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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物学快速发展,相关文献浩如烟海,新生术语层出不穷。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拓展,生物学术语的中外文(主要是中英文)对照研究也越发显得重要。“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不仅成为生物学术语产生的旺盛源泉,而且也对生物学术语的研究提出了更多、更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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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Prion是美国科学家S.B.Prusiner发现的一种新病原物,并因此获得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几年来此词的中文名一直比较混乱,本刊在此栏目中对其展开讨论。我们欢迎有关学科的读者参与书面讨论,在适当的时候全国名词委将召开研审会,确定其规范名。一、Prion的提出、定义及相关术语Prion的概念由美国加州大学神经病学家Stanley B.Prusiner(斯坦利·普鲁西纳)于1982年4月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首次提出。他在研究与疯牛病(牛海绵状脑病,BSE)有关的一种人类大脑疾病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致病因子,命名为prion。他的该项研究荣获1997年度诺贝尔医学奖。Prion来源于英文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le。该项研究诞生了一系列相关的词语,有：prion(1982《Science》)[1];prion protein(PrP)(1982《Biochemistry》)[2];prion disease(1984《Scientific American》)[3];PrP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PrPSc(1986《Cell》、《Proc Natl Acad Sci USA》)[4,5];以及PrP27～30[6]、prion rod等。普鲁西纳给有关术语所下定义为[7]：prions是不含核酸的蛋白质性的感染粒子(Prions are defined as proteinaceous infectious particals that lack nucleic acid.)。PrPC是细胞prion蛋白(PrPC is the cellular prion protein.)。PrPSc是可致病的prion蛋白异构体(PrPSc is the pathologic isoform.)。二、Prion已有的中文译名由于该项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国内一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给prion的中文译名较为混乱。如有：朊病毒、朊蛋白、毒蛋白、蛋白病毒、蛋白粒子、蛋白感染粒子、蛋白侵染因子、感染(性)蛋白子、锯蛋白等,以及音译名称普恩蛋白、普里安、普利昂、泼里昂、普赖子。前期中应用较多的译名为“朊病毒”。据考查,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译名曾被列入《病毒名称》一书中。有关prion的译名情况参见表1。三、有关讨论与中文译名的变迁1987年出版的《病毒名称(第二版)》已收有prion,列入附录Ⅲ“病毒和亚病毒的部分术语”中,译为“朊病毒(感染性蛋白质)”。1996年《生命的化学》第6期中廉德君将其译为“蛋白粒子”;此后该刊在1997年4期上即有张友尚的文章对此提出讨论,认为“在其他报刊中也有称之为锯蛋白的。在prion发现的初期,曹天钦先生曾建议译为朊病毒”。张友尚也同意将其译为朊病毒;该刊1998年2期贲昆龙等又认为其他译名不妥,建议中文译名为蛋白传染子,或者将音与义结合,译为普赖子。《实用传染病学》(李梦东主编,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年4月)将prion译为朊毒体,与此相关的疾病译为朊毒体病。《参考消息》从1997年10月开始介绍此项研究时用了“朊病毒”这一名称,并一直沿用了很长时间,如1999年5月29日还用“朊病毒造成致命失眠症”为题发表文章;但到1999年10月16日,在“法国科学家预言21世纪疾病”一文中已改称“感染性蛋白子”。《医学与哲学》一书中傅杰青、禹宽平的系列文章主张用“感染蛋白子”。[8]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所有译名中,初期以“朊病毒”的影响最大,连《科学通报》也用了“朊病毒”。后来,由于研究已明确阐明prion并非病毒(其结构较病毒更为简单,不含DNA和RNA),用“朊病毒”来表述prion明显是不合适的,所以“朊病毒”一词必遭淘汰无疑！部分学者在注意到该点后,已试图用其他词语代替应用较广的“朊病毒”。如《实用传染病学》、《医学与哲学》、《参考消息》、《中国中医药报》。在研究阐明prion有正常型和致病型两种之后,prion本身所表达的意义也有所变迁。所以,在其中文名称中出现“传染(感染)”或“毒”的意义也显得并不确切。可以说prion目前仍没有确切的、令人满意的中文译名！笔者认为很有必要重新给出规范性的命名。四、关于prion中文译名的建议由于prion是一种新的致病因子,因此其译名应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已有的致病因子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最好能用两三个字来表达)。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译名应当确切(能体现出其蛋白质的本质);译名应具有新颖性(可创用新词,体现出这是一新的研究领域);译名应当简洁(便于作为一个词素来应用,方便这一新学科一系列复合性新术语的构词)。根据以上原则,以及笔者对该项研究较长时间的关注和思考,建议将prion译为“普朊”。此为音译加意译,简洁明白。理由如下：(1)prion与蛋白质的关系已经阐明,笔者对用“朊”代表蛋白质的作法表示赞赏,可以使译名具有简洁的特点。(2)prion提出的早期,普鲁西纳认为它是有致病性的,故称其为“感染性的……”。但后来的研究简明,PrP有正常的(PrPC)和致病的(PrPSc)两种不同的形式,因此产生了“一种蛋白,两种构型”的论断。但这在命名学上产生了逻辑矛盾。[8]因为正常型是没有致病性的,谈何有感染性？所以我们在命名prion时,不必受其原有的限制。故将prion的词头音译为“普”字。将prion整个词语译作“普朊”。“朊”之发音与prion之后半部分亦极为接近。这是一种巧合。(3)prion与proteinaceous、Prusiner的词头都是p,译作“普朊”暗含有普鲁西纳中文名称的首字,这更是一种巧合。(4)“普朊”的命名可以使该领域产生的一系列新术语也变得简洁明了,符合这一门新学科的需要。试译如下：prion——普朊;prion protein(PrP)——普朊蛋白;PrPC——正常型普朊蛋白;PrPSc——致病型普朊蛋白;prion disease——普朊病;PrP27～30——分子量为(27～30)千道尔顿的普朊蛋白;prion rod——普朊小体。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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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医学微生物学存在一些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文章就沙门氏菌属、耶尔森氏菌属、埃希氏菌属、志贺氏菌属、奈瑟氏菌属、布鲁氏菌属、克雷伯氏菌属、立克次氏体属、芽孢杆菌属、枝原体属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革兰氏染色、革兰氏阳性菌、细菌芽孢、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病原生物学”等微生物学术语,进行了研讨和提议。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是微生物学(microbiology)的一个分支,其汉译科技术语本应与微生物学科的科技术语[1-4]相一致,但在笔者所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经常被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不统一[5-7]所困扰。譬如,编写《医学微生物学》教科书,为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制定医学微生物学科考试大纲以及每年参加执业医师考试命审题等,医学出版机构所要求使用的汉译科技术语经常与微生物学出版物所载名称不一致,深深体会到将科技术语的汉译名称进行统一,使之标准化,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就医学微生物学某些有争议的汉译科技术语名称,与学术界同行们进行商榷。一 关于汉译名称中“氏”的正确使用汉字“氏”的使用中注明,“在学有专长的人的姓或姓名后面加‘氏’表示尊重”[8]。微生物学中有不少为纪念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以其姓氏或姓名命名的科技术语,在细菌名称中尤为多见。[2-7]还有不少微生物名称是以团体名称或首次发现地名命名,例如军团菌属(Legionella)、汉滩病毒(Hantaan virus)、汉城病毒(Seoul virus)、辛诺柏病毒(Sin Nombre virus)、马尔堡病毒(Marburg virus)、扎伊尔埃博拉病毒(Zaire Ebola virus)、辛德比斯病毒(Sindbis virus)等。[2-7]基于上述理由,凡是以学者姓氏或姓名命名的微生物学科技术语,均应采用姓氏或姓名后加“氏”的汉译名称为宜。