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莫”并称与晚清“宋诗运动”

道、咸间贵州籍杰出诗人郑珍和莫友芝,最初以学者身份齐名,后因近代“同光体”诗派兴起,郑、莫的诗歌价值渐为世人所认可,故此才以诗名并称.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较早明确揭橥“郑莫”的诗歌价值及诗史地位,从而使之成为“宋诗运动”的一面旗帜.二家创作本质上都具有“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特点,但表现又同中有异,在同时代宋诗派作家中可谓自树一帜.     

抒悲愤之情 扬雷霆之声——浅析近代诗人宁调元的狱中诗

近代诗人宁调元面对专制统治、列强入侵和狱中险境,写了大量抒悲愤之情、扬雷霆之声的狱中诗。由“死”和“血”组成的“悲愤”之情,以及由“革命”、“民主”、“自由”组成的雷霆之音,成为了他诗歌的情感主旋律。这种源自于自然心声的情感,已经完全冲破了古典诗歌情感模式的束缚,奏响了一曲富有激越音色和生命力度的文学情感的交响乐,它正在召唤着一个中国文学情感模式大转换时代的到来。因而,宁调元的狱中诗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影响是深远的,同时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探究的。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与分期问题

关于当代诗歌的历史传统 ,有一些过去的定见需要纠正 ,“天安门诗歌”并不是当代诗歌的起点 ,这个起点 ,也即现代性的诗歌源流 ,应从 6 0年代算起 ,其代表主要有活跃在 6 0年代的“贵州诗人群”、以食指和“白洋淀诗群”为代表的地下的和非主流的知青诗歌 ;关于当代诗歌的分期 ,应该特别重视 1978年前的“前朦胧诗时期” ,并在 1978至 1985年的“朦胧诗”主潮时期之后 ,区分出两个时期 ,即以 1989年为界 ,分为“第三代”或“后朦胧诗”的蜕变期 ,与所谓“90年代”的弥散期 ,另外也要看到诗歌在进入世纪之交时期“70后出生的一代”崛起之后的新局面 ;关于当代诗歌的基本评价问题 :一是强烈的现代性向度与启蒙主义情结 ,二是必然的民间性与边缘化同在的倾向。     

钟嵘“直寻”说排斥用典吗？

六朝时期,诗人一味追求用典,导致诗歌内容空洞、文脉滞涩.鉴于此,钟嵘提出诗歌创作“直寻”说,认为诗歌贵在吟咏性情,抒发诗人切身体验.但从钟嵘选诗评诗的情况来看,其“直寻”说并不排斥用典,而是要求用典合理适当、贴切自然.     

说“妙悟”——读《沧浪诗话》札记

一严羽的《沧浪诗话》对诗歌艺术理论的探究颇具特色,而关于“妙悟”的论述则是其诗歌理论的核心。严羽“以禅喻诗”,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悟”是禅家语,本意是指心解神领,与心领神会近义。严羽借用禅家的“悟理”论“诗道”,他的“妙悟”说,似乎兼有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与对创作规律的掌握两方面的含义。就其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来说,他认为,“诗者,吟咏情性也。”按此标准,认为诗有第一义和第二义之分。第一义指作品的艺术境界很高,即那些能充分反映诗歌艺术特征的优秀诗     

诗歌本质论——中国诗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关于诗歌的本质问题是诗学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中国古代诗论对这一问题有过较深刻的论述 ,但比较分散。诗歌的内涵从“诗言志”到“理、事、情”并举是个漫长的认识过程。从“诗赋欲丽”到“诗与文之辨”,使诗歌的特征越来越明晰。诗歌的社会功能主要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和“诗教”说。诗歌本质学说对中国诗歌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诗中三味与作诗技巧漫谈

诗中三味，即“虚、拍、韵”。诗中三味不仅表露出诗歌最本质的特点，也告诉人们诗歌的作习技巧，同时，它还是诗歌审美的重要标准。诗中三味在艺术内涵上统一了律诗和自由诗，是诗歌习作和诗歌审美的最高境界。     

从李峤“杂咏诗”看诗歌功用的拓展

李峤“杂咏诗”在形式、内容、体系方面独具特色：均为五言律涛形式,内容全是咏物,作者运用主题类分法,构筑起一个严密、有序的体系,形成有形无神、略无兴寄、多无生趣之风格。在唐初律诗规范化、定型化之际,这120首五言律诗的确为律诗形式的固定起到了范式作用,其独特的创作目的,拓展了诗歌的功用,成为启蒙学者、以诗教诗的教材,同时后世咏物诗集对“杂咏诗”以类书编写的体制多有参考。     

