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用社会学越轨理论中的社会反常论与文化传播论系统分析了科研不端行为。前者认为普遍性规范没有充分实现与科学共同体的分层导致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后者表明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中,科研不端行为必然被科学家在其社会化中学到,从而可能导致不端行为传播。     

科研不端定义的国际比较研究:表现形式与界定方式

为了推进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理解,文章基于10个代表性国家的科研不端政策,探讨了科研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与界定方式。研究指出,科研不端行为的表现形式可根据不端行为与知识生产的关系分为两类,而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方式则可分为窄定义、宽定义和开放定义三类。美国的FFP定义在国际上不具有广泛性,而中国的开放定义也并非孤案。最后,文章就如何完善中国的科研不端政策,提出了几点启示。     

论“巴尔的摩案”的社会建构——有关调查的主体、文本、结论变动的历史研究

历经十年的巴尔的摩案经历了调查主体、调查文本、调查结论的同步变化,第一阶段的1986年沃利茨委员会和艾森的调查只是科学家内部学术争端的调查,并没有人提出科研不端行为的指控。第二阶段的1987-199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次调查经历了主体、文本、结论的同步变化,调查主体先后有迈尔斯小组、戴维小组和新组建的美国科学诚信办公室,调查文本先后有Beta-1试剂作用的夸大、17页实验记录和1号笔记本日期的真实性,调查结论从科学错误到严重错误,直至科学不端行为。第三阶段的1994年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调查草案再次判定科研不端行为,1994-1996年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上诉委员会受理上诉后判定认为,金西·凯利没有不端行为。纵观十年调查,调查具体文本的转换影响着调查结论的反复,它是自然建构的;调查主体的变化直接影响调查结论的反复,政治介入是科研不端行为调查程序成熟的阶梯,这是社会建构的阶梯作用。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阶梯,但不可否定这一阶梯在在其建构中的价值和作用。     

权利视角下科研不端治理研究——以隐私权为中心

隐私权保护是科研不端法治化治理的应有之义。科研不端中隐私权主体是不端嫌疑人,涉及到其与不端行为相关的信息性隐私和自决性隐私,对其隐私权保护的阻却事由包括公共利益、知情权和权利放弃等。不端嫌疑人作为完全性公众人物和有限性公众人物时,隐私权受到不同的但强于普通不端嫌疑人的限制。结合案例和研究结果为科研不端中的隐私权构建出恰当的保护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演变——从不端行为定义的争议与统一过程审视

自关于科研不端行为的首个联邦部门规章于1989年制定并实施,直至统一的联邦法规——《关于研究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于2000年12月6日公告生效之前的12个年头里,美国政府各部门和机构的政策法规中,有关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一直是“各自为政”、“争执不停”。研究结果发现：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和机构关于不端行为定义的争议与统一过程,蕴涵着并影射出联邦政府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政策的演变轨迹和统一趋势。     

从职业伦理到公共政策的制度性转变——美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策略及其意义

因传统防卫方式的失效,美国政府开始转向和尝试以制度化的公共政策来应对日趋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这种制度性转变的策略,呈现出早期的伦理政策化和法律化,与后期的政策法律、伦理、教育、训练、研究、技术等相结合的特点和趋势,并逐步形成科研不端行为的综合防治策略与机制.其具体表现为:制定和实施完备的政策饭嫣逑?设立和运作良性的层级监管机制;规定统一的举报和查处程序;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保证科研诚信、防治科研不端行为、营造培育负责任研究行为的良好环境,建立和实施系统有效的教育、训练和研究体系.这种系统和制度化的科研不端行为综合防治策略,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试析高校学术不端行为中的“被迫现象”——从学术能力的视角看

当今高校有不少学术不端者的不端行为具有被迫特征。这种不正常的学术不端被迫现象有成为正常现象的态势。这里面蕴含着巨大而深刻的学术危机。以学术能力为视角来研究高校学术不端被迫现象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视角下,描述了这一现象在高校的种种表现,从科研管理制度、研究生教育、高校教师招聘制度等方面透视了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政府决策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及治理对策

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逐步提高,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参与政府决策过程中,科学家的学术不端行为频繁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应通过健全科研诚信机制、完善科学咨询制度、引入公众参与、重构以责任为核心的科学"理想主义"等措施,提高科学家参与政府决策的有序性和规范性,才能真正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     

丹麦“精英”科研不端案的调查处理与经验总结

丹麦"精英"神经科学家彭科娃的科研不端案是近几十年来丹麦科学界情节最严重、影响最大的科研不端案件,是世界范围内因科研不端行为本身而不是因滥用科研经费、滥用职权被判刑的极少数案例之一。文章对该案的调查处理及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经验总结,希望能对我国科研不端案件的调查处理与科研诚信建设实践提供经验借鉴。文章主要总结了三方面的经验:(1)通过对调查过程的分析,指出案件调查过程遵守权责明确、程序正当的原则是案件处理成功的重要原因;并指出这两点对我国科研不端案件调查的借鉴意义;(2)分析案件全面调查结果对丹麦科研诚信建设的影响,指出面对重大科研不端事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重要性;(3)分析案件全方位调查对哥本哈根大学的影响,找出我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在科研不端事件之后科研诚信建设的不足和改进重点。     