例如Salmonella是纪念美国细菌学家D.E.Salmon命名的菌属名,众所周知,Salmon(沙门)是西方人名D.E.Salmon中的家族名(family name),即相当于国人的姓,故Salmonella应汉译为沙门氏菌属[1-6],不应译为沙门菌属[7]。同理,Yersinia是纪念法国细菌学家A.J.E.Yersin(耶尔森)于1894年首次从鼠疫患者体内成功分离该菌而命名为耶尔森氏菌属[2-6],也不应译为耶尔森菌属或耶氏菌属[7]。其他还有埃希氏菌属(Escherichia)、志贺氏菌属(Shigella)、奈瑟氏菌属(Neisseria)、布鲁氏菌属(Brucella)、克雷伯氏菌属(Klebsiella)、巴斯德氏菌属(Pasteurella)、鲍特氏菌属(Bordetella)、弗朗西斯氏菌属(Francisella)、立克次氏体属(Rickettsia)、考克斯氏体属(Coxiella)、巴尔通氏体属(Bartonella)等菌属名称,肥达氏试验(Widal test ,Widal’s test)、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Gram’s stain)、革兰氏阳性菌(Gram-positive bacteria)等术语[1-6],均已是约定俗成且长期被广泛使用的科技术语,没有必要去掉“氏”,再启用一批新的汉译名称[7],以免与以地名或团体名称命名的汉译术语相混淆。二 考证“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bacterial spore含义为某些细菌在不利条件下,于“菌体内形成具有多层膜包绕的圆形或卵圆形小体”,形如真菌的厚膜孢子(chamydospore),且可“发芽,形成新的菌体”[6-7],故汉译名称为细菌芽孢(bacterial spore),简称芽孢(spore)是合理的。在细菌分类中和细菌学的大量出版物中,芽孢(spore)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例如芽孢杆菌科(Bacillaceae)、芽孢杆菌属(Bacillus)、无芽孢杆菌(nonsporing rods)、蜡样芽孢杆菌(Bacillus cereus)、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肉毒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botulinum)、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 tetani)、炭疽芽孢杆菌(Bacillus anthracis)等。[1-4,6]因此,不需要另造细菌“芽胞”一词[5,7]之必要性。三 支原体属还是枝原体属有些医学微生物学出版物中将Mycoplasma译为支原体属[5,7]。按照对Mycoplasma词义解释,为“没有细胞壁能形成丝状与分枝状”[6-7]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种属,理应汉译为枝原体属(Mycoplasma)[2-4,6],而不应汉译为支原体属[5,7]。正如Mycobacterium因“繁殖时有分枝生长趋势”,汉译为分枝杆菌属(Mycobacterium)[2-7],而不译为分支杆菌属。四 传染性“非典”与SARS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简称“非典”,是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引起的大叶肺炎相对应的间质性肺炎。在2002年之前,已知引起“非典”的病原体主要有4类,即(1)肺炎衣原体(Chlamydia pneumoniae)即TWAR衣原体;(2)肺炎枝原体(Mycoplasma pneumoniae);(3)嗜肺军团菌(Legionella pneumophila);(4)病毒,包括①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②冠状病毒(coronavirus)等。这些病原体引起的“非典”均有一定的传染性,故均可称作传染性非典。2002年11月—2003年6月,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或地区曾突发另一种合并呼吸衰竭的严重非典型肺炎,其临床特点为急剧发生弥漫性肺炎及呼吸衰竭,较过去由已知的病毒、嗜肺军团菌、枝原体及衣原体所引起的非典型肺炎严重得多。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卡洛·多尔巴尼(Carlo Urbani)博士于2003年3月16日将其命名为serious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为SARS。其后多尔巴尼博士在越南不幸被感染SARS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科学研究先驱,WHO正式采用他所命名的SARS病名,并将稍后发现的该病病原体——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ronavirus,简称SARS-Cov。唯有我国一直沿用2003年春临时称“传染性非典”的病名,并将其写入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届第十一次会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样极易造成与一般“非典”相混淆,传染性非典不全是SARS,SARS仅仅是传染性非典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为了与世界接轨,建议应将中国独有的“传染性非典”名称更名为国际通用的SARS病名,正如AIDS已被直译为艾滋病,不必再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病名。五 质疑“病原生物学”一词“病原生物学”一词已载入中国学科目录,近年来全国新设不少病原生物学系或教研室、病原生物学硕士学位及博士学位授予点,甚至有《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原名《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2006年2月易名,为中国核心期刊)和《病原生物学》教科书等。中国组创病原生物学学科的初衷是将医学微生物学(medical microbiology)与医学寄生虫学(medical parasitology)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但实际上这种划分不妥。就医学微生物学而言,它不仅研究致病的微生物,还研究对人类健康有益的微生物即人体正常微生物群(normal flora),显然用“病原”一词不恰当。再就生物学(biology)而言,动物、植物和微生物都算生物,生物学的研究范围很广。病原生物学是中国独创的术语,虽然可英文直译为pathogen biology,但在外文专业书刊中从未发现过这个词汇,也无此书名刊名的外文科技书刊。目前国外教材或学术专著,除个别英文原著Medical Microbiology中包含医学寄生虫学内容外,均将医学微生物学与医学寄生虫学分别出版。故建议废除“病原生物学”学科名称,取而代之应恢复医学微生物学与寄生虫学(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学科名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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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科技术语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之一。当前,审定与统一我国科技术语,对于“四化”建设,特别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我国科技名词术语的审定与统一工作,首先就应研究什么是术语(term),术语有哪些特性。近年来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1－23〕,我们这里也想就此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一.“术语”一词的定义对于什么是术语,说法很多,但大体上可分为从语言学角度和从术语学角度两个方面对术语一词进行定义.从语言学角度对术语进行的解释有：1.术语是“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严格规定的意义”〔24〕。2.“术语是科学技术中的特殊用语,属于行业语的范畴”〔25〕。3.术语“指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有专门意义的词项”〔26〕。4.术语是“在专业语言中具有精确的单一意义的词,即使出现在习惯用语中,也与其专业方面的用法相同”〔27〕。5.“术语是某一特定专业中使用的单义词,即使出现在其他专业的用语中或日常语言中,它基本上仍能保持其专业意义”〔18〕。6.“术语是词,它在专业与科学领域中用作具有一定意义的系统地约束的标记”〔27〕从术语学角度对术语一词进行的定义有：1.“所谓术语在本质上就是索绪尔(F.de Saussure)所定义的语言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语言统一体”〔28〕。2.术语“为精确表达概念和表明特定对象而形成(采纳、借用等)的专用(科学、技术等)语言的词或词组”〔27〕。3.术语为“一致的、列举的专门名词或有一定结构的(分类学的)可定义名词,并毫无歧义地表达一个概念”〔27〕。4.术语为“精确地指明一个特殊科学概念的词或词组”〔27〕。5.术语是“表示一个概念的单词或词组”〔27〕。6.术语就是在一定的主题范围内(某一学科),为标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而确定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一般术语和复合术语)”〔1〕。7.“科学技术术语是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2〕。