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凌叔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最能体现凌叔华小说创作意义的是她的小说集《花之寺》和《女人》,因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别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时代新女性”,而被称为“新闺秀”小说的代表。不管当初这个称谓是褒是贬,但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凌叔华小说中的闺秀形象有深远的文化意蕴:这些女性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明化育的结果,同时又是人类女性身份中与生俱来的特质的必然结果。     

现代江南市镇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

现代作家对现代江南市镇文化的文学书写,建构了现代江南市镇文学。此类文学中的留守女性形象系列,主要有许钦文小说《疯妇》中的双喜媳妇、许杰小说《大白纸》中的香妹、王鲁彦小说《菊英的出嫁》中的菊英母女和《屋顶下》中的阿芝婶、叶绍钧小说《倪焕之》中的金佩璋等。这些留守女性形象,除了金佩璋为有知识的新型职业女性外,其他都是传统女性,具有浓郁的悲剧性。     

解读凌叔华的小说特色

凌叔华是新月派作家中的小说圣手。早在三十年代已有“闺秀派”之称。其作品娴静温婉、幽雅含蓄，具有淑女风范。本文试图从作家看取生活的角度、叙述的话语方式、叙事风格、结构艺术等方面展开评述，力图解读凌叔华的小说风貌。     

试论凌叔华的短篇小说创作

一凌叔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涌现出来的第一个广东籍女作家,曾被人称为“新闺秀派”的代表作家,与“闺秀派”作家冰心、绿漪,“新女性派”作家沅君、丁玲齐名。钱杏邨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一书中,认为谢冰心、庐隐、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凌叔华、绿漪、白薇、丁玲是中国影响较大的九个女作家,对她们分别作了专题评述。凌叔华原籍广东省番禺县,一九○四年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书香之家。由于凌叔华的父亲在冰京做官,所以她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她幼年曾随母亲回番禺省亲,     

《蚀》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女性形象比较

茅盾在他的小说处女作《蚀》三部曲中刻画了一群个性鲜明的“新女性”形象,文学史上称她们为“时代女性”。丁玲的早期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个“莎菲性格”,她后来的多篇小说人物都是“莎菲型”形象的拓展和延伸。比较分析茅盾的“时代女性”和丁玲的“莎菲型”女性形象,可知：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时代女性”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而莎菲女士是启蒙的个人主义者;在生活的逆境面前,“时代女性”在绝望中求生,莎菲女士却在颓废中耗尽生命;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时代女性”狂热地追逐爱情只为填补内心的空虚,而莎菲女士执着地将灵肉一致的爱情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追求。     

浅析凌叔华作品中的女性自省意识

本文从凌叔华作品中的四种女性人物形象着手,详细阐述了三十年代社会大潮中女性的各种婚恋心理:渴望爱而无所爱的旧式闺秀;从未爱而麻木的旧式太太;勇敢爱而失败的新式闺秀以及得到爱却失落的新式太太.这四种女性形象的婚恋心理告诉我们:无论是新式女性还是旧式女性,拥有一个理想的家是她们共同的心愿.只要这一前提未获改变,女性就永远不会走向真正的解放和独立.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女性群像分析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部分以“国际题材”为创作主题,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叙述技巧上大胆突破常规,开拓了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学领域。亨利·詹姆斯小说代表作品中的女性群像按文化地域分,可以分为美国文化女性形象、欧洲文化女性形象、欧化了的美国女性形象;按人物特性分类,可分为天真无知型女性、高雅型女性、表里不一型女性等。     

不言而言：《红高粱家族》中的莫言形象

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一文认为,莫言在叙述中以自我感觉代替人物说话,作品缺乏思想。郭玉斌、孟祥中等予以了反驳。维诺格拉多夫认为,作者形象是文学作品“思想和修辞的焦点”,作品形象中包含作者对全民语和艺术现实的态度。通过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的作者形象,发现小说通过鲜活的民间语言,不同叙述语层的交织和多样的评价视角,将余占鳌这样一个本属于历史边缘的人推向历史中心,成功塑造了“我奶奶”这样一个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批判了不肖子孙“我”的“种”的退化,凸显了作者对历史及当下的深刻思考。概言之,莫言小说的思想隐藏在其独特的作者形象中。     

