部分。台风外围由螺旋云带构成,直径一般在400～600km之间,大的台风有时在800～1000km之间,是风雨影响区域;台风本体是螺旋区,也叫云墙区,由一些高大的对流云组成,其直径一般为200km,大的可以达到400km,是狂风暴雨破坏区;台风中心也叫台风眼,直径一般为10～16km,绝大部分呈圆形,也有椭圆或不规则形状,是“风平浪静”区。在垂直方向上,台风分为流入层、中间层和流出层3个部分。从海面到大约1km高度为流入层,在这层四周的空气沿逆时针(北半球)方向向中心区流入,将大量暖湿空气携带水汽向台风本体内部输送;1～10km为中间层,这层的气流主要是围绕中心作螺旋式上升运动,将流入层输送来的能量和物质向上输送;从10km左右的高度到台风顶为流出层,在这一层里,从流入层获得的暖湿空气经过中间层抬升,水汽凝结释放热量后,开始向外围辐散和沿着台风眼内部下沉,形成台风的垂直环流结构。并不是所有的热带气旋都能够发展为台风,也并不是所有的台风都会影响到陆地。在洋面上发展成为台风的热带气旋,绝大多数都会向高纬度方向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有的因为维持其不断加强的热量和动力机制不再持续,减弱后消亡。只有一部分台风在向高纬度移动过程中获得符合持续加强的物理条件才能登陆,严重影响沿海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登陆后的台风由于离开了暖湿的洋面,原来的维持机制不再存在,加上陆地的摩擦力要比海洋上大得多,因此必定走向消亡。台风登陆过程中会产生风暴潮,甚至引发海啸,登陆后伴随着狂风暴雨,在其巨大的能量消耗过程中,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每次台风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通常人们谈台风色变,畏之如虎。其实,台风在危害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保护人类,台风给人类带来了充沛的淡水资源和适宜生产生活活动的气候条件。据估算,一次不算太大的台风,登陆时可以带来30亿吨的降水,同时还有大量的水汽保留在大气中继续向内陆输送。台风还将从热带海洋上获得的巨大热量向高纬度地区输送,保持世界各地冷热相对均衡。假如没有台风,会加剧内陆地区的干旱气候状况,全球气候就不会是现在的状况。就目前的灾害性天气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而言,干旱大于暴雨洪涝。二、台风一词的历史沿革台风作为古来有之的一种天气现象,从概念到统一一个名词的叫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王鹏飞先生[1]认为最早文字记载台风的是在大约1500年前,南朝刘宋时期(公元420～479年)的沈怀远在《南越志》中提到,但那时叫飓风。此后的1000多年里,台风的名称除了叫飓风外,还叫颱风、飓母风、(音按俞)风、风痴、母风①等。大概到了明末清初,才开始使用颱风这一名称,而飓风的意义就转为寒潮大风或非台风性大风的统称,也就是现在风级表中风速大于12级以上的风。王鹏飞先生的观点通过查《辞源》[2]就很容易得到印证。《辞源》中对飓风的解释是：“发生在海洋上的强烈暴风。《太平御览<九>·南越志》：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所谓四方之风就是指台风经过时风向的连续转变。到了唐代,仍然以“飓风”表示台风。如唐李肇《国史补(下)》：“南海八言,海风四面而至,名曰飓风。”唐韩愈诗：“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在清林谦光的《台湾纪略天时》里：“每在秋令,颱飓时起,土人谓正、二、三、四月起者为飓,五、六、七、八月起者为颱,颱甚于飓,而飓急于颱。”从此颱和飓开始分开使用,并且把台风和飓风发生的时间长短和强弱缓急交代清楚了。《辞源》对颱的进一步解释是：“或以骤发即止者为‘飓’,连数日夜始息者为‘颱’。”《辞海》[3]记载清王士禛《香祖笔记》“飓常骤发,颱则有渐;飓或瞬发倏止,颱则连日夜或数日而止”,故将颱风以外的大风称为飓风。1956年,颱风简化为台风,飓风的“飓”字也由原来的“風”字旁简化成现在的“风”字旁。飓风除了表示12级以上的风力等级外,还可以是发生在大西洋上强热带气旋的称呼,也就是说美国的飓风和中国的台风是指同一类天气系统,发生的地点不同便产生不同的称谓。台风为什么会由飓风改称为颱风,而颱字又是怎么出现的呢？在《古代汉语词典》[4]里没有收录“颱”字,而该书的收词范围是“古代以正统书面语言写作的有代表性的古籍,其中又以先秦两汉的古籍为主。”而《辞源》说：“颱,字书所未载,或为系外来词,或谓系粤语‘大’字之音译。”说明“颱”是后造的字。关于“颱”字的出现的时间,最早见于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台湾诸罗知县季麒光著《风颱说》：“夏至后必有北风,必有颱信”[5]。在清代康熙年间的《台湾府志·风信》也开始使用“颱”字。按照正统书面语言用字一般晚于其产生时间推测,“颱”字应该在明末清初就出现了。关于“颱”字的来历很难确切推究,但归纳起来大概有两类说法：第一类说法是转音说,并且有三种不同说法。第一种说法如《辞海》所言,台风一词是由广东话“大风”演变而来。广东话“台”与“大”发音很接近,广东人将这种风称“大风”,外人误闻为“台风”,为了便于理解,音从台而加風就造出了“颱”字,而后被广泛接受。第二种说法是由闽南话“风筛”演变而来,闽南话中“筛”音风加台而成颱,至今闽南话中有时还将台风称为“风台”。至于为什么闽南人将这种风称作“风筛”,推测可能是为形容台风来时风雨之急(像过筛子一样的风雨)、声音之大(像敲响筛锣一样的隆鸣声)的缘故选用“筛”字。第三种说法是台湾被荷兰人占领期间,荷兰殖民者经常在这里遭遇这种热带风暴,他们就根据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希西奥德(Hesiod)的史诗《神权史(Theogony)》中的人物泰丰(Typhaon)命名这种热带风暴。在《神权史》中,“泰丰”是冥王在地上生出的一个大怪物,他是海上的风暴之父,吹出的气充满了阴湿之气。后来Typhaon一词演变成Typhoon,而“泰丰”也就转译成台风了。第二类说法是源地说,也就是根据台风的来源地赋予其名称。古人并不一定知道台风形成于西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洋面上。由于台湾位于太平洋和南海大部分台风北上的路径要冲,不论西进、北上还是转向的台风,几乎都要影响到台湾,很多台风是穿过台湾海峡进入大陆的。从大陆方向上看,这种风暴是来自台湾,称其为台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由于汉字的表意性,就从台音加風字形成颱字。这一说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把飓风改称为颱风在时间上和台湾的始称时间是吻合的。台湾古有岛夷、夷洲、流求之称,南宋时已属福建管辖,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明万历年间始称台湾。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建省。这与前所述“颱”字的产生、使用时间是吻合的。三、台风名字的由来和演变台风作为一种灾害性天气古来有之,但给每个台风起个名字只是近两百年的事情。最早给台风起名字的时间是在19世纪初。据记载,一些讲西班牙语的加勒比海岛屿居民根据飓风发生的圣历时间命名飓风,如1825年7月26日的飓风就被命名为圣大安娜。另据报道,在19世纪末,一位澳大利亚预报员用他讨厌的政客的名字为台风命名,借此他和他的同事们就可以公开奚落这位政客——某某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1941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风暴》,书中的主角是一个袭击美国的风暴,在小说里取名叫玛丽亚。由于小说畅销的缘故,用女孩子名给风暴命名的做法在二战期间流行起来。二战末期,可能是因为海、空军需要,美国于1947年首先确定了以英文字母(除Q,U,X,Y,Z)为字头的少女名给大西洋飓风命名。名字分4组共84个,按组序和字母顺序循环使用。这是世界上最早为台风进行的系统命名。以后由于受到女权主义者的反对,从1979年起,命名表中就变成一半男性一半女性的名字,命名表也由4组变成了6组。给西北太平洋台风系统命名也始于1947年,由当时设在关岛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现已经迁移到夏威夷)负责统一命名。后经1979年、1989年和1996年数次更换,但仍以人名为主。2000年以前,我国未采用台风的人名命名系统。从1959年开始,我国采用年代加序号的方法为发生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系统编号。该方法要求,凡东经180°以西、赤道以北的西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出现的中心平均风力达到8级或以上的热带气旋,按照它每年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如196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气旋,其编号就是6001,第二个为6002,依此类推。1962年出现的热带气旋则被顺序编成6201、6202……1989年1月1日起,我国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对热带气旋新划分的等级规定,对编号标准进行了调整。热带气旋从达到热带风暴强度(8～9级)时开始对其编号,其方法仍然是年代加序号的办法。如1990年出现的第一个达到编号标准的热带风暴,其编号就是9001号热带风暴,如果这个热带风暴进一步加强达到强热带风暴(风力10～11级)的标准,就叫9001号强热带风暴,再进一步加强达到台风标准(风力12级或以上),就叫9001号台风。如果热带风暴没能达到台风标准就消亡了,则该风暴只有热带风暴编号而无台风编号,下一个台风将使用下一个热带风暴的编号,则该年度台风编号将出现不连续的跳序现象,这种编号方法一直使用到1999年底。2001年1月1日起,开始使用新的台风命名表。四、现行台风名字的命名规则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气象部门深感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各自的台风命名规则,给国际交流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使用世界通用性的台风名字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1997年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中国香港召开的联合国亚太经社和世界气象组织(ESCAP/WMO)台风委员会(以下简称台风委员会)第30届会议决定,就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采用具有亚洲风格名字的建议展开研究,并指派台风研究协调小组(TRCG)研究执行的细节。因台风委员会各成员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不同,对台风名字的含义、发音等都很敏感,TRCG首先制定了台风的命名原则,主要如下：①每个名字最长不超过9个字母;②容易发音;③在成员国或地区语言中没有不好的意义;④不会给各成员带来任何困难;⑤不是商业机构的名字;⑥所选取的名字要得到全体成员的认可。根据上述原则,由14个成员各提供10个名字构成热带气旋命名表。表中分成5列共140个名字,可循环使用,见表1。我国大陆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传说中的神灵为主,如龙王、海神、风神、电母等,也有花鸟名称,如杜鹃、海燕等。香港地区提供的10个名字以人名、地名为主,澳门地区则以动物、植物名称为主。注：表1是2000年的命名表在使用过程中,经过2000年、2003年和2005年3次变更部分名字后,于200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表。有下划线的名字表示是经过变更后的新名字。1998年12月1日至7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了TRCG提出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热带气旋命名方案,决定新的热带气旋命名方案从2000年1月1日开始执行。热带气旋命名表将用于通过国际媒体以及向国际航空和航海界发布的预报、警报和公报中,也供各成员用当地语言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使用。为避免一名多译造成的不必要的混乱,中国中央气象台和香港天文台、中国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台经过协商,确定了一套统一的中文译名。从2000年1月1日起,中央气象台发布热带气旋警报时,除继续使用热带气旋编号外,还将使用热带气旋名字,而媒体则直接使用台风名字向公众报道。需要注意的是,表1不是台风委员会第31届会议通过的原命名表。原命名表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按照台风的命名原则,如果由于台风名称可能会不符合有些国家和民族的习俗,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争议,或者因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灾害,变得十分“知名”,那么只要有一个台风委员会的成员在台风年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该台风名称将永久性从表1中删除,然后在第二年的台风年会上决定使用新的名字替换被删除的名字。自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1月1日,被变更或替换的热带气旋名称有16个。分别是：(1)2000年在中国澳门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3届会议上决定更改6个热带气旋名字,于2002年1月1日起生效。(2)2003年在马来西亚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6届会议上决定替换了4个热带气旋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4年1月1日起生效。