8.“科技名词术语是科学概念的语言符号”〔16〕。9.“术语系由能指与所指组成的语言符号”〔28〕。10.“术语是概念的名称”〔29〕。以上列举的这些定义或解释,对什么是术语,从语言特性或科学内涵角度做了阐述,它们彼此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虽然有的不见得贴切,如认为“精确地表达概念”,则不符实际,但都可称之为一家之谈。我们认为,根据术语学理论,术语则是给概念订的名,所以术语一词的中文简明表达应为：术语是概念的命名。二.术语一词的公式表达加拿大术语学家隆多(Gay Rondeau)教授在其所著《术语学概论》〔28〕一书中,把术语与名称、概念间关系用一公式表达,即：就是说术语是与概念和名称两者有关的词。用上述表达式可以把术语与概念和名称三方面形象地表示出来。但正如苏联科学院科技术语委员会主席西弗洛夫(V.V.Siforov)教授指出的,这一表达会产生歧义,可能会使人误解为是一个商,即术语等于名称被概念除。也会使人误解为术语与概念成反比。为了克服上述缺陷,我们仿照数学上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对上述表达式做些修改,提出如下形式：T=D(N)即术语T等于由概念N确定的名称D。三.关于术语的特性术语具有哪些特性？以什么标准来审定术语？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已开展不少研究,我委员会办公室制订的名词审定细则对此亦有论述,但这些文献见解不尽相同〔1,4,5,12,21,28〕。我们认为我国科技术语的订名应体现：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在审定科技术语时,还要考虑其现实性。1.科学性就是从科学概念出发,准确反映所指事物特征,根据概念的全部特征来掌握事物的内涵,借以做出确切的定义和订出“名符其义”的术语。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科技术语中,无论是由我国自己创造的术语如石油、火箭、印刷、天于、地支、二十四节气等,还是意译外国的科技术语,如激光、衍射、电视、电脑等,大都从“名符其义”出发,即从其本身科学概念出发,也就是从其科学性出发,来订名的。科学性这一条是科技术语订名的总原则,在订新的术语名和审定旧的术语时,都应认真贯彻这一条。2.系统性就是在一个学科、以至相关领域中,术语不是孤立的、随机的,而是一个合乎分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说术语的系统性包括三个方面：(1)学科概念体系,即分类框架;(2)术语订名的逻辑相关性;(3)术语的构词能力。每个学科在收词、审定和公布时,都应首先注意到术语的分类框架问题,否则就不好确定所收的词是不是基本词和是否收得全面〔30〕。而且如分类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各部分收词重复,以及有的术语不知放在哪部分为好等问题。电子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分五个专业组收词：即：第一组通信及电子系统;第二组电子元件、材料与仪器;第三组电子物理与器件;第四组电子学基础理论;第五组共用技术与交叉、边缘科学。这样分类虽也能覆盖全部电子学术语领域,但我们觉得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系统性不够强,未按学科概念体系来分;二是各部分术语有重复,不便统一安排。鉴于此,我们建议电子学名词术语应按从基础理论到元、器件与材料、工艺,再到整机、应用,这样的顺序适当划分和编排各子学科,并按相关概念排列各子学科中的术语。3.单义性就是术语是单一的、专用的,理论上讲任何一个概念只能有一个专门固定的术语,即“一词一义”,这样才能确切表达意思,避免发生歧义。以前国民党时期度量衡局把长度、重量和面积单位都叫公分,就是违反术语单义性的明显例子〔31〕。但有些时候要求各学科的所有术语都一词一义是难能做到的,必要时可允许同一概念在不同学科有不同术语。例如高分子、大分子;电势、电位;电子计算机、电脑;淬火、猝灭等。这样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精神,不但不影响统一,而且有利于统一,否则硬性规定各学科都叫一个术语很难行得通,倒不利于术语统一和审定的术语的权威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第37委员会秘书加林斯基(Ch.Galinsky)先生亦主张这样〔32〕。4.简明性是指术语简单明了,尽可能简短,但又不应简化到人们不好看懂。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在术语的订名上很注意这点,真是“一词之立,旬月踌躇”。如熵、点阵、阻尼、电话等术语就是范例。在这个意义下,我们认为半导体中的碰撞雪崩渡越时间二极管简化订为崩越二极管为好,俘获等离子雪崩触发渡越二极管简化订为俘越二极管为好,场效应晶体管宜简化订为场效晶体管或场效管,因为这样简化也很清楚明了。而金属一氧化物一半导体则不宜简化为金氧半,因为不易被人理解,且易误解。5.中文特性是指术语订名要体现汉语表意文字特点,要“望文生义”,一看有中国味〔20〕。而且符合汉字发展规律。要采用通用汉字,不要用生僻字和造新字。基于此,我们认为“激光”这个术语就比“莱塞”好,“电话”就比“德律风”好,“化学”比“舍密”好,“电动机”比“马达”好,“电子管”比“真空管”好,“收音机”比“无线电”好。现代通用汉字已能完全表达各种科学概念、承载各种科学信息,没有必要造新字,否则汉字不是愈来愈简化,而是愈来愈多、愈复杂,增加使用者的负担,不利于发展科技、文化事业。现代汉语多向双音节词发展,术语订名时也要充分发挥这一点。如“彩色电视机”这一术语,有趋势变成“彩电”,“电子计算机”被“电脑”代替(或并存),“用户电报”(电报挂号)变为“电传”等。6.国际性就是指术语订名要尽可能采用国际通用的术语和符号,由中文译成的外文要与外文术语的本来概念一致,这样才有利于国际学术交流、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和发展国际贸易。这里我们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些国际上通行的缩略语,我们可直接采用来作为我国科技术语,勿需一定要订成复杂的汉名(有的很不好定名)。如D NA(脱氧核糖核酸),MOS(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T(计算机断层成像),CAD(计算机辅助设计),BASIC(语言),FORTRAN(语言)等。为了避免有人不认识,可在文章开头处括号注出其中文全名,以后就直接用缩写词。当然,这样的缩写术语不宜太多,只应选用一些用途广泛的,否则会违背我国科技术语订名的其他特性,而难被人们所接受。7.在审定现有的科技术语时,除了应考虑上面几项术语应具有的特性之外,还要考虑到它的现实性,即考虑其使用情况。如该术语确属“名不符义”,而又使用时间不长、范围不广,则可按上述几点对其“正名”,重新订出新名。而如该术语虽不太“名符其义”,但已使用很久,应用范围很广,大家都已用惯了,即已“约定俗成”了,则应继续延用,而不宜轻易改动,否则会不利统一、引起新的混乱。“熊猫”、“机器人”、“机械运动”等术语就属此例。当今信息时代新概念层出不穷,为概念订名的术语也会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术语的特性和术语的审定,都要不断地深入、发展和提高。所以我们认为要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观察和研究术语及其特性问题,即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探索术语学中的问题,从而使我国术语学研究不断开拓前进,越来越兴旺、发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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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prion 的中译名，兼论“朊”字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为了能给prion这一外文术语确切的中文译名,学术界多年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2008年4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生物学三个分支学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协调会议上,prion的定名仍然是一个热点,观点分歧较大。笔者作为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在此再次阐述我们的观点,同时,对“朊”字进行申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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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给prion这一外文术语确切的中文译名，学术界多年来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2008年4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生物学三个分支学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协调会议上，prion的定名仍然是一个热点，观点分歧较大。笔者作为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委员，在此再次阐述我们的观点，同时，对“朊”字进行申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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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工作中,遇到了与hierarchy一词(以及hierarchial)对应的科学概念及其汉语定名问题〔1〕。