沈凤喜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中的女主人公沈凤喜作为生存于中国传统男权社会女性形象的代表，其一生前后时期分别扮演了任人玩弄的物品性天使形象和惨遭弃置后被禁闭的疯女人形象，而这正是作为两性性别对峙中两个男性樊家树与刘德柱对作为女性沈凤喜这种角色的转换与确认。剖解沈凤喜形象可帮助我们解构存在于小说中的男权主义化中心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     

双重扭曲的镜像--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历史演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深刻影响。历史叙事针对女性的“大德”、“大恶”的美学模武强烈制约着演义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定位，使文学叙事丧失了自辟蹊径的能力而沦为史学叙事模武制约下的工具。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成为被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双重扭曲的镜像。     

试论《花之寺》人物关系的叙事模式

本文以凌叔华的《花之寺》人物关系纠葛为基础,勾勒出她人物关系的叙事模式：虚构的三角关系和圆形关系,并对其人物关系叙事模式的定型化探讨了内在的原因：女性作家的心理机制和凌叔华的人生经历。     

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试论凌叔华的小说创作

凌叔华是新文学初期的著名女作家,她与冰心、庐隐一样善于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中观照女性的命运,探寻女性的命题,书写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她把目光对准了那些都市温饱人家和高门巨室中那些温柔端庄的温婉女性,通过对她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人生际遇的描述,揭示了封建家庭影壁、屏风后的生活内幕,讲述＂五四＂妇女运动以外的闺门故事,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生活的一个侧影。     

京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京派小说的性爱写作在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京派作家倾向于传统婚恋观念的批判而对新的伦理观念的建构不足。尊重女性生命主体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内在的价值追求。因此。剥夺女性生命主体性的父权家长主宰的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就成为他们主要的批判对象。京派最有价值的性爱叙述是中国社会在新旧交替的背景之下,性伦理渐变的状况及其尴尬的处境。在京派作家中最具有地域特征的性爱叙事集中在沈从文、师陀和凌叔华的笔下。     

远行与回归——由《雁过藻溪》看张翎晚近的写作姿态

张翎的《雁过藻溪》有着丰富的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作者有着一枝灵动的妙笔，善于以“远行”为背景，细腻地刻画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其次，小说经常讲述时空交错的故事，体现出娴熟的叙事功夫；最后，小说在语言意象和审美趣味方面显示出对汉语文学写作传统的回归与认同，昭示出作者“精神还乡”的写作姿态。     

论张洁女性观的流变

张洁是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开拓者,她在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其笔下女性形象的历时性梳理,特别是通过对其爱情话语的探索、考察,来揭示张洁的女性观,是研究张洁创作倾向与风格演变的一个重要途径。     

繁华散尽皆成空——曾朴与白先勇作品中"妖女人"形象浅析

曾朴笔下的傅彩云与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是中国小说中“妖女人”的两个典型。两人的性格各有特点,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也不相同。傅彩云用自己放荡不羁的行为向男权中心社会挑战,作畸形的反抗,显示了晚清封建道德礼教的崩溃;而尹雪艳代表了死亡之神,为一个即将逝去的时代文化装点门面,其本身并不承担太多道德劝惩的功能。从她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小说中“妖女人”形象因时代风貌的不同而发生的变迁。这些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为我国小说女性人物注入了新的生命因子。     

凌叔华:对儒家宗法文化统治下的女性的观照

作为一位精通中西方文化的女作家，凌叔华对身处儒家宗法文化中的特殊女性群体——大家闺秀的生存处境有着自己深刻的洞察。她的作品通过对大家闺秀们外在和内在两个世界的剖析，表现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儒家宗法文化对女性的深远影响。     

试论凌叔华小说反讽的文体模式

凌叔华从小在大家族里长大,对女性卑微的地位以及情感有更深的了解,通过客观冷静的叙事方式建构了她们矛盾的生存状态,形成其小说反讽模式。这种反讽的矛盾不仅体现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西文化的冲突,也体现在两种冲击下人物自身的矛盾状态。     

物欲的困扰与心灵的挣扎--徐坤城市题材小说论

以往对徐坤小说的研究中,对她创作中所揭示的社会转型期与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商业文化与男权文化境遇中的城市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两个方面论的研究论述比较普遍深入,而对徐坤小说中所揭示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变迁及城市人的异化现象和都市文明病关注、论述甚少,实际上,徐坤小说的背景是城市,因此,徐坤的小说对90年代以来,商品经济大潮中城市人面临的价值观的变迁、物欲的困扰和精神的异化及现代城市文明病等也有切身的感受,并在其创作中有独特的思考与文学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