(3)2004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7届会议上批准将“云娜”、“苏特”、“鸣蝉”和“凤仙”等4个名字从命名序列中删除。(4)2005年召开的台风委员会第38届会议上决定更新6个热带气旋名称,包括第37届会议上决定删除的4个名字。新的热带气旋命名表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5年里经过3次替换的台风名字见表2。 ① 王鹏飞先生说：“福建人称台风为‘风’,‘’音贝,颠簸的意思。”其实,是飓的异体字,既然是异体字音应同飓。——作者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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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引进外来术语的方式是我国学术界长期研讨、探索的老问题。目前主要意见有意译、音译、音义混译、直接引用等。其中,采取意译的方式在我国一直居主导地位。当前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新事物、新术语层出不穷,加之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新形势,科技名词术语和社会语言生活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科技术语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改进工作,更快更好地引进新术语,需要认真地加以研讨。为此,本刊组织书面讨论,通过百家争鸣,比较和分析,提取出较好的意见,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本期先刊登几篇文章,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以后还将陆续发表有关意见。欢迎有更多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界的学者踊跃参加研讨。[1]“语言的开放性特点与稳定性特征的绝对性相比较来说,开放性只具有相对性,在语言诸多属性中,是与稳定性特性相辅相成的附属特性。”[1]语言的开放性主要受政治、文化、经济、科技进展上出现的新思想、新事物所激励,不断地增加新词、淘汰旧词,使语言使用更为丰富多彩。我国内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创造新词;外部条件变化则在对外交往中伴随外来事物的渗入而吸纳外来语。前者保持着民族性,而后者在长期影响下会引起语言的某些异化或归化问题。语言的开放性说明语言始终是活跃的,反映着全球性和时代特性,而词汇的扩展和更新将首当其冲。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二、汉字汉语的生命力汉字汉语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们与我国丰富文化遗产相结合,不断地潜移默化,适应时代的特点,既善于表达或发掘沉深细腻的情感,也善于记载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到近代,汉字汉语面临时代的挑战“有过三次,看来这三次都解决了。第一次挑战是有线电报。……第二次挑战是打字机的出现。……第三次挑战是计算机的出现。”[2]我们已经解决了汉字的通用键盘输入和终端显示,中文Windows操作环境和其他文图处理软件,以及开通汉语网络等一系列问题都已出色地解决。当然并不否认,计算机语言编程问题上全部依靠英文字符承担,这仅限于专业范围内的行家任务而已。“事实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出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3]信息社会早已提出了计算机的语音输入和机器的语音控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决语音辨识的这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各国的研究成果都未能达到准确可靠的辨识,在此领域拼音文字并不比方块文字优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在研究,都有成就,但都不成熟,不能进入应用。汉字汉语将和英语等拼音文字在较长的路程上并存竞进。“汉语也和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只会发展演变,而不会大规模地突变或彻底改变。”[4]20世纪初随着洋货和外来语蜂拥进入,上海滩曾出现过一种食而不化的“洋泾浜”语言。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和生产上的发展,对外来文化和语言上的消化和吸纳,洋泾浜语言早已被淘汰,成为历史上瞬间的小插曲。汉语中吸纳了外来的咖啡、咖喱等生活通用词汇,但在科技领域许多术语都被更为贴切简明的汉语科学语词所取代,充分地说明了汉字汉语对外来语具有很大的吸纳和归化能力。三、当前外来语的吸纳方法汉语受到外来语的影响新的特点是,“本来属于某些专业领域的语言文字渐渐溢出自己生存的空间,而流入普通生活中,……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从这个大的背景下思考,关注标准化语言对汉语的影响就有其现实意义。”[5]在信息网络、金融、商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大量新名词和语词已溢出到广大的新闻媒体报导、通俗读物和日常生活中,往往行家们尚未明确界定的概念,媒体首先公开传播。其中有些较为得当者广为流传后,按约定俗成被定名采纳;但也有造成歧义或过分模糊,以至故弄玄虚或晦涩难懂者,以及一个概念多个名词者,总要淘汰一些,被较贴切者取代。当前对新名词吸纳方法,有如下几种(参见表1)。* 不译成分包括：1)阿拉伯数字、外语字母及其字符串：如数量表达、量的单位、分类排序号、编码号、数学式、化学分子式、主页网址、电子邮件网址等;2)专用名：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名、工商厂家和公司名、产品的商标和专利名、操作系统软件程序和工具名、网络和网站名等;生物和药品的拉丁文名等;3)未译的缩略语;4)未译的新词。全音节直译和字面直译不受欢迎。汉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在字节上不能一一对应,有的音节勉强换成汉语后相差太远。一个词全音节直译后,组成一长串怪调,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更不知所云。例如将音译的“厄戈诺米克斯”改为意译“工效学”,立即望文生义了。短音节简译和音译加注较受欢迎。例如卡介苗原文很长(bacille Calmette-Guérin),由于是卡默特和介兰两位法国科学家首先创制的,把两个人名简译成卡介,并说明其属性为疫苗,立即被普遍采用。又如“invar”译成“殷钢”容易接受。这是对外来语归化吸纳的典型方法,即“以借用成分加上本族语言中固有的构词材料构成外来词,例如啤酒、卡车……,其中‘酒’‘车’等都是汉语固有的构词材料”[3],并且表明了此概念的属性。对通用名词用于专门领域,可加专业性修饰语作前缀,例如在电信中使用的桥(bridge),可译作“信桥”。活译远胜过死译,例如Laser按字面死译突出了“放大”的属性,但实际应用中利用了光放大功能的器件实现一个光辐射系统。活译成“激光”突出了光的属性,以“激”为前缀使其具体化一些,只用了两个汉字表达得何等贴切。只有对概念有了深刻理解的行家才能作出如此精辟的定名。这也说明定名上要对概念吃透,确保科学性,不必拘泥于原来的字面或原汁原味。半音半意者也可取,例如“安匝”、“玻尔磁子”等等,前一半音译,后一半意译。谐音者更妙,但创意者要挖空心思,使得音义兼顾,例如“声呐”、“基因”等,有例不少。这些译法,充分表现了我们汉字汉语的魅力和丰富多彩的表达潜力。自从颁布了阿拉伯数字纳入汉语的文本中以后,字符串纳入汉语文本中也已常见。当此网络信息的大潮下,文章中大量出现厂商和商标、软件和工具、网络和网站等专用名,以及大量缩略语,难于翻译,应接不暇。文章中直接搬用原生词,插入外语专用名已不罕见。关于专用名以往认为限于人名和地名,现在专用名已扩大到许多由外国商家自定义起名的,冠以大写字母或小写,或数字的名词或组合词,可拼读或不可拼读的缩略语等等,五花八门。这个潮流正是语言开放性的必然趋势,为此我们已不能花大量精力于牛角尖上,不要为外国人名、地名统一音译的死规则争论不休了,应该主动脱出,对大量的新的专用词不译为好。扩大专用名范围,包括网络、网站名,允许在汉语文章中直接搬用外语原生词的那些专用名词。尽管汉语文章中出现中外文混杂,但在构词、语法等主要方面仍然保持着汉语的民族性和传统特性。专用名按意译不妥,明明一个外国公司或外国专利的软件,翻译成一个汉语名词,岂不替他穿上汉服,鱼目混珠。专用名音译也不妥,吱吱哇哇的洋腔汉字一大串,绕口难读,自己不懂,洋人也不明。对某些专用名采用不译加尾缀的方法效果较好。例如磁盘操作系统可以写为“DOS操作系统”(OS虽有重复之嫌,但无关紧要,由于DOS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部分);视窗操作系统可写为“WINDOWS操作系统”。以此类推,文章中可以很方便地夹入“Pentium处理器”、“中文Linux系统”、“Web服务器”、“TCP/IP协议”、“IE－4软件包”、“Java语言”、“Archie工具”等等。缩略语中的专用名和非专用名应分别对待。专用名一般可不译而照搬。非专用语可按其完整词的全称译出。目前文章中对缩略语的处理方法已有新招,例如一篇文章中某个缩略语首次出现时用括号列出全称,以后只写缩略字符;对于译出词字数较长的译名,一般也只在文章最初出现时用全称,后面只写简称或缩略语。许多缩略语不带母音,不能拼读,则很少音译(例外音译者也有,如“克格勃”)。可拼读者如果概念明确仍以全称的意译为多,个别按拼读音译者也有(如鹰式导弹HAWK)。按拼读音译者少见(如艾滋病)。凡是按拼音译出的缩略语词,应加后缀以表明其属性(如前例表明是导弹、病)。专用语和缩略语的音节超过4个汉字以上的,音译不如不译。以上列举的外来语处理和吸纳方法,归纳了现今许多报章杂志,包括《计算机世界》、《电脑世界》、《网络世界》等期刊上的有效方法,已被大众公认并接受。四、音译和意译的比较外来语汇历来音译、意译都用,无明确限制,各有利弊。列表如下(见表2)。在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多数专家推崇意译,发表过如下的一些观点。“意译比音译好,音译必定会音节多而长,一个名词字数要精简,长了不好,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近代日本的科学名词照音译了,学生也不便记忆,而且读起来是日本音调,当用外文表达时,外国人也听不懂,这就是音译的副作用。”[6]“在没有词的界限的汉字文章中夹杂一个用汉字音译的术语,的确不好栖身的,因为每个汉字本身都有意义,往往看不出这个音译术语是从哪儿起到哪儿止,念起来也很费劲,不受欢迎。……术语是我们词汇的一部分,移植进来后,还要生根开花,因此要照顾到中国化问题。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既不能标音也能转写,而要考虑采取一种折衷方式。”[7]“订名时原则上不用音译(涉及外国人、地名或商标者除外)。……汉语的发音与外文的发音差别较大,特别是汉语的四声是其他语言中所没有的。如果音译的词过多,就会出现在科技文献中用汉语发音读外文的滑稽局面。”[8]以上这些看法,都比较客观和中肯。在定名的实际工作中,我们不要过分地在音译或意译上认定一方,主要看效果。由于汉语表意性强,有时能按涵义(概念)选取简练词汇定名,能恰到好处地利用借音选取适当词汇定名。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曾赞扬化学界在吸收外来概念时采用借音办法的经验,他认为“我们要搞仿译,即既非意译也非音译,即要垒球(soft ball)不要棒球的命名方法。”[9]他提倡的仿译,即软译或活译,不要硬译,不要死译或直译。五、我们面临的任务1.认真做好外来语汇的吸纳工作从事翻译和定名工作的人员要发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在外来语的吸纳和归化方法上要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巧为所用,保持民族性、兼顾国际性。“词汇发展的总趋势从量上看是新词的增长要比旧词的消亡多得多;新义的增加也要比旧义的消失多得多。从质上看,产生了意义更概括,区别更细微的词,既能表达高度抽象的哲理、原理,也能表达各种细微的物质属性。”[1]复合词在增长,并逐渐双音节或多音节化。汉语术语的字数应控制在3～4字的限度,尤其基本术语,更应字数少,易于派生应用。由于方块的汉字和拼音语种在音素上不相对应,汉字不能像其他拼音语种那样采用同声换符方法,也不能仿照日语片假名音译方法。汉语拼音字符只能作语音学习、异读拼音和字典索引注音之用,一般不能当作文章内的汉语成分用。汉语对外国语的吸纳方法应如表1所列的①和②方法归化为汉语为主,并采用③方法不译,直接搬用为辅助,开放了语言异化之门。对于我国目前文化程度提高、学校重视外语教学的势态下是可接受的。英语在国际交往中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计算机编程语言上的领导地位,但英语词汇并不是全部都最科学或最好。对其中某些取名不当的,我们命名时不应硬搬、死译。例如,包括天体运动在内的所有“力学运动”,英语统称为“mechanical motion(机械运动)”,现已很难纠正①。又如大量地实现各种处理功能的“电脑”,由于当时从承担计算任务而创制出来的,命名为“计算机”,至今已感不妥了。(早期从用于家电中的微处理器出发译为“电脑”,正是歪打正着,或者说不拘泥于字面而活译,具有先见之明。)计算机与电脑之争,并不是译名上的不当,而是英语原生词造成的。2.认真做好科技术语的定名工作一个国家采用法律手段对文字语言的发展作必要的归导和调节作用早有先例,如规定官方用语、第二语言等。这种上层建筑的调控有其必要性。我国推行普通话,颁布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汉字简体字方案等都已见成效。国家的术语规范化工作不容忽视。近期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物理学等部分的新词推荐名,都很好,起到了归导作用。