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     

秦蕙田与《五礼通考》

清代秦蕙田历经三十八年，完成了一部洋洋数百万言的礼学巨著－－《五礼通考》。其编撰有资料丰厚、工作扎实、集思广益三个思著特点。《五礼通考》在资料江集、体系建立、具体论证等方面都能博采众长，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前人的礼学成果，确实可称为中国古代礼学的集大成著作。     

《论语》中的“礼”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时境,坚持依礼而行,以礼救世,《论语》中就具体的记述了孔子对“礼”的一些观点。在对《论语》中“礼”的集注的基础上采用整体结构分析的符号方法与具体文化语境分析的方法,按照《论语》中对“礼”的源起、发展这一流动过程来进行分类,在集注的基础上对“礼”加以解读,以期望接近孔子的原意。按照《论语》中对这一流程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礼之因革;二是礼之本;三是礼一乐一仁;四是礼之规定;五是礼之实践。     

以礼释《易》:王安石易学思想探析

王安石易学的特点是以礼释《易》,他在《九卦论》中将礼看作是九卦的核心,认为礼是君子行之成。郑玄也曾以礼释《易》,但他侧重于用具体的礼制、礼仪解释卦爻,而王安石注重礼之精义,他认为章句传注之学忽略精义,这导致圣门之学不传、异端之学四起。王安石还认为礼是德得以体现的方式,内在德性需要通过外在之礼才能彰显。他进而论述了道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强调道需要通过德才能体现,德表现为人之仁义礼智,以此他反驳了将道看作是神秘实体的思潮以及韩愈以道德为虚位的观点。     

从王船山礼之经权思想管窥传统道德悖论的解决

儒家早期经权思想是关于道德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孟子提出了“反经行权”思想，并开解决传统道德悼论之先河。王船山巧妙地将儒家经权思想运用到解决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上，认为在礼用方面经权思想非常必要，提出了“因礼以达权”与“权伸而不损于礼”以及“循礼之经”与“行礼之权”的方法论思想，并认为道德悖论解决的尺度是“求其称”。船山运用儒家经权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传统道德悖论的问题，并将传统经权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礼之经权思想的价值开新。     

礼运行的哲理轨迹

与古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礼＂不是处于一个静止的状态,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这样理想状况的背后,礼在矛盾冲突中得以施行,有时甚至出现＂非礼＂的＂合礼＂现象。礼的矛盾运行,遵循一定的原则。尝试在礼的＂大小、先后、内外、时位、轻重＂等几个方面,对礼运行的内在轨迹进行探讨。     

《中庸》首章"中"、"和"、"中节"解读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诠解《中庸》首章的“中”“和”之论，一、根据《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及郭店简书《性自命出》等文的相关材料，可以将《中庸》“中”“和”之说解读为一种性情境界论。二、把《荀子》、《乐记》之“乐和同，礼别异”和“致礼以治躬”、“致乐以治心”的思想，同《中庸》“(情)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主张进行贯释发明，又可以看到，《中庸》作者在前贤以“和(龢)”为美思想的影响下，在性情论中灌注了调谐情感以相融的理念。     

周代“养老乞言”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创作的关系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养老乞言"礼是周礼中的重要礼节,是周天子为父兄辈而设的一种"乞善言"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鹿鸣》《常棣》《伐木》等诗篇是诗人据"养老乞言"礼而作。     

《荀子》中所见陶冶书写及其礼学意蕴

先秦时期,陶冶业为人们广泛熟知,在《荀子》当中,对当时的陶冶发展也有较多记述。《荀子》中的陶冶书写既是关于陶冶生产、流通、器型的历史记载,更是汇聚陶冶启发意义,对荀子礼制思想进行具象化阐释的过程和工具。在论及礼制起源时,荀子就借助陶冶埏埴现象,解释并佐证了礼制起源于“圣人之伪”的因由。通过对《荀子》中陶冶流通和陶礼器记述的观察,更容易理解荀子的礼法治国论和礼器使用观,从而为更完整理解荀子礼学思想的逻辑线索提供新的视角。     

陈奂《诗毛氏传疏》的礼学思想探析

陈奂《诗毛氏传疏》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主旨为探明《毛诗》古义,尤其擅于考证《诗》中之礼。陈奂精通礼学,在注《诗》时经常对郑玄等前儒礼说进行驳正,对《仪礼》仪节进行考证,并根据《毛诗》对先秦逸礼进行发掘。他在疏中提出了诸多礼学观点,如《诗》可以补礼之阙、春秋有变礼、礼尚养老等。其解礼的总体特点一是重视文字训诂,二是擅于以经解经。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天地未画前——论孔子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自境界上言,诗上即有礼、乐,礼与乐也相互融摄。诗＂兴＂处自然之情即有礼之＂立＂、乐之＂成＂。这在语源学、训诂学上亦可得一印证。但只说诗礼乐乃一事,于工夫上却不免失之笼统。自然之情的展现是＂立于礼＂的过程,人能近取譬而于日用常行间尽伦、敬事,方可展现自身＂是他＂的可能性。这根本性的人我之＂和＂,是上至源头通于诗情善乐的＂兴＂、下至日用伦常间达于成＂人＂践德之＂难＂的枢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象征的文化心灵演进具有日用伦常间的超越意义。     

略论李觏对荀子《礼论》的继承和发展

古代所谓“礼”，通常是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李觏的礼论是对荀子学说的延续和引申，但又比荀子的研究探讨深入广泛得多。本文略论两者礼论的某些渊源关系，对目前思想史的研究和伦理实践有一定的作用。     