在翻译ISO/DIS 704《术语学原则与方法》〔2〕,制定术语的原则与方法〔3〕,翻译与术语学有关的文章〔4,5,6〕等,亦均遇到与hierar－chy一词有关的汉语术语定名问题,如hierarchical system,hierarchical relation等。所以这个词在术语学中是一个重要术语,其汉语定名应当力求定得妥切,以便统一运用,有助于我国科技术语的审定和术语学的发展。二、hierarchy一词在不同领域中有不同的涵义,并有不同的定名。在宗教僧侣范畴,意为分成等级的僧侣统治集团〔7〕。在人事、行政领域,指的是等级制度〔〕。在计算机科学方面订为层次或分级〔8,9〕。在机器翻译领域,订其为层次〔10〕。在语言学领域,订其为层级〔11〕。亦有文献将其订为隶属,hierarchical relation订为隶属关系〔2,3〕.在科技情报学中,有的将其订为等级结构〔12〕。加拿大TERMIUM术语库检索hierarchy一词,得到如下对应三个学科的三种定义〔13〕：1.学科领域：行政机构、社团结构定义：是从最高权威到最低层的一种长官系列。2.学科领域：社会组织定义：是一种常以金字塔形排列的正规组织系统、其中每级或层的功能和活动从属于其上一级或层的系统。3.学科领域：系统分析(信息处理)、人工智能定义：是一种其组分按一特定规律排列成从属的分层分级结构。我们根据上面三种定义,可分别给出中文定名为：等级系列(简称等级),隶属系统(简称隶属)和层级结构(简称层级)。术语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其中有些术语的汉语定名尚属草创和需妥善确定阶段,hierarchy以及与它有关词的汉语定名,就属一例,这些词应当通过研究、讨论,订好其汉语术语。三、在术语学中hierarchy一词的汉语术语订为什么才合适呢？这首先要从其表征的概念来看。术语学中的概念系统,分为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不同层次,每个层次中可有多个同位概念。属种关系、整体部分关系,就是这样结构。以半导体科学为例,则有：类似这样的分层、分级的概念系统(框架),就是hierarchy,其汉语定名为什么才合适呢？1.不宜订为等级系统。这是因为它虽有级之分,但无等之别。2.不宜订为隶属系统(隶属关系)。虽然它有分类学中下位概念从属于上位概念的含意,但不同于行政、人事上的隶属关系;而且隶属只表达出纵向的关系,不能表达横向的关系,概念所在的层次不能说是哪个隶属。3.称之为分级,虽有一定道理,但系统中“第几层”代之以“第几级”,似不太妥。4.称之为层次,虽是一个较好的定名,但层次一词,社会上用得较广,有时已超出术语学中的涵义。而且stratification常定名为“层次”,所以hierarchy亦不宜订为层次。5.我们认为hierarchy在术语学中应订为“层级”,hierarchica1应订为“层级的”,hierarchical system应订为“层级系统”,hierarchical relation应订为“层级关系”这是我们经过对各种定名的研讨,向有关专家学者请教,以及考虑术语的特性,得出的结果〔14－16〕。“层级”这个术语,表达了概念系统中三维立体的分级分层特征,而且可以称某个概念是在该概念系统中的第几层级,表达了概念的内涵,故符合科学性;它在概念系统中与其他有关术语能配合很好,且能派生出适当的术语,故符合系统性;“层级”的意义是单一的,不会与其他术语混淆,故具有“单义性”;而且简明和符合汉语“顾名思义”特性;与之对应的外文是hierarchy,概念完全一致,故符合“国际性”;而且我国语言学界已用了这个术语,术语学与语言学是密切相关的,对应一个概念术语一致,是完全应该的,故从“现实性”考虑订为“层级”,也是可行的。四、通过对hierarchy及与其有关术语定名的研讨,使我们对汉语科技术语的特性,又有了新的认识。即制定新的汉语科技术语,除了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单义性、简明性、中文特性和国际性,审定存在的科技术语还要考虑其现实性之外,还要注意到“科技语体特性”。所谓术语的科技语体特性,是指在订自然科学术语时,遣词用字要尽量使术语是中性的、纯概念的〔17〕,而且平实、严谨、雅致〔18〕。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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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张景岳在《类经》中提出“情志九气”,后“情志”一词在中医学中获得广泛运用。这一术语虽有被译作“emotion”的先例,却不如心理学和生理学术语“情绪”译为emotion有据可查。文章欲通过“情志”与“情绪”二词比较,为“情志”英译提供支撑之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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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术语的汉字学基础汉字、汉语是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明的瑰宝,是东方灿烂文化的象征,这一优秀文字善于表达深邃的哲理概念。远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与论坛中留下了精辟记载;善于表达或发掘深沉细腻的情感,历代诗词歌赋中,蕴藏着生动的蓄意和叙情;善于记述和传播精确微妙的知识内容,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记载有大量而丰富的古代科学技术知识,显示着中国古代学者们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内涵。根据西安附近发掘西周古都镐京出土文物判定,中国文字始于黄帝时代(距今4500－5000年)〔1〕。关于汉字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古代称之为“小学”,清代末称之为“文字学”;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称之为“汉字学”。其分类有历史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以及外族汉字学三大类。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汉字学系列、汉语、汉字的形、音、义,汉字计量、汉字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编码,传声技术以及汉字的信息值等〔2〕。现代科技术语虽然系应用术语学的独立分支,而从学科体系来说,应归属于现代汉字学系列之中。这就是说,研究我国科技术语,包括翻译活动中的术语创译法,都要建立在汉字学的基本知识之上,确切反映所指事物内涵,才能做到信、达、雅的高标准。这正是我国术语及其翻译的优良传统所在。众所周知,相当一部分科技术语源于翻译活动,我国翻译活动,最早始于西周,秦代出期现了最早的翻译机构——译场〔3〕;汉代佛经传入中国,翻译事业大兴。桓灵之世就有著名翻译家安世高、支,东吴的支谦、西晋的竺法护等〔4〕都可说是精通古汉语,几乎都可称之为六朝的文学大家〔4〕;唐代达到繁盛时期,以玄奘(602－664)之《大唐西域记》为代表。他们训释清晰,用字巧妙,充分反映出所指概念的内涵,达到比较高超的翻译水平。明代徐光启(1562－1633)在翻译《几何原本》时,以他文采素质,根据原文含意,释订出反映数学的一套汉字数学名词,至今尚在沿用,诸如：点、线、面、直角、钝角、锐角、多边形、四边形等;此外,李之藻(1565－1670)、徐寿(1818－1884),李善兰(1810－1882),华蘅芳(1823－1902)等〔5〕,他们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以及应用科学方面,以他们高超的中国古汉语、古文字学的素养,按照汉语、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借助外国汉学家的口述(他们之中,几乎都不懂外语),确切地译定出我国早期,表达古代科学内涵的科技术语,有许多术语还是创译而延续至今。试举几个例子,以作探讨。“化学”一词的翻译,据科学史专家们的考证〔6〕,最早源于阿拉伯语al－kimiya,而语源却从中国炼金术传入,演变而成,阿拉伯语kim,从读音上很接近中国金字,al是阿拉伯语的冠词,因此,把al－kimiya,作为“金液学”,其语源来自中国金丹术衍生而成。中国炼金术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逐渐转化欧洲语词Al－chimy,衍生法语Chimie,德语Chimie,英语Chemistry。1.关于“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早有袁翰青〔7〕教授、潘吉星教授〔6〕专文讨论,最早是在18世纪中叶,从欧洲,以译音方式传入,当时译为“舍密”,像1788年出版的《葛氏舍密》,1827年出版的《苏氏舍密》,而最有影响的要算是1857年出版的《舍密开宗》。而“化学”一词的翻译和使用据考证：大约在1857年英国汉学家伟烈力亚(Wylie Alexander,1815－1887)主编《六合丛谈》中正式使用,在这以前,英词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on,Alexander,1829－1890),在编纂《格物探原)中,曾试译汉语“化学”一词。相继才有《化学分原》(1872)《化学指南》(1873),到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和徐寿(1818－1884)翻译出版《化学鉴原》才更为普遍使用“化学”一词。过去一段时间内,国内有些学者误认为“化学”一词是由日本转译而来,这是应予以纠正的,从1967年日本学者坂口正男发表的《关于“舍密开宗”的化学命名法》一文中,明确地表明“化学”一词是由中国传入日本。2.“地质”一词也有同样的误传,众所周知欧洲文字“Geology”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中世纪的拉丁文为geologiam,欧洲文艺复兴时演变为geologia,都不是现代地质学的概念,18世纪出版的《英语词典》(1755年)中解释为“地球的总学说,地球的状态和性质的知识”;1779年瑞士学者索修尔(Horace Benedct de Saussure,1740－1799)在《阿尔卑斯山旅行记》一书中,首次使用“geology”一词来表达近代地质学的科学概念〔8〕。