推荐了“电子邮件”之类术语后,“伊妹儿”之类戏嬉之词立即匿迹。本文虽然提出了少量外国语新词和较多的专用语、缩略语可以不译的做法,但在公布汉语推荐名后,有了确切的对应词,就可采纳使用。例如在专业书刊里,“WINDOWS”、“Archie”等原生词夹入混用,但其他场合就可用“视窗操作系统”、“阿奇工具”等统一术语了。全国范围的上层权威性机构承担术语规范化工作非常必要。有时译者限于知识面和理解角度不同,也欢迎规范化,使有据可依。在翻译工作中,尚在文理结构、情调气氛等其他方面仍给译者留有一定的自由度。我国历次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对术语定名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应予肯定,对语言的开放性始终没有企图施加约制,相反地促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附录：典型译名选例 --------------------第7页① 周其焕教授是航空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第11页① 力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时,已开始把“力学运动”作正名,“机械运动”为异名。——编者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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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名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量涌现。面对层出不穷的科技新词,译名工作应遵循怎样的原则才能适应科技的日新月异？欢迎广大语言和科技工作者来稿探讨舶来语译名中“音译”与“意译”的有关问题。摘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了解英语创生科技词汇的方式及译名的法则,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英语主要通过合成、缀合、缩略、借用、反成等方式创生新词。译名是一切翻译的基础,本文论述了译名的准则。译名有意译、 音译、音意混译三种方法。音译词有利于国际交流和文字的计算机处理、机器翻译。科技名词应提倡音译,并易与国际惯例接轨。三百多年前,英语不过是不列颠诸岛的地方语言,在世界上毫无影响。文艺复兴唤起了英国人对自己语言的热爱。此后,随着英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英语开始逐渐进入科学的圣殿。特别是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及其“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扩张,英语逐渐从英伦三岛走向世界。1776年,美国独立后,还是采用了英语。此后不到两个世纪,美国的经济、政治、科技在世界上影响日益强大,引导世界潮流,英语流行全球。世界各国科学家都愿意首先用英语发表自己的新发明、新理论。现代科学技术的多数重大成果都源自美国或首先出自英语文献,新的科技词汇、术语首先在英语里出现,尔后才通过翻译、借用等方式流入其他语言。近年来计算机和因特网的普及使英语的扩张再次达到高潮,英语已成为本世纪的事实上的国际语。了解英语科技词汇的产生及其译名法则,对于我国科技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有着重要的意义。一、 科技是新词汇之母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电的发明,混凝土的出现,无线电和电脑网络的发展,哈勃太空望远镜……每一项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给我们的生活展开新的一页,同时也给我们以新的概念、新的词汇和语言。现代科技最令人心驰神往的成就,当是月球探险。宇航员在月球行走,那种踉跄的经历使他们造出了新词moonwalk。我们常用诗的语言描述日出(sunrise)、月升(moonrise),但宇航员们在月球上却领略过蓝色的地球从“月平线”冉冉升起的动人景象而造出新词earthrise。生物科学的进展创造了大量新术语：DNA(脱氧核糖核酸),genetic code(基因码),RNA(核糖核酸),AIDS(艾滋病),clone(克隆),等等。随着物理学家向微观世界钻得越来越深,他们也给英语创造了许多新名称：Kaon(K介子),hyperon(超子),antimatter(反物质)。工程技术的进展更是创造了无数的新事物、新名词：通过Internet进入cyberspace(信息空间),用fiber(光纤)通信,借助CT诊断疾病,使用solar cell(太阳能电池)驱动汽车,乘shuttle(航天飞机)往返太空……其他如教育、娱乐、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新词。M.Faraday(法拉第)在世时电学词汇不到100个,但今天,电气工程词汇已超过10万——实际上任何专业几乎都可编一本厚厚的“专业词汇”。据《美国大百科全书》介绍,到1992年时英语单词已超过100万;而100年前出版的、被认为把英语词汇基本上搜罗无遗的《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全部词汇才41万。二、英语创生科技新词的方式旧瓶装新酒,仍是一瓶新酒。赋旧词以新义(谓之“转义”),就可产生新的词汇、术语,这是扩充词汇的一种重要方式。如“computer” 本指“计算者”,但计算机问世后,它就指“计算机”了;“angel”本指“天使”,但在电子术语里它指“雷达反响”;“father”本指“父亲”,但在计算机专业里却指“父目录”;“bug”本指“臭虫”,但在技术词典里它指：①故障,②双列直插式集成电路,③防盗报警器,④窃听器。这类由于增加词义而进入科技词典的词汇为数极众。但这些词汇严格说来不能说是“新词”,所以“转义”还不能算是一种造词方式。英语里直接创生新词的方式有：第一种方式是新创——由科学家或作家根据其对新概念的理解而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词。如W.Gilbert(吉尔伯特)创造的electric(电);M.Farady(法拉第)创造的ion(离子),cathode(阴极),anode(阳极);E.C.Lawrence(劳伦斯)创造的cyclotrone(回旋加速器);科幻小说家William Gibson创造的cyberspace(信息空间)……第二种是合成——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合成一个复合词。前述earthrise,moonwalk,blackhole等即属此类。这种造词法在英语里很活跃,词上叠词,几乎毫无限制,例如：current steering 电流导引current steering transfer 电流导引传输current steering transfer circuit 电流导引传输电路fast-than-light velocity 超光速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晶体管这类复合词占整个科技词汇的70%以上。复合词的词序与汉语基本相同,不可颠倒,否则意思也就变了,例如：data input 数据输入input data 输入数据cabin pressure 舱压pressure cabin 压力舱design reliability 设计可靠性reliability design 可靠性设计但也有例外。有少数词受外来语影响,或系古英语残余,修饰成分放在后面(谓之“倒置”①),例如：life expectant 预期寿命sum total 总和另外,一些复合词的涵义不可从字面猜度：fly coffin 滑翔机milky sea 乳白发光Milky Way 银河breakwater 防波堤floating breakwater 浮式防波堤复合词中的连字符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法则。据英国语言学家Leech称,复合词大多有一共同规律：开始时是分写(称为open compound)：wave length,star lan;用久了,就可以用连字符连起来(称为hyphened compound)：wave-length,star-lan;最后,就融为一体(成为solid word)：wavelength,starlan。第三种方式是缀合——在原有的词根上加前缀或后缀造出新词。这种方法灵活而多产。以compute(计算)为例,派生出来的词汇似乎是无限的：computer,computing,computerize,computerism,computerology,minicomputer,microcomputer,supercomputer,telecomputing……科技英语里的常用词缀,绝大多数是拉丁或希腊词根,派生出来的词大多是国际通用的。值得一提的是,生命力旺盛的英语对已有的大量词缀仍不满足,它还要借用或造出更多的词缀,如mini-,giga-,nano-,pico-,femto-,atto-,-oriented,等等。mini-是60年代出现的,来自意大利词minimature(小型化)。现代技术使一切产品都精巧化了,因此这个词缀妙用无穷：minibus,minicar,minibike,minicam(emra),minisub(marine)……几乎任何小型化的东西前面都可冠以mini-。大陆通常译为“小型”,如“小型机(minicomputer);在台湾则译成“迷你”,如“迷你裙(miniskirt)”,音意皆妙,堪称是译名的典范。第四种方式是缩略,就是取几个词的首字母或部分组成一个新词。如前面的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写者、读者皆感累赘,现在就被缩略为mosfet。由此产生的新词极多,如：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laserlight-emitting diode→ledbinary digit→bitintegrated circuit→ICradio detecting and ranging→radarmodulator-demodulator→modemcommon business-oriented language→COBOL单个的词也可“简化”：ampere→ampgasoline→gaslaboratory→labsubmarine→substereophonic→stereotelephone→phonecamera→cam这种简化在现代科技英语里已成为潮流。事实上许多新词都是为了简化而造出来的,如radio取代wireless telegraphy,ionosphere 取代upper conducting layer,conductivity取代reciprocal of resistance,等等。瑞典语言学家Kerstin Klassor说：“通过这种方式(指简化),物理学和工程技术英语开始模仿化学和数学的语言——使用公式化的长串符号来表达复杂的内容：类似‘Design techniques,using ecl,ttl,cmos,bimos and jfet circuitry……’的句子在科技英语里越来越多”。①第五种方式是反成——从现有的词里删去假想的词缀而得到新词。如laser,看起来是由lase＋er组成,于是把-er去掉,得到一个新动词lase(发射激光)。其他如：tape-recorder→tape-recordsoft-landing→soft-landautomation→automateaviation→aviateholography→holograph第六种方式是借用——这里主要指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汇。英语的一大特点就是词汇的开放性,它很善于从别的语言里借用词汇： robot(机器人,捷),tungen(钨,瑞典),silo(导弹,西班牙),kamikaze(遥控飞行器,日本),sputnik(人造卫星,俄),cassette(盒式磁带,法),raster(光栅,德),wok(锅,中),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方式,如转化——将人名、地名、商标名转化为普通名词(wankel,diesel,tty,kodak,nankin……);翻译——翻译外语词(如,zero-point-energy译自德语Nullpunkts Energie);拟声——beep,ping-pong,whiz等等,方式多样,不胜枚举。1976年英国的《NEW SCIENTIST》杂志上出现一个新词ecneics(反科学),系science一词的倒写。如法炮制的词还有mho(电导单位姆欧,ohm的倒写),daraf(拉法,电容单位法拉的倒数,farad的倒写)。英语构词法的别出心裁于此可见一斑。以上是创造科技新词框架的几种基本方式。这些方式可任意组合,综合运用,从而变化无穷地派生出无限多的词汇用以描述这个变化无穷的世界——如可以先合成,再缩略：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MIDI;或者,先缀合,再合成,再缩略：multimedia→multimedia personal computer→MPC……如此无拘无束、灵活多变地构词,使得英语具有词汇丰富、表达力强、生动活泼等特点。但有时也出现过分随意的现象。如电视电话问世不久,就有picture phone,viewphone,videophone,videotelephone等四种名称。逻辑电路中的“与门”之类,居然多达11种叫法①,这就与科学语言所要求的严谨简练大相径庭。这一点,虽然语言学家、科学家提出过解决办法,但还是非常“自由化”,因为语言毕竟不是由少数人规定得了的。三、科技名词的汉语译名准则译名是一切翻译的基础,译名错,意思必错。近年来我国出版了多种多样的专业词汇、手册,正说明了此项工作已引起重视。但是,也许正因为编译者众,出版者多,加上无明确的指导方针,有相当一部分译名是粗糙而混乱的。首先要确定一个衡量译名好坏的标准。英语中不少新词是由科学家为自己的发明或创见而创造的,如W.Gilbert(吉尔伯特)创造的electric(电);M.Farady(法拉第)创造的ion(离子),cathod(阴极),anode(阳极);A.G.Bell(贝尔)创造的telephone(电话);J.L.Baird(贝尔德)创造的television(电视);B.E.Rutherford(卢瑟福)创造的half life(半衰期)……这些词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一致称善,因为它们是“明确而简练(exact and brief)”②。