晋代“引礼入律”论略

晋《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儒家化法典,“引礼入律”是晋代法律发展的重要特点,它在《晋律》中有突出表现：刑罚实用上“准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保护士族、官司僚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经济立法以及维护等级秩序的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等。其产生根源有：从文化根源看,是因为礼有区分贵贱等级、定分止争的功能;从政治学方面看,司马氏所建立的是门阀士族统治,所以任用儒家制订、解释法律;从经济方面看,民本思想是礼的重要内容,“引礼入律”有助于恢复经济、安定民心。     

东原“心知”之论及其性情思想的学术思想史索解——戴震关于性情问题的思考之二

戴震认为＂知＂是必不可少的人性＂三要素＂之一,是人的类本质,也即人禽之间的根本差异。＂知＂的功用的发挥又赖于＂心＂的作用。人之＂心知＂在认知中出现偏差和不足,是由于＂蔽＂。戴震以汉学立场和训诂考据的工夫,裁断宋明儒心性论、性情论的话语内容和方式,主要来自佛禅。他作《孟子字义疏证》,以重建孟学原貌自期。但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在内外学术压力下撰成的。可以说,戴氏作《疏证》,意不全在批驳宋儒,也不在准确地体显孟子之学,而是要表达其在人性、包括性情方面的新思考。戴震主张情与理应体现在建构一种正当而合理的人、我关系方面。这接近哈贝马斯所谓＂交往理性＂的思想,它对于我们理解东方思想哲学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宋儒、清儒都未曾有幸亲睹先秦孔、孟之间的一批儒家简牍文献。这批上世纪90年代面世的地下简本文献,揭示了传统儒家的性情论思想并非与本土文化资源没有挂搭。     

宋代儒家“礼下庶人”思想的兴起与实践

两宋时期,面对民间社会生活中道德秩序的混乱局面,宋代的儒家学者主张通过让普通民众践行家礼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来培养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及规范其外在的行为方式,从而实现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为此,司马光、朱熹等儒家学者积极编写和推行适合民间社会施行的《居家杂仪》《家礼》等礼教书籍,将以往只适用于贵族社会的儒家礼仪规范深入到民间社会,成为指导民众生活习俗的重要礼仪标准。     

《昏礼起源考辨》质疑

婚礼在礼教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弄清礼之内涵和昏礼内容两个相关联的问题,追溯昏礼起源问题也就事半功倍了。《昏礼考》一作从立意、推理到结论均存在待商榷的地方。     

论乡饮酒礼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

乡饮酒礼乃大司徒所积极推行而深入民间的"十二教"之一,其旨在于教导百姓谦让不争的良好美德,对于大众生活之影响以及社会风气之凝塑都极为密切,故而本文特别以乡饮酒礼为对象,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此礼之主要过程,包含正礼、旅酬以及第二天的宾拜谢主人、主人慰劳司正等后续发展三部分,本文将以此三大过程为讨论范围,讨论其中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本文之进行,首先论述为文之动机、目的与讨论之范围;其次,概述乡饮酒礼的四种类型与意义;再其次,则透过乡饮酒礼正礼中五步骤使用诗乐之情形,探讨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然后,则论述旅酬以及无算爵与乐的阶段,其所用之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继此之后,再讨论典礼后续余波部分的诗乐与礼相融之意义;最后,则提出乡饮酒的饮食之礼,藉由诗乐等文学艺术活动之熏陶,而达到催生礼乐社会之功能的结论.     

关于“礼”的法理学思考

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特定的语境。只有以正确的态度与策略审视和对待过去,才能建构起法治现代化的大厦。“礼”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一把锁钥。进行“礼”法关系的研究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汉简中礼对律的影响

"礼"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礼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法制史学中,法律儒家化,亦即法律在礼的影响下的转变始终是该学科的重要内容。但礼的崇高地位在我国古代不是一成不变的,礼自身也有一个进化的过程。一般认为,法律儒家化是始于汉朝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法律规范的证据,如其中户律、傅律、置后律等,这是从法律实证的角度来说明礼在律中的反映。     

王船山《中庸》哲学之实践性质——以《中庸》首章首三句的诠释为中心

《中庸》是对儒家心性论和工夫论、修养论等综合论述的经典。船山认为,《中庸》不是脱离现实且空虚的哲学理论或者迂腐的谈论,《中庸》是切实表达人们日常真面貌的圣贤之道,他并努力探究其中蕴藏着的真理,将《中庸》具体地阐述为日常生活中付诸于行动的实践道德规范,从而大大地提升了《中庸》作为实践哲学的价值和必要性。《中庸》首章的首句中提出人本性的道德根源就是天命,而王夫之以人为本解释了＂命＂字,从而突出中庸作为实践哲学具有的特征。对于《中庸》提到的＂性＂,则界定为人的本性,而不是事物,规定修道其＂性＂的＂道＂也是只有人才追求的最高价值。修这些＂道＂的过程就是＂教＂,而且与＂中庸＂或＂道＂的概念不谋而合,因此成为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和修养来实践的目标。但人作为实践目标的＂教＂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理论或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自然之理,而是存在可实践的事情。对此,船山解释为＂礼＂,以强调现实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礼＂是涉及到日常生活的所有关系网的实质性实践道德规范,人必需做出实质性努力才能实现,从而突出强调在《中庸》首章的首三句中《中庸》的实践性质,言简意赅地表达了《中庸》的总体内容,进一步提出儒家实践哲学的宏观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