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词派”辨

临桂词派是晚清重要的词学流派，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称之为“疆村派”者，有将其归为“常州词派”者。其实，无论在词学理论还是成员组织上王鹏运都是该词派的领袖，所谓的“疆村派”只是临桂词派在后期的衍变；临桂词派在词学主张上与常州词派已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可归为一派。     

临桂之外 卓然一家——文廷式词论抉微

文廷式在晚清词坛异军特起,独树一帜。其词作追步苏辛的风格为历来词论家所认同。近来一些论词者将文廷式划归为临桂词派,然而根据文氏具体的的词学宗尚、创作风格来看,文氏论词力斥柔靡,济以豪宕并反对时人斤斤计较于音律;在创作上,他主张步武苏辛,多元并融,其词学宗尚与以"清季四大家"为中坚的临桂词派迥然相异,自成一家。     

况周颐及其《粤西词见》——兼论《粤西词见》和《花间集》编排体例的相似性

况周颐编有词选《粤西词见》，是广西词有总集之始，在广西词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且词选名为“词见”有两重含义，除了看见之外，还含有对广西词史和词人的见解之意，况周颐编选粤西词人词作，是用《粤西词见》来追溯临桂词派兴盛的原因，向世人展示地方词学实绩，传播粤西词人词作。此词选本大致上先按词人时代、辈分顺序，其中又约略再按科甲、仕宦之先后，诸生、布衣等编次，闺秀列于最后，体例有致。这是继承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的编排体例，但是坚持了况周颐自己的选词标准。     

《梅里词缉》读后──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

《梅里词缉》读后──兼论梅里词派及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吴熊和《梅里词缉》，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薛廷文原辑，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冯登府重编。浙江图书馆藏有冯氏稿本，针有“登府私印”、“柳圩东畔渔师”、“小长芦旧史冯氏手校”、“老去填词”、“竹乡亲”、...     

清代广西词人群体简述

在清代各地词学集团中,粤西词人应该受到重视。随着地方文化的发展进步和清季词学的中兴,清代粤西词家也逐渐增多,不但有清末四大词人之王鹏运和况周颐,且产生了浔州词派、柳州词派、梧州词派和平乐词派以及成就最大、影响播及全国的临桂词派等词人群体,还有一些女性词人也为粤西词史添上了绚烂多姿的一笔。     

王鹏运早期词事考辨

王鹏运作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和临桂词派的领军人物,其早期词学活动情况却隐晦不彰,且时见言人人殊。在原有常见材料的基础上,收集王鹏运所遗稿本所收诗词及其词友词作相关材料,对王鹏运早年在京城参加觅句堂唱和、中书词人唱和及在大梁参加诗词唱和的情况进行深入考察,勾勒出一代词人成长的较为明晰的轮廓。     

粤西士人的诗学理论——“粤西士人研究”之六

粤西士人尤其是清代粤西士人在诗学评论上多有放眼全国之举，如临桂况澄、藤县苏时学、灵川朱龄诸人都有论诗作品。粤西士人又多论本域诗人之作，能切合其身世概括其特点，最著名的如临桂廖鼎声《拙学论诗绝句》一百九十八首。古代粤西士人多有提出诗学理想者，如五代时七星山道士石仲元提出“象丽而言达”，平南袁钰（醴庭）提出“气平心自平”，苍梧钟琳提出显示真性灵，等。清末临桂词派“重、拙、大”的词学理论达全国最高水平。而从外籍士人在粤西创作的诗歌的“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粤西这片土地给予诗歌创作多么大的滋润。     

《曝书亭词》略论

朱彝尊是清代的词学大师,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词派——浙西词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作家,其流风余韵,绵延将及百年之久。陈廷焯说:“词至国初,直追两宋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为冠。”谭献也指出:“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行,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之七八。”这两段话,扼要地评述了朱彝尊在清代词坛的地位和影响。     

岭南词人倪鸿及其《花阴写梦词》

倪鸿是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生活于清代道光至光绪时期,系晚清粤西重要词人,传世有一卷《花阴写梦词》,收录词作48首。他寓居、游宦广东三十余年,其词的创作地点以岭南为主,故其词作富有浓郁的岭南风韵。倪鸿创作有纪游词、咏物词、题画词、酬赠词等,描绘粤东的风景名胜,赋颂南国物产,表现南疆人文。倪鸿填词取法浙西词派,瓣香姜夔、张炎,词风清空豪旷。《花阴写梦词》产生于独特的岭南,体现了近代岭南文学的繁盛,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征。     