“明确”、“简练”既是评价新造术语的标准,也是评价译名的标准。凡符合这个标准的译名必然成功,不符合的就不易被接受。如“aerospace”,曾被译为“航空宇宙”、“航空空间”、“宇宙空间”,既不明确,又不简练,大家都不满意,译名统一不起来。最后译为“航天”,就被普遍采用。分析一下我们现有的一些译名,可看出它们的毛病正是不明确,不简练。如计算机里的card,其复合词很多,下面抄录几条并附上《英汉计算机技术词汇》③里的译名：card feed 片馈送机card interpreter 卡片解释程序card-proof machine 卡片验证机card reader 卡片阅读机“卡”在中文里本来就有“卡片”之意,如“资料卡”、“目录卡”,所以上述译名实是累赘,完全可以简化为“送卡机”、“释卡程序”、“验卡机”、“读卡器”等。类似情况在科技译名中十分普遍。Spooling一词的译名,可谓是混乱的典型。该词只有一个含义,但各种词典里的译名至少有9种：同时外围联机操作,假脱机输入输出,假脱机,预传输,缓冲传输,斯普林,斯坡林,思坡林,什坡林。这本是个缩略词(全称是simultaneous peripheral operations on-line),国际通用,完全可以不译,直接引用(如spooling 系统),或统一音译为斯普林。翻译外语名词的方法不外乎三种：意译：World Wide Web 万维网virtual reality 拟真horsepower 马力submarine 潜艇telephone 电话bomber 轰炸机computer 计算机cross 十字架音译(包括直接引用原文)：logic 逻辑 humour 幽默radar 雷达 TOEFL 托福(考试)motor 马达 bus 巴士JAVA 佳娃(语言) clone 克隆UFO 幽浮 DDT BASIC音意混译：Internet 因特网 minibus 小巴AIDS 艾滋病 motorcar 摩托车carbine 卡宾枪 ice cream 冰淇淋jeep 吉普车 beer 啤酒utopia 乌托邦 Europe 欧洲音译必须统一用字,使之尽可能接近国际上主要的语言的读音或拼写,同时要与中文已有同音的音译词区分,如当前非常热门的生物工程技术“克隆” (英文原文是clone),与计算技术里的“克隆(Kron)”不应用相同的汉字。意译则必须透彻理解原词的涵义及相关概念,进行构词分析,探本溯源,字斟句酌地寻求最佳译名。音译较少风险,而意译则有贻笑大方的可能。1994年杨振宁博士因“Yang-Mills规范场论”再获美国最高科学奖鲍尔奖,我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将“Yang-Mills”译为“杨氏磨房”,成为和“牛奶路”一样的国际笑柄(Mills本是与杨振宁一起研究、同获鲍尔奖的科学家的名字)。所谓译名更富创造性,主要是针对意译而言。鉴于科技词汇的标准化是个国际问题,早在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向各成员国推荐过制定科技词汇的原则①。该原则是在美国术语委员会主席D.Roller博士提出的建议的基础上确立的。其主要内容是：1.一个术语只应有一个技术涵义;2.一个概念只应有一个名称;3.相关的概念应有相近的名称;4.不相关的概念其名称在音、形上应有明显的区别;5.术语最好能见词明义;6.名称应简单而发音清晰;7.一个名称在国际上主要的语言里应一致。显然,这也应该是我们制定译名的法则。应该说,要做到这几条很不容易。部分原因就是新术语或译名首先都是科技或管理人员提出的,他们大多没有“字斟句酌”的经验,很少下“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功夫。等到语言文字工作者要对他们的“创造”进行规范化的时候,那些非规范化的词语早已“约定俗成”了。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邮码”与“邮编”之争。国际上邮区代码统称为“zip code”或“post code”(邮码),中国邮电部却画蛇添足取名为“邮政编码”。“政”者,国家某一部门主管业务之总称也(如“民政”“税政”“渔政”等),“邮政”大大超过“邮区”的范畴,舍“邮区代码”而用“邮政编码”已属不当;“邮政编码”推出后,邮电部门又将它缩写为“邮编”,进一步违反了汉语词汇的简写法则,导致谬种流传。四、科技名词提倡音译意译、 音译、音意混译这三种方法各有长短,本无需扬此抑彼,但在我国,长期以来有重意译轻音译的倾向。有的人总认为音译不算译,不足以显示水平,宁可造出个非常笨拙的“意译”,也决不音译,甚至对已被公认的音译词,也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曾有人试图用“战车”取代“坦克”,用“假象牙”取代“赛璐璐”,未能成功。近年来,用“维生素”取代“维他命”,“青霉素”取代“盘尼西林”,用“激光”取代“莱射(雷射)”却被视为“当然”。这种竭力追求意译的倾向与国际潮流实在是背道而驰。随着国际科技交流的日益重要,世界各国都已认识到统一科技术语是个紧迫的国际问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音译(包括直接引用)。如向来讲究“国粹”,对“英语垄断”耿耿于怀的法国人现在不仅经常照抄英语词汇,甚至放弃自己固有的词汇改用世界上通用的英语词：ingeniere→engineering,patron→pattern,conteneur→container,等等。①参见Technical Translating Manual,ASLIB,1991。奉行拿来主义从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的日本人,几乎对每个英语科技词汇都采用音译。1950年日本文部省关于科技术语的提案明确指出：“对于国际通用的术语可以不加翻译,直接引用。”②现在有人称日语为“Japlish(英式日语)”,正说明了日语吸收英语词汇的程度。我国如果走极端相反的道路,就可能使自己的语言趋于孤立、封闭,与世界的隔阂加深,不利于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不利于人类的知识共享,不利于文字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器翻译,就像我们现在的图书分类体系,与国际图书的分类、检索体系格格不入。其实,周恩来总理早在1958年就指出过：“汉语拼音可以用来音译人名、地名和科技术语。”从文字发展方向来看,中文终究是要拼音化的。音译词在拼音化之后,接近英语词,这样会有利于国际交流和文字的计算机处理和机器翻译。鲁迅先生更是坚决反对杜撰新汉字和死拼硬凑译名的。他说,认识并记住“Cd”不是比生造并记住“镉”更容易、更有用吗？即使是译人名,他也坚决反对“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他说：“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南陀,实叉南陀,鸠摩罗什婆……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③——从译文能推出原音,这是音译的无可替代的长处。如何音译,哪类词用音译,总的原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1.国际上已有统一拼写的通用科技术语及缩略词,应音译或直接引用原文,如JAVA、DDT、APC、FORTRAN、BASIC、DNA、ecl、ttl、cmos、bimos、jfet、spooling之类。当然,这些词汇首次出现时,必须注明其全称或技术涵义,以便于读者准确识记和理解。2.除已有传统、公认译名者外,人名、地名、元素名称、公司商标名、书报刊名、参考文献名等均可直接引用原文。3.一般词汇以“明确简练”为权衡标准。如果意译既明确又简练,如“World Wide Web”译为“万维网”,当然就不必音译;反之则应音译或音意混译。如“AIDS”译为“艾滋病”而不译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Internet”译为“因特网”而不译为“国际互联网”,tank译为“坦克”而不译为“战车”,等等。应该说,译名不仅是科技和翻译工作者的事,它事关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及科技、文化的发展。上述译名的准则和音译的惯例,社会上懂得的人越多,我们的名词规范工作就会越顺利,就越利于我们的文化融入世界。 ----------------第18页① 这种倒置的复合词在古英语里非常多,据估计,公元900年的文献中,倒置词占整个复合词的47.6%,公元1000年时占30.9%,1100年占22.6%,1200年时占12.6%,到1250年,降至0.9%以下。参见陆殿扬著《英语词序研究》,商务印书馆。------------------第19页① DEVELOPMENT IN THE TERMINOLOGY OF PHYSICS AND TECHNIQUES,P191。此处ecl=emitter coupled logic (射极耦合逻辑),ttl=transistor-transistor logic(晶体管-晶体管逻辑),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bimos=bipolar combined with mosfet(双极组合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晶体管),jfet=junction field effect transistor(结型场效晶体管)。--------------------第20页① 这11个词是：AND gate,AND circuit,AND elementt,AND unit,coincidence circuit,coincidence gate,coincidence unit,conjunction circuit,conjunction gate,intersection gate,logic product gate。② 参见DEVELOPMENT IN THE TERMINOLOGY OF PHYSICS AND TECHNIQUES,1988。③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21页① 参见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ng,UNESCO,1954。---------------------第22页① 参见Technical Translating Manual,ASLIB,1991② 参见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Translating,UNESCO,1954。③ 参见《鲁迅全集》卷1,第396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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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进展推动了科学新事物的出现,由于交流的需要,就出现了科学新名词。一般新名词之能顺利推行,必因它们能确切反映科学新事物的主要特征和实质,易于令使用者望文生义、循名责实,所以名符其义应是科学订名的首要原则。有些新事物仅出现于科学界,其名词也仅在科学界中交流,然后随着科学普及程度的提高而逐步交流到一般社会中去。这些名词往往订名较为严谨,定义较为严格,但在推广过程中,由于应用范围改变,产生了名词的引伸或假借等现象,其涵义也会走样。例如“气候”借用为政治“气候”、“资源”引伸为气候“资源”等。有些事物在不同学科间都会遇到,但因订名之初有随机性,以致发生同事同物而异其称呼的现象。各学科因久用成习,互难迁就,一旦产生学科间交流,或有中间性或综合性学科出现,对“同事物、异称呼”现象就会时此时彼,使用何词漫无定则,混乱不堪。例如地理学界称呼“亚热带”,而气象学界却称呼它为“副热带”,其实是一回事。不少名词出于异国发现的新科学事物。我国要选译其相应汉文名时,尚找不到对应之词,且无法见到实际事物,仅根据语词不详的外文描述,难以肯定外名所代表之事物的性质和实质,只得随初译者粗浅理解而姑赋一名。由于译者的水平不同、理解有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于是出现了一物数名、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把高空气象上使用的“scale height”,不恰当地译为“标高”,并错误地解释它为“均质大气高度”,已有半个多世纪了,①把“水汽压”混同为“绝对湿度”,在50年代的观测簿中,尚留有痕迹。又如为表达与土壤中液水含量有关的一整套水土混合比特征量,国际上许多学科(如土壤学、水利学、农业气象学、植物环境学等)由于最初定名的随意性,且缺乏整体考虑,不是用很笼统的名称(例如土壤湿度),就是用不能很确切表达各量特征的费解名称(如土壤含水量、土壤水分常数、凋萎或萎蔫系数、吸湿系数、田间持水量、全容水量等),命名混乱不成体系,各学科因循互用,已成问题。我国又按名词对名词的套译,以致对这一体系的名称同样混乱含浑,看不出各名词间的系统性。待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事物的涵义有更正确的理解,才能逐步理清头绪确定统一称呼体系。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7年2期《“词符其义”与“约定俗成”界线的探讨》一文中,已有具体的建议。还有一些科学新事物,由于实用性较强,出现后立刻或很快就普及到一般社会中去,其定名并未经过反复推敲,任意性较大。例如“Laser”一词,在台湾按音译,称为“镭射”,这种译法与“Radar”译为“雷达”相似,但“Laser”译为“镭射”是不可取的。因为“镭射”很易使人联想到“镭射气”,而且“镭”是放射性元素,其蜕变性气体“氢”即为“镭射气”,它也是有放射性的,可见“Laser”译为“镭射”,容易造成误解。最近社会上据此纷纷设立“镭射影视厅”更不足取。我们现在对“Laser”一词来用意译,名之日“激光”较为适宜,从而对上述影视厅称为“激光影视厅”,也名符其实。希望影视部门及商业登记部门对这类名词予以纠正。一般说来,大多数名词在社会科学水平逐步提高后,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的深化,也会有所改进,但社会对科学名词在应用中也有惯性。因为使用已久,积习难改,所以想对不合适的名词作些改进,并不容易。虽然改进的有不少,例如“德律风”和“麦克风”已改称“电话”和“扩音器”,“同温层”已改称“平流层”等,但还有不少名词,虽有更科学的名称可采用,却无法推广。例如将“大气保温效应”称为“温室效应”已为社会所习惯,目前非但无法扭转,使之正名为“大气保温效应”,更有甚者,由“温室效应”而孳生出“温室气体”的名称,而无法推广更科学的“大气保温气体”的名词。