而汉字“地质”一词,据李鄂荣教授的考证〔9〕,认为是1852年英国伦敦会教士慕维廉(Muichead William,1822－1900),用汉文撰字的《地理全志》上,正式使用和创译。《地理全志》共为上下两编,下编第一卷,即为“地质论”,其中“地质志”一节,即为阐述地质学近代概念的篇章。文中写道：“察地之土分文、质、政三等……,所谓质者,即地质之意,系地球之形质、以至盘石……,地层的层系及其中所载生物草木之遗迹,海底之变迁等”。这之前都以地学,金石等代表地质学概念。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地质界一般都认为,汉字“地质”一词,源于1903年鲁迅以索子笔名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为来源,由于当时鲁迅是在日本留学,故而认为是从日本转译而来;1983年日本弘文堂出版的《科学技术史事典》中,“地质学”条目中,仍说：“把geology译为“地质学”是日本人箕作阮甫所创,这是应该纠正的;70年代末,一个日本代表团访华时,在一次有中国地质学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上,一位日本学者曾表明汉字‘地质’一词是从中国引进,在1859年日本引进了《地理全志》一书,同时提及该书下编之“地质论”之“地质志”一节,并说该书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传播地质学知识起过启蒙作用。3.“植物”一词,古籍中早有出现,而代表近代植物学概念的术语,要首推1847年李善兰和韦廉臣编译的《植物学》〔10〕,这本书是很据英国植物学家林德莱(John Lindley,1799－1865)著《植物学纲要》(Element of Botany),最早把“Botany”创译为“植物学”。1867年才在日本翻刻,1875年译成日文,为日本所采用。在这以前日本学者将“Botanica”译成植学,诸如宇田川榕1835年发表的《植学启原》,1870年的《植学译签》以及1875年小野职悫的《植学浅解》等,在日本也有的学者把Botanica按音释译成“勃太尼加”,诸如1922年宇田川榕庵译成“菩多尼词经”〔11〕。4.“物理”一词,我国在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览冥训》中就出现有“物理”一词,文中说：“夫燧之取火于日,慈石引铁,蟹之败漆,葵之乡(向)日,虽有明智,弗能然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晋代(265－420年)杨泉曾有《物理论》,宋代理学家朱熹(1130－1200)常以“物之至理”而论,明末清初方以智(1611－1671年)有《物理小识》一书;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1－1528年)有格物致知之说,清代格致学,有包含物理学、化学之概括;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1582－1649年)撰写《西学凡》一书时,把Physics,按音译译成汉语“费西伽”直到1900年才正式创译“物理学”一词〔12〕。值得提及的是1868年建立了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这在中国翻译史,特别是科技翻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据资料统计该馆从1868－1909年共翻译西方科技图书176种,创译了大量科技术语,广泛地传播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5〕。甲午战争后,清代学者掀起戊戌变法,研究西学形成热潮,维新派以严复(1853－1921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翻译西方论著,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起了重要桥梁作用。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并创译了一批科技术语,给科技翻译建立起信、达、雅的原则,成为科技翻译的典范,至今仍奉为经典,广泛使用,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作用。辛亥革命前后,在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思潮中,科技翻译活动日趋增多,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实用科学各个领域,科技术语也就日趋增多。老一辈科学家汉字学知识丰富、深邃,根据汉字的规律和特点,创译了一大批令人信服的科技术语,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启蒙与桥梁作用〔3.5〕。根据中国科技发展的特点,许多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概念,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翻译引进而来,科技术语的审定,包括了翻译活动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科技术语审定的历史,也是科技翻译活动中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十分重视科技术语的规范与统一,在1950年初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截至60年代,已公布、出版各学科名词术语百余种,这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进行学术交流创造了前题。1981－1985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报告,并任命了著名原子能物理学家钱三强为主任委员,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现已成立各学科名词审定委员会40余个,并审定出版、公布各学科名词术语20余部。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通过几年的艰苦的工作,在以汉语为基础的科技术语审定方面,建立起具有独特汉字系统的术语审定、翻译、命名的原则和方法,丰富了应用术语学的理论基础,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术语学体系做出了努力〔13〕。新中国成立之后,坚持运用以汉字学、汉语语音学知识来命名、审定物理学名词的学者,应首推北京大学王竹溪教授,他根据汉字表意、表形的特点,汲取汉字、汉语的精华,几十年如一日审定、翻译了令人赞赏的大量物理学名词,成为我国老一辈科学家掌握汉字、汉语知识的典范。把物理学名词译为汉语,这除了要准确表达物理学内容,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大家易懂、易读、易记。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至今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授物理学,相比之下,我国科学家把科学名词一一译成汉语并最后加以审定,实在是对中国科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汉语的一大贡献〔14〕。诸如“激光(laser)、衍射(diffraction)”等。显示出汉字表形、表意、指事、会意的特点,真使人“望文生意”。做到了根据事物本质特征及属性,从概念做出术语的定义,反映出代表所指事物的内涵概念和外延的综合。二、汉字、汉语及其术语的强大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日趋增长,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21世纪经济发展集团化的趋势下,亚洲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东南亚经济圈正在形成过程中,严格来说这个地区共同文化遗产——汉字,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威力。全世界有文字的语言约150种〔15〕,其中有12种主要语言,占总人口的60%。根据语言谱系分析,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汉语的人口约为14亿之众,占世界54亿人口的26%,形成了广阔的汉语地区,有的学者称之为汉字文化圈,几乎与世界英语圈15亿人相当〔16〕。汉字也是唯一保存象形文字演化系列的文字系统,经历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楷的演化过程,具有6000－7000年的悠久历史。就是当代世界经济走向集团化的21世纪,汉字汉语同样更是璀璨辉煌、更具强大生命力。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汉字是科学、易学、智能型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17〕,许多学者、知名人士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讲演中,对汉字、汉语在世界上地位和影响,做了崇高的估价和远见卓识的展望。1.香港知名人士、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是汉文化的根,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同时在他受聘担任港事顾问前夕,他提出的第一条建言,“香港应当提倡学习中国的普通话。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汉字,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18〕。2.