中国惩治问题研究行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的新近认知与规制转变

以2021年1月联合工作机制通报曹雪涛院士等“图片误用”处理情况为标志，惩治问题研究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重大挑战，亟待学理和政策的共同突破。第一，中国须明确“零容忍”问题研究行为的立场。应借鉴近年欧盟不可接受研究行为、美国有害的研究行为的性质判断，反对问题研究行为误导为“诚实的错误”；第二，借鉴2018年《管理和调查潜在违反澳大利亚负责任研究行为指南》，建立科研行为四构成要素新框架——科研规范行为、轻微问题研究行为、严重问题研究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建立判断严重问题研究行为的“负面影响重要性”和“重复犯有”标准；第三，落实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惩治“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的战略性部署，惩治时区别对待轻微和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惩戒严重问题研究行为时遵循零容忍但谨慎一票否决原则。     

奥地利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的进展与启示

奥地利是首先建立起解决科研不端问题的协调系统的少数国家之一。奥地利科研不端治理体系经历了从科研伦理到科研规范、从分散应对到集中治理、从内部管理到外部强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点带面、有法可依、有组织有秩序的综合治理体系。其中有些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科研不端行为的激增与无私利性规范的存废——以朱克曼和施茅斯的争论为中心

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激增,无私利性规范能否构成独立的存在而不被替代,成为朱克曼和施茅斯争论的主题。第一,社会规范不能取代科学规范,科学规范体现求真的建制性目标,这是无私利性规范的独特特征。第二,技术规范不能取代科学规范,二者不能混同,无意识地违反技术规范,不等同于违反科学规范,它不属于科研不端行为;整篇论文剽窃违反无私利性规范,属于科研不端行为。第三,诚实性原则不能替换无私利性规范,无私利性规范保证了科学领域更高的诚实性要求,比如列出不利于自己的反方观点和证据等等。     

科研不端概念再审思

科学界定科研不端概念事关科研不端治理能否精准展开。通过政策考察、案例研究和逻辑语义学分析，发现国内外政策中的科研不端概念既存在内涵上的逻辑不严密问题，也不断遭受到新出现的外延和对外延扩大解释的冲击。由于现有科研不端概念存有难以调和的内涵和外延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基于现实需求和语义学规范对概念予以立体重构。导致科研不端发生的原因是科研不端内涵的本体，造成了或将要造成某种不利后果是科研不端外延的本质，两者在科研人员学术自由权的维度内得以统一。将“不正当行使学术自由权”作为属，将“不构成犯罪”作为种差，可以构建出“属-内涵——种差-外延”相对应的科研不端概念。     

规范科研道德遏制学术界的"海盗行为"

针对当前我国科研领域出现的一些丑恶现象,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姜悦楷呼吁,要从制度上大力加强科研道德建设,促进我国的科研事业协调发展。姜悦楷说,当前,部分科技工作者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导致的学术不端行为屡屡出现。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科研工作沾染了浓厚的功利色彩,学位、职称等功利目的削弱了科研的深入探讨,由此导致研究数据的可靠程度、研究的深入程度、规律的发掘深度都令人担忧。二是科研中责任心不强,贪图眼前利益,不愿从事基础前沿的研究工作,热衷     

科研诚信范式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意蕴

"科研诚信范式"是在批判继承"默顿范式"、"科研过程诚信"以及美国国会CRI相关思想基础上而得以确立的。作为一种培育负责任研究行为的伦理文化环境,科研诚信具有科学家个体与科研机构或组织等双层内涵,并受到来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在认识论上不仅能合理解释和预测科研不端行为的演变机制,而且在方法论上能正确引导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的相关政策设计以及科研人员的行为,特别是自2007年以来的四届世界科研诚信会议,逐步形成了科研诚信的全球共识及其实践的国际拓展新趋势。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

用立法规制学术不端行为是防范和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明确了NSF规制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依据、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构成要件、处罚种类和处罚主体,并据此提出了对我国规制学术不端行为的立法借鉴。     

斯塔佩尔案的调查处理对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启示

斯塔佩尔科研不端案因涉事机构之多、人员之广、历时之长、影响之大在荷兰乃至全球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该案的调查结论和调查过程在科研诚信的宏观建设和微观调查方面都提供了有益经验。在宏观上,强调了制定科研诚信规范,建立专门咨询和调查机构、专门网站的重要性。在微观上,调查过程坚持了三个诚信委员会同步联合调查、调查结果公布与调查过程同步进行、调查案件本身与调查研究环境和研究文化同步开展的"三同步"原则,及时制止了斯塔佩尔不端行为对科学的损害,回应了社会的关注,维护了科研的尊严,值得思考和借鉴。     

教育对研究生科研道德行为认知的影响——基于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与科研道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研究生参加科研道德教育课程学习的前后期跟踪问卷调查,基于SPSS统计分析,探讨了科研道德常规课堂教学对研究生科研道德行为认知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科研道德教育对研究生在科研不端行为问题的认知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研究生在科研活动问题行为的认知有显著影响。通过教育,研究生对于科研道德行为中的问题行为的认知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我们认为,对研究生在科研活动中的问题行为,通过教育途径是可以纠正的。     

论美国"科学不端行为"定义的历史演进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较早和较为系统开展科学不端行为定义研究的国家.1989年美国公共卫生局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科学不端行为定义,引发了贯穿整个90年代的持续争论.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批评上述定义基础上提出了"三种行为框架"的定义建议.1993年美国研究诚信委员会针对1989年的定义转而提出"主要原则加例子"的定义建议.直到1999年美国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颁布基于1989年定义基础上改进的"研究不端行为"定义,才结束了持续争论.纵现这场争论,科学界认识到不端行为的危害性和定义的重要性,政府机构的积极推动,构成了美国定义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程序

用立法规制学术不端行为是防范和惩罚学术不端行为的基础。本文研究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程序,主要包括举报和受理、调查、处理、救济等程序,并据此提出了对我国的立法借鉴。