当前社会上对气候变暖及大气污染问题非常重视,无暇考虑名词改革,习惯使用的“温室效应”一词广泛而频繁地在口头及文字上出现,由于约定俗成,尚不致发生误解。诸如这种情况,说明老名词虽不很妥当,尚有一定生命力,不能要求短时间作名词改进,只能从科普工作上对新旧名词的利弊作些分析引导,惟有等待时日,始能水到渠成,出现改革成效。有时由于社会上某些变动,例如：社会流行的外语有语种的改变(如建国初由流行英语改为流行俄语,文化大革命期间,外语不流行,改革开放后,英语较为流行),或各学科的后继者对名词理解水平因故产生断层等,使原有的名符其义的好名词,虽已使用多年,其中某些却很快被搁置废弃而湮没无闻,反使早已过时的不确切的名词,重新广泛流行,再次成为社会术语,并受到“约定俗成”的维护。例如在建国之初,物理学界认为在光学中,“衍射”一词比“绕射”更能反映实质过程,而大力提倡用“衍射”一词,把“绕射”仅作过渡性名词使用。在流体静力学中,“压力”与“压强”有不同意义,采用“压强”一词有利于解释流体中力的各向传递,“压力”与“压强”的量纲也不一样,虽然英文中两者均称为“pressure”,但其中文译名应按上下文分别适当地译为“压力”或“压强”,以便更利于读者理解原义,也有利于物理教学。在电学中,“偏振”与“极化”虽均对应于英文的“polarization”一词,但在译为中文时,由于对物质言,不可能产生偏振,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极化”,对电磁波及声波言,不可能产生“极化”,人们就会自觉地译为“偏振”。但通过了“文化大革命”,这些原来已运用多年的业经创造性改进的物理名词,又有废弃可能,似又有强调起用“绕射”、取消“压强”、并把“polarization”一律译为“极化”的迹象。这样的反复,对科学进展是不利的,其所以有这种反复,固然是由于社会对原名词理解产生了断层,但如果我们有一本科学名词历次定名和修订理由的书供后人查阅,则这种断层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最近气象名词审定委员会曾提出一些较难统一的名词,其所以较难统一,我认为与社会原因有关,今将这些名词,试提出一些供参考的看法：1.“副热带”与“亚热带” 这两个名词,均源于英文“subtropical zone(belt)”。长期以来,地理学科一般把它译为“亚热带”,气象学科一般将它译为“副热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中的“气候区划图”内,就列有“北亚热带、中亚热带、南亚热带”等名称(其实这三个名词,即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并不妥当,因为“南亚热带”与“北亚热带”原分别指南北半球的亚热带,中国在北半球,其所属三个亚热带只是在北半球的南北位置略有差异,故应分别称之为“北亚热北带”、“北亚热中带”、“北亚热南带”或省略第一个“北”字,分别称“亚热北带”、“亚热中带”、“亚热南带”等为妥)。说明地理系统习惯用“亚”字系列的名词。又如《英汉大气科学词汇》(气象出版社,1987)的词目中列有“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气候、副热带西风带”等名称,说明气象系统习惯用“副”字系列的名称,其实“副、亚”之争,在“极地”等词头也有。例如“副极地”与“亚极地”等,因为这些词的英文词头,也有“sub－”这一形式。面对这种情况,目前有几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这种现象是名词的混乱,应当统一。统一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舍“副”取“亚”,一种是舍“亚”取“副”。但这牵涉到地理学科和气象学科两方面的事,它们分别使用“亚”字系列及“副”字系列的名词都已有长期的历史,没有理由放弃本学科约定俗成名称而采用它学科的约定俗成的名称,除非它学科的名称有充分理由证明比本学科的名称为好。这就是统一名词论者认为长期解决不了统一“副、亚”的困难所在。因为迄今谁也还提不出究竟“副”比“亚”好,还是“亚”比“副”好。另一种看法是维持现在的情况。即既然“副”与“亚”之争无法解决,这种混乱的现象已维持了几十年,再让它维持一些时日也无所谓,而且所谓混乱仅是一些介乎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以外的学科。它们因要从主学科的规定,才在同一论文中时而用“副”字系列名词,时而用“亚”字系列名词。至于气象学科内部论文,都是仅用“副”字系列名词。而地理学科内部论文,则是仅用“亚”字系列名词。他们各自在名词使用上并不混乱。再一种意见是,地理学科用“亚”字系列名词和气象学科用“副”字系列名词,都是有理由的。我们应从它们的习惯使用中,归纳出“副、亚”使用原则,而决不应当做“副”吃掉“亚”或“亚”吃掉“副”的事。我们只要统一原则,既使“副、亚”仍并用,并不能算是混乱。地理学科重视的是地域的固定,气象学科重视的是天气系统或气压系统的变化。例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生态环境、亚热带植物、亚热带地方等,由于地域较为固定,所以应当用“亚”字系列名称,而副热带高压、副热带急流、副热带东风波、副热带锋面等等,这些天气或气压系统的名词,有的虽原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可以部分或全部移出该地域,有的则原来并不生长在亚热带地域,却部分或全部移入亚热带地域,因此亚热带地域不能束缚这些系统,它们也不固定于亚热带地域中,这就应当采用“副”字系列的名称。一旦这个原则确定了,并为地理学科及气象学科所共识,它们都采用这个原则,即使同一篇论文中“副、亚”并用,也不算混乱,而且按此原则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并没有一个吃掉一个的问题,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亚”与“副”的名词仍保留下来,仅作少量调整即可。这种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只追求统一于原则,与现在使用的名词变化不大,就易于为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双方所接受。我认为上述三种看法,都存在问题对于“追求统一于原则、不追求统一于“亚”或“副”的意见”中,存在的问题是：“副热带”或“亚热带”之区别,并不在于地域是否固定,因为它们都是气候或气象名词,其地域都是由气候或气象条件而定。气候或气象条件变了,地域也必随之而变。例如按柯本(Kppen)1884年的定义,以全年中有4－11个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个月的月均温在10－20℃间作为亚热带的地域条件。在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前苏联专家,主张我国华北、东北南部、新疆南部划归亚热带,以南岭为亚热带南界。竺可桢却认为冬月微寒,足使热带喜温作物不能生长,但无霜期在8个月以上,使农作物一年可有两次收获,其指标为：月均温大于10℃,积温4500－8000℃,最冷月气温为2－16℃,无霜期240－365天,北界接近北纬34°,亦即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直到东经104°;南界横贯台湾中部和雷州半岛北部,即在北纬22°30′－21°30′左右,并指出南疆不属于亚热带。这是亚热带地域由亚热带的气候定义不同而变的例子。不能因为称“亚热带”的是地理学科,就主观认为他们是为了重视地域固定而采用“亚”字系列名词。可见所谓“追求统一原则”其所提出的原则,本身就站不住脚。其次,即使这个原则成立,各学科都遵守,则在使用此原则时,人们将时时感到很多不自然。例如“副热带台风是热带进入亚热带的系统。它破坏了亚热带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但在副热带高压西边转向”。这一句话,交错地使用“副”与“亚”,看来非常别扭。对于主张“保持现有状况,不加改变”的看法,从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来看,是不妥的。因为“副”与“亚”的问题,不仅是地理学科与气象学科的事,不能只看到这两个学科对“亚”和“副”各取所需,目前相安无事,就满足了。问题在于有许多边缘学科或新兴学科,都要用到“subtropic”一词,他们如按名从主科的思想,必会产生“副”与“亚”在同一门学科中并用、造成混乱,并影响该学科的发展。例如《英汉环境科学词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1)、《英汉农业常用词汇》(商务1982)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它们对有些名词用“亚”字系列(如“亚热带雨林”、“亚热带土壤”、“亚热带生态环境”等),对另一些名词用“副”字系列(如“副热带气旋”、“副热带急流”等)。这种现象,任其自然,必将使混乱延续。对于在“副”与“亚”中统一于其中之一,这应是最理想的主意。这样做,并不是“亚吃掉副”或“副吃掉亚”一个吃掉一个,应是哪一个更科学地符合实际,就统一于哪一个。但是主张这个意见的,认为“副”和“亚”都同样合理,因而处于难以统一于其中之一的尴尬局面。这是由于对称呼“亚热带”和“副热带”的历史沿革,没有调查,对“副”与“亚”只看它们同义的一面,没有细细分析它们异义的一面所致。另外,对于当前“subtropic”一词译法的趋势缺乏了解也有关系。从名词的历史沿革来看,在公元前约500年,希腊巴曼尼得斯(Parmenides)曾建议“太阳气候分区法”,把世界气候分为“寒带(frigid)”;(即太阳永不升到地平线以上区)“温带(temperate)”(即气候温和区);“热带(torrid)”(即太阳长年中午在天顶附近区)三区。到了公元前284年到公元前192年,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第一次绘制出一张包括两个寒带、两个温带、一个热带的“地球气候带”图。各带的界线为极圈及回归线。那时他们已认为地是球形的,有赤道分隔南北半球,他们将回归线称为“tropic”,意思是太阳运行方向转变回来的地方(希腊文为“τροπικοs”),即在“冬、夏至日”的太阳位置,他们将极点称为“pole”(希腊文为“πολοs”),极圈即太阳绕极而转的圈。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从大气环流的角度,根据气流划分气候带。1858年茅雷(Maury)所绘“大气环流图”已画出南北回归线〔北回归线注以巨蟹宫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南回归线注以摩羯宫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摩羯为半羊半鱼形怪物,巨蟹和摩羯均属黄道十二宫〕、信风带及赤道静风带,惜理论根据尚不足。且所标极圈内气流方向有误。1856年费拉尔(Ferrel)改进了极圈内气流,接着在1889年他又在其《风之通络教程(A Popular Treatice on the Wind)》一书中,进一步立体地描绘出全球大气环流。图中已注有赤道无风多雨带、回归线无风干燥带和极地无风带,在构造此环流图时,已考虑了地球自转的科里奥利力(Coriolis force)及热力作用。由于这张图中把回归线作为信风带与西风带的分界区,说明他尚未理解信风带与西风带的交界区与回归线的区别。风系的交界区是动力交界区,回归线是太阳运行回归的界线,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决不能混为一谈。虽然费拉尔图有缺点,但显然他的图比之前人有很大进步。因为只要进一步认识风系交界区与回归线两者的不同点,“副热带”这个概念就能很快脱颖而出。在这方面他至少已发觉这个回归带的少风而干燥的特性,此特性是回归带所不一定具有的,它属于信风带与西风带风系交界区的特性。把少风而干燥的特性与回归线强扭合在一起,既是费拉尔的认识的局限性,又是费拉尔对前人认识的初步推进。在他以后,人们对信风带与西风带分界区的研究,就频繁起来。人们发现该区约在纬度30度附近,位置随信风带与西风带的进退而有变化,不象回归线始终位于23°27·的纬度线上。而且西风带与信风带的分界区,每伴同高压带,还常有下沉空气相伴,干热少风是气流下沉的结果。因此人们就把信风带与西风带交界区的高压带称为“subtropic high”。可见这里的“sub－”,目的在于把费拉尔称为的回归线(tropic)区别开来。既否定这个高压带是“回归线”,又说明这个高压带接近回归线位置。我国气象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为表达这种既否定它是回归线,又指出它位于靠近回归线的地方,就把“sub－”译为“副”字。又因为在古希腊,将热带视为被南北回归线所包围的区域。例如前面举出的埃拉托斯特尼的《地球气候带图》,就是这样画的。所以后人常将“热带”用“tropic”表示。这虽不确切,但已成习惯。这样,我国气象学界就把“subtropic”一词,译为“副热带”了。再如在1934年,李宪之《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中已用“副热带气团”一词。1938年涂长望《中国之气团》中,既用了“副极地气团”,也用了“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气压带”等名词,并说明了在副热带高气压带中,下沉空气对“大气环流之维持,关系其钜”。此后么枕生《中国中部的静止锋及其在两湖盆地发展的波动》(1939),张宝堃《四川气候区域》(1941)、卢鋈《中国气候概论》(1944)、涂长望、黄仕松《中国夏季风之进退》(1944),高由禧《东亚自由大气之运行》(1948)等文,均采用“副”字系列,以表达“副热带系统”。费拉尔的环流图,在进入20世纪后,其意义更为世界气象学界所深刻认识。1951年帕尔曼(E.Palmen)叶笃正等人研究了地球大气的经向环流,发现了低、中、高纬度有三个环流(在副热带上空有急流现象及空气下沉现象,而在纬度60°处有来自中纬及高纬空气辐合形成锋面),称为帕尔曼经向三环流模式。1957年贝茨(D.R.Bates)所编《行星地球》(The Planet Earth)》一书中,埃笛(E.T.Eady)绘出了“理想的经向三环流图”,称为“埃笛模式”。他将这三环流分别称哈得莱环流(0°－30°间)、费拉尔环流(30°－60°间)、副极地环流(60°－90°间)。高低纬两环流均属“热力环流”,中纬度环流为“动力性被动逆环流”。其中中纬度与低纬度两环流交界区有下沉干燥气流,“副热带高压带”即由此而成。而信风及西风气流之形成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在中纬及高纬两环流间,有辐合上升并在高空向南北流动的气流,“副极地低压带”即由此而成。由于空气上升,这里也就成为“副极地多风暴带”。