汉字现代化研究所、北京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以及汉字汉语学家袁晓园教授在会上宣称：“21世纪将是汉语、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19〕。3.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说：“以前有人认为计算机是汉字、汉语的掘墓者、汉字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汉字不仅输入计算机,而且速度比拉丁字母快”〔19〕。事实正像钱伟长教授所指,近年来从500多种汉字编码设计方案中,反映出汉字具有传递信息量大的特点,解决了汉字不能进入计算机的危机;事实表明,计算机汉字编码技术的应用,给科技术语检索,以及术语数据库的建立创造了优越的先决条件。(1)杭州大学外语系吴洁敏教授的突破性的成就——汉语节奏规律提出了系统地论证。他认为：“汉语节奏周期的三种组合模式——往复型、四环型和对立型”,并总结归纳出汉语有“音顿律、长短律、重轻律等7种节奏形式,认为“在一个语言链上套叠的节奏层次越多,形式越丰富,则声音越美”〔20〕。(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物理学教授程贞一提出：“汉字、汉语特别适应于声音与计算机联络,因为汉字是单声调语言,比拼音语言中声段更具保真能力,语言信号可迅速地进行频谱分析;汉字形象千姿百态,具方形矩阵空间,蕴含各种不同的信息密度,有利于技术上模拟形辨别,进行信息输入与检索;汉字的逻辑结合与现代科学逻辑如出一辙,它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科技术语和表达科技思想方面,具有多向发展的蘖生能力和无限的表现能力;在方法的选择上,可采用拼音法、拼形法、代码法等多种方法,加上汉字词汇没有形态变化,更适宜调汇编码,输入速率极高”〔21〕。实事证明：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不仅没有酿成汉字、汉语的衰落,汉字编码的优势,有力地否定了所谓“掘墓者”的论断。恰恰相反,拥有占世界四分之一强人口的汉字、汉语文化圈,更显着汉文化瑰宝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世界文化圈的影响。汉字计算机编码的发明,是汉字和现代电子学结合的创举,许多专家说,“汉字进入信息时代,其意义不亚于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在这次国际性的优秀文字学术座谈会上,人大常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学者费孝通、雷洁琼、张友渔等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本石井勋博士以他三十年从教的实践,得出：日本幼儿用日语学习汉字“较日文假名易学”、“愈早学习汉字效果愈佳”的结论。在会上还披露：一部反映汉字科学性的《神奇的汉字》专题电视片(四集)已拍摄完成。此外,为了推动全国汉语汉字的理论研究,进一步阐述汉语汉字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由晓园语文与文化科技研究所和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在首都北京共同召开“汉语、汉字学术讨论会(1992.8.7－1992.8.9)。来自国内外83位专家学者就两大论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22〕：第一,关于汉语汉字特点的基本理论向题主要有：汉语与汉字的关系,汉语的功能,汉字的功能以及汉字的价值量问题;第二,关于汉字的发展前途主要包括：汉字发展的科学化,汉字规范化、标准化、汉字的心理、历史、政治等多学科研究,以及汉字的卫生学问题。众所周知,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表意性优秀文字,历史最悠久,是建立在标识原理(logographic principle)之上。汉字本身形象如画,形意融合,可从直观形体上把握符号所标识的概念意义,可以说是以形见意,能诱发刺激人的思维,产生意念,更易激发其人的情趣,产生创造性思维;加之有象可征,有意可寻;易于形成人类认识过程的符号集群,给人提供完整认识事物、辨别事物,以及认识世界的建构模式〔23〕。中国科技术语自古以来,都是用来正确标识科学技术以及生产、生活各种概念的符号集群,显示着古代科学家的创造性思维产物,具有明显的专业性、科学性、简明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反映中国科技概念的术语,早已有了独特的体系,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命名原则与方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就明确提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给出定义”。对圆、方、平、直、端都给出内涵定义。中国科技术语的结构,主要是按照汉字、汉语的规律构成,体现出了汉字、汉语表意性的特点。大部分术语都是由单音节或双音节构成,简明扼要,而蓄意深切。汉字、汉语一词一字都能确切地反映出所指事物概念的分化原则,从形、声、意方面都能清晰地分辨出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不同和差异,表达出事物各自的特征和专属性。但也应该认识到,汉字有难认、难记、难写、难读的弱点,尤其是对西方人来说,方块字及读四声确实难度很大,在普及上有一定局限,进而也影响了国际上的文化和学术交流。根据最近语音学家和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的研究,发现汉字单音节、方块形体,是直观性文字,有人提出过于直观,影响人们认识过程的思维深化。汉字编码,由于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理论研究,在编码的方法上尚无统一规范和标准,呈现有一定混乱现象,值得有关部门加以管理〔24〕。尽管如此,从全世界不断持续高涨学汉语的热潮这个侧面,充分反映出汉字、汉语的强大生命力。据1988年台湾《光华》杂志刊载陈雅玲文章《东风吹遍世界——全球学华语热》〔25〕这份材料统计：目前在全世界非华裔人口中,正在学中文的学生已超过10万人,设有中文课程的国家有60多个,其中巴黎第三大学的中文系共有学生1800名,是世界上最大、系统学习汉语的专门机构;当时的联邦德国约2000名大学生申请学习中文;从1985－1986年两年翻了两番,从4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增加到20余所;日本大阪外语学院中文系入学分数,远远超过英文系,一段时间内,日本学习汉文、汉语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大批知识界以喜爱汉字书法为高雅嗜好;美国设有中文课的高中约有130所,大学则有486所,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中文系,也是全美最大的学系。美国学华语热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形成第一波浪潮,卡特政府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使这股热潮掀起第二波,有200所高等学校创办汉语学专业,或中文系,进修汉语学生达1.3万人;1993年中美首脑西雅图会晤,预计将掀起这股热潮的第三波浪。加拿大近年来特别注重中文教育,其实是看中与太平洋盆地的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等发展贸易;夏威夷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李英哲说：纽约的许多犹太人,不惜昂贵的学费进修中文,认为这对未来自己的事业会有助益。世界“汉语热”在199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反映出更新的趋势〔26〕。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已有60多国、1000多所各类学校创办了汉语课或中文系。美国纽约教育局决定从1992年开始,将汉语列为所有初中、高中和大学正式教授的第二种外国语;美国还成立有“中国语文教师协会”并创办有专门学报,显示美国的汉语教师队伍的力量。日本在校学生中上汉语课的约有10万人,日本广播协会举办汉语教学节目已有20年历史,通过电视、广播等形式学习汉语者可达百万之众。新加坡把汉语定为官方使用的语言之一,大力推广汉语。1986年成立了“华文教学研究会”,推广华语教学;政府还专门成立有标准汉语教学委员会,并决定从幼儿园开始就进行汉语教学〔26〕。我国为适应世界“汉语热”,前两年的资料表明,已在60多所高等院校专为外国留学生开设汉语教学课程,进行汉文化教学。根据韩国《中央日报》1992年8月28日报导：“韩国大学中文系门庭若市,企业争聘中文人才”,三星和金星企业招聘人才,懂汉语为第一个条件。现时,除建国大学中文系外,其它单科大学也有许多学生进修中文课程;该报1993年10月25日发表成均馆大学李大垠教授专文《汉字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因素》〔16〕中提及“现在在地球上使用汉字的人口,大约有14亿人”,他在文中提出质疑说：“只使用谚文(韩文)能够充实我们的文字生活吗？……能够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吗？……能够进行专门学问研究吗？从我的专业(经济学)来看,我想强调指出,在我们文字生活中,只用谚文是不行的。”文中最后说：“不久前,我们几位教授自动地组织了‘鼓励使用汉字教授会’。我们认为,现在专用谚文的趋势不仅使国民甚至使大学生也会成为汉字文盲。这样就难以进行专门研究和高水平教育,所以我们希望首先在大学掀起使用汉字的新风”。