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以儒融佛与调停朱陆之说评析

马一浮哲学和学术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的易简思想为核心,主张以佛证儒、以儒融佛,以及对宋明儒学的程朱和陆王的理学与心学之间的矛盾提出调停之说.马一浮在对待儒佛的思想关系上,跳出了宋明儒学划定的儒佛壁垒.马一浮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之说,既是宋明思想的延伸,也是对宋明思想的超越.而他的思想的根本方法和出发点是"不分今古,不分汉宋,不分朱陆",表明他要跨越两千年汉宋之争以及数百年朱陆纷争的藩篱,破除历史上的一切宗派门户之见,反映了他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看法,以及关于现代儒学重建或复兴的根本性态度.从他的这种看法及态度中可以得出结论:马一浮阐述的儒家思想虽然十分传统,但是他对于儒家思想的观念和态度包括他的以儒融佛和调停朱陆甚至朱王的思想,却是超越历史的及非常现代的.马一浮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儒学的现代复兴,归根结底,就是要摆脱历史的种种纠葛,放下历史的种种包袱,直接孔孟儒学的真谛.     

马一浮的般若会及其“知性佛学”取向

民国之初,除嘉兴范古农外,浙江佛教居士中对佛学深造有得且影响甚大者,当推寓居杭州的一代儒学宗师马一浮(1883-1967).马一浮不仅于1914年组织了"般若会"这一浙江最早的学佛同好组织,而且还与杭州禅僧密切交往,形成了对中国佛学的独特理解.马一浮的"知性化"学佛取向,透过《大乘起信论》等中国化佛典,关注禅宗、华严宗等中国化佛教宗派的义理析取,设法融入其儒家经学义旨的探求.这一取向,因其过于学理化及个体化,限制了马一浮对佛教实践修持的理解,最终导致他复归于儒家学统.     

独尊六艺,绾经学与心性之学为一途

马一浮先生学识渊博、思想博大精深。他一生以阐释、宏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己任。其主要著述如《论语大义》、《孝经大义》、《观象卮言》、《洪范约义》、《诗教绪论》、《礼教绪论》等,皆为阐释宏扬六经和论语孝经之作,而这些经典是马一浮所指的经部典籍中属于宗经论的经典(其余为释经论部分)。他所著《泰和会语》的主要内容,亦以论证和确立六艺在古代典籍中的至高地位为宗极。由于马一浮对儒学的贡献,被誉为“一代儒宗”,并被归入现代新儒学家之列。同时他又有不同于一般所讲的现代新儒学家的共同特征的地方。一     

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的策略——叶适的一个检讨

今人研判宋儒对佛教的态度不外三种：一是排佛,二是吸佛,三是表面上排佛、背地里吸佛。而叶适认为,宋儒的佛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处理佛教与儒学关系问题的策略,它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望而非之”“尽用其学”“以其意立言”。叶适对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策略的检讨不仅展示了自己思想观念的独特性、健康性和智慧性,而且为理解周孔以后的儒学纯正性、宋儒在整合儒佛关系中的作用及限度、儒学与佛教在宋代新儒学中结合的形式和程度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新编粤剧《目连救母》中佛、儒孝道观的矛盾与融合

中国儒家的孝道观和原始佛教的孝道观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给佛、儒孝道观的融合带来了很大阻碍。最终，佛教依靠它的圆融性，儒家也凭借它的包容性，使两种孝道观相互融合。这种矛盾和融合在目连戏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新编粤剧《目连救母》依旧沿袭了目连戏“孝”的主旨，但是这部戏较其他地方剧种对孝的表现力度更大。其中佛、儒孝道观的矛盾和融合的也体现的更加明显。     

中国藏学论点摘编

论青藏高原天葬的起源与演变轨迹——基于青海省玉树县巴塘乡的田野调查 文章以青海省玉树县巴塘乡的田野调查为依据，结合历史材料全面展现藏区天葬的起源及演变过程，指出今日藏区的天葬与原始野葬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在遗体处理的手法方面更多地继承了苯教的仪轨，但在精神层面更多显示出了佛教所倡导的轮回观。因此，单纯用“苯教教义说”或“佛教教义说”来解释天葬的起源均是片面的。天葬的起源其实是佛苯在高海拔的特殊环境之下互动的结果，提出“佛‘含括’苯的佛苯互动说”，对天葬起源进行了新的解释。（叶远飘，《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浅谈儒、道、佛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

儒、道、佛对中国传统音乐审美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章论述了儒家仁学、道家美学及佛教中的“虚”和“顿悟”对中国传统音乐美学观的影响。     

李翱人性论思想的理论特质（下）——“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的人性论”

李翱对于佛教的态度，既不同于韩愈简单反佛、道，也不同于柳宗元等人只指明反佛、道的方向。他避免了韩柳各自的不足，开辟了第三条途径：援佛、道入儒以反佛、道。李翱在理论上坚持儒家本位，同时大胆借用佛、道的某些方法，吸收佛、道的某些内容，较好地解决了儒佛之间的冲突。     

马一浮伦理思想述要

马一浮先生是我国现代儒学大师,精通儒、释、道三学,学贯中西,一生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儒学为己任。他认为中华学术之根本是六艺,亦即六经。“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甚至“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泰和会语·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而六经的精髓,他以为是心性义理之学。他说:“六艺之教总为德教,六艺之道总为性道”。(《孝经大义》二)“六经所示,皆修德之门,学道之事。”(同上)“六艺之归一于性德”(《洪范约义》)等等。并以这种见解阐释经籍,因而在他的讲学和著述之中,有关道德性命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     

试论鲁智深缘何成佛作祖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的著名人物，他身为和尚却并不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而最终修成正果，似乎不可思议。其实鲁智深的成佛，既有佛教的理论依据，又是由其本身的佛性所决定的。佛教的理论依据如佛家的“禅非坐卧”、“呵佛骂祖”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等思想。而他的“率性而为，不拘小节”、“无性”大境界和“侠骨佛肠”等则是其佛性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