这样,不论是副热带高压带或副极地低压带,其形成原因不仅与太阳热力或极地冷却有关,也与一些动力因子有关,从而“副”字的含义,更深化了。但是在费拉尔绘制环流图之前五年,即1884年,柯本(Kóppen)囿于古希腊把纬度低于回归线纬度的地方称为“热带”的概念,由于发现纬度稍高于回归线纬度处有一气温尚高的地带,在植物生长方面,有特殊意义,就把这个地带称为“subtropic zone(亚热带)”,意即“温度亚于热带的地方”。他用纯温度的高低来划分气候带。当时他把全年各月月均温都大于20℃的地方,称为“tropic”,又把全年中4－11月的月均温大于20℃,1－8月的月均温在10℃－20℃之间的地方,称为“subtropic”。日本气象学界早年认为按照这种定义,“sub－”的意义意味着温度稍低于“tropic”,所以译为“亚”更合适些,因为“亚”表示程度稍次的意思。这样日文对“subtropic”就译为“亚热带”。其后,虽然他们知道了另外尚有考虑动力因子的“subtropic”,但为了保持名词的统一,仍一律译为“亚热带”。例如日本文部省《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日本气象学会,1975)及农业气象学会编的《农业气象学用语集》(养贤堂发行,1979),以及早在1925年(大正十四年)服部操《汉字索引日华大字典(增补)》(内外出版印刷株式会社发兑)均采用“亚热带”词条,以表示“subtropic”。我国早年在译述日文农业、地理、植物等书时,就把日本“亚”字系列的“亚热带”一词引入我国,使这些学科产生了“亚热带”与“亚极地”等词,但我国气象系统,则排斥了“亚热带”一词,而改用更合适的“副热带”一词。这就是“亚热带”及“副热带”名词的沿革,而我国科学名词中这种“亚、副”之争,也是这样产生的。根据上述沿革,可归纳“副热带”与“亚热带”两词的区别如下：(1)“副热带”是由研究大气环流而得出的名词,它是中纬度费拉尔环流与低纬度哈得莱环流间的下沉气流区,因而干热、少风、近地面气流辐散,位置随下沉气流区的变化而异,但一般约在30°度纬度带附近,比回归线纬度为高,其形成与动力因子和热力因子有关,是自转地球上的产物,它在地面是一个高压区,是大气中符合理论的实体系统。但“亚热带”是一个纯用温度为依据的经验气候带。所用的温度有的用一般月均温,有的再加积温条件,有的还考虑至少有几个月的月均温高于或低于若干温度,其热带与亚热带的界线温度各有多大等,各家的看法,很有差异,从而亚热带的范围也可以有很大不同。例如在50年代,竺可桢与苏联专家对中国亚热带范围的划分,有很大出入,这说明“亚热带”缺乏世界可公认的客观定量标准,它事实上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又由于它没有考虑动力因子,也不考虑地球自转影响,未从大气环流角度研究问题,所以缺乏形成机制的理论依据,可随实用目的的不同而异其温度条件,有任意性。说明人们采用“副热带”一词,是由于对气候带的认识比用亚热带一词时,有很大的深化。(2)“亚热带”仅有温度亚(低)于热带的一种意义。它与“热带”仅有程度的区别、并无性质上的区别。而“副热带”与“热带”有形成机制上的区别,即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不能认为“副热带”与“亚热带”意义相同,而取听其自然的态度。在日本,不论“副热带”与“亚热带”,一律称“亚热带”。这是他们为名词统一所作的规定,他们根本没有“副热带”这一名词。所以并无“副、亚”之争。在我国,“亚热带”之名来自日本,并非我国创造,而“副热带”之名,则是我国根据大气环流理论及大气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名词。日本将“subtropic”一词统一译为“亚热带”未闻产生什么争执。我国原有“副、亚”之争,如规定将“subtropic”统一译为“副热带”,则不仅可停息“副、亚”之争,统一称呼,符合科学上先进认识及国情,而且根据日本经验,统一称呼后也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反而有利于有关各学科之发展。根据了解,我国地理学界及农业气象学界也已有把“亚热带”改称“副热带”的择善而从的趋向,以保证名词的统一。例如1976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英汉自然地理学词汇》(科学出版社)称“subpolar”为“副极地”。称“subpolar low－pressure belt为“副极地低压带”,称“subtropical easterlies”、“subtropical high－pressare belt”分别为“副热带东风带”和“副热带高压带”。其它尚有“副热带急流”、“副热带雨林”等名称。又1984年农业出版社《英汉农业词典·气象分册》中,也已全采用了“副”字系列的“副热带高压”、“副热带生态环境”等名词。此外,尚有不少辞书,如《地理学词典》(1983)及《气象学词典》(1985)等,已采用了以“副”字为主的思路,即虽指出“副”可称为“亚”,但在“亚”字系列名词后,都仅注明具体解释,参见“副”字系列的相应名词。这些现象,都说明社会上某些有关学科,已在主动弃“亚”从“副”,指出了采用“副”字系列的“副热带”、“副极地”等名词,已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虽然认为：将“subtropic”及“subpolar”等词,统一称为“副热带”及“副极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认识深化上,在客观方面、遣词方面、适应未来趋势方面、解决目前名词混乱方面,都是有理由的。但我们并不主张取消“亚热带”“亚极地”等名称,因为它们已有很长使用历史,我们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去取消它们。而且日本的“亚热带”一词相当于我国的“副热带”,更无取消的理由。我们仅希望人们认识到：在我国,“亚热带”与“副热带”并非同义词,它是以温度高低作为气候带之一,属于的“寒、温、热”分气候带的原始性分带体系,仅稍加细密改进而已。由于其定义严密性不足,在社会上被采用的趋势已在逐渐减少中。2.“观测”与“探测” 有人说“探测可以包括观测”,因为“气象观测”仅属大气探测的一类。也有人说“探测所得仍需观测”,只是“先探后观”而已,所以广义的观测可包括探测。加之“高空探测”有时也称“高空观测”,雷达气象观测有时也称“雷达气象探测”,这不同的意见和情况,使“观测”和“探测”这两个概念,更加令人混淆不清了。我认为“观测”与“探测之区别,在于“探”字,而不在于“观”字。所谓“探”,即“对无法经常采集资料的领域进行探索”,因而可以认为：采集常规业务所需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观测”,而采集供科学研究所需的非常规、难以提供日常业务所需的气象资料的工作,可称为“探测”。为什么说“观测”与“探测”之区别不在于“观”字呢？因为随着仪器设备的发展,有些采集资料的工具,已能自记或自动发报、进行常规业务工作,而不依靠人眼直接感应读数。例如在海岛、高山、沙漠等人烟稀少地区所设的自动无人气象站所测得的资料,也属于“观测资料”,并不称为“探测资料”。为什么那些不进行常规采集的气象资料的采集工作,称为“探测”呢？这是因为采集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所需的仪器设备较复杂,进行采集的技术要求又较高,要用较多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无法经常采集。而且这些资料的用途,尚未拓开,使用还不广泛,仅供研究工作需要,尚无进行日常业务性采集的必要。但当这些资料的用途成为业务所需,人们要求资料能常规供应,且仪器设备及技术水平有了改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已为能力所及时,则原属“探测”的项目,也可改称为“观测”。例如原来高空风资料的采集称为“探测”,现在已常称为“高空风观测”。但这仅是指测距地30－40千米以下的风向风速。对50千米以上的风资料采集,因尚不能常规化,所以仍只能称为“高空风探测”。又如“雷达气象探测”,其中对风暴云的常规监测,已成业务,故已可称为“雷达风暴云观测”,但这主要限于风暴云的移动及中尺度系统的发展,至于风暴云的微尺度结构情况,还处于“雷达风暴云探测”的阶段。又如卫星云图资料,已可称为“卫星云况观测”,因为这已成为业务性常规采集工作。但卫星对大气温度廓线等的资料采集,无法经常化,所以仍应归之为“卫星探测”项目之一。可见称为“观测”或“探测”,并不是任意的,它与当时采集资料的仪器设备及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这些资料的社会需要等客观条件有关,它是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的,在条件改进时,原为“探测”的项目,可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观测”的项目。3.“气象学”与“大气科学” “气象学”这个名词,最早为古希腊柏拉图(Plato,B.C.428－B.C.347)所提出,而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B.C.384－B.C.322)首先作为汇集其本人、同代人及前人对气象认识为内容的书名。从词源上看,气象学(meteorology是由希腊文“μειεωρο”与“λογικα”(即“meteoro”与“logy”)两部分组成。前者有“上方”之意,后有“学问”或“智识”之意。从亚里士多德《气象汇论》(Meteorologica)内容看,它不仅包括对风、云、雨、雪、雷、电、雾、霜、露、雹、虹、晕等气象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彗星、银河等现象的认识,而这些现象都是在“上方”的现象。在17世纪,已将“气象学”一词认识为有关大气现象的学问(Study of Atrnos－pheric Phenomena)。日本在吸收西洋科学时,就利用汉字的意义,组成“气象学”以表达Meteorology”的原义。中文原来并无“气象学”的概念。中文的“气象”原泛指一种自然或人物的情态气概,并不仅指天气现象。例如宋代大画家郭熙《山川训》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这“障山川”之气象,还可以认为是“岚”“霾”等天气现象。但程颐曾说：“气象于甚处见？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见,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二程全书》)叶梦得说：“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行徐不失言外之意,如杜甫《阁夜》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光动摇”(《石林诗话》)。这些“气象”,就不是指天气现象。中文中“气象学”一词,是从日文中引入的。近三十多年来,气象科学有很快发展,许多大学的“气象学系”纷纷改称“大气科学学系”,许多气象学专著常标名为大气科学专著,于是有人对这种改称很不习惯,认为属于换汤不换药之举。但事实上,这是社会上气象学发展到大气科学阶段所致,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而是内涵。“气象学”这个名词已包含不了“大气科学”的全部意义。但这并不是说要取消“气象学”这个使用已久、具有特定意义的传统名词,只是要用一个更能表达现代所拟研究的包罗与大气领域有关的全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的名词,于是“大气科学”一词一经提出,就得到了有同一想法的气象学家的响应。人们从这个新名词中,看到了“气象学”在前一阶段的进展,更深刻体会到大气研究领域的内涵丰富,从而对这门科学的未来发展,更充满了信心。究竟“气象学”与“大气科学”在内涵上有何不同呢？不同点在于：(1)“气象学”重点本是研究大气中之象,即有形象可见的云、雨、霜、雪之类。但事实上其研究对象早已逐渐包括天气系统、气压系统、无形可见的大气性质(如温度、湿度、电性质等)、运动(如对流、平流、乱流等)及抽象量(如扩散系数,环流指数等)等,超出了“大气现象”这个范围,其所研究的规律,也早已不仅是现象的简单规律,而却包括系统、性质、运动及抽象量的规律,因而内涵已突破了旧名称,有引用“大气科学”这个名词的需要。(2)近三十多年来,由于分支学科大大发展,且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各有深邃丰富的特点。特别是其实用性学科(如天气导变、临近预报、雷达气象、卫星气象等)及应用性学科(如农业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航空气象等)发展尤快。边缘性分支学科(如海洋气象、地质(时期)气候、生物气象、城市气候等)有广泛开拓。一些综合性科学(如环境科学等)也重视把气象科学内容综合进去。这些学科已非过去通论性的以“气象学”命名所能充分包涵,只有以更大包涵性的“大气科学”一词,才能胜任。(3)过去“气象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局限于地球大气的物理学,而且重点往往放在天气和气候方面。但目前大气科学研究领域,已扩展到大气化学、大气生物学、工业大气、宇宙大气(包括行星大气、卫星大气与星际大气等)领域,超高层磁力圈大气也是过去“气象学”所未曾深入接触过的领域。大气科学研究在微观世界也有发展。例如云雾物理学和高层大气的研究已牵涉到物质的微观结构问题。大气科学研究的方法与工具,采用了几乎遍及各种新科技领域(如雷达、卫星、激光、各种遥感、同位素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新天地的探索,已非传统“气象学”工作者所能深入掌握,必需聚集各领域的专家,才能处理裕如。而要把这样广泛领域的内容包括在内,并使各方面专家集中来解决大气问题,只有采用“大气科学”、这一名词,才能恰如其分。可见“气象学”发展为“大气科学”,是历史的必然。4.“古气候学”与“地质气候学” “古气候学”本来是“地质学”的分支,原名为“Paleoclimatology”。其中“Paleo－”原来就有“古”的意思,但它与ancient”不同。“paleo－”多用于学科名前,作为词冠。其“古”的范围限于地质时代,也包括人类史前时代,而“an－cient”只是对“古”的一般说法,主要包括人类史前及历史时代,可见paleo－”的“古”,通常不包括人类历史时代的,而“ancient”的“古”通常不包括地质时代的。那末中文“古气候学”、一词,就会令人发生“古”到什么时候的疑问。它不象“Paleoclimatology”一词,一眼就能判定是指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学。