郑文焯词对姜夔词的接受——以《樵风乐府》为例

南宋词人姜夔的词在清代的命运可谓非比寻常,先由浙西词派的推尊,形成“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而后的常州词派则对其大加贬斥。郑文焯是常州词派后期“变革型”的一位词人,他变革的其中一点就是学习姜夔的词。其词无论从题材内容,还是艺术特色,均可见对姜夔词的接受之迹。     

论宋元之际风雅词派的居所词

宋元之际风雅词派居所词的兴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与宋元之际园林艺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士人的尚雅心理起着关键作用；咏物词的发展使然等等。宋元之际风雅词派词人描写的居所主要有故居、现居、友人居。居所词都包含着风雅词人独特的生活理念和审美情趣，他们以清幽为主要特征的居住环境的喜好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对“清”和“雅”的艺术追求存在一致性。     

江西词派研究述评

五代南唐冯延已，打破了晚唐五代“花间派”香软温润的词风，宋初晏殊、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点，使词更加蕴含深远，为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了开先河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江西词派．     

《蕙风词话》初探

在晚清词坛上,广西临桂出现了两个有名的词家,一个是王鹏运,一个就是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生,号蕙风,光绪举人,官内阁中书)。王、况与郑文焯、朱孝臧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而王、况又被称为“临桂派”,叶恭绰说他们“堀起天南,各树旗鼓”。二人同时在京做官,一起切磋词艺,王鹏运以词作和选篇《四印斋所刻词》著称于世,况周颐以《蕙风词话》名扬遐迩,可以说为八桂儿女赢得了声誉。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可谓数十种清词话中的“双     

历代词论中的东坡论

历代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评论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词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要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历史形成的 漫长曲折，我们的民族同样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能力。     

中国古典词论中的东坡论

中国古典词论中对于苏东坡词的评价,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审美观照发展历程的一束折影。两宋时期,由持论各异到褒扬之声占主流地位;南宋末暨金源,显露出词派论评端倪,有“豪放”并驾“婉约”曲体,拓宽词作发展创造空间的理论见解,昭示苏词“以诗为词”的创造意义：发展到明清,在偏重词派论评的基础上,步入“正”、“变”论辩,与诗骚传统的内在沟通,揭示出东坡词儒化的现实意义。东坡论绵延数百年,日趋切要,既是苏词本身的意义决定,更反映出文学审美观念历史形成的漫长曲折,以及我们民族富有理论思维的审美创造力。     

新余高专举办学生词影展

2007年10月16日，新余高专举行了张伟同学个人词影展，引起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罗玉峰，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方国兴为词影展剪彩。中国书画学会副主席陶其骖、华夏散文作家方子华，民革新余市主委饶良僖及市文联主席李前等参观了展出。     

试论夏承焘对常州词派的研究

夏承焘在有限的清词研究文论中,以研究常州词派为最。他所研究的常州词派,以讨论张惠言、周济、陈廷焯和谭献等主要词家词论方面的内容为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描绘出了常州词派的基本情况,客观地评价了该派主要理论建树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了夏承焘的词学思想。     

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

新月派的诗打破词的固定形式，吸收了婉约词的音乐旋律的美；又把“花间词”的绸缪婉转与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糅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东方情调。新月派的诗受婉约词的影响是综合性的：通过不着痕迹地消化吸收词的优点，使新诗植根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中，使诗艺趋向成熟。新月派诗的艺术实践，标志着中国新诗开始理性地对待民族传统，从时代高度综合中国古典诗词和西方诗歌的优点，为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评谭献的词论

清代中叶以后,常州词派兴起,其间有不少词人、词论家创意立说,广为推衍:张惠言(1761——1802)首倡“意内言外”说,周济(1781——1839)发为“寄托出入”说,谭献(1830——1901)衍为“比兴柔厚”说,陈廷焯(1853——1892)有“沉郁”之说,况周颐(1859——1926)申:“重、拙、大”说,等等。他们以比兴说词、作词、强调词的思想内容,因而代替浙派,主盟词坛,影响及于晚清以远。     

论清初“岭南三家”词——兼论“岭南词派”

岭南词从清初开始崛起,此期以“岭南三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最为出色。大均词多抒写故国之思与哀怨之情,词风雄浑,词境开阔,想像飞腾,成就甚高;梁佩兰词清刚幽峭,陈恭尹词寄托深远,亦属出类拔萃者。“岭南三家”使得岭南词坛风气大开,在岭南词史上有特殊意义。屈大均、梁佩兰又和岭外词人有词学交流,这对于扩大岭南词的影响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学界素有“岭南词派”的观点,此说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