《诗经》采摘诗研究

《诗经》中有许多寄托怀人情感的诗歌，而这些诗歌中经常出现思念之人的一个动作，那就是“采”，诗人常以“采摘”作为思念怀人的一种方式。我们把诗中出现“采”字，且“采”字具有摘取、折取之意的诗歌，归类为“采摘诗”，并将它们分为以“采”字起兴的诗歌、采集某种植物表达思念之情的诗歌、记录采摘的过程来表达喜悦之情的诗歌三类。     

中国古代诗歌批评的三种主要方法

“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是古代诗论家提出的三种主要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有不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诗歌批评的基本规律和特征,这些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救亡-启蒙”论及其学术影响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背景下出现的“救亡-启蒙”论,以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在当时切合了投身中国革命又经历“文革”的一些人的反思,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救亡-启蒙”是追求“启蒙”的中国现代史叙事,作为新的历史解释模式,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给我们带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新的研究角度,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在“救亡-启蒙”论中,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原点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五四运动中救亡是否压倒了启蒙等成为当时重要的学术议题.这些观点上的争鸣,是思想界重现“百家争鸣”现象的重要表征.     

论丘逢甲的诗学观

丘逢甲的诗论涉及诗歌内容、功能、风格、手法等方面,他论诗从诗歌本体出发,辩证认识,扬弃了诗界革命之激进与复古诸派之保守,当为诗歌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有力推动了诗歌近代化进程。     

中国古典诗词的色彩美

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又在评价杜甫诗时说:“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古希腊抒情诗人西蒙尼德也说:“诗为有声之画,画为无声之诗.”都说明了诗歌形象与绘画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绘画借助视觉来表现形象,正如元人王履《华山图序》所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诗歌的创作过程与绘画有着相似之处,也是从视觉形象向语言艺     

"三着"珠联 "两点"璧合--古典诗歌赏析例谈

———古典诗歌赏析例谈 明振来(阳新高中,湖北　阳新　435200)　　古典诗歌的赏析与教学,要遵循诗的特征。诗为何物?“诗者,志(情、意)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何以言志?“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这些古人之论道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根本特征:诗的功     

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

“知人论世”是从诗歌生成机制和创作原理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方法 ;“以诗解诗”是从诗歌文本出发 ,着眼于微观的批评方法 ;“识鉴诸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方法。古代诗论家所提出的三种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王维诗歌英译研究述评

王维（701-761），唐代伟大诗人，诗歌、音乐、绘画兼擅，笃信佛教禅宗。因其绘画造诣，被誉为“南宗画派之祖”；因其以禅入诗被誉为“诗佛”；因其音乐造诣，初为官时为太乐丞。其诗歌因其以画入诗、以禅入诗、以音乐入诗闻名。MarshaL．Wagner曾说，“近几十年来，王维的诗歌翻译数量比其他任何一个中国诗人都要多。”（1981：i）从王维在我国文坛的地位及其庞大的英译数量来看，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进程中，王维的诗歌英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维诗歌英译数量庞大，而学者对其诗歌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对王维诗歌的英译状况及对其诗歌的英译研究情况，以为更多的学者在此领域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朱琦诗: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部“诗史”

朱琦是近代广西诗歌史上的一位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重要诗人,“岭西五家”和“杉湖十子”之一。他的诗以杜甫为法,从各个角度全面地反映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前后的社会现实,寄予了深沉的感叹,具有浓厚的“诗史”特征,风格沉郁悲壮,有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可谓杜甫诗歌的传人。     

试论柏拉图的“非诗”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宣称"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他为什么要"非诗"?"非诗"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精神指向?文章旨在对《理想国》中所列举出的诗人的罪状以及对诗谴责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出柏拉图"非诗"的真正用意:为了对公民进行理性教育与启蒙,以及对理想城邦的重塑与建构。     

从海德格尔的“物”看里尔克的“物诗”

学术界一般认为，里尔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主观表现的诗歌，中期的“物诗”，后期存在论意义的诗歌。值得注意的是，“物诗”中的“物”不在象征，也不在物的客观描绘，而是抵达物的本质。本文借鉴海德格尔对“物”的独特阐发，从物之为物、物与人、人之为人几个方面把握里尔克的“物诗”。     

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

“知人论世”是从诗歌生成机制和创作原理的角度提出的批评方法；“以诗解诗”是从诗歌本出发，着眼于微观的批评方法；“识鉴诸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方法。古代诗论家所提出的三种方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