过去由于“古气候学”是地质学名词,研究所需资料是地质资料,研究者多为地质专家,所以并没有其中“古”,是不是地质时期的“古”的疑问。但事实上,我们认为这门学科是“地质学”与“气候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既可以由地质学出发来研究,但也可以由气候学出发来研究。而气候学家要研究的古气候学,不仅仅只是地质时期的“古气候学”,也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古气候学”。这样,从气候学家的观点看,将“古气候学”仅定义为地质时代气候学,就不全面了。如果把地质学上的“古气候学”改称为“地质(时期)气候学”,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气候学家有没有必要来研究地质时期的气候呢？有的。例如研究地质时期的辐射收支、热量平衡、大气环流、大气成分演变(大气化学)、气候分区等,这些内容并不是地质学家研究的重点,也不是仅从地质学的角度所能解决的,但它们也的确是“地质(时期)气候学”的内容。严格说来,这门“地质学”与“气候学”的边缘学科,应区分为“气候地质学”与“地质气候学”两个分支,前者是通过气候学方法研究地质,后者是通过地质学方法研究气候。但由于这门边缘学科的发展条件所限,目前“地质(时期)气候学”,实际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内容。由于“地质(时期)气候学”是一门牵涉到不同学科专家间的问题,必须由有关专家进行协作才能推动其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把paleoclimatology”译为“地质(时期)气候学”,是地质学家与气候学家间的问题,也需要有关专家的协商,才能解决。5.“综观气象学”、“天气学”与“综观气候学” “综观气象学”这一名词,目前我国气象学界并不广泛流行,所以有陌生之感,其实这个词在国外是十分普遍的,其英文原名为“synoptic meteorology”。因为“synoptic”中的“syn－”表示“综合”,这当然不是任意“综合”,而是有组织的综合,使之有“同步性”及“鸟瞰性分布”资料。而“－optic”表示“观”,合起来,“synoptic”就表示了“综观”。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1987)“综观气象学”条：它是指“将大范围各地区气象台站在同一时刻观测所得的气象资料,填绘在一张空白地图上,进行综观分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同时还配合气象卫星探测资料的分析),然后由此作出天气预报”。可见进行“综观气象学”工作,首先需要各地区气象台站的同时气象资料(即“同步性”),还要将各地资料填绘于天气图上,分析其分布规律(即“综观性”或“鸟瞰性”),目的在于进行天气预报。不具备“同步性”及“鸟瞰性”气象资料,当然也能分析天气、作出预报。例如统计天气分析预报、数值天气预报、单站天气预报、临近预报等等,但它们就不能属于“综观气象学”的范畴。然而,由这些不属于“综观气象学”的办法研究出的天气规律,不能说不属“天气学”的范围。由此可见“天气学”可以包括“综观气象学”的内容,但“综观气象学”仅属“天气学”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天气学”。日本气象学会《学术用语集·气象学编》(文部省,1975),把“synoptic meteorology”译为“总观气象学”。“总”与“综”的意义相近。我国在解放前,也有人主张把原文译为“综观气象学”(目前台湾一般仍用“综观气象学”的名称)。但以后,我国有些“天气学”教材,由于已有称为“统计预报”、“数值预报”、“临近预报”等教材的配合,其内容渐渐以包括“综观气象学”内容为主了,却未能把教材改称为“综观气象学”。我国翻译的“综观气象学”专著,有些也以“天气学”之名出之。1965年《英汉气象学词汇》为了防止将“synoptic meteorology”误认为等同于“天气学”,但又为了迁就习惯,就在此词后配以“天气[图]学”一词。由于方括号内之字有时可删,因而更促使人们将“synoptic meteorology”直接译为“天气学”,(甚至把“synoptic analysis”、“synoptic background”等,译为“天气分析”、“天气背景”而不正确译为“综观天气分析”“综观天气背景”)其实所删掉的“图”字,正是体现“综观(synoptic)”的关键词。“综观气象学”一词出现时,卫星云图尚未出现,现在卫星云图已成为天气预报的一种重要工具。这是一种从人造气象卫星上遥感云场而得,因而既有各地云况的同步(同时)资料,又是云分布的鸟瞰资料,因此它也可属“综观气象学”。但它毕竟与天气图气象学的资料不同,因此卫星云图分析常在进行天气图预报时作为辅助工具,这是“综观气象学”的发展。由于“天气学”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所以天气资料、天气分析方法、天气预报等,也有“综观”与“非综观”的区别,凡“综观资料”其采集方法,也每与“非综观的”有所不同。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其中有建议把“综观气象资料”与“非综观气象资料”译为“天气资料”和“非天气资料”,这未将原文“synoptic”的含义表达出来,因而是不妥的。“非天气资料”事实上仍是指“天气资料”,只是“非综观性”而已。“天气学”的“天气(weather)”一词,属一般生活用语,未出现“天气图”时,已有此称呼。当然那时的“天气”是指“地方性天气”。但在出现“天气图”以后,其意义有所扩充,即仍保有一般生活用法,可表示局地晴雨等情况,也可包括“综观气象学”中的“综观天气”,可见其意义比“综观气象学”要广。近几十年,有“天气气候”一词的出现。但这个名词似嫌笼统些,因为事实上,有两种“天气气候学”,第一种属于综观性的,日本称它为“总观气候学”,它直接译自“synoptic climatology”,可是我国把它译为“天气气候学”。其实如译为“综观气候学”更合适些,因为它是用“综观气象学”的概念研究气候学的。这门学科是1942年由美国贾可布(W.C. Jacobs)所创。另一种“天气气候学”是属于局地性的,系1927年苏联的费道罗夫(E.E.φедоров)所创,他基于“气候是天气的综合”这一概念,在一地局地天气的综合上写出了“综合气候学(Synthetic Climatology)”一书。其实这书名上所说的“综合”与前面所说的“综观”,意义很不相同。它仅综合一地的局地天气,是生活意义上的天气“综合”。而非天气图天气性的“综观”,并无同时性及“鸟瞰性的意义。因此前面贾可布气候学,应称为“综观气候学”,而费道罗夫气候学应称为局地天气综合气候学(local weather syn－thetic climatology)。它们两者都属“天气气候学(weather climatology)”,但研究的方法很不相同,对象气候的空间尺度大有差别,不应混淆。严格说来,“综观气象学”一词使用《中国大百科全书·大气科学卷》上的定义,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是用“综观天气分析预报”的定义来定义“综观气象学”,这个问题并非我国所独有,而是国际气象学界普遍存在的。例如英国气象局1963年出版的麦克英托许(D.H.McIntosh)《气象学辞汇(Meteorological Glossary)》就定义为“为气象学的分支学科,它与用地理图上表达“现在天气”并特别用以预计其未来发展有关”。我们认为这一国际性的看法,虽并不妥当,但在气象科学发展的过去阶段产生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出现了贾可布的“综观气候学”后,就不合适了。因为现在“综观气象学”应当既可包括“综观天气学(synoptic weather science)”,也可包括“综观气候学(synoptic climatology)。而且在“综观天气学”中应包括“天气图气象学”和“卫星天气学”等。为澄清有关“综观”、“天气学”等名词,我们列出了下面的学科名词系统：上述系统中的虚线,表示未列的其它学科,它们大多属于非本文所应涉及的有关学科,但也有代表可能与本文有关的新学科在内。结论概括前面各名词的讨论,可以认为科学名词的改进,都是与学科有新发展有关。学科发展了,使旧名词被改进后的新义所突破,要求创造新名词或改进被突破的旧名词,以适应发展中的新情况。但社会(指使用科学名词的社会,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言,指有关专业的学科;对使用较广泛的名词言,指使用此广泛名词的社会)已习惯于传统名词,心理上尚不能顺利对新创名词或改进后的名词很好适应。在惯性作用下反而觉得新名词有异端性并可能发生“抗药”作用。但是科学名词毕竟要为社会的进展服务,名词与其内涵的不符,毕竟会增加社会利用科学技术的困难,改进科学名词,表面上仅是改善名词与涵义之相应关系,实质上是为了便利社会利用正确科技名词来交流科学思想及技术,更好地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成为现实,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因此合理的新名词或较好的改进后的名词若一时不能得到社会理解,使推广工作不很顺利时,不要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名词改革过程中常有的现象,应不断作耐心解释,争取水到渠成,赢得社会在心理上逐渐适应,在理解上产生共识,但也要有信心于所进行的名词改革,因为社会毕竟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来推动的。名词改革既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且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它必然最终会获得社会的承认和鼓励的。通过上述一系列气象名词讨论的例子,我们一方面理解科学名词的产生、发展、改变都与科学发展有关,而当它一经定名采用,其旧名词的改善、新名词的创立等工作,是否能顺利进行,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在时机合适时,能顺利进行,在时机不利或社会传统因素较强时,进行就不能顺利。当名词理解水平有断层时,还会有倒退的现象,但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新科学名词的增加是不可抑制的。旧名词的更新及其涵义的调整,在一定情况下总是有需要的。对于从事科学名词研究和审定的工作者来说,经常对所从事学科的名词作总体系统的、或各别已有名词的分析,提出一些新的名词改革理论和具体名词改革的见解,反复地科学地阐明其理论和见解,从活跃名词研究和审定工作、促进启发性思维,使对具体的科学名词,通过不同见解的公开讨论,以理服人达到共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讨论是社会对新名词的选用、旧名词的改进,由减少分岐到协商一致,由混乱而趋于共识的过程,这有利于使科学名词研究能更好地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①此问题我在《自然科学术语研究》1985年第1期《定名贴切,方有效益》一文中曾作过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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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求学时候起,就不时读到语言学家停止造新汉字的呼吁。把这当作汉字规范化的大事。汉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以来,汉字开始成为技术标准化关注的对象。现行汉字编码标准基本采取与英文一样的“一字符一码位”方式,造新字就更显得和这种标准格格不入。“停止造新字”看来似乎已是必然趋势。不久前读到石磬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2001年2期,下称石文)。石文以外行人易懂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化学新造字。读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引起了我的许多思考。我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化学家,只是一个长期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的教师,参加过若干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工作。现就汉字标准化与化学新造字有关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关于化学新造字据苏培成先生文(科技术语研究,1999年3期,下称苏文),从清末江南造船局到1964年,化学新造汉字已达647个。1998年1月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又给105～109号元素新造了五个汉字。苏先生正是面对这种无休止造新字的势态发出呼吁的。苏文虽短,但集中反映了语文界的主流观点。这些观点是：“汉字字数繁多,而且数目不定：‘出生不报,死亡不销’。这是造成汉字难学难用的一个主要原因,给我国教育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汉字规范化要求四定,“四定首先是定量”。要实现现代汉字定量,就必须停止造新字,不再复活死字。强调“现代汉语词汇有很强的复音化倾向”。大量使用复音词,便可避免造新字。还建议采用汉语拼音转写科技术语。苏文最后呼吁化学家克服习惯势力的阻挠和抵抗,从中国语文现代化大局出发,停止造新字。石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鲜明地正面论述化学新造汉字必要性、合理性、必然性的文章。他用外行人易懂的具体例子说明：“由于化合物的组成复杂,不用新字会使表达它们的新复合词音节变得很长,很难为大家接受”。“造了新字才使以这些新字组合的复音词化学术语简单、科学、合理”。石文认为汉语新词的规律有复音化和多音词缩合化的两向性,只强调复音化是片面的。石文认为,新化合物种类繁多,层出不穷,对于不断出现的化合物母体,不得已造新字,是不可避免的。石文中上述论述十分自信,但其关于造新字“砆”作为fullerenes的汉字名时,则显得颇为犹豫和无奈。关于计算机外字汉字的计算机处理,首先要用二进制数码表示每个汉字。这就是汉字编码。中国现今应用最广的编码标准是GB2312,颁布于1980年,收录了6763个汉字字符(包括少量非字偏旁)。