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怀念狼》的变形母题

在中国古代的精怪、神魔小说等领域中,变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变形已经成为主题学下面的一个重要母题,发展至当代文学,变形母题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就出现了多种变形模式,并通过变形母题表现作品主题,体现出变形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内涵流变。     

论《怀念狼》的变形母题

在中国古代的精怪、神魔小说等领域中,变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变形已经成为主题学下面的一个重要母题,发展至当代文学,变形母题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怀念狼》就出现了多种变形模式,并通过变形母题表现作品主题,体现出变形母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内涵流变。     

蒙古族洪水神话比较研究－以《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为中心

蒙古族洪水神话主要用幻想和虚构的方式，叙述古时人类被一次大洪水毁灭之后，如何再生繁衍的故事，而这些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融入民间故事或传说之中，并发生了变化，本文以比较故事学的母题比较等方法，探究《天上人间》和《猎人海力布》等两侧融于蒙古族民间故障或传说中的神话原型，原意，力图揭示其原初形态，探讨其接受苏美尔，印度等民族或国家洪水神话影响之后发展变异的轨迹。     

一出时间的悲剧 ——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另一种解读

《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菲茨杰拉德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历来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学界对作品主题的解读,大多集中在对"美国梦"的追求与批判等方面。实际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隐含着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与时间的对抗。盖茨比在发财后既想重温与昔日恋人的旧梦,实现过去的梦想和抱负;同时又在极力掩盖卑微的出身和不光彩的发家史。这种矛盾的态度最终导致了盖茨比的个人悲剧。通过对盖茨比与时间对抗的悲剧描写,读者从中感到巨大的震撼力量,这是西方文学关于"时间"与"毁灭"母题的再次抒写,也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经典所在。     

《山海经》中的乐园探析

通过对《山海经》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描绘了一个上古先民理想中的乐园,并试图论证这个乐园就在古代西域。因此"西游"就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不断演绎的母题。     

藏文伏藏文献《神鬼遗教》史料来源及叙事母题探析

《五部遗教》中的《神鬼遗教》是一部伏藏文本，学界对其内容来源的研究仍处于比较模糊的状态。文章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神鬼遗教》是由金刚普巴橛的历史与莲花生入蕃事迹结合而成的一部伏藏文献。文中关于莲花生和金刚普巴橛的叙事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敦煌吐蕃历史文书P.T.44号，而《神鬼遗教》的8-16章中莲花生与夜叉“郭玛卡”的斗争又与辛饶弥沃传记《塞米经》的11-12章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且都是佛魔斗争母题的再现与重构。莲花生进入吐蕃后降伏各地鬼神的叙事模式，在敦煌文献P.T.307和《娘氏宗教源流》《莲花生本生传·赤铜洲》中能够找到与之相应的母题。因此，《神鬼遗教》的史料来源是多元的，其内容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以前的文献。     

神话母题索引编制与时代语境——兼评《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

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而言,类型和母题索引不仅仅具有资料学意义,而且它也是科学方法的基本工具。类型索引的编制与民间文学的研究动态密切相关,它的编制呈现了民间文学研究思潮的变迁。中国民间文学类型、母题索引的编纂缘起于19世纪80年代,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编制史的梳理过程,可以看到由于编纂者和编纂时代以及所涉及资料不同,它们的适用范围以及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思想史上的意义亦大不同。《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与国际通行的"AT分类法""ATU分类法"相契合;编纂者在书中列举了汤普森母题项,这使得读者可以了解中国神话在世界的位置以及它与世界民间叙事的关联;同时此索引编制中标注的关联项使读者能在中国神话各个类型中建立通道。《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母题实例与索引》适应了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数字民俗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它的编纂模式适用于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数据库之建设,是人文科学领域研究新方法的前行者。但由于本编目出版时间尚短,其意义与价值尚停留在理论层面,不知未来的践行中,是否能全面实现。     

重探鲁迅小说《伤逝》的立意

一般认为鲁迅《伤逝》的立意是描写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或借用涓生和子君之间的爱情悲剧批判旧社会、封建残余及当时盛行的片面的个性解放思潮。本文重探《伤逝》的立意,认为《伤逝》的主旨是鲁迅在时代与思想新旧交替之际,带着留恋、伤感、期待,勇敢重回"虚空"的全过程的记录。     

中西方文化对比浅探——以《梁祝》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从南北朝时期就一直以不同形态的艺术形式传播着;而《罗密欧与朱丽叶》则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之一,也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部巨作,其故事源自意大利古老传说。虽然这两部文学作品创作于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环境,但二者都是以悲情爱情为主要基调,通过男女主人翁之间的悲情爱情深刻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思想。本文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主要探讨中西方悲情爱情的异同点,从而从揭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类型解析

文章以流传在裕固族地区的《格萨尔》史诗为分析对象,针对其目前所呈现出的＂纯故事＂特点,结合故事类型理论对其故事母题构成、故事母题特点、故事类型情节及情节概要、故事类型丛及其丛构规则进行了论述。从中窥见《格萨尔》史诗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以及裕固族《格萨尔》故事的全貌和实质内涵。     