总之,随着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亚洲经济圈、东南亚、东北亚经济圈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现代化的魅力,将不断激发着“汉语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三、两岸科技术语的统一趋势我国是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发祥地,如果说,现在地球上使用汉字人口为14亿的话,我国就占11亿,还有我国台湾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在汉字文化圈内占据着重要地位。汉字、汉语的标准化,尤其是科技术语的翻译和统一,更是举足轻重。因而,首先必须是两岸同宗同源的汉字、汉语的规范化和统一化,才能发挥汉字、汉语以及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两岸术语,特别是翻译引进的术语缺乏相互交流,译法不同,诺如association,在遗传学上我们大陆译为联合,而台湾则译为配对,interference,大陆译为干涉,台湾译作干扰,outbreeding,大陆译为杂交繁殖,台湾则译为异交,restitution,大陆译为重建,台湾则译为复合作用等,大家已熟知的激光与雷射,计算机与电脑,硬盘与硬碟等,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趋频繁,两岸学者对术语翻译及统一、交流已以不同方式开展了合作与研究：1.1991年6月初台湾省电脑公会联合会理事长林宣宏,接受福建省计算机学会的邀请,在参加第三届“全国”文学处理研讨会期间,已与该省“信息中心”达成共识,计划建立两岸电脑术语对照表,促进两岸信息交流中术语的统一〔27〕。双方在讨论中,碓认为两岸电脑术语,在翻译成汉语时很不相同,诸如computer,台湾译成电脑,大陆译作计算机,台湾译为硬碟,大陆则译为硬盘,台湾的印表机,大陆则译成打印机,记忆容量单位大陆译为兆,台湾直接用两字首的英文字母缩写成M.K,因而在两岸信息交流和学术交流中造成语言障碍,故双方决定：首先对两岸常用计算机(电脑)术语制成对照表,创造条件进行讨论,达到统一〔27〕。2.1991年8月份海峡两岸汉字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海峡两岸汉字学术交流会,会上有40余学者报名发言,其内容涉及两岸汉字研究现状和主要成果,中国文字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汉字的整理与汉字量化研究,汉字的独特书法艺术,汉字教学及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问题〔28〕。3.1992年11月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邀请以张存浩教授为首的7位大陆著名科学家访问台湾,以及他本人的访问大陆,开辟了相隔40余年两岸学者间的相互交流与“学术对话”,在彼此访问期间,都发现两岸在“学术对话”和交流中涉及术语上的差别,特别是翻译汉字的不同,影响交流。像《台湾联合报》1992年6月11日报导说：“来访的7位大陆科学家分别与台湾的同行展开‘学术对话’〔29〕。学者们表示,在科学上虽然两岸隔离40年,有些科学名词两岸不同,但科学还是最共通的语言”。该报报导华中一代表在介绍大陆发展的分子电子材料时说：两岸电子学的汉字译名有很大的不同,像台湾的“积体电路”,在大陆为“集成电路”,这是因为在两岸不交流的三四十年,正是电子学发展最快的时期,以致译名各行其是;相对地,那时物理学的变化较少,所以两岸在这方面的专业名词就比较接近。4.1992年7月2日台湾“文建会”通过了推动研究两岸文字统一与加强文化资产保存发扬工作的五年计划,先着重两岸用语、译名、字形、音译等调查研究,再经由两岸文化交流而讨论彼此差异,寻求统一方案”〔30〕(台湾联合报)。5.1992年8月31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北京科学会堂共同研讨术语学与术语标准化,籍以统一专业术语,弘扬民族文化。两岸学者共同认为,当前两岸使用的术语有相当部分不相同,或完全不相同,这给两岸学术交流造成颇大不便,特别影响了相互的信息和学术思想的交流,故而引起两岸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讨论中,两岸学者共同希望,积极开展汉字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促进两岸学者的合作,拟订两岸术语交流、协调与统一计划,使汉字术语系统早日规范化、标准化,扩大汉字、汉语地区,以及国际术语标准化的影响,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31〕。6.1993年举行了“汪辜会谈”〔31〕,在发表共同协议中提出了“探讨海峡两岸科技名词的统一”问题,全国名词委作为对口单位,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7.“汪辜会谈”共同协议公布后,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所属各学科分委员会通过不同渠道,开展广泛联系。诸如1993年11月两岸的物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赵凯华(北京大学教授)、王亢沛(台湾大学教授)共同研讨两岸物理学名词时,提出两岸物理学名词“约有20%是不同的,不少是科学家译名上的差异。”最后商定“准备海峡两岸双方和香港地区,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物理学家共同研究、讨论,为统一物理学名词而努力。这碓是一个良好的开端〔32〕。由此表明,当前汉字、汉语,及以其为特征的科技术语的研讨与统一、协调,不仅反映出了海峡两岸、港澳学人的多年愿望,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组成部分。只有尽快地协调统一、规范化,才能使汉字、汉语以及科技术语翻译,在亚洲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起到应起的重要作用,并为建立以汉字为特征的现代应用术语学体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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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文针对“老龄”（ageing）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汉语“龄”字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是表示“年龄”的“专有名词”;其次,老龄一词的使用从衰老生物学扩大到老年学研究领域,反映出学科发展的史实;另外,“老龄”一词符合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基本原则,已被学术界、语言文字学专家和官方文件广泛接受;最后,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习惯性命名原则和“龄”字的汉语特点,“ageing”可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1.问题的提出近10年来,《中国老年学杂志》副主编张雨林教授等学者4次撰文[1～4],就ageing一词的汉译问题提出异议,认为“ageing可译为‘老化’、‘年老’、‘增龄’、‘衰老’或‘老年’”[2],但不应译为“老龄”和“老龄化”[3]。理由是：其一,“‘老龄’属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硬造’之词”,至今未得到以《辞海》等辞书为代表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认可[3];其二,由于“老龄”等同于“老年”,如将ageing译为“老龄”或“老龄化”,会导致“老年”等于“老龄化”的误解,容易造成逻辑混乱[4]。因此,张雨林等教授提出,ageing译为“老龄”属“误译”[1,3],“‘老龄’一词应废止”[3～4]。由于现代老年学的许多名词术语主要来自于英语,在汉译过程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科技术语的规范化工作,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5]。老年学术语的规范化讨论对本学科的发展也很有裨益。因此,笔者愿就“老龄”一词的废止问题提出管见,兼向张雨林等教授请教。“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老龄”一词是如何产生的,二是它是否符合汉语科技术语的定名原则,三是它是否可能废止。说到“老龄”,恐怕首先要弄清“龄”字是如何以及何时造出来的。“年”与“龄”字是否同义等问题。2.“龄”字的形成年代、语义及其与“年”字的比较由于现代汉语中常以“年龄”并称,很多人便以为“年”与“龄”这两个汉字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是一种误解。2.1 “龄”字的形成年代与语义“龄”字大约形成于东汉(25～220)后期,比“年”字的出现至少晚了1200多年——据古籍记载,起码在西周(前1046～前771)时就有了“年”字。按,据北宋·徐铉《说文新附》和南宋·娄机《汉隶字原》等两部文字学书考证,甲骨文中只有“令”字,直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前后的《鲁峻碑》拓文中,才见到“令”旁加“齿”的“龄”字,于是推断：“龄”字为汉人所造[6]。龄的本义从齿,读“令”音：“龄……从齿,令声”[7]。齿是开始的意思,也指代年龄——据说年幼的马匹一年长出一颗牙齿,故以齿计算其年岁(《谷梁传·僖公二年》),进而指代人的年纪,如某人自谦虚度年华,就说自己是“徒增马齿”。古人还认为齿是长寿的象征,称老年人齿落更生是“寿征”(《尔雅·释诂》)。齿还有重视之义,如从周朝开始,朝廷赠手杖给70岁以上的老人,称为“尚齿”,所赠手杖称为“齿杖”(《周礼·秋官》)。以礼待人称为“齿遇”(《世说新语·贤媛》),等等。在“龄”字出现之前,纪年单位中已经有了岁、祀、年、载等字：“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尔雅·释天》)。但上述汉字中的纪年概念都是其引申义,如岁指岁星即木星,祀指祭祀,年指谷物丰收——“年”的本义从“禾”,读音从“千”[7]。