这6763个以外的汉字,对GB2312就叫集外字,简称外字。计算机字库芯片和有关汉字软件都按技术标准批量生产制作。这批量的规模是数万,数十万,数百万……对这批量生产的计算机,外字都是不能使用的,计算机不认识它们。现今汉字应用软件中,为解决外字问题,提供了补字造字软件。用这种软件造字时,由操作员决定给一个外字什么代码,并具体设计其字形。这种外字处理方式是操作者的个体行为。只有造字者使用的计算机才认识这个外字。在网络环境下,外字无法以代码方式在网上传输交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专用汉字系统(由专项经费支持开发的、带有大量自造外字的)无法上网的原因。这种外字处理方式,对单台计算机,对系统内的若干计算机,主要用于排版打字时,有一定使用价值。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造的计算机外字和集内字仍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至少有：①新补造的字,无法受字形控制符控制。现行造字软件通常只能按一种字体设计字形。你造了个宋体字,在排版时,用控制符让它变成楷体或隶书,都是不行的。只有集内字才可以。②新补造的外字,输入法难于和集内字统一,常常只能用区位数码输入。③补造的外字无法与集内字统一排序处理。④最重要的还是这种文件无法以代码方法与其他计算机交换。可见,这种新造的外字仍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就有许多麻烦要你处理。为了解决GB2312所收汉字不够用的问题,国家后来又相续颁布过几个大字符集编码,收入汉字两万或更多,但外字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多编码并存并用,混乱不统一的问题。化学新造汉字,要考虑音义的合理、贴切,常不得不造出个计算机外字。这种外字尽管可以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同意,尽管可能获得有关部门领导的承认,但只要不被纳入国家技术标准并明令颁布实施,它就仍然是计算机外字。用现行造字软件新造了它,它也依然是三等公民,是私生子,而汉字编码国家标准的修订又远非那么容易。外字难题的由来仅从具体技术上讲,是由于汉字沿用了或误用了适用于英文的编码方式(一字符一码位)和单纯的线性编辑操作。英文是封闭的小字符集,字符数量少而又明确确定。而汉字是开放性大字符集,字符数量庞大而又字无定数,且有不断的造字需求。按“一字符一码位”方式,只能先编码基本汉字,而后扩充,再扩充。这就自然产生了外字问题。人们手写时没有外字问题,是因为手写时可随时拼组出所需要的汉字。这样拼组则是非线性的叠加操作。英文已积累的大量文字软件中基本上都是线性操作。20多年来外字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有许多原因值得分析,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本文无法展开讨论。宏观地或简单地说,这是汉字计算机化处理发展初期,由于进展迅猛和缺少经验,不小心落入了英文之巢窟而难于自拔。回顾汉字问题的历史是有意义的。在农业时代,手工操作是文字处理的主要特征。这期间汉字技术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造纸和印刷术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在工业化时代,二三百年中,文字处理技术的主流是机械化。机械打字和以机械打字为收、发端的电报传讯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普及的文字工具。汉字在机械化面前,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姗姗来迟的汉字机械打字机和汉字四码电报,在与英文的比较中,突出显现了汉字的繁难、笨重、低效,难于普及。这深深刺痛了中国的志士仁人。这个时代又恰巧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境遇的时代。救国图强的中国文化人迁怒于汉字,把改革乃至抛弃汉字当作救国之策。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同年同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不久,走拼音化道路的主张被提出来。而六七十年代英文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此时的汉字肩负着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双重重负,艰难、无望、甚是悲凉。直至80年代 ,仍有语言学家断言,计算机是汉字的最终掘墓人。但历史却出人意料,短短的十余年间汉字竟然神奇地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90年代初中国出版印刷业全面告别铅与火,大批作家、记者换笔潮,表明汉字计算机化初步成功。人们开始明白,文字的技术属性优劣,是个历史性概念。汉字的无法真正机械化和汉字能够自动化、智能化都是历史事实。但二三百年的“山穷水尽”和十余年间的“柳暗花明”,毕竟来得太突然。这神奇的发展初期,除少数成果是政府和有关机构计划支持者外,大量的应该说是有志者自主地,乃至即兴地创造。那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数百种汉字输入法之涌现,真可以看作是汉字复兴大业之开台锣鼓。汉字计算机外字问题是这迅猛发展中的一个具体失误,又由于技术标准的强制性、稳定性,问题的彻底解决就必然有些麻烦。新世纪,是彻底解决外字问题的时候了计算机网络正在中国迅速普及。网络环境下外字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外字无法上网传输。许多花巨资开发的汉字专用系统和相关文献资料成了信息高速路旁的堆积物。外字问题的彻底解决,还将带动其他难题的解决。上个世纪的最后20多年,具汉字功能的计算机实现了从无到有,实现了初步优选和普及。积20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是该实现全汉字完整完满解决的时候了。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这里简要通俗地描述一个可以彻底摆脱外字困扰的技术方案。它是真正适用汉字这种开放性大字符集的。它可以统一处理全部汉字。这里的处理,包括编码表示、字形表示、存储、输入、编辑操作及传输。这里的全部汉字包括已知的所有汉字,和那些可能造出而尚未造出的汉字。它同时应该实现繁简体字一体化处理。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繁简体汉字的不同使用,是政治对立隔绝的历史形成的。而计算机化过程中分别采用了不同编码标准则事实上加强了繁简分立,给汉字统一规范制造了新的障碍。全汉字完整解决方案应实现繁简汉字一体化处理,为统一规范的汉字应用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该方案的具体技术要点如下。1.使用综合编码方案。被编码的汉字字符包括3类。a类为常用汉字(包括繁简体,约数千,占实用字次的95%以上)。b类,为除a类外的其他各种可能的构字部件(偏旁、部首、字根之类)。c类为结构类型控制符(三五十左右)。全部编码字符数千足矣。2.在上述第1条的基础上,在传统字处理线性操作基础上,增加拼组汉字功能。对a,b类汉字字符,直接用单一编码表示、调用。对其他汉字使用如下定义式描述：<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结构类型符>由单个c类字符充当。<汉字字符串>是a类和b类字符组成的串。计算机软件自动地依定义式拼组成单个汉字。下面举例说明。为便于排版,避免另造外字,下面的例子中暂且用黑体的“刂、二、川”表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左中右结构。105～107号元素所选用的三个汉字、、可分别表示为字符串：刂金杜,刂金喜,刂金波。105和107号元素名还可以三分表示：川金木土,川金波。这种情况下,一篇文稿的计算机化文本将有两个：a.源文本,其中直接用<结构类型符><汉字字符串>描述未编码汉字。b.目标文本,其中不再出现定义式。定义式由计算机软件自动拼组化为单个汉字。人工手写的文稿,可以直接写成目标文本,也可以使用定义式。使用者个人随意。3.设计统一的输入法。键盘上对c类的结构类型符逐一分配码位。未编码的汉字即外字,输入码一律是结构类型符打头的键盘符号串。4.字形库分永久性字库和动态字库。永久性字库存已编码字符(包括a,b,c3类)的字形信息。动态字库存按定义式拼组生成的字形信息。为了保证拼组字形的高质量,前述b类字符中可能包括同一个部件有显著差异的不同变体。如部件“木”可有上木(森之上部),下木(梨之下部),左木(树之左部),右木(淋之右部)等。按此法安排,前述b类字符的数量将由数百增至二三千。计算机软件只依靠定义式,无需其他信息便可自动选用相应部件,拼组出符合印刷质量的字形(质量稍差,似亦无防大体。拼组字常只占甚小比例)。只要拼组用部件设计了不同字体(宋、黑、楷、隶等),就可以拼组出相应字体的拼组字。此时的外字字体便可按排版软件中字体控制符变化。拼组字库能显著缩小字库所需存储量。为了减少永久性字库消耗,有人把a类常用汉字字形也用拼组方式形成。本人见到过全拼组式的汉字系统,其印字质量和速度均可满足使用需求。5.仿照王竹溪先生在《部首大字典》首先提出和使用的汉字排序法,可以实现内外字的统一排序。王竹溪先生选取数十个部件称为汉字字母,每个汉字都按规则拆分为汉字字母串(该串即汉字之排序码)。再利用英文词典序相同方式给出汉字排序。外字的排序码由软件按定义式自动生成,和已编码字的排序码相似。6.此种系统中,利用源文本文件,使用拼组定义式的外字以及它和编码字符的任意组合,都可以作为检索单元作检索。7.源文本文件可以上网传输。目标文本可以在任意终端上自动拼组生成。上面描述的方案并非只是笔者的空想。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有多人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实现过,推出过商品化产品。只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功,或未能成为主流方式。与强制性的国家现行技术标准(尽管是陷入ASCII巢窟中的)的不一致是导致恶运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据知,现今某些排版系统内部,如某日报编辑部与全国多个印刷点之间,便采用本文所描述的定义式方式实现异地外字代码的传输。客观地说,ASCII编码体制以及后来的有关汉字标准,并没有公然地、赤裸裸地否定排斥拼组式操作,甚至一直留有拼组活口。最早的ASCII编码国际标准便提到可以用拼组方式生成带附加符号的字母(如头上带双点的U)。现在看来,这活口是英文给它的同宗小兄弟(使用多种附加符号的欧洲拉丁字母系文字)留下的画饼充饥之画饼、望梅止渴之梅果罢了。后来的汉字有关标准所留拼组的活口,则是给汉字用户留下的画饼和望梅而已。但需知,我们忍耐饥渴,等待真正可食之饼,可食之梅的时候,正是有关利益集团大赢其利的黄金时光呀。再说可行性与困难数学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和结构式,乐谱(简谱、五线谱),服装设计图,动画都已成功实现了计算机化处理。其中的非线性叠加拼组操作,无一不比汉字拼组来得复杂多样。各类程序语言和应用软件中,源文件和目标文件的使用已是普遍常规。因而可以相信,上述具拼组功能的全汉字完整处理方案不存在严重技术困难。有人担心,这种系统将给随意滥造汉字提供方便。我想,这不会比现行英文中拼写错更为严重。英文词的打字输入几乎没有限制。英文WORD软件的拼写检查,要在机内存储庞大字典和拼写规则库存。对查出的可能差错以下划绿红线方式提示操作者。前述拼组汉字系统,由于定义式都以结构类型符打头,庞大字典是不需要的,效率只能高,不会更低。有人担心拼写不唯一(如字的二分和三分)会造成检索失误。此类问题不难通过具体规则限制(只要规定最小拆分或最大拆分即可)。至于目标文件视觉长度和源文本不一致则纯属枝节,不足为虑。本人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技术方面,而在于学术思想,管理体制,编码技术标准体制,有关机构、集团的经济利益之权衡和学术领导地位之思虑,等等。另一方面的因素是这种拼组式全汉字系统是否有强烈社会需求。这种社会需求也与广大汉字用户对有关问题的性质、缘由、严重性、解决可能性的认识或知识有关。笔者撰写本文就是想和术语学界、语文学界等有关各界作一沟通交流。如果饥渴尚可忍耐,或饥渴者不众,那便也只有等待了。本文前面提到的拼组式全汉字系统将为汉语文化圈统一规范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把现今被不同编码标准所强化、复杂化了的繁简对立变为繁简一体,混然一炉,使繁简体的使用成为可以由操作者个人选择的平常事。周有光先生在多种场合呼吁,迅速缩小由政治地域等历史原因造成的汉语文不统一(不统一表现为三种汉语文：普通活+简化字的大陆语文,普通话+繁体字的台湾语文,广东话+繁体字的港澳语文)。此项工作需要国家高层决策者的支持。但没有各有关方面专家的理解支持,也不会有国家高层决策者的理解和支持。期待名词委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发挥积极影响。涉及术语用字的几个具体建议①中国术语数据库已经颇具规模。希望有关专家撰文在本刊报告计算机外字实际使用情况(数量,处理方法等)。②石先生关于造“砆”字的思考中,反映了“停止造新字潮流”给命名用字带来的强大限制。希望专家们考虑,假设有了一个方便可用的拼组式汉字系统时,你想造那些字？这些新字对术语的简单科学合理性贡献如何？结语历史已经表明,汉字有悠久的历史和顽强的生命力,汉字有独特的品格和许多优点。汉字确实无法实现真正的机械化,在与英文机械化的较量中是惨痛的失败者。但计算机技术特别是软件技术,为汉字提供了全新舞台。20多年的实践证明汉字对信息化、智能化新技术有极好的适应性。现存的汉字处理中的难题(外字的问题或不能完整表达问题,排序问题,输入法优选问题,字库庞大问题,多编码并存混乱问题,汉字计算机操作训练与汉字基础教育脱节甚至矛盾的问题,……)都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许多问题,恰恰是盲目追随ASCII之误导才造成的。我相信,新世纪汉字的完整、完满的解决方案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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