新天文学探源--评朗达·马腾斯的《开普勒的哲学与新天文学》

朗达·马腾斯的<开普勒的哲学与新天文学>一书,实际上是讨论了新天文学的起源,从哲学的角度探究了开普勒所做出的伟大发现.作者紧紧抓住开普勒的原型思想,分析开普勒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物理天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原型为开普勒战胜技术上的困难、同行的批判和逻辑上的推理障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新天文学的诞生.另外,开普勒的原型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由早期的几何原型,到原型的现实主义应用,再到和谐原型,最后到综合的自然哲学观,反映了开普勒的哲学思想的逐渐成熟.     

传说对神话原型的重现与改写——以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为例

环洞庭湖刘海砍樵传说是“狐精”这一古老神话原型的复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古老的民族记忆。这一神话原型在刘海砍樵传说的演变中发生了“置换变形”，表现在神话原型逐渐世俗化，英雄原型与彼岸原型植入到传说中，迎合了中国民间的“狂欢化”想象。     

互文性语境下“恋头情结”原型的再生性研究

具有共相性的恋头情结原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作家的笔下,常常呈现出多种互异性特征。在研读几部代表性恋头情结作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在互文性语境下,恋头情结原型的强劲再生性,并指出由此产生的再现、强化、调和、解构和置换等五种具体派生原型形式。     

用温暖拥抱生活用"仁"德构建和谐--刘黎莹获奖小小说浅析

泰安作家刘黎莹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小小说的园地里，并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作者怀着“能让每个人活得好一些”这样朴素的创作理想来拥抱生活，回馈社会；同时自己的人生观念也鲜明地投射到小小说的创作中，使得文本呈现出一定意义的儒家哲学意蕴。     

孙悟空自称“外公”的民俗学解析

《西游记》艺术地再现了明朝社会生活现实,父系家长制是我国封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必然会投影到小说中。孙悟空偏爱以具有母权遗留的“外公”而非代表父权的“爷爷”作为自称。孙悟空的艺术形象秉承“知母不知父”神话。母系、父系两种社会家族家长制的影响,“舅权”产生、发展特点以及吴承恩特殊的生活经历,可以阐释“孙外公”的存在原因。     

论《四声猿》的悲剧主题

徐渭《四声猿》题名寓有悲意,以浓深凄凉的悲剧意识为主线连成整体。《狂鼓史》为现实悲剧:祢衡向曹操复仇是作者利用传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众心理作幻想式的精神安慰,非现实可行之路。《玉禅师》为人性悲剧:以清修廿余载的玉通禅师无法摆脱“情”和“复仇”两大人类普遍心理暗示尘世凡人更难以摆脱,而“情”和“复仇”恰是悲剧的根源。《雌木兰》为妇女悲剧:特定条件成全了女英雄花木兰,但除去特定条件,木兰就像广大封建社会妇女一样成为悲剧的牺牲品。《女状元》为官宦悲剧:徐渭以女子自比是基于传统文人心态,但官宦的终点是禁锢个人的聪明才智,成为奴才。     

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委政宦官之实

鉴于历代宦寺之祸,朱元璋曾多次发表关于宦官干政的见解,同时强调其严禁宦官干政的主张,洪武十七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立于宫中,成为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象征.与之相左,三十余年间朱元璋又不间断地派宦官出使、观方略、从事茶马贸易、监督税收及参与刑狱等活动,诚如<明会要>所载,朱元璋是"自禁之又自紊之".朱元璋的禁紊之举,暴露了其以内制外、内外相制的潜在意识,为明代中央辅政体制朝双轨制发展铺垫了道路.     

论元小说叙事中"作者出面"的不成立

元小说理论中,有“作者出面”的说法。从叙事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元小说叙事中的叙事者决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作为情节中的人物出现的名为“作者”的叙事者。出面的是叙事者,而不是作者。     

悲剧原型背后的叛逆者--苔丝--原型批评理论下对《苔丝》的解读

用希腊神话中珀罗普斯故事里的马车作为原型,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分析小说<苔丝>中悲剧原型背后的叛逆者--苔丝,并从不幸与死亡、生命与幸福、探寻与回归三个方面探讨苔丝的叛逆性格,同时还分析了作者的伦理与悲剧思想下的苔丝.     

试论清末常州词派文人的屈骚情结

屈骚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原型在清末常州派词人身上体现为以下几方面内容：一、美人香草式的抱节自持;二、对多难家国的真挚关注;三、清帝逊位后的遗老心态。屈原身上本有爱国与忠君的双重因素,时值清末,历史已显示了走向另一种选择的必然性,爱国被注入了与忠君截然不同的内容。他们再死抱“忠君”不放,就只有走向“爱国”的反面,以可笑可悲的形式为这一传统的人格模式做了合理的逻辑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