千禾,就是大丰收：“年,谷孰(熟)也”[7],甲骨文中的“年”字就像一个沉重的麦穗低着头(见表1)。载通才字,指草木初生。只有“龄”字的本义即指年龄：“龄,年龄也”(《玉篇·齿部》)。龄字的出现,在文字学上,使汉字中岁数的表示方法从“普通名词”进化到“专有名词”;在文化学上,是儒家孝文化张扬的结果,尤其是与西汉武帝(前156～前87)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尊老敬老为时尚的社会风气有关。龄字的引申义为年限或(已经过的)年数[6],如工龄、教龄,党龄、团龄、婚龄、育龄等。现代生物学上,以龄为单位划分某些动植物生长期中的阶段,如“幼龄”、“青龄”、“老龄”、“成龄”等就是在这个语义概念上的外延。2.2 “龄”与“年”字的比较2.2.1 “龄”与“年”字的通用性“龄”与“年”字仅仅在岁数或寿命这个语义上是相通的。古代文献中以“龄”代“年”或“年”、“龄”混用的例子很常见,以医学文献为例,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同一卷书中以“延年”、“延龄”并列(《千金翼方》卷十二·养性·养老大例第三),清代宫廷秘方“龟龄集”、“延年丸”、“保命延龄丸”等,其中的“年”与“龄”字,语义均相通。“年龄”一词与“肥胖”词组类似,实际上都是由同义语组词而成。2.2.2 “龄”与“年”字的差异性从汉语语言学角度看,年”与“龄”字除本义不同外,在引申义和语感上都有差异。如前所述,“年”的本义指谷物丰收,“年”的时间概念是根据农作物生长周期的循环而逐步认识的,它反映出古代农耕社会的生活习俗。“年”字的引申义较多,除了作为时间单位如平年、闰年、天文学上的恒星年、回归年、年点、交点年等,还可当年节、命运、帝王年号、姓氏讲,另外,科举时代同年考中者也可互称年兄、年弟。作为“岁数、年纪”讲,只是年的引申义之一[8～9]。“年”还有一个读音为ning(去声),是侫的假借字,即巧言善辩之意。现代汉语中已很少这种用法了。相比较而言,“龄”字仅“年龄”一个含义,非常单纯。从语感上讲,“年”字除有丰硕、庄重感外,在民俗学上还有“鬼魅”之意,“过年”的原始意义实际上是避鬼邪[10]。而“龄”字中表意部分的“齿”字,则给人一种生命鲜活变化的动态感觉。古代常见用齿发的情况来表示人类年龄的变化,如《黄帝内经》中以“齿(乳牙)更发长”来形容儿童期(八岁),以“真牙(智齿)生而长极”代表“二八”的青壮年期,用“发堕齿槁”表示“五八”中年已至,而“齿发去”则说明进入“八八”六十四岁以后的老年期了(《素问·上古天真论》)。为了便于理解与对照,下将“年”与“龄”字出现的年代、本义和引申义列表如下(见表1)：由表1可知,除岁数这个含义外,两字的其他语义都不能相互替代,否则就听着别扭,不像汉语了,如“过年”不能说成“过龄”,“工龄”不宜讲成“工年”,等等。3. 讨论3.1 “老龄”一词的产生与使用语言从来就处于变动不居中,语言文字的生命力也正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古代文献中确无“老龄”一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龄字形成较晚,笔画较多,不易书写,宋代以前印刷术不发达,故文献中连“老年”一词都少见,多以“老人”代称;二是龄从齿义,齿字本身就有长寿的含义。如古语有“齿危发秀”即鹤发童颜说,危,指高,齿危即高龄,类似的说法还有“寿享遐龄”等。诚如张雨林等教授所言,“老龄”一词作为术语,最早是由衰老生物学引入学术界的[2]。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老龄”一词的外延扩大,由动植物生命周期指称人口结构的增龄性变化。“老龄”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恰好反映出老年学由研究个体老化逐渐过渡到群体老化、由自然科学发展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史实或历程。1982年,中国参加联合国“老龄问题世界大会(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中文作为官方语言,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中国自维也纳会议后出版的会议文件到成立老龄问题委员会以及1995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老龄协会,都一直沿用“老龄”一词,至此以后,“老龄”一词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东汉后期带“齿”字偏旁的“龄”字的创造以及现代汉语中“老龄”一词的普及使用,都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生命活力,应当视为一种进步。3.2 “老龄”一词是否应当废止？“老龄”一词究竟是否应该废止,当以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衡量。这些原则包括单义性、科学性、系统性、简明性、习惯性、民族性(中文特性)、国际性和学术性等八个方面[5,11]。科技术语定名的各种要求中,科学性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所谓“科学性”,即定名时应按科学概念的内涵来定出规范的名词,使其“名符其义”[5]。ageing一词的原义是年龄或“岁”,可作为动词的现在进行时,也可作为名词使用。ageing一词作为名词是日历年龄的变动或增龄,其外延有“使衰老”、“使老化”、“使成熟”、“使变陈旧”和“衰老”等意[12]。“老龄”一词恰恰保持了“年龄”、“增龄”、和“日历年龄”等含义,而“老年”一词则显示不出这种变化的语感。所谓“单义性”,是指科技名词应是单一的、专用的,一个名词只对应一个概念,即“一词一义”或“一义一词”[5]。而“老年”一词,在古代汉语中除指老迈之年即老年人(old age)外,也解释为“多年以前”(a long time ago),如俗语“老年间”[6]。可见,“老年”一词不是单义词。而“龄”和“老龄”的字义相对单一,只有年龄和增龄的含义。术语的定名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以便于国际间学术交流。如前所述,80年代起,联合国在发表的中文会议名称和会议文件中都将ageing译作“老龄”,日本则一直采用音译和汉译两种,汉译为“高龄者”[13]或“高龄化”[14]。汉语“老龄”一词的广泛使用,无疑是受到不同文明间交流日益加深、加快的影响。由此可见,笔者认为,“老龄”一词似乎没有被废止的理由。3.3 “老龄”一词是否可能被废止？新词的使用非人力所能强迫。笔者通过google在因特网上检索了一下,“老龄”出现185000条,“老龄化”出现144000条,虽稍逊于“老年”的出现频率(207000条),也足可说明“老龄”一词的普及程度及其鲜活生命力。近几年来,“老龄”一词也日益为我国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界所接受和认可。据笔者的不完全检索,从1997年至2004年的8年间,由出版过《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过《辞源》的商务印书馆以及在语言文字出版业享有信誉的语文出版社、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单位出版,由学术机构或知名语言学家主编(编著)的6部辞典中,都“名正言顺”地同时收录了“老龄”和“老年”系列词条。如表2所示。尤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辞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辞典》,1997年5月、2002年8月和11月先后共计出版了3个版本。这3个版本都收录了“老龄”和“老年”。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双语本中,不仅收录了“老龄”一词,还与英语ageing对应翻译。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随着新学科、新概念的层出不穷,新名词也会不断涌现。但语言如同流水,也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老龄”一词经过多年应用,目前已经“登堂入室”,普及成汉语的常用语汇,难以人力阻止。3.4 ageing译文的商榷张雨林等教授认为,ageing是从动词age派生而来,是动态词,因此不应译成纯粹的静态名词“老年”或“老龄”[3～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同意中国老年学学会前会长、著名人口学家邬沧萍教授的观点,即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在生物学界,可译为“老化”;在老年学研究领域,“老龄化”比“老化”更达意和准确[15]。邬沧萍教授在著作中从5个方面论证了ageing译为“老龄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但对为何“ageing译为‘老年’值得推敲”这点,没有展开论述。笔者认为,除了“老年”一词没有体现出ageing的动名词特点外,还在于“老年”一词的多义性,不符合汉语科技术语定名原则中的单义性原则。从这个意义上看,将ageing译为“老龄化”更贴切,比“老年”更达意、更准确。老龄化即人口老龄化,系是指总体人口年龄结构中,老年人口所占比例相对增高的一种趋势[16]。“老年”的概念则体现不出这种趋势或态势,相比较而言,“老龄”比“老年”更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民族性。另外,根据科技术语“单一性”原则规定,对“一词多义”的名词,在特殊情况下可保留一个同义词[5]。鉴于“龄”字的语感特点及其概念内涵,将ageing同时译为“老龄”和“老龄化”并不违背汉语科技术语定名的上述原则,同时,也兼顾到了“习惯性(即约定俗成)”的定名原则。(本文经中国